【杭州日报·城纪】青年路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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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路27号

——时光之上阳光之下

2014-01-12

  文/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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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周恩来与鲍乃德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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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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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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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初冬，天空蔚蓝，阳光温柔。探访青年路27号。

  早晨醒来一推窗，天地一色，霜如雪落，覆盖四野。

  12月了，必须要穿夹袄了，秋天的裙摆还拖着，全是昨夜的灿烂。枫叶红了，银杏黄了，山茶已经在孕育红色的花蕾，柳树仍绿得英姿勃发。色彩斑斓的初冬，楚楚动人。

  从耶稣堂弄出发，红灯停绿灯行，遇到单行便转弯。一路逶迤向南行到青年路27号，刚好十分钟。

  阳光下，一座青砖四面钟楼，挺拔庄重，一身清癯，犹如一位身着长衫的百岁老者迎风展眉，负手而立。

  钟楼向虚而立，右手边是国货路，左手边是青年路。青年路原名杭县路，1927年改名为青年路。

  钟楼底部是一扇拱券门，门内便是杭州青年会会所。院内一棵老香樟葱茏繁茂，枝叶尽情舒展，攀越过墙头，将钟楼拥入怀中，犹如拥抱一位老友。阳光清澈，树影斑驳。

  此时，钟楼上的大钟指针指向上午九点整。

  此钟楼曾为西湖之冠，落成时轰动一时，报时声响彻杭城方圆十里。如今虽已近百岁高寿，依旧目光如炬，气定神闲，时间的误差不超过十秒。

  一百年，历经沧桑动荡，钟楼也曾满身伤痕。风云变幻，战火纷飞，朝代更替，他都稳稳地立在那个路口，不偏不倚，不卑不亢，见证着围墙内外的百年沧桑。

  不过，要细说这座钟楼的故事，必得推门而入，先从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鲍乃德说起。

  鲍乃德来杭州

  1911年初，已近旧历新年，天寒地冻。

  清朝政府已到末路，黄龙旗有气无力地挂在城市上空。旗下（如今湖滨一带），仍住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王公贵族们。

  一对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新婚夫妇，鲍乃德和新婚妻子伯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鲍乃德时年22岁，大学毕业不久，高大英俊，风华正茂。而妻子伯莎，是他们镇里最可爱的姑娘。刚举行完婚礼，新婚夫妇就登上一艘名叫“亚细亚”的轮船，前往太平洋彼岸那个遥远又陌生的国度——中国。

  1911年1月的一天，他们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到杭州。火车停靠在“武林门”附近的城墙外。

  新婚夫妇拎着大包小包，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环顾四周。这个城市有厚厚的城墙环绕，寒冷而沉默，犹如被时间遗忘的中世纪古堡。周围都是身着长袍马褂，表情淡漠的行人。三三两两的人力车夫，跷着脚，在路边等客。

  金发碧眼的外乡来客，在当时的杭州并不多见。兴许是天气太冷了，缩着脖子赶路的人只是稍微抬起头瞟一眼，便匆匆走开。没有人迎上前来，他们也听不懂周围人说的话。

  伯莎双颊玫红，蓝眼深邃，金色卷发飘逸地披在肩上。这位新妇穿着美国最时髦的松袖服装，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宽边帽子，瞪着大大的蓝眼睛，一脸迷茫。

  腊月的寒风吹得脸生疼。她紧了紧大衣，问丈夫：有人接站吗？

  鲍乃德虽然来过一次杭州，面对熙攘的人群，也一筹莫展，举步维艰。

  还没回答妻子的疑问，一名当地人朝他们挤过来。来人打着手势，会说几个零碎的英文单词。他们总算勉强明白，这位就是教会派来接站的仆人。

  此番远行的目的地中国，遥远贫穷，况且政局不稳，战乱频发，他们带了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加上衣物，满满的几大包。仆人清点好他们的行李，指挥几名苦力搬运。

  从车站步行到教会所在地耶稣堂弄，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苦力们背着行李、喊着号子跟在后面，鲍乃德夫妇跟着带路的仆人走在前面。

  一行人穿过城楼下的拱形通道，投进街上的熙攘人流。两三天后，他们就认识了这条大街，扇子铺、毛笔店、绸缎庄、米铺……各色店铺分列两旁，人头攒动。买绸缎的，拉开来在身上比划；买大米的，用手抓一把米，让米顺着指缝滑落……路边还有用木盆装着卖鱼卖虾的，鹅卵石路上都是垃圾。

  来之前，他们曾查阅书籍。一本出版于1908年的《理查的中华帝国地理大全》，这样描述当时的杭州：“杭州府是一座开放通商城市，也是中国最优美、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中国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除了以游览胜地著称外，它还是丝绸之乡，但已风光不再。事实上，它现仅存一条两旁是店铺的长街。市区大部分已在太平天国时期毁于兵火，现仅剩一片断瓦残垣。”

  他们走的就是那条长街，杭州当时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后来被称作“中山路”。

  放眼望去，整条街都是深深浅浅的蓝色，男女老少都穿着统一的服装：蓝色的长衫或短袄。新一点的衣服深蓝色，有些洗得发白了，就变成浅蓝或灰色。

  这是完全不同于家乡的世界，鲍乃德新婚的妻子虽有心理准备，眼前的景象与想象还是有些落差。

  这位年轻女子用戴着手套的手，拎着裙子下摆，在崎岖不平的石板路上，踮着脚尖跳跃而行。

  没多久，他们便到一条窄巷，耶稣堂弄到了。在“南长老会”的院落里，他们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这对小夫妻马上感觉宾至如归，鲍乃德甚至想马上投入工作。

  新大楼落成

  这座红色大楼如今容貌依旧，它的门窗和砖缝里，渗透了百年时光和尘埃。1917年（也有说1919年），鲍乃德铲起第一锹土时，心中想的无疑是他来到杭州的使命——筹建杭州基督教青年会。

  一到杭州，鲍乃德便聘请语言老师学习杭州方言和各种礼节。语言，是他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钥匙。

  最初，鲍乃德把家安在丰乐桥，并在此迎来了女儿鲍金美。临时工作地点设于直大方伯，免费借自一名官员。长条形的矮房沿街铺开，被隔成一个一个的小方格。大门一开两门，老式瓦房，木板间隔，院子用小石子铺就，种了一些花草树木，干净整洁。

  在鲍金美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办公室呈狭窄的长条形，地板是光的，没有吊顶，能直接看见天花板上的房椽。像很多中式房子一样，护墙板漆成暗棕色。房子光线很暗，一到冬天寒风直入。但很快，鲍乃德就忘记这些不适了。他心里在筹划着一座新大楼。

  1913年，当时的浙江都督府拨出旗营地16亩，作青年会建造会所之用。建造会所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捐款，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丝绸公所”（观成堂）助款修建四周围墙。观成堂负责人金溶仲先生还在旁边购买了一块地产，将其捐赠给“青年会”作为运动场地，这就是杭州最早的灯光球场。如今，一幢十三层的新楼正从这里拔地而起，为将来的杭州青年会国际交流中心。

  1914年1月，杭州青年会有了第一批会员。登记者人数众多，来自各行各业，包括一名翰林和一名黄包车夫。2月，青年会成立董事部，会长张葆卿，干事鲍乃德。在鲍乃德心中，“青年会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以培养青年人具有德、智、体、群四育完美的人格为目标，以介绍与推动欧美竞技体育为己任。”在鲍乃德眼中，中国人不苟言笑，不爱运动。他要改变这种现象，让国民身体素质强壮起来。

  1920年5月3日，青年会新大楼落成，大门在泗水路（如今的国货路）和青年路转角处。这是一座四层砖混结构洋房，占地4400多平方米，共耗资十万余元。正立面以塔斯干柱列和砖券窗为构图元素。底层为办公室，有杭州当时前所未有的淋浴设备。二楼为教室和餐厅，也是杭州当时少有的西菜与冰淇淋供应之所。三楼为单身宿舍，收费甚廉。四楼为会议室。楼顶是屋顶花园。会所内设接待室、演说厅、游戏室、事务室、阅览室等……

  会所落成之日，浙江私立体育专门学校校长王卓夫，曾撰联为赠，悬于楼下大厅：此杭州最新建筑，是青年第二家庭。此对联于抗战中遗失，后请省参议会副议长余樾园先生，照原句重写一幅，加上跋语，用木板刻成，仍悬于旧处。

  如今的青年会，一二层为咖啡馆，三层为青年旅社，里面的格局及环境布置，和一百年前大同小异，今天再看，也是时髦的。宽敞的走廊和台阶，淡绿和灰色相拼的水磨石地面、淡绿的护墙板清新雅致。落水管建于百年前，如今仍在使用，流畅如初。

  沧桑钟楼

  王师傅是地道的老杭州，退休后到青年会做门卫。除了登记每日进出车辆，他还有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爬上钟楼给大钟上发条。

  每周一，早上七点半一上班，王师傅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钟楼左侧的一扇小木门，登上狭窄而陡的楼梯，小心翼翼爬上钟楼，进入不足五平方米的机房，拿起摇柄，使出浑身力气摇20下，为大钟上发条。上好发条，再拿起边上的小油壶给齿轮上油，确保齿轮润滑。

  7天后，他得再重复一次同样的动作。这一系列动作，保证了大钟走时误差在十秒以内。

  这是杭州唯一现存的民国时期四面钟，建造伊始便成为杭城标志性建筑。

  五六十年代的青年路，天刚蒙蒙亮，挑担卖早点的人便聚在青年会的围墙外，担子沿钟楼两侧排开，卖馄饨、葱包烩、烧饼、油条、豆浆、米面……住在附近的人，赶早立在钟楼下，就为了能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再来一副烧饼油条。吃到肠肚身体都落胃了，浑身暖和起来，抹一抹嘴，美好的一天才开始。

  等到阳光照上钟楼，吃早点的人少起来，卖早点的人才边收拾家什，边聊聊街坊八卦。抬头看看钟，时间已经不早了，家里还有很多活计要做，道个别，匆匆散去，只剩下烧饼油条的香味在钟楼四周飘荡。

  钟楼已经为杭城报时近半个世纪，人们已经习惯了路过钟楼抬头看看时间，整点听它嘹亮浑厚的报时声，却不知道它最初的缘起。

  钟楼的建造，跟一位名叫谢洪赉的浙江慈溪人有关。1908年谢洪赉到杭州，参与杭州青年会的筹建工作。1916年因病去世，为了纪念他，191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地方人士捐献，花费一万银圆，建造此钟楼，作为杭州的标准时间。

  钟楼位于国货路青年路交叉处，由青砖砌成，塔壁四面均置报时钟，塔顶设蓄水池，为会所内外供水，是杭州最早的自来水。故初名谢公钟塔，后呼钟水塔。

  时钟为铁质大钟，由美国波士顿公司铸造，1.2吨重，由杭州亨得利钟表店安装调试，为杭州最早的四面机械钟。

  1921年年底，钟楼建成，塔底开拱券门做会所入口。

  “文革”时期，青年会会所挪作他用。路过的小年轻用弹弓石头射击大钟，钟面破碎，满目疮痍。

  1983年2月4日，一位刚刚返城的年轻人，有着“马路记者”称号的楼时伟，看到了被历史的灰尘蒙面、一脸破败的大钟，开始为大钟奔走呼吁。他的呼吁见报后，杭州钱江钟表店三位年轻师傅，马初、陶建平、张彤愿意义务修钟。

  狭窄的机房里积满了厚厚的灰尘，朝街的钟面，有40多个被气枪子弹射穿的洞。三位师傅在机房里夜以继日地维修。

  9月26日中午12时，沉睡了十多年的青年会大钟终于又发出“当当当”洪亮的报时声。

  从此，楼时伟成了青年会大钟最持久的关注者和爱护者。1992年下半年，通过公开招聘，楼时伟调入杭州日报，由此他“马路记者”的身份正式转为“本报记者”。当然，这是后话。

  1995年，由于零件磨损、失少，钟声再度绝响。这次，楼时伟邀请到了人民钟表店的两位师傅，张祖根和竺少华师傅来为大钟体检维修。因木质钟锤已无法使用，东风杭州重型机械厂无偿为大钟用铸铁浇铸了150多公斤的钟锤。

  1996年零点，青年会大钟的钟声和着新年的步伐，又一次在杭城夜空回荡。张、竺两位师傅一直义务维修大钟十五年，下岗以后仍在坚持。

  如今，从青年会门口路过，很多人仍习惯抬头看看时间。古老钟楼仍静静立于青年路27号，立于时光之上阳光之下。它是杭城最受尊敬的一位老者。它用近百年的时光，把自己站成了杭城一座永远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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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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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燕

  青年会老楼墙上挂满老照片，走在长长的甬道里，有时光错乱之感。一百年前的笑声和喧哗，犹响耳畔。

  民众体育运动

  青年会似乎给当时的杭州带来了一种新生活，很多行为都开杭州先例：最早的运动场，最早的露天电影场，最早的自来水，最早的四面机械钟……以及宣传卫生知识、免费施种牛痘、举办平民学校等等。

  1922年，青年会在会所内建成一所健身房，是杭州市第一所室内运动场。成立了网球队、手球队、篮球队、脚踏车队、游泳班、拳术班等。青年会负责配备设施，训练师资和裁判员、教练员。

  同年，在会所内开辟一处公共健身场，可开展各种球类运动，并设有秋千、浪桥、索柱、铁杆、压板、跳远等器具设施，以供市民开展公共活动之用。

  抗战爆发后，青年会被日本宪兵队占为队部，健身房被用作马厩，活动停止。直到1946年复会，恢复各项体育健身活动。

  “文革”时期，青年会一切活动停止。1984年会所收回后，各项活动得以继续。

  普及卫生知识

  照片中悬挂着大大的苍蝇蚊子模型。一百年前的杭州，卫生条件不好，一到夏天，污水横流，蝇蚊遍地。每逢夏季，青年会都要举办卫生演讲和展览，号召民众捕捉苍蝇、老鼠。

  展览期间，还邀请普通民众来体检，栏杆旁靠着的牌子上写着：“君欲知身体合格否，请来验验看。”

  1920年前后，杭州出现“虎列拉”（即霍乱）疫情，“朝触夕毙”，市民谈痢色变。据当时《申报》载：“杭州城‘虎列拉’近日益烈，城站、菜市口、闸口、松木场等地，路有倒毙者十多人。”青年会成立卫生部，组织会员进行了三天的卫生游行，分发传单，并免费派送“来沙尔”等药品和卫生用品。

  青年会的会刊上还讨论洗浴，“洗浴为卫生兼治疗之良法，关系个人健康，诚非浅鲜。本会洗浴室之设立，意实提倡卫生。惟浴法颇多，欲求简易者，莫如盆浴与淋浴两种……”该期会刊上详细介绍了两种洗浴方式，以及如何使用浴室内的设备，号召市民养成勤洗浴的卫生习惯。

  娱乐活动

  这是一张民乐队演奏的照片，拍摄地点在健身房前面。

  会所经常举办各种青年娱乐活动，消夏电影会，也是青年会一个固定的夏季雅集纳凉活动。

  1925年夏季，杭州青年会开办露天电影场，将礼拜堂的长靠背椅搬到院子里，一块白幕布，两台放映机轮换放映，几乎不间歇。影片以美国电影为主，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卓别林、罗克主演的滑稽片。罗克的“球大王”连映两个多月，场场爆满。到城站杭州大戏院和延龄路浙江大戏院先后开业，正式在室内放电影，青年会露天电影场才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开办平民学校

  早期青年会的工作，除了体育健身，还举办英文夜校、科学演讲会、各种研究会、义务小学等，尤以平民教育规模最大。

  平民学校发起人晏阳初，当时在青年会全国协会主持平民教育工作。他是旅法华人，曾在法国为华工进行扫盲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晏阳初回国推行平民教育。

  1923年9月，杭州青年会开始举办平民学校，第一批招生2000人，在全市分设80所分校。“目的是教育平民在短时内能够读书识字，得些日常生活必需知识，以补幼年失学的缺陷。”

  总校设在青年会，总校长由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兼任。招生对象为“已过学龄期而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不识字平民”，以《平民千字课本》为教材，学习期四个月，通常利用中小学教室晚上上课。

  抗战时期

  青年会历任干事中，除了鲍乃德，还有一位必须得说一说：朱孔阳先生。

  朱先生为人热心，见人有难，无不热心帮助。1932年，湖州一带旱荒，饿死者众。青年会派朱孔阳先生带领义工到当地施粥送药，创办农村公益社，组织农民生产自救。第二年获得了大丰收，当地农民专程送来了牌匾，感谢青年会。

  日寇入侵，朱先生又担负起红十字会救济难民的任务，将青年会辟为难民收容所。朱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一趟趟将普通民众接入青年会，甚至破了会规，允许妇女进入青年会避难。

  朱先生不仅要操持那么多难民的一日三餐饮食，还得和日本宪兵周旋。每次有日本兵进来索取“花姑娘”，朱先生都用自己收藏的书画将他们打发走，全力庇护围墙之内男女老少的性命安全。

  遗憾的是，朱先生的义举并没有得到理解，因为破规收容妇女，后来被青年会革职了。

  本版图片由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提供

  感谢晓钟文化公司对本版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