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煌(1909-1936),又名胡胄玉、胡华,1909年9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浒山镇(今属慈溪市浒山街道)。因父亲马文德是入赘女婿,按当地风俗,生下的儿子随岳父家族姓氏姓胡,取名胡煌。
胡煌8岁那年,外公把他送到镇上最好的三山小学堂接受启蒙教育。三山小学堂是姚北一所有名望的学校,办在浒山镇东门的莲花庵内,是当时余姚境内较早的新学堂之一。胡煌在此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努力读书,品学兼优,深受老师器重。有时老师缺席就叫他代课,同学们称他为“小先生”。13岁那年,胡煌小学毕业,因家庭经济困窘,无法继续升学,只好一边在家自学初中各门课程,一边帮父亲管理货船。由于他经常帮助左邻右舍算账,深得乡民喜欢。因乡民经常跨越杭州湾,渡海北上赴上海经销食盐、棉花,1923年,父亲挽亲托友,将胡煌送去上海读书。胡煌由于在家刻苦自学,竟然越过初中阶段,跳级考入上海澄衷中学高中部。靠着父亲撑船和母亲绣花、自己兼课的收入,胡煌时断时续读了1年半高中,并在求学期间,接受了新思想,从一个闭塞海边的乡村少年,逐步成长为有思想、有追求、有理想的进步青年。
1925年,胡煌复因家贫辍学,离沪回姚。当时的姚北乡村,读过高中的人凤毛麟角,是真正的“秀才”了,胡煌于是进入浒山附近的白沙河角小学担任教师。在教书期间,胡煌结识了很多进步青年。是年春天,姚北阴雨成灾,棉花歉收,胡煌与一批进步青年一起参加了姚北的棉农抗预租斗争。6月,胡煌在县城得悉上海“五卅”惨案后,极为激愤,组织学生和进步青年,在浒山联合母校三山小学师生上街游行演说,散发传单,抵制日货,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此后,胡煌积极联络余姚、宁波的进步青年,参加余姚沪案后援会活动,奔走于县城和宁波之间。1926年初,胡煌与同县中共党员施若愚、进步青年孙岗(又名孙一民)等赴宁波培英中学。在这所由中共领导的学校里,胡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余姚较早加入青年团的进步青年之一。同年3月,胡煌与施若愚等联合50多名姚北青年,在姚北柯东乡开办农民业余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柯东乡为余姚盐区,在轰轰烈烈的姚北盐民运动中产生了一大批盐民、农民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胡煌担任盐民业余夜校教师,积极编写宣传单,鼓动青年投入盐民革命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牛板车(运盐手拉车)工人加薪罢工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并迅速组建了工人“牛板车户公会”组织,胡煌也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者。
1927年1月,胡煌受组织指派赴上海中国济难会工作。中国济难会是恽代英、张闻天、沈雁冰等中共党员中的文化名人于1926年1月1日创立的革命群众团体,由中共领导,以救济受难革命者为主要职责,并出版《济难》杂志。胡煌被安排在济难会总部工作,负责资料、联络和宣传工作。济难会总部在上海三德里,是我党重要领导人的秘密居住地,弄内住着瞿秋白夫妇;对面马路的宝山里居住着邓中夏;陈独秀、萧楚女、董亦湘等亦经常来三德里,尤其是任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的陈独秀,常有著作问世。胡煌在这里接触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建立了革命友谊。
中国济难会还在三德里主办了《光明》半月刊,由叶圣陶任主编,光华书局发行。胡煌积极参加《光明》的发行工作,并经常去会文路上的文堂书局(中共地下印刷所)秘密送书稿、送信。这一时期,《向导》周刊、《新青年》《中国青年》三家刊物联合在宝山路上设立临时总发行所,后改为上海长江书店,许多读者从四面八方赶来,一时盛况空前。胡煌在三德里不断成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4日,由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中国济难会被査封。5月初,胡煌随党组织从上海转移到武汉,在救护队工作。
由于胡煌学识渊博,在革命活动中表现出色,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深造。1927年10月,胡煌到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半工半读。
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由苏联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曾任国共两党要职的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蒋经国等,都是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胡煌的课程包括俄语、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苏联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胡煌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在同学中广受好评。次年,胡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习期间,胡煌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活动,走上莫斯科街头,参加演讲,介绍姚北农民运动,参观苏联农庄,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1928年6至7月,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并从中山大学抽调部分俄语功底好的学生参加大会筹备组,胡煌参与后勤服务工作。“六大”后,胡煌和全体同学一起,听取了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等领导人在中大的演讲,学习中共“六大”文件精神。中山大学学制两年,胡煌毕业后,仍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组织、宣传工作。
1931年冬,因国内革命斗争需要,胡煌离开苏联,经哈尔滨到上海,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32年,胡煌被派赴中央苏区,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安排到闽浙赣苏区工作。1932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赣东北省执行委员会改名为中共闽浙赣省执行委员会,胡煌就任省委秘书长。中共闽浙赣省委驻地初为横峰县葛源村,1932年底迁驻葛源乡枫林村。1933年1月18日,闽浙赣省委在横峰县葛源召开扩大会议,对省委组成人员进行调整,胡煌被增补为省委执行委员。1933年1月,闽浙赣苏区所属部队红十军奉命调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红十军走后,闽浙赣苏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将原有的游击队和赤色警卫师1500余人扩编成新红十军,因干部紧缺,胡煌担任了新红十军政治部秘书长,仍保留省委秘书长职位,但主要精力放在红军工作上。1933年春,因原省委组织部长邵式平随红十军赴中央根据地,胡煌接任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成为闽浙赣苏区重要领导之一。
1934年7月,胡煌任共青团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团组织建设、发展生产、动员团员青年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上,为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壮大团的组织、扩大红军队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办的《青年实话》杂志,是共青团闽浙赣省委机关刊物,反映闽浙赣省共青团的斗争,指导苏区根据地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成为苏区青年干部的重要读本。同时,积极办好省委团校,抽调各县团县委委员和团区委以上的团干参加学习,培养了大批青年革命人才。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给苏区造成极大困难,闽浙赣苏区遭到敌军的层层封锁围困,斗争十分艰苦。11月,方志敏、胡煌等省委领导召开会议,研究机关撤退转移事宜,接着又由方志敏主持召开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会上,方志敏对下步工作作出部署。他指出,中央军委命令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分为两支部队,一支同中央红军第七军团会合,整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另一支部队留下来打游击,为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创造条件。胡煌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十军团撤离根据地后,胡煌等留守人员被迫撤离葛源枫林村,精简合编工作人员,在赣东北的磨盘山区分散打游击。1935年,在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苏区军民转入全面游击战争。这个时期的胡煌拿起枪杆子,战斗在保卫苏区斗争的最前列。
赣东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增加了数倍的兵力,对赣东北进行残酷的“清剿”,对游击区进行梳子梳,篦子篦,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红军游击队和干部、群众遭受很大损失,省委的一些负责人在与敌人战斗中相继牺牲。
1936年冬,胡煌赴江西中央分局开会途中,因叛徒出卖,途经杭州火车站时被捕,囚于杭州浙江省陆军监狱,受尽酷刑,英勇不屈,坚不吐实。不久,被杀害于监狱内,年仅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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