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民的名义》的空前热度,人们对《突围》预期很高。可惜结果却令人失望。 《突围》着重表现国有资产流失中的腐败,着重刻画了林满江这个资本帝国专制君主的形象,应该说很有力度。随着毛泽东的走下神坛,形形色色林满江走上了神坛,就赫赫权势专制跋扈和虚伪的两面人特征看,林满江很有代表性,但谈不上典型性格——因为他没有再现林满江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 不由想起恩格斯在批评哈克纳斯《城市姑娘》中一段著名的话:“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这个被唾弃多年的“保守”观念,永远是不朽的经典,历久弥新。 林满江之所以成为林满江,就个人表现说自然可归结为“理想”和“初心”的失落,但如果局限于此,那就狭隘肤浅了,在哲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艺术上偏离了革命现实主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地位决定思想意识,影响人的思想变化和立场转变的,是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大势。 毛泽东时代实现了空前的清明吏治,陈永贵和吴凤贤当了副总理,依然拿着工人工资和大寨工分,人大会堂开会竟“喝不起茶”,后来因此被讥笑了二三十年。红旗渠历时十年投入一个多亿,没有一分钱贪占;放在今天,GDP投入1000个亿恐怕也修不起这人工天河。如今一个城郊村长,靠卖地捞个几亿几十亿早见怪不怪。过去一穷二白,钱学森李四光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回来报效祖国;如今,清华北大学生,大多以赴美为荣。富豪高官子女争持绿卡已成常态,以致需要“裸官不能当一把手”的约束…… 人们爱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回避这浩荡的大环境,谈不上塑造典型。 中福集团看规模应为骨干国企,林满江联手的长明每月可营收七八百个亿,名副其实的资本帝国。这帝国,运作中哪一点能离开“润滑剂”?!决不限于一个贱卖煤矿。 林满江、钱荣成、 皮丹等反派人物的塑造,脱离他们性格形成的大环境,将贪腐归结为个人品德问题。 石红杏似乎是生活在神话世界,主持那么大的集团6年,除了依顺林满江,自己居然清清白白。可能吗? 林满江崛起的年代,领着时代风骚的是厉股份曹破产和吴市场们,时代精神是“砸烂大锅饭铁饭碗”、“产权明确”和“国退民进”,国企从“一包一股就灵”到MBO再到“快买卖光”,原来,“人间正道私有化”和“物归原主”才是“极终关怀”。这样的大环境,造就了仇卖光和N卖光等风云人物,湖畔泰山就是参天大树坠落的硕果。 林满江们在撞上枪口之前,头上可都顶着“新星”、“成功人士”、“突出贡献”等耀眼光环,代表着XJ生产力,享受者“能不……就不……”的待遇,云从龙风从虎,这些风云人物闯荡江湖无不顺水得心应手,他们昂首阔步聛睨一切说一不二,林满江的专横个性,就是这环境的产物。 这才是“突”的“围”,剧中不见踪影。 程端阳和林满江等四人师徒关系,是贯穿全剧的一条主线,作者设置这情节,是为了凸显情与理的矛盾,为了煽情和好看。将这权势赫赫的国企资本大亨,嫁接到普通“低端”工人阶层身上,实在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在典型的意义上,那是转型中“二代”的优势或专利。稍微正视现实,都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
改制中迅速流失的国有资产,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几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用献血生命换来的,《突》剧不惜用大量没有必要的篇幅回视中福资产的来源,把它嫁接“五根金条”上,也是将个别例外,取代了普遍一般。 忠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才有力量。表现主旋律,不能以艺术的小巧构思取代生活本质的提炼。一个老虎苍蝇的堕落,固然是背叛了理想,如果就事论事那就不是艺术的使命。为什么不能抬高一点视野,将林满江置于那曾经的“忘却初心”的氛围中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呢?温故知新,启人思考啊! 多年来公知能鼓吹“伤痕”鄙薄十七年文学,棍子之一就是“主题先行”。周梅森长于写官场见重于读者,《人民的名义》以大胆和深刻引起过轰动效应,不能不说《突围》令人失望。作者熟悉官场,也熟悉商场,并不缺乏生活,要想在创作上跨出一步,恐怕首先要“突围”自己。 不知作者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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