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1949年,杭州解放前夜,钱塘江大桥上,藏着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抢占钱塘江大桥之际,桥上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原来,国民党军企图炸毁大桥,南逃。 但当解放军占领大桥后发现,大桥钢梁竟安然无恙,要害部分完好无损,只有公路桥面和少量钢轨略有损坏。 这是杭州地下党组织卓越斗争的杰作:钱塘江大桥被较好地保护下来。经桥工队紧急抢修后,大桥公路在杭州解放的第二天就通汽车,大桥铁路也在24小时内迅速修复…… 那是一个无限期待春暖花开的年代,一群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为革命牺牲的人,剑走偏锋、隐秘战斗,保护钱塘江大桥、保护学校、保护工厂、保护市政设施,调查研究、传送情报、策反敌人……迎接杭州解放! 终于,杭州的春天破土、怒放。这沸沸扬扬的新生,正如杭州地下党对这片土地的深情,隐秘而大胆。 漫画 焦俊
冲破迷雾 1949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光辉胜利的前夕,杭州,依旧弥漫着凛冽寒冬的阴霾。 尽管,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其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崩离析也日趋明显。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于彻底失败的命运,一方面,继续疯狂迫害进步爱国民主运动,另一方面,玩弄“和平谈判”阴谋,下令组织“应变”,企图将南京、上海、杭州一带的主要工厂、学校、科研机构,迁往台湾和华南,并扬言在必要时实行破坏政策,将工厂、机器、原料炸毁、烧光。 钱塘江大桥作为东南地区重要的战略交通枢纽,成了国民党破坏的重点。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何应钦两次来杭期间,都对炸毁钱塘江大桥计划进行了重点布置,并任命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嵒亲自负责。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悄悄掌握着斗争发展的方向。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杭州地下党组织,要特别保护好钱塘江大桥,强调这对于保证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恢复国民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上海局领导张执一也布置特别党员、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的余森文,要密切注意敌人动向,想方设法制止敌人的破坏行动。 3月,中共杭州市委成立。保护钱塘江大桥被作为保护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由市委书记林枫亲自部署和指挥。 3月间,林枫派其政治交通员鞠耐秋,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争取了倾向进步的浙赣铁路局工务处设计课负责人华允璋、钱塘江大桥桥工队队长赵燧章对护桥工作的全力支持,并通过他们团结广大桥工队员,积极开展护桥斗争。他们转移、隐蔽、保护大桥的工程图纸和施工器材,购买粮食分发给职工,稳定大家情绪,并密切监视大桥上的一切情况。 4月27日,余森文从上海回到杭州。28日,他得知敌人已将炸药运往钱塘江大桥南岸。29日,余森文找到国民党杭州市政府秘书长徐雄飞,得知负责炸桥的,正是抗战期间,受到过他指挥和照顾的省府工兵营。当晚,余森文就在该营前任营长杨长兴的陪同下,找到工兵营现任负责人“张胖子”,力劝其保全大桥,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以免被子孙后代唾骂。5月1日,余森文再次找到“张胖子”,明确要千方百计保住大桥,即使非炸不可,也不能炸要害部位。最终“张胖子”答应,撤下大部分炸药,仅留少数在公路桥桥面上,以象征性的炸桥来应付上司。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 这次保护行动,极大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抢占钱塘江大桥的战斗,切断了国民党军南逃之路,既保证了京沪杭战役的顺利完成,又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乘胜歼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通道的畅通。 解放军部队占领钱塘江大桥。
杭州!杭州! 与此同时,一场迎接杭州解放,保护工厂、学校和市政设施,调查研究、传送情报、策反敌人的艰苦斗争,也在隐秘、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和负责外县工作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中共杭州市委领导下,团结和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各阶层人士,筑起牢固的铜墙铁壁,使杭州市及各县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军事价值的单位和设施,包括供电、供水、电信邮政、报纸电台、工厂、学校、铁路交通、科研单位等,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为杭州的解放和接管以及杭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行动起来,保护工厂,保护机器!”为了粉碎国民党炸毁杭州电厂的阴谋,杭州地下党在工人中广泛开展工作。在党的号召下,电厂工人顶住资方多次下达的关机、炸机命令,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防止特务破坏。发电车间的工人,关闭了车间前后的铁闸大门,日夜守护在机器旁;检修工人备好材料,时刻准备在机器遭到破坏时进行紧急抢修……解放前夕,共有30多家工厂企业成立群众性的护厂组织,同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护厂斗争的胜利。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浙大等重点学校南迁的阴谋,在党的领导下,浙大等校的广大师生员工也掀起了护校运动。1948年12月11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为坚持不迁校告师长同学工友书》,公开号召广大师生员工团结起来,保护学校,迎接解放。24日,浙大讲师、助教会通过决议,反对迁校,浙大校长竺可桢亦多次明确表示“不能迁校”。1949年1月3日,浙大学生自治会成立应变委员会,领导全校的护校斗争。自1月20日起,浙大发起自力更生构筑围墙活动,成立百人安全队,在各校区巡逻。4月24日,浙江大学应变委员会正式成立,全面领导护校斗争。在浙大护校斗争的推动下,1949年3月至4月,全市有20多所学校建立了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护校组织应变会(后改称“安全会”),开展储备粮油食品,保持水电供应,组织纠察队、巡逻队,进行救护、消防训练,秘密清点校内资产设备等工作。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市学联也通过各校学生组织在学联的联络员,交流护校斗争的情况和资料,联络感情,共同斗争,最终使全市各大中学校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你的名字 大浪聚潮,钱塘多少豪杰。 在那个浴血奋战的年代,有人驰骋疆场、勇猛杀敌,也有人深入虎穴、步步为营。后者常不为人知,只因他们往往甘愿将知道的一切带进坟墓,甚至自己的名字。 1948年11月某天,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小事,它如同投进湖中的一颗石子,荡起杭州解放的涟漪——这一天,一位30岁出头的男人,把一个20岁的青年叫到房间,跟他说:“上级党组织要求我们组织杭州社会情况的调查,收集有关资料,为杭州解放做好准备。” 30岁出头的男人叫柯里,是当时中共上海局杭州特派员;20岁青年叫张永,是当时杭州市立中学的地下党。前者是后者的上级和联络员。 柯里拿出一沓手抄材料,交到张永手上:“请你把他们编写后誊抄两份,一份留底,一份我带走。” 从这天起,张永闭门不出,用绘图笔,将材料抄到十多厘米见方的打字机用拷贝薄纸上。 柯里交代,原稿抄完都立即焚毁,不能留存。张永把留底的那份,用纸包好,藏在书房窗檐下方的瓦片中间。张永在晚年这样回忆:“从那以后,我每天睡觉都穿着衬衣和毛衣,棉衣就盖在身上,半夜邻居的狗一叫,我马上就醒。”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间,每隔两三天,柯里就来一趟,交给张永一份材料,并带走他抄写好的。这份调查最终形成41条目录,共32000余字,涉及土地、人口、地域、特务组织与重点人物、教育、文化、电力、铁路、公路、银行等杭州军事、政治、工业的方方面面。 这份宽不过10厘米、长不过15厘米的手抄本,目前珍藏在杭州市档案馆。里面密密麻麻的文字,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1999年,市档案馆根据这份原稿编印《杭州概况》一书。 也是在1999年,张永才知道这批解放前夕的杭州概况资料的来源。《杭州概况》出书前,柯里在给张永的回信中说:“关于整理的解放前夕杭州概况资料,记得是上海局外县工委索要的,当时布置地下党组织各系统收集,当时是哪些同志交来已经记不清了,有的是在那个单位工作的同事整理的,有的是负责联系那个系统的同志收集的,这些资料,经你汇总整理后交给外县工委。” 如今的张永,已经是94岁高龄的老人,因患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浙大二院接受治疗。据张永儿子介绍,老人健康状态不错,就是记不得事情了。本次采访,张永妻子沈凤娥和儿子赵小明,带我们回忆了那段隐秘的岁月。 因为张永姓氏缘故,从联系采访开始,记者一直称张永儿子为“张老师”。直到采访结束临别前,“张老师”才告知:“我其实姓赵,我父亲真名叫赵留永。张永是他当地下党时的名字,一直使用到现在。” 你好!同志!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10日,在新华电影院,386名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同志第一次聚在了一起。那也是他们第一次,激动地称自己的战友“同志”。 2009年,《隐蔽战线的斗争——中共杭州市地下党部分同志回忆录》出版,让我们窥见了1941—1949年、那个令人泪湿长襟的“昨天”——恐怖、孤立、误解、无闻、无名、无悔…… 只是,我们想知道更多,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斗争,知道他们的归处…… 家住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的马仲庆,直到奶奶莫爱云去世、钱之光发来唁电时,才真实了解了奶奶作为地下党交通员的事迹。 “奶奶平时都很低调,很少说自己年轻时候的事。”通过四处追寻,马仲庆得知:“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常在横燕子弄8号的2层楼房里开会,奶奶就负责放哨,有时坐在门口纳鞋底,有时坐在楼下搓麻将。她还给金萧支队送过情报,情报就藏在盘起的头发中。” “关于杭州地下党的信息,因为其斗争环境的艰巨性、特殊性,没有留存下来更多的资料,我们目前掌握到的资料还比较有限。但这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历史,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铭记,这些大智大勇、视死如归的同志,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缅怀。”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邓金松说。 电影《风声》里,地下党员顾晓梦把这段密码缝在了旗袍上:“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信仰,正是战火纷飞里,每个无名英雄的浪漫主义 来源:杭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