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城纪】姚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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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克
  1991年深秋，94岁的姚金淼在姚宅一楼南耳房已经躺了一个星期。原先每餐吃一碗饭，这些天一口也吃不下了。那天早上，他对二儿子桐藤说，“我可能不行了。”桐藤问父亲，“您有什么要交代的？”姚金淼摇摇头，“人死万事空。”桐藤转身去给几个出嫁的姐姐打电话。姚金淼仰望窗外的蓝天，看悠悠的白云飘过，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1、洋楼，生意场的门面
  2、“永达木行”的来历
  姚金淼是姚宅的老当家。上世纪30——40年代，他做木材买卖赚得盆满钵满，成了小河一带十余家木行中的龙头。好面子的姚金淼，为了生意有一个更像样的门面，决定建一幢洋楼。
  1942年秋，姚金淼的洋楼破土动工了。姚金淼跑过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脑子里有了很多洋房的轮廓，所以他这栋洋楼式样是自己设计的。
  北来的运河航船，由拱宸桥南行两公里，便抵达大运河、余杭塘河、小河三水交汇点，那里有“航泊三水”之称。三水交汇点有座桥，叫会安桥，与会安桥相隔百余米，是惠贞桥（原称小河洋桥），姚金淼这幢占地半亩的青砖黛瓦洋楼，就在惠贞桥东侧东河下2号，正门朝西，面向小河。
  从奠基之日到落成，因为兵荒马乱，运河商路时断时续，房子建筑材料老是凑不齐全，一会儿缺洋灰，一会儿短钢筋，房子建建停停、停停建建，直到日军投降后次年（1946）3月才完工，一共耗时四年。
  两层小楼，每层净高三米六。五开间格局，一楼中间三间打通设为大堂，地坪是精打细磨的水磨石；北耳房是厨房，南耳房是账房，两间耳房各有两扇钢窗，用的是压花玻璃；二楼为工人住房；大门是混凝土石库门；墙面青砖上，有“甸75”的字样，老泥水工知道，那是有名的桐乡屠甸砖厂定制的；砖块之间嵌着灰白色的进口“洋灰”，那时一磅洋灰的价格要两块大洋，而一担大米也不过三块大洋。
  门楣上，黑底金字的“永达木行”大招牌格外引人注目。


  2、“永达木行”的来历


  早年的姚金淼在临安于潜麻车埠开铁匠铺。后来他发现做山货生意要比打铁轻松、来钱多，就跟着当地跑船的汉子做起了茶叶、桐油、山核桃之类买卖。后来又做木材生意，渐渐地，成了杭州小河直街明来木行的供货商兼合伙人。
  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占杭州，拱宸桥驻扎着日本军队，“塘店”老板们感到前景不妙，纷纷关门歇业。明来木行的老板有意将木行清盘转让。战火缭绕，自非扩张好时光，但姚金淼一转念，木行欠了自家多笔货款，眼见得无力偿还；再者，经过战乱，很多人家的房屋被烧被炸，木材需求量一定不会小。想明白了，姚金淼咬咬牙，盘下了这家木行，更名“永达木行”，取“永远发达”之意。
  永达木行的新门面很气派，在小河直街近百户木结构民居商铺中，鹤立鸡群一般。
  客户走进敞亮的大堂，一位穿长衫的管事殷勤地迎上来，让座、上茶。然后谈生意。如果是大客户，管事会亲自陪客人去外面的堆场、锯板厂看货；如果生意不大，就由小伙计接待了。生意大不大，主管和伙计两人目光一对就能默契——这位顾客该由谁应付。生客买木头，一般不赊欠，当场银货两讫；而老主顾，通常是记账，到阴历年底结清。
  谈妥了生意，照例要请客户吃饭。姚金淼请客，无论规模大小，都亲手给客人倒酒、夹菜，而自己不吃一口。这是名副其实的请客。著名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八千岁》，说一个米店老板请客，“客菜他不动一筷子”，客人要让，老板就说“我饭陪、饭陪”。在姚看来，请客就是请客人，自己也一起大吃大嚼，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另外一个原因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在饭桌上会透露很多信息，自己不吃，就可以听清客人的话。
  门面房建成后那几年，门前河埠头经常能看到停泊的木排，从惠贞桥一直延伸到二里开外的和睦桥。


  3、老东家的生意经


  永达木行的木排是从几十里外的望江门堆场运到小河直街的。望江门堆场的木材均采自临安山林。为何木材不直接运到木行？只因木材刚从山上砍下，由钱塘江运来杭州，经江水浸泡，里面蓄满了水分，得先上岸在露天下让烈日暴晒，以逼出水汽和脱尽油脂。这个过程少则半年，多则三五年。然后再取用，材质方稳定不至于日后开裂。姚金淼深深懂得木材对主顾的意义，无论是盖房还是打家具，都是几十年的打算，品质必须保证。所以他小心遵循行规，绝不将“生木”（尚未干透）卖给顾客。
  赚了钱，姚金淼就买临安的山林地，五亩十亩不嫌多，三分五分不嫌少，他在临安的数万亩山林就是这样攒下的。
  姚金淼做生意，对老主顾非常通融，他不急于回本。有的拖欠货款五年、十年，账一直挂着，他都不催讨。他想得开，自家木行的木材都采自临安自备山林，成本较低，无非是出点砍伐和运输的人力费，不像那些做转手生意的“塘店”同行，需要大笔垫货资金。做买卖逐利，天经地义，但情面也要讲，有了情面，万事都好商量。
  木行生意固然红火，姚金淼却意识到，传统木业占用资金大、回本缓慢以及需要很大的场地等诸多缺陷，他又在家附近办起了锯板厂、珐琅行。锯板厂用简单机械对原木初加工，“吱嘎吱嘎”冲锯成各种规格的板材、椽子、梁柱，对四方客户来说，终是省力方便了，比光卖原木显然进了一大步。而珐琅（又称搪瓷）行，是将珐琅粉高温烧结在黑铁皮上，做成杯、碗、盆等容器，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姚金淼重金延聘上海的高级技师和熟练工人，他独家生产的搪瓷产品填补了杭州市场的空白。这些产品的统一商标是一架蓝色飞机。生产搪瓷的配方仅姚金淼和一位高级技工掌控。
  姚金淼雇佣的工人最多时有四十多个。姚妻亲手为工人做饭。开饭时，按姚金淼立下的规矩，分三批：头一批，厂里的把足师傅（重要的、掌握关键技术的师傅）、木排工、账房先生；第二批：普通工人；最后一批才是姚和妻子儿女们，他和家人天天吃的都是“回烊儿”（残羹剩饭）。
  工人上夜班，姚金淼还提供可口的夜餐。工人吃剩下的饭菜，姚都叫妻子打包带回家。大钱会赚，小钱也会省。
  在那个春风和煦的早晨，50出头的姚金淼绕着永达木行楼房走了一圈。妻子抱着二儿子桐藤正在看河上的木排。这是姚金淼夫妇的第五个孩子。河埠头，几个排工正七手八脚地忙着拆卸木排。太阳照在河面上，闪着粼粼波光。姚金淼抚摸一下桐藤的头，对妻子说：“如果到七十大寿那天，我手里有一百万大洋流动资金，家门口停满汽车，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
  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实业经营上的成功及对周边商户的远远超越。
  几个月后，杭州解放了。第二年，姚金淼最小的儿子姚桐枝出生。


  4、公私合营后，姚宅物是人非


  打有记忆起，姚桐枝没离开过姚宅。在这栋老房子里，他目睹了家庭的变故和命运的跌宕。
  1955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正式启动，1956年底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姚金淼多年积累的动产、不动产都划归了公家主导管理。临安的山林、老家的田地一夜之间归了公；小河直街的多间房子（大多是姚家和工人住房，房契上有1955年年份及杭州市长吴宪的签名）由房管站转租给公家单位的职工；木行、锯板厂与其他几家木行一起合并为“杭州木材厂”。珐琅行并入杭州热水瓶厂成为后者的一个车间，名叫“公私合营杭州热水瓶搪瓷厂”，厂里生产的“飞机”牌搪瓷产品一直沿用珐琅行时代的商标、配方和工艺。只剩下了姚宅，尚归姚家自有。
  幸好还有姚宅。而在小河直街的邻居们看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偌大的一幢洋楼只住了姚家兄弟两户人家，也够奢侈了。
  没过多久，住在姚宅的两兄弟前后脚离开了姚宅。
  1956年5月的某个清晨5点，一辆警车悄无声息开到姚宅，带走了曾经做过国民党文职官员姚金录，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两年后，1958年“国庆”节前的一个深夜，正在搪瓷厂上夜班的姚金淼也被几个警察带走了。几天后，孩子们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姚妻流着泪说，“你爸爸被抓走了。”姚金淼被捕，罪名也是“历史反革命”。
  姚金淼入狱后，姚宅被房管所陆续安排进来5户人家。姚家七八口人被挤到一楼南面的耳房，弟媳被赶出姚宅，在附近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破旧木房里栖身。对那些房客来说，这栋楼房敞亮又结实，虽然没有自来水，但比小河直街任何房子都要高级，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姚金淼在狱中待了一年半，又转到金华劳改农场，监督劳动8年多。而他的兄弟姚金录，再也没有回到姚宅。他在入狱两年后绝食而亡。厂归了公家，六个孩子五个下了乡，二儿子桐藤最远，去了几千公里外的大兴安岭；唯一的房子住满了杂七杂八的人家。


  5、一是扫地，二是上法院


  十年刑满释放回家，姚金淼已经70岁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姚宅物是人非。除了吃饭睡觉，姚金淼就干两件事，一是扫地，二是上法院。
  扫地，是在居委会监督下，从家门口一路扫，扫过昔日自家的厂房、堆场，扫到杀牛桥，工作量相当于现在的四个清洁工。隔三差五的，还要被居委会治保组挂上牌子游街、批斗。长征桥北面有块空地，姚金淼当年曾打算建一独门独户的住宅，如今充公了，四周筑起了围墙。居委会把它当做公共集会之所，要开批斗会了（包括批斗姚本人），就下令姚金淼打扫干净。姚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几个孩子过来帮着倒垃圾。
  “如果我们动作慢一点，老头子就会冲我们发脾气。”二儿子桐藤回忆。也难怪，费尽力气打扫干净的场地，竟是用来侮辱自己，岂非“唾面自干”？
  姚金淼吃了那么多苦，还是不改火爆脾气，只要看不顺眼就要出头，全不顾自己的“戴罪”之身。有农民到家门口卖“幌秤”，他揪住人家的领口，要抝断对方的秤杆；居委会造房子，他会去阻止“你们房子造在这里，要是起火了，消防车怎么进来？不来事的！”于是，他被罚扫地的范围越来越大。
  1977年姚金淼摘掉了帽子，但扫地的惩罚依然。
  上法院，是不服自己的“历史反革命”案，同时希望房子失而复得。为此，姚金淼每周都跑一趟。从家里到珠儿潭法院有四站路，通电车。他总是步行，心境无奈又悲凉。三十年前，他每周也要出一趟门，是去十多里开外的望江门木材堆场。那时家里已经有了木炭汽车和黄包车，他不坐，宁可起一大早走两个小时，心甘情愿且愉悦。法院工作人员见了头发全白腰板尚挺，口中轻微喘气的老人，心中不免暗生同情。但政治生态的严酷远强于画饼般的法律。
  到国家海晏河清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姚金淼终于彻底平反。区法院的曹院长这时跟他交了底，“姚老先生，我们早就知道您的案子是冤案，可是……”姚金淼摆摆手，打断了曹院长的话头。


  6、我老了，不知还能不能看到房子回来


  从姚金淼的角度，这么大的家业都没了，无所谓了。只希望姚宅名正言顺地回到手里。毕竟它是自己辛劳一辈子的见证。况且，它还解决了三个儿子的婚房。这是年迈的自己对孩子最大的物质支持了。
  六个孩子中，小儿子桐枝与父亲相处最长久，感情最深厚。记忆里，父亲除了偶尔聊起当年开木行、珐琅行的旧事，基本是沉默的。
  1968年，18岁的姚桐枝被居委会安排到拱墅区建筑公司挖土方。每月拿33块钱。在建筑单位，这活儿最苦最累。整天一身污泥，一身臭汗。单位的“劳保”是：一个月发两双灰扑扑的再生棉纱手套，一年发一条背带劳动布工作裤，一年半发一双半筒雨靴。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后代，这份工作已经远胜于他的哥哥姐姐了。
  他在这家公司一待就是十多年。八十年代他辞职后，先后办过制钉厂、门控器厂，很快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目前经营一家装潢公司，专门承接高档住宅装修业务。
  以他的职业眼光看，姚宅这座老宅不中不西，不土不洋，有点不伦不类。看到父亲居然为它付出这么多心血，姚桐枝有些不以为然。但父亲多年来树立的老式家长的威严，使他不敢流露半个字。
  那几年，姚桐枝办厂赚了一些钱，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买了汽车、安了空调、装了电话，还养了藏獒，很有些得瑟。已退出江湖多年的姚金淼有一天淡淡地对儿子说，“我看你一年忙下来，利润也就这么多（报了个数字），别太大手大脚了。”桐枝傻了，他从没具体跟父亲说过销售情况，这账父亲怎么算得这么清楚？
  “我老了，不知还能不能看到房子回来？”
  桐枝一阵心酸。
  多年以后，姚桐枝才理解了父亲对这栋房子的感情。

  7、三水交汇，恰是一个“淼”字

  2007年小河直街改造，姚金淼已过世十六年了。
  姚金淼身后的姚宅，何去何从？
  政府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出资1000余万元赎买。杭州著名的照相机收藏家高继生与姚家是世交，有意将姚宅作为照相机博物馆；中国美院对姚宅也有兴趣。二是交给国家，由政府补偿姚金淼六个子女每家一套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三是修缮后原屋归还。姚家后人选择了第三个方案——保留祖产。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为此事作了批示，姚宅终得幸存。
  姚桐枝将姚宅重新装修了一番，想到父亲“一辈子不吃酒、不抽烟，不喝茶，不听戏，几乎没有嗜好，平时整天泡在工场，难得待在家，也就翻翻账本，打打坐，甚至，都没吃过一只整鸡”，桐枝有不尽的感慨。
  回首姚宅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姚桐枝发现一个巧合：姚宅位于惠贞桥畔，距三水交汇的会安桥仅百米之遥，恰与父亲名字中的 “淼”对应。
  无常的世事，兜兜转转，改变了姚宅的走向。但幸运的是，它终究成为姚家两代人最后的归宿。

舍不得

林 之  
星期天，女儿大声宣布，要断舍离。拉开一只只抽屉，全是成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旧物。可是一件件看过去，都有故事，都舍不得扔掉。  断舍离，据说是日本人创造的一个新词，一种态度，进而是一种生活哲学。从整理旧物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大扫除，舍弃不要的东西，整理自己的人生。  城市也是如此。有一个词说烂了，“旧城改造”，其实真正改造的很少，大多是拆了重建，现在的杭州，基本就是一座新城。在新城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在“断舍离”，把旧的城市舍去了。  但是，舍不得的是我们对城市的记忆，是城市故事。  断舍离，就是要舍。舍，就有选择，选择的前提是懂得，了解。舍，是城市前进必须经历的，而懂得、了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城纪版经常有一些老人说故事，说他们曾经的生活，他们珍藏的记忆，他们一边欣喜于城市的进步，一边检视着自己的收藏。这些收藏，就是这个城市曾经的面貌，舍不得丢掉，因为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大家，都是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