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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0日至22日，仅仅两天，蒋介石自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即被解放军突破，敌江防部队落荒而逃，渡江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21军一部奉命进军杭州。
5月3日，解放军进攻杭州，杭州守敌大部逃窜，残部被很快扫清，杭州宣告解放。
解放早已是人心所向，加上杭州地下党组织事前做了大量工作，杭州市区的形势迅速稳定下来。原党政机关、物资仓库、交通邮电、水厂、电厂、银行、报社、工厂等要害部门，大多保存完好，没有遭遇破坏。解放第二天，学校照常上课，商店开门营业，工厂正常生产，甚至电影院正在上映的影片也没有中断售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在一派和平安定的气象中跨过了新旧两个世界。
5月10日，在国货路新华电影院，杭州地下党员、接管杭州的南下干部、萧绍地区金肖支队队员以及21军留驻杭州的同志举行了会师大会。人们怀着胜利的喜悦，热情地拥抱握手。尤其是30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在长期的单线联系之后，这是大家第一次公开见面。不少人发现自己的同学、朋友甚至同事，原来竟也是自己秘密战线上的同志。
20岁的“无业青年”张永也在其中，在这里，他见到了带自己认识党、加入党，却已久违的夏老师，还有自己的老领导柯里同志。会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发表讲话，高度肯定了地下工作者为杭州解放做出的卓越贡献，这让张永无比自豪，虽然在与会的近千人中，也许只有直接领导他的上级知道这个年轻人曾冒着怎样的危险为革命工作，
60年后的今天，80岁的张老早已离休多年。当他坐在家中为我们再次讲述杭州解放前夕发生的故事，思维缜密，逻辑清晰，我们仿佛看见那段峥嵘岁月清晰地浮现眼前。无疑，1948年末至1949年初那段抄写编辑秘密情报《杭州概况》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记忆。
19岁的地下党员
张永最初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在1945年上半年，那时他是杭州市立中学的初三学生。
位于西湖金沙港的杭州市中，曾是解放前杭州最大的中学之一。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正在进行，刚光复的国统区政治气氛还比较缓和，出了一些进步书刊，书店里甚至能暂时买到一些革命书刊，革命的思想也在杭州市立中学的学生中悄悄地流传着。那时市中初三年级8个爱好文艺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警钟壁刊社”，半月一期，搞起了名为《警钟》的壁报。而壁刊社的负责人，就是张永。
“我们在壁报上连续登了几篇介绍高尔基作品的文章，这是因为有个同学的哥哥去了延安，他家里有一些进步书籍；还有个王水君同学写了篇文章，叫《资本家的丧钟响了》，当时在学校里都是很引人注目的。”张永说。警钟社的进步倾向很快引来了反动学校当局的注意，维持了不到1年就被迫解散了，但却使学校的两位女教师开始与这群十五六岁的学生接近。
这两位老师，一位叫夏汝南，一位叫余巾英。后来张永才知道，两位和蔼的老师原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在学生中物色发展对象。“夏老师的宿舍就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向她借一些文艺小说来看。”在夏老师和余老师的启发介绍下，张永和同学们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如蒋管区出版的进步杂志《民主》、《文萃》、《周报》、《时代》和党出版的《群众》等，几乎是书店一到货就跑去买来大家传看。“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就是那段时间看到的。”张永说。
1947年2月26日，张永依然准确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余巾英老师带着他，在一个隐秘的场合，举起右拳庄重地宣誓。张永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这年他19岁。
家里住进个贩木炭的
苏堤、白堤、六公园、花港观鱼，这些环西湖的景点每天游人如织，人们幸福地享受着湖光山色。1948年，环湖仍是游人如织的西湖美景，然而一些“游客”的心事则大不相同。
正如一些电影里的场景：游客甲与游客乙在白堤相遇，然后走到一起轻轻地攀谈，似一对老友，实则是正用暗号接头的革命战友。
游客甲是新党员张永，杭州大中华文具店的一名普通店员；游客乙则是他的联络人和上级柯里，化名李翔秋。张永与柯里是单线联系的。柯里知道张永住在哪里，但张永对柯里的信息却一无所知。
“我入党后，与入党介绍人余老师只联系了一个多月，她就因同志被捕离开杭州去了苏北根据地。接着是一位姓唐的同志，但只联系了两次，1947年6月我的关系就转给了柯里。”
“每次，我从一公园、六公园向昭庆寺（今少年宫）方向走，柯里从岳坟、六公园向一公园方向走。然后，我们会在湖边的某个地点‘巧遇’。每次相遇的地点都不固定，白堤相对多一点。”
于是，“游客甲”与“游客乙”邂逅之后，会坐到湖边的石凳上“聊天”，或是边走边谈。张永向柯里汇报情况，柯里向张永传达党组织的消息或者布置任务。他们一个月要在西湖边碰面两次，“湖边人多，不容易引人注意”。
这样的见面一直持续到1948年7月。一次见面后，柯里问张永：“能不能帮我在乡下找个住处？”
不用柯里多说，张永也明白，城里军警、便衣特务多，并不是安全的住所。他略一思索便对柯里说：“你看住到古荡我家怎么样？”柯里看着张永年轻的脸孔，点了点头。
杭州城西古荡，现今已是车水马龙的新兴城区，60年前却是一派田园风光，鱼塘掩映着竹林，水田间夹着桑园。张永辞去文具店工作后就住在古荡俞家圩的外婆家。“我舅舅当时在拱宸桥开了一家运输公司，外婆就是古荡人，家里有8亩水田，还有一些竹园和桑地，住的是上下两层带院子的房子。”这样的家境在当时的农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并不“贫农”的家世是很好的保护色。
于是这年8月，柯里带着夫人张幼云（也是地下党员）和一个孩子租住进了古荡“张奶奶”家。张永和母亲、外婆住楼下，柯里一家住楼上。张永对家人说，这是他的中学老师，现在在临安和杭州之间做贩卖木炭的生意。
秘密编写《杭州概况》
柯里，青田人，1938年5月党。1943年5月，浙东区党委派他前往杭州开辟工作，1947年至杭州解放后，历任上海局杭州特派员、中共杭州市工委书记、杭州市委常委等，1952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
尽管当时张永并不知道柯里的具体职务，但是柯里搬来后布置给他的一项任务，却使这个机灵的年轻人猜到，柯里应该是中共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48年11月的一天，柯里把张永叫到楼上房间，拿出一叠手抄的材料告诉他，杭州解放一定是指日可待了，为了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他接到上级指示，要收集各方面材料，将杭州各界的情况掌握起来。“这些材料是同志们冒着危险收集的，请你把它们抄两份，一份留底，一份由我带走。”柯里说。
“我一看，那上面有是杭州军事机关的地址、负责人、人员、枪枝数，还有特务机构的配置。一般的地下党员不可能了解到这么详细的情况。”张永对我们说。
于是从这天起，“张家公子”对家人，他总说在楼上后厢房里看书，实际上却是怀着激动与警觉之心，不分昼夜地抄录着资料。
这些资料，有的是来自军政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文件，更多的是地下党员们调查收集情况后用钢笔写成的分析材料。材料之广，涉及杭州军事、政治、工业、交通、公用事业、金融、教育、社会团体、文化等各方面的人事、派系、配置、动态等各方面的情况；而调查之细，更让人感喟地下工作者无畏的勇气和工作的细致。在杭州市档案馆1999年根据张永当年抄写的原稿编印的《杭州概况》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浙保6团2营5连，钱江大桥，李明陶，兵120，轻机2，步70，卡宾3，弹100，系38年1月10日接防。”
而对杭州市重要部门的要害人员，其出身、履历、作风、思想、能力、兴趣、交友、家庭等皆有扼要的叙述和分析，甚至详细到了谁与谁正在谈恋爱的地步。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柯里每个月带来一批这样的材料交给张永。张永再用绘图笔，将其抄到十多厘米见方的打字机用拷贝薄纸上。每次抄好两份，一份柯里带走，另一份张永留底。按照柯里的交待，原稿抄完都立即焚毁，不能留存。“万一被敌人搜去，查验笔迹，会暴露潜伏的同志。”张永说。
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那样白色恐怖弥漫的年代，那份留底的材料，张永会怎样处理。“老式的房子，楼上窗户外面都有瓦片的。我把材料折小，再用油纸包好，放在一张瓦片下面。上万张瓦片，很难查的。”张老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们。
南下干部人手一册
30多户人家的古荡俞家圩村，在当时还不是保而只是甲。虽然村民们对家境小康的张奶奶家都很熟悉，但是一个陌生人忽然住进张家，而且时常会消失个三两天，还是引来了某些异样的眼光。
“1949年春节前，甲长忽然来到我家，装做很随意的样子，问起我家租户的情况。我告诉他，这是我的老师，现在做木材生意，经常要出去做生意的。”
甲长一连来了两次，两次柯里正好都不在。机警的张永觉得，或许是保长和乡公所察觉了什么，才派了他来打探，于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柯里。为了安全，1949年1月柯里一家搬走了。
但是收集情报的工作并未停止。“我们还是一个月见一次面，他把材料交给我，我把抄好的纸张交给他。”只是年轻的地下党员张永从此提高了警觉。农村睡觉几乎都光着膀子，但他上床时只脱掉棉袄，总穿着线衣，为的就是万一有事能迅速应对。张永的母亲虽然不知道儿子的真实身份和工作，但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了张永生活习惯上的异常。她后来告诉她的媳妇、张永的太太说：“即使住在家里，张永晚上睡觉都是从来不脱光衣服的，半夜有狗叫他就会一骨碌爬起来。”
这项工作一直到1949年3月末才告一段落。最终形成的调查，分为41条目，共有三万二千余字。解放后，张永将留底的资料上交给了杭州市委。
老革命柯里对张永这个小老弟无疑是信任的，但是出于组织纪律，资料的来源、去处、用途，他始终没有对张永说过，张永也没有问起。直到1999年，杭州档案馆准备将这批文件汇编成书，张永写信向在北京的柯里询问，才知道这批文件派了什么用途。
原来这批解放前夕的杭州概况资料，是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索要的。柯里在信中说，当时布置杭州地下党组织各系统收集，有的是在那个单位工作的同志整理的，如浙赣铁路局的金家坚、东南日报馆的谢岳或周令，有的是负责联系该系统的同志收集的，如学校系统的方琼和许良英，也有些是从报刊上摘录的。这些资料经张永整理后，通过地下交通网络，交给了外县工委。
柯里在信中讲到的一个细节，更让张永在50年后再次为当年做过的工作激动不已。1949北京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请国统区也派代表参加。杭州代表、地下党员卢月梅4月抵达淮安时，遇到了南下干部大队。听说卢月梅是杭州来的，准备开赴浙江工作的干部们邀她一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卢月梅发现很多干部手里都有一份油印材料，上面的许多详细情况，甚至连她这个在杭州工作的同志都觉得开了眼。卢回到杭州后，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柯里。张永这才知道，这些他当初整理的资料，为人民军队顺利解放和接管杭州，为南下干部迅速开展工作、管理杭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杭州解放后，张永曾在拱墅区委、杭州市委办等部门工作，1987年任杭州市计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1992年离休。80岁的张老依然笔耕不辍，忙着整理一批杭州地下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准备于今年5月出版。
他与现年已90多岁的柯里，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络。（《钱江晚报》）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突破“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进攻杭州，杭州国民党守敌大部逃窜，残部被很快扫清，杭州宣告解放。原党政机关、物资仓库、交通邮电、水厂、电厂、银行、报社、工厂等要害部门，大多保存完好，没有遭遇破坏。
杭州的解放之所以如此顺利，离不开杭州地下党组织事前做的大量工作，其中当时秘密编写的《杭州概况》，为人民军队顺利解放和接管杭州，为南下干部迅速开展工作、管理杭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来源：南国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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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6 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