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城纪】未央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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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龚玉和

未央村，原来是城中心孝女路上的一排里弄房子。我父亲是个建筑师，记得他曾告诉我，未央村是四十年代杭州最好的西式公寓建筑之一。
未央村大约有八九幢房子，清一色的西式砖瓦结构联体二层小楼，楼前有四五平方米的小院，以砖砌矮墙隔断，小院内种着一些小树或夹竹桃。门前两三级石阶，楼内客厅、书房、厢房、厨房、杂物间齐全，二楼楼梯转角有“亭子间”，亭子间旁有一个小门，直通二楼阳台。从结构上来看，未央村的原设计者是按独门独户楼屋构思的，没有想到以后会搬进那么多住户。“文革”时我常常去未央村，简直就是“七十二家房客”。那时的未央村，虽已老旧不堪，但是落地门窗、西式厨卫、硬木地板以及装饰仍透出昔日光彩。
我很奇怪它的名字，为什么叫“未央”？母亲告诉我，未央是未到顶点，“夜未央”，就是“漫漫长夜未尽头”。“文革”时，有造反派说，未央就是没有阳光，贴出大字报，要将“未央村”更名为“东方红村”。另一造反派闻讯说：“这个地方住的多是牛鬼蛇神，不能叫东方红！”经他指点迷津，改名字的主张作罢。
现在想起来，那人说的倒是实情，道出了未央村当时的居民构成。这里的住家大多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不少人的职业是教师、医生，或者旧工商业者等等，“文革”开始，这些人基本上都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未央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中，吹拂起许多早已沉淀的故事。
“文革”时我上初中，父亲属于“摘帽右派”，我也就自动对号入座，在学校里不敢乱说乱动。我与班上的一位同学刘高峰很要好，他家就住在未央村。刘高峰全家三个人，刘妈妈带着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楼梯旁边一个只有八九平方米的杂物间。我常常去他家玩，也就熟悉了未央村。
总体上来说，虽然处在动乱年代，大家都胆战心惊地提防着隔墙有耳，但是，未央村的邻居们仿佛相互间仍维系着一种友善。
住在刘家隔壁的许家，父亲原来是华丰造纸厂的襄理，高峰补充说，是“代资”。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词，高峰告诉我：“代资就是‘资方代理人’。”
许家两个儿子常常和我们一起玩耍。有一次，许家妈妈问刘妈妈：“这个小孩怎么老不回去？”刘妈妈偷偷说，他娘就是岳庙前扫地的那个“右派”老师。许家妈妈沉默了，嘴上不说什么，见到我，总是流露出同情的目光。
刘家对门住着开长途汽车的应伯伯，当年马路上汽车不多，汽车驾驶员是个受人羡慕的职业。应伯伯很健谈，我们不止一次听他讲述，1930年参加首次“全运会”，且得过奖。只要一说到这个话题，应伯伯洋洋自得，滔滔不绝。
二楼住着杨老师，是浙大附中的会计，老先生有一个嗜好，喜欢搜集报刊与传单，对鲁迅先生很有研究。杨老师的女儿与我们很熟，她喜欢唱歌，只要人在，就能听见悦耳的歌声，令整幢楼屋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有一次，高峰对我说，未央村最神气的人，要算周爸爸了，他是什么局的副局长，每天早上都有一辆小车来接他上班。“文革”开始后，没有小汽车来了，偶尔见到他，穿着褪色打补丁的工装，提着饭盒，低着头，匆匆忙忙去上班。
其实，住在未央村的人，脚碰脚，谁都清楚，那时候今天不知明天事，还不知道会轮到谁倒霉呢。果然不出预料，有一次我到未央村，只见里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幅标语，高峰对我说，姚家爸爸自杀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个爆炸性的消息，姚爸爸在杭州算得上一个颇有名望的眼科医师，前几个月关在“牛棚”里，还有不少外地来的患者跑到医院去偷偷打听，姚医师什么时候能够“放出来”？
那个时候，经受不了运动“折腾”的人不计其数，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满怀了一种不能言语的情感……
未久，我与高峰都上山下乡离开杭州，高峰去了黑龙江，我去了建德。未央村也渐行渐远，断断续续地消失在记忆之中。
80年代末，老未央村拆除建新楼，如今小区名字仍是“未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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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还有过这么一段与文革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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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现在去看，还能看出当年“杭州最好的西式公寓建筑之一”的风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