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年·松阳百事系列之三十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桐柏僧人

（来源：松阳总工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和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议要求，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松阳县总工会围绕“学党史、守初心、庆百年”，推出由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洪关旺整理的“党史百年·松阳百事”系列文稿，讲述松阳当地的党史事件，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以行动建功新时代，以劳动创造幸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百年。

1949年5月9日，松阳解放。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松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布告”，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动组织。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气焰更加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妄图里应外合，颠覆人民政权。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决定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11月，县委、县政府根据《指示》精神，领导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镇反”运动），严厉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类反革命分子。



镇反除霸

松阳的整个“镇反”运动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高潮镇反”阶段。1950年11月初，成立包括县委书记杨景云、县长林艺圃在内的7人组成的“清案、裁判委员会”，指挥“镇反”运动。设立“松阳县人民法庭”和“松阳县审判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兼任庭长和审判长，亲自把好反革命案件关。

按照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布置和要求，全县“镇反”运动一开始就进入高潮。为此，县委召开县机关、区、乡（镇）干部紧急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镇反”的方针、政策，检查解放以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情况，纠正以往“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部署“镇反”工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正确宣传“镇反”政策，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决镇压残余的反革命分子。

11月19日，城乡各地大量张贴县政府《关于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的布告》和《松阳县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实施办法》。11月下旬，全县统一行动，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127名。经丽水地区裁判委员会核准，对其中14名匪特犯、内奸犯、暴力犯判处极刑。12月，使用内线破获一起以原国民党松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叶青为首的名为“反策组”的匪特组织，全案11人被捕。

在实施打击的同时，加强政治宣传，营造舆论氛围。到12月29日，共登记五类反革命分子1176人，收缴各种反动证件3977件、组织名册35件、反动文书1277份、关防和印章共85枚、手枪1支、子弹10多发。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县委决定：党委负责、全党动员，放手发动群众，掀起第二次“镇反”运动高潮。3月，破获国民党潜伏组织“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浙东义勇总队第三支队独立第一大队”，逮捕22人，匪首许国夫等6人被判刑，5人被管制。5月，根据城镇“镇反”运动不及农村深入的情况，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公安局长、自卫队政委及第一区、第二区区委书记组成的“松阳县城镇镇反委员会”，分别向西屏镇、古市镇派出调查组，加强对城镇“镇反”工作的领导和督促。从第二次“镇反”高潮开始到5月底，逮捕反革命分子456名，先后处决民愤极大的土匪、恶霸、特务等反革命分子130名。

7月，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镇反工作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集中力量做好清理积案、组织犯人劳改、清理“中层”和“内层”等三项工作，按照八个方面（党、政、军、民、文教界、工商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四个阶段（学习文件、坦白填表、组织审查、进行处理）分期分批轮训嫌疑分子。先后查出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19名，其中，9名反革命分子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为了集中精力清理积案，成立“清理积案小组”，采取动员坦白、重点审讯、群众调查相结合，以事实为根据，严格量刑标准，分别对他们作出不同的等处理。到9月底，从在押案犯中清理出反革命分子136名，占在押案犯总数的83.4%，基本完成清理积案任务。

10月底，全县“高潮镇反”结束，惩治各类反革命分子累计566名，其中，判死刑157名，判有期徒刑136名，经教育后交群众管制或交保释放共136名、转移处理15名，在押未决91名、未结案31名。

第二阶段为“中潮镇反”阶段。1951年11月，县委先后召开县、区、乡镇干部会议和公安、司法干部会议，传达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精神，总结分析第一阶段“镇反”工作情况，部署“中潮镇反”任务。

会后，组织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分析敌情，制定工作方案，确定“中潮镇反”以取缔反动会道门、继续打击残余的反动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土匪恶霸为基本任务；工作重心放在“镇反”不够彻底的地区、不够彻底的方面、逃匿在外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坚持严厉和严谨相结合，严格案件审批手续，谨防冤假错案。

县公安局组织四个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摸底，搜集核实材料，征求处理意见；重点对109名反革命嫌疑人员进行集中管训，发动群众举报；开展水上“镇反”，对全县191只客货船计660名船工分两批到温州、丽水集训，在掌握反革命材料的基础上，采取单独行动或会同丽水县公安局统一行动，先后抓捕4名反革命分子。

1952年10月，遵照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执行〈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通知》，着手整顿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整顿治保组织，严肃管制政策，划清敌我界线，纠正多管、乱管、漏管现象。经批准，全县列入管制的反革命分子308名，基本符合中央的政策标准。

另外，解放后，县内遗留的“同善社（又称“道德研究处”，民国9年即1920年由“遂昌县同善社”派道徒到松阳县城组建而成。该组织设善长1人，内设收入、文牍、交际、庶务、教授等五课。民国20年，先在城北永庆铺许家祠堂设“先觉祠”，后下设西屏镇、石仓乡、安民乡3个分祠，全县有道徒254人，有严格的教旨戒律和入门仪式）”“一贯道（也称“七莲教”，是流传甚广、流毒甚深的邪教之一。解放前夕，丽水县的一贯道传师到松阳堰头村设立传道点，发展道徒”和“天仙教（又名“先天素道”，由抗战时期遂昌县“先天素道”传人入居赤寿乡狮子岩附近的仙岩寺，并设立斋堂，立千手观音佛像一尊，吃斋念佛，吸收道徒而来，其教旨是：斋素信佛、修身行善、严禁杀生、终生不婚”等会道门组织打着宗教旗号，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从事反革命活动。石仓“同善社”在“中潮镇反”初期顶风发难，公然聚众跳坛，炼制“仙丸”，骗取钱财，并煽动600多人到乡政府寻衅滋事，造成人员伤亡，公安机关依法逮捕阙姓首犯等人。

12月15日，《松阳县人民政府布告》：取缔“同善社”“一贯道”“仙天教”。在充分宣传教育群众的基础上，先后查封“同善社”“一贯道”设在各地的坛、堂、祠、所28处。“仙天教”受震慑而分崩离析。

到12月底，全县“中潮镇反”结束，逮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共153名，其中，反动道会门道首4名、反动党团骨干24名、特务9名、土匪52名、恶霸33名、其他反革命分子31名。

“中潮镇反”巩固了“高潮镇反”的成果。

第三阶段为“镇反查彻底”阶段。1953年1月，全县“镇反”第三阶段开始，主要是对各地各单位“镇反”运动的情况逐案进行彻底检查。具体内容为查清敌情、搜捕漏网者、继续整顿治安保卫组织和管制工作、争取和教育反革命家属五项工作。

县公安局组织区公安员和局机关干部学习政策，明确界线，制定标准，规范做法。在整顿治安保卫组织中，清除不纯分子178名，通过选举调换不起作用的治保人员97名，吸收新的治保人员290名；整顿乡（镇）治安委员会35个，配备主任及委员共289名；整顿村（居委）治安小组216个，配备组长及组员共1262人，加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

5月底，全县5个区43个乡（镇）“查彻底”工作基本结束。6月，对板桥、雅溪、靖居、裕溪、石仓、横樟、五部、根下、枫坪、余叶、交塘、南源12个乡进行“镇反查彻底”工作补课，重点解决“镇反不彻底”的问题，搜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

到7月底，全县共抓捕各类漏网的反革命分子92名，其中土匪22名、恶霸4名、特务34名、反动党团骨干21名、反动道会门小头目2名、其他方面的反革命分子9名。

第四阶段为“镇反判定”阶段。1953年7月30日，《衢州专署公安处检查遂昌、松阳、宣平三县“镇反”摸底判定工作存在问题的通报》指出：“从划清五方面反革命分子来看，根据现有材料审查结果，还存在着过宽的情况。如对松阳四个区的审查，就有83名不够反革命条件。”8月，县委组织力量，结合农村民主建政，由点到面，逐乡逐村继续进行“镇反”检查，对“镇反”是否彻底作出判定。主要做法是：以乡镇为单位，根据浙江省公安厅关于“镇反判定”的六条标准，对照、复查案件，凡符合判定标准、达到“镇反彻底”要求的，填写《“镇反判定”报告书》，由派往乡镇的“镇反复查工作组”会同乡（镇）长提出意见，经区委审查，报县委批准，以结束“镇反”运动。到12月底，全县43个乡（镇）全部完成“镇反判定”工作，查出漏划的反革命分子52名，纠正宽划、重定164名，纠正错捕错判19名，撤销管制38名，对24名反革命分子改有期徒刑为管制。

经“镇反判定”，全县判定五类反革命分子共计932名，占全县总人口的8.26‰，其中，土匪341名、恶霸128名、特务84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15名、反动会道门头目和骨干8名、其他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56名。在整个“镇反”运动中，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598名，其中判处死刑并处决159名、死缓18名、有期徒刑386名、捕后病亡11名、释放2名、管制190名、剥夺政治权利62名。

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人民政权，促进了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