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南下干部。作为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难忘岁月的见证者，南下干部的传奇经历并未被世人忘记。
1949年，为支援全国解放，大批干部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抛家舍业，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参与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的任务。这次调干南下，是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为人数众多、成建制输出、发挥作用巨大，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华东南下的干部中有一位名叫王杰，原名王乃恩，山东诸城人。他于1938年12月参加革命，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莒县四区区委组织委员、莒县县委秘书；1949年4月，随军南下，任义乌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51年11月至1954年4月兼任义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至八次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后调杭州、上海等地任职。
和父亲一样革命一辈子
在王杰两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尽美牺牲了。从自己的祖母口中，王杰了解到父亲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
王尽美，原名为王瑞俊，1898年6月14日出生在山东莒县的一个佃农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后于枳沟镇高小毕业，在家务农多年。农暇刻苦自学，酷爱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较早萌发了民主主义思想与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9年，青年王瑞俊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活动，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国反日组织。由于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良好的口才，他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他结识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罗章龙，并成为该研究会的通讯员。此后，他的脚步迈得更快了。同年11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并任主编，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1年春，他与邓恩铭等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中国历史上神圣的时刻来到了。王瑞俊与邓恩铭代表山东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与会代表中，他是较早到达上海的一位，并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全过程。
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王瑞俊和邓恩铭虚心好学的精神以及他们在大会讨论时所发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更加坚定了王瑞俊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此，他改名叫王尽美，并写了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的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王尽美和邓恩铭参加党的一大归来后，同王翔千、王复元、王象午等人，于当年9月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的成立和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进一步传播，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此后，王尽美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一心一意为无 产 阶 级 革 命 事业奋斗，直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忠于党、热爱祖国，始终维护党的声誉和人民利益，这是王尽美和他后人一直坚守的信念，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革命风范。
匆匆受命接手“烂摊子”
1949年春天，26岁的王杰当时已经结婚，和妻子曹健民育有两个孩子。南下行动要求时间紧迫，他根本来不及回家，匆匆向家人打了电话就投身华东南下干部中队。经过一番艰难险阻，王杰和南下干部中队终于抵达金华。根据金华地委的指示，迅速奔赴义乌县开展工作。义乌县拥有30余万人口，四周群山环抱，中部是丘陵，浙赣铁路横穿境内。这里虽已解放，但是基层政权还在地主恶霸手里，国民党残兵和当地土匪勾结在一起躲藏在深山中，经常窜出杀害军民，先后有100余名党员、积极分子被他们杀害。城内房倒屋塌，物资极度缺乏。
在王杰看来，义乌人民勤劳朴实，讲团结、有志气。尽管接收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破烂摊子，但面对广大群众的悲惨遭遇，王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时此刻，他更加体会到中共中央决定调集大批干部迅速进入新区开展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从内心里下定决心和地方同志战斗在一起，把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切实改变这贫穷落后的面貌。
1949年5月8日，义乌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四团挺进义乌，将所有前来迎接“国军”的国民党义乌县党政警人员俘获。这一天，义乌县城社会安定，所有商店照常营业。同年5月21日，南下中队中队长刘胜洲任县委书记，董党任县长，介信秋任民运部部长，洪仕任宣传部部长，王杰任组织部部长。其他干部分别派到各区，组建区委、区政府。南下干部和地方同志组成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迅速开展工作。
在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地方的国民党败兵、特务和当地的惯匪四处横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根据金华地委的指示，义乌县委决定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密切配合解放军统一领导剿匪斗争，王杰同解放军部队一个连负责义东区。义东区一带山高林密，林中蚊虫又多又大。恰逢多雨季节，林中阴暗潮湿，道路泥泞。南方的天气让这些南下的北方干部很不适应，大家对地势不熟，加上语言不通，进到深山里困难重重，有时迷失方向，转半天也转不出去。夜晚天黑路滑，追击土匪时常是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浑身上下滚满泥水。“我们没有蚊帐，夜晚露宿被蚊子叮得满身血包。我不幸得了疟疾，一会儿满面通红、口渴难忍，一会儿又冷得发抖，浑身发颤。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但还得跟随部队在这深山老林里与土匪周旋。”王杰在一次采访中回忆，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和休息，他患上的疟疾三年后才得以治愈。
在剿匪斗争中，区乡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和县区的武装力量，积极配合解放军统一剿匪行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下，1949年7月至12月，义乌全县共计歼灭武装土匪14股计1445人。另有8股未在山上活动的土匪计158人，亦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950年12月30日晚，义乌最大的匪首吴模被击毙。至此，全县武装土匪基本肃清。
忘我工作投身第二故乡
匪患肃清，农村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南下干部又开始赶早摸黑，走乡串户，组织农民按照老解放区土改的步骤进行土地改革。
1950年秋，由部队抽调了一批骨干配合地方干部，共同组成工作队，由点到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带领深受苦难的农民向封建阶级开展全面进攻。在土地改革的同时，进行镇压反革命和支援抗美援朝。义乌全县先后有2000余名青年自愿报名成为解放军。这时，全县形势一片大好，城乡各项工作有了空前的大发展。
土地改革中，王杰和其他县委同志分头带领机关干部参加工作队。工作队同志全部住在农民家里，与他们共同参加劳动。同志们深入群众家里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情况，经常聊到深更半夜。听到深受苦难农民的一句句控诉，王杰受到了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他和同事战胜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经过工作队的持续宣传教育，群众从躲躲闪闪到勇敢面对，最终公开揭发和严厉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发展得很快。1951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了。农村党组织和民兵、农会、妇救会等各群众组开始蓬勃发展，1951年底，全县互助组已迅速发展至1000余个，有近万户的农民加入其中，大大促进了生产发展。1953年底，全县互助组已发展到6000余个，参加的农户有4万余户。待有关机构建立后，县委责成王杰举办干部培训班。根据县委决定，王杰招收了一批有思想基础的青年学生进行培训，并将他们派到基层发挥作用，培养当地干部来充实干部队伍。
恪尽职守书写人生答卷
即便身处困境，南下干部始终怀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坚持战斗在岗位上，向党和国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54年4月，王杰调离义乌，前往杭州工作。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是王杰坚守的工作原则。在义乌的短短几年里，他把这片热土当作第二故乡，为义乌的革命和建设精心谋划、恪尽职守。
1988年9月，王杰和妻子曹健民接到义乌市委的邀请信，愉快地重返第二故乡。再回义乌，当年风华正茂的南下干部已是白发苍苍。一路上，王杰都在想象义乌会变成什么样了。当眼前呈现出繁荣景象，人气旺盛的小商品市场，王杰深受启发和鼓舞。在他看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蓬勃发展，生动体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王杰为义乌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的顾全大局、不怕吃苦、踏实工作、无私奉献的“南下精神”。
发表于 2023-3-18 1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