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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中国正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一张靓丽的国家名片。您认为在此过程中应该注重做好什么? 朱炳仁:从历史看,中国大运河本身就非常接地气。今后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它更加接地气,让它像一条运河。 第一,“运”是大运河的灵魂,这个功能不要忽视。例如有的地方为保护大运河上的石拱桥,避免过往船只对桥体产生碰撞损伤,便新开一条支流作为新航道,这相当于停掉了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我看到那座桥孤零零地矗立在运河上,河面没有任何船只经过,给人感觉很“孤独”。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用限大限量的办法解决。生活在运河边的人希望看到运河跟自己有一些关系,而不仅是风景。现在国家提出建设大运河国家公园,这个寓意非常深刻,也包括烟火气——让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能与大运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要在运河边“留白”,如同中国的水墨画,这样才有想象空间。我此前提出大运河零保护的概念,包括零发展、零使用、零干预。它并非把整条街、整座城都归零,而是强调在遗产保护中形成不同层次的保护和展示形态。例如在街道民居改造中,把原来遗存的建筑原汁原味地留下一部分,能让后代看到父辈的生活环境,这便是零发展、零使用。零干预是零保护的另一层次,是在运河沿岸的某一地区圈出一块区域,不进行任何干预,把这里的原生态面貌留给后代,也留下一段“空白”的发展空间。 第三,运河沿岸的城市要注重差异化。各城市都重视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但不能一刀切。因为无论是环境还是历史面貌,大运河对每个城市的影响和作用都不一样。所以在保护、传承、利用中不能用同一种思路,比如,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建一座大运河博物馆。我们在大运河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规矩和模式,像这类墨守成规的统一模式都应该打破。
从整体发展趋势看,中国大运河与西方一些运河相比呈现不同特点。当前,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味是越来越浓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注重守好大运河的文脉,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把大运河作为文化名片打造。西方的很多运河功能纯粹。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都很注重运河本身的运输功能。在中国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有所淡化时,外国运河运输功能是不断加强的。 另外,中国的运河文化与西方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倡导原住民留下来,继续在运河边正常生活。如此,西方朋友来到中国大运河,能够看到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看到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这是非常珍贵的交流展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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