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一点思考

天蓝肥云

对于《文字下乡》和《文字再下乡》的一些思考

一．“愚”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一样，“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种态度当然是不正确的，无论在四十年代的时候还是现在，这种情况是一直存在的。但正如作者所说的，乡下人的愚不是因为智力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也就是“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个问题是比较明确的，就象他举的例子，“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的话。”我曾经在农村生活过，我就是那些读书似乎比乡下孩子好一些，但却在抓蚂蚱等事物没有天赋的代表，所以我能理解他们的愚正是因为城市里的人用自己从小就熟识的规范和文化就去与那些从未接触过这些人去比较出来的滑稽结果。这是我理解的作者所要表达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我是同意他的观点。“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二．文字下乡的必要性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我所能理解的是作者并不怎么赞同在乡土社会推广“文字下乡”。他认为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 toface group，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是谁（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所以在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
“文字下乡”对于现时的中国乡村无庸置疑是必要的。因为建国以来，农民在社会政治地位上虽然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但是由于当时国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农业和农民成为“剪刀差”的承受者与贡献者，中国演化形成了稳固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社会格局，梁漱溟先生尖锐指出“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由于在当时状况下可维持农民的吃饭与农村社会的稳定，这种文化贫困没有引起主导层与城市居民的足够重视，但是随着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视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粗人，城市社会产生对农民的社会排斥，而改革开放使得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异质文化也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交流，在交流中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的身份认同逐渐增强，旧时遗留下来的微薄文化遗产已不能够应对时代的需求，他们开始逐渐寻求自身的文化，“经济增值发展观”主导之下的文化贫困危机才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封建主义迷信死灰复燃，低俗文化盛行，而在进城没有得到职业游荡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中滋生了反社会的流民文化，这一切开始逐渐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而在乡村里，城市文化价值观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这些文化没有经过正规的形式引导，往往与一些乡土文化遗留下来的发生畸形的反应。现代化和城市化给沿袭几千年的家族“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 ，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冲击是巨大的。乡村里人们所固有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生于斯，死于斯”，消极无为、听天由命、安贫乐道、得过且过、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一方面已经不适应现实的变化，另一方面它已经在冲击中衰落和畸变。现时代的文字下乡已经不用去考虑它是否必要，而是如何加大文字下乡的力度真正的改造乡村的文化价值体系以适应城市化，这正是现在所谓的新农村建设要考虑的重心。因为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不可避免，既然劳动力被城市廉价地利用，辛苦培养出来的精英却也是任城市挥霍，最根本的东西是，现在的乡村是不可能固守它的那套乡土社会的文化去对抗强大的现代化的进程。那么就有必要去构建一个相对适应社会发展进程的文化价值体系，使得乡下人的“愚”有所改观，因为根据预期注定是每年要有1500万的人被城市化纳入体系之中的，那么对这些人的素质教育和这些人走了之后乡村的改造决定了今天的“文字下乡”是要在内容和深度上要有大的措施。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要下乡。
  而对于四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文字下乡”有着它的必要性？费孝通先生是主张，“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时代只有通过文献资料来了解，所以肯定会是利弊参半，历史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了解时代的背景和所处的阶段，却又只能停留在资料上面。所以在这里我就基于这篇文章本身谈一点不同的看法，就算大言不惭吧。无疑当时的大部分乡村还是以“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为主导，但它与此前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正统的农业文明下的乡村还是有所差异的。毕竟它所处的时代是20世纪40年代，已经是第三次现代化进程，中国当时也已经受这种趋势所影响，工商业和城市兴起，其所带来的价值体系不可能不影响到乡村。梁漱溟 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和费孝通本人的《江村经济》也都表现出他们都认识到这种变化。作者也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现代化肯定是一个过程，也就是作者在承认我们已经抛离乡土社会，而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如何现代化呢，文字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肯定少不了的，但他却又主张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后文字才能下乡。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既然现代化过程意味着抛离乡土社会的过程，而现代化过程中是包括文字等文化价值符号的进入，那为什么要等到它完成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呢？
三，关于文字的作用
   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主导下，虽然农民是农业文明的主体，但在长久的中国历史里，中国的文化资源一直牢牢的掌握在社会中占极小比例的一部分人——士的手中，农民的游离于文化的表层，仅仅接受了社会主导阶层所规定的一套文化制度体系。农民阶层在整体层面上早现出晏阳初先生所说的“愚弱贫私”的落后状态，本世纪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发现了农村贫困中的这一深层因素，并致力于消除农村文化贫困，但却在悲情中宣告失败。就是在纯粹的乡土社会里，文字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文字不仅仅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符号，在乡村里文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乡村社会里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对于维持一个乡土社会比较正式的一种基本规范是宗族礼法制度，例如祭祀活动，族、家谱，族、家规等掌握在士绅和地主阶层，而这些人有往往是通过文字从整个社会制度接触到而又影响到整个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不完全是依靠词和话语等经验所维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接触不到文字而不能分享到权利和资源，而拥有文化资源的人则形成了对于文字的一种霸权式的占有，也就是封建社会最根本的儒家道德和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是通过文字传到少数的人手里，而这些人又将之转化一种话语权和习惯法形式的制度，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有通过族规，祖训等文字形式传播下去。所以在乡土社会文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而只有在老子的“小国寡民”和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是不需要文字的。处在受到一个大的文字的符号体系之中是不可能不受之影响的，当然文字的作用也就不能忽视。
   

[ 本帖最后由 天蓝肥云 于 2006-4-25 23:03 编辑 ]

飞翔小孩

原帖由 天蓝肥云 于 2006-4-25 23:01 发表
但在长久的中国历史里，中国的文化资源一直牢牢的掌握在社会中占极小比例的一部分人——士的手中，农民的游离于文化的表层，仅仅接受了社会主导阶层所规定的一套文化制度体系

也不是这么说,古代中国讲耕读传家,所以就算很偏僻的农村也有学问很高的人,不象现在,好象乡下人就代表着没知识阶层一样.中国文盲多,绝对不是文字有什么问题,文言文有什么问题

天蓝肥云

你说的恰恰我的观点，古代中国讲耕读传家,所以就算很偏僻的农村也有学问很高的人,他们就是士大夫阶级，掌握文字话语权的人。
还有你恐怕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没有意义有些值得商榷，并不认为文字有问题，文言文有什么问题。我始终觉得文字也是一种资源，文化资源甚至可以转化一种制度，掌握了这些的人往往是士大夫即所谓的乡绅，他们掌握了稀缺资源掌握了话语权从而控制了整个社区的生活方式。

飞翔小孩

原帖由 天蓝肥云 于 2006-4-26 18:11 发表
我始终觉得文字也是一种资源，文化资源甚至可以转化一种制度，掌握了这些的人往往是士大夫即所谓的乡绅，他们掌握了稀缺资源掌握了话语权从而控制了整个社区的生活方式。  

所以古代即使是农村，也有精英人士的。现在就只有在大城市里有了。

天蓝肥云，你的观点我支持

jobpin

雨做的云

普及教育,普及文字.

现在没有隐居一说.精英人士在城里大有发展,而一旦到了乡下,便是"农盲"了.所谓盲,也只是依据不同而已.

随着城乡一体化,相信,文字下乡也不是件难事.

欣赏楼主如此洋洋洒洒.我看得累,还一知半解的....

过客★花盗

个人认为：精神层面的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当农民再也不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时候才能去接受这些东西，否则最多也就出一两个耕读传家

天蓝肥云

由于这本书是写于20世纪40年代，所阐述的东西有些老了，但它引出的思考却又是深刻的。
我们的城市化的手段是否正确似乎已经不重要。因为城市的发展在以前牺牲农村的阶段后现在开始了快速的城市化，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正是基于此而开展的，至于是否会留于形式，就不得而知了。
现时代的文字下乡已经不用去考虑它是否必要，而是如何加大文字下乡的力度真正的改造乡村的文化价值体系以适应城市化，这正是现在所谓的新农村建设要考虑的重心。因为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不可避免，既然劳动力被城市廉价地利用，辛苦培养出来的精英却也是任城市挥霍，最根本的东西是，现在的乡村是不可能固守它的那套乡土社会的文化去对抗强大的现代化的进程。

冰清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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