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13个城市发展质量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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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邦咨询原创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我国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张，出现了越来越多极具发展活力的大城市。

大城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桥头堡。作为区域创新中心和文化中心，大城市聚集效应十分抢眼，在区域经济、交通、物流等方面也具有巨大辐射和拉动效应。然而，近年来，某些大城市出现的一系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活力不足、创新能力受限、交通通达度低、教育资源匮乏、公共服务失衡......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城市化也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近日，安邦智库(ANBOUND)信息研究团队发布《13个城市论发展质量，谁更自信？》（简称“报告”）。报告运用系统性信息追踪、大数据分析和信息图描述的研究方法，基于“经济实力”、“经济结构”、“企业实力”、“交通通达度”、“创新能力”、“教育质量”、“均衡发展”等发展指数形成的指标体系，对中国13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估和测量，以期全面、形象、客观地呈现这些城市的发展质量水平。

经济实力

京沪超一流，新兴城市迎头赶上

01.经济总量

中国经济总量巨大，自然也反映在城市经济实力上。

超一档：上海、北京属于“超一流”，两个城市经济总量均接近3万亿元，暂时领先全国各城市。2015年以来，北京、上海双双出现人口下降，两座超级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开始有“危机感”。

第一档：深圳与广州两位“同根兄弟”不分伯仲，城市经济总量略高于2万亿元水平线。以广州为首的珠江三角9城与港澳联手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四大湾区之一，拥有纵深发展潜力。深圳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连接香港与中国内陆的桥梁，2017年的经济总量超过广州。

第二档：重庆、天津、苏州三座城市经济总量，处于1.7-1.9万亿元之间；成都、武汉“半斤八两”，同在1.3万亿元水平；杭州紧随其后，落在第二梯队后面。这几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你追我赶，争芳斗艳。新兴城市中，成都、重庆、武汉和杭州不甘示弱向前追赶，假以时日或许也将跻身“一流城市”。

第三档：南京、青岛旗鼓相当，宁波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宁波帮”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宁波商人的身影无处不在，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02.人均收入

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人均收入还不高。中国这13个大城市，整体实力在国际上还不算太强。

第一档：深圳、苏州和广州，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都超过15万元。“深圳”人最富，腰包鼓腰杆硬，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昔日小渔村、新兴移民城市的真实经济写照。民营企业的摇篮，苏州和广州则紧随其后。

第二档：南京、杭州、北京、上海、宁波、武汉、青岛和天津依次分列，人均GDP在12-14万元之间。

经济总量最大的上海、北京，人均GDP在十三个城市中处在中等偏下水平，令人颇感意外。

第三档：成都、重庆人均GDP不足9万元，“脱贫”任务不容小视，有待努力！

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目前还不高。作为西部大开发重要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联结点以及内陆开放高地，重庆的后发优势十分明显。

经济结构

城镇化进程中，服务业短板明显

01.城市化率

城镇化是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重要力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通常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期间是加速城市化的时期，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在80%左右。

中国这13个大城市的城镇化率有7个超过80%，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深圳的城镇化率接近100%，是中国唯一没有村庄和农民的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城镇化率超过85%；重庆的城镇化率最低，仅为64.08%。

目前，中国的人口转移与土地、资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地方缺乏动力承担市民化成本，城镇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未来，大城市周边将成为提高户籍城镇化率的新方向。

02.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第三产业占比达80%，广州和上海第三产业占比约70%；深圳第三产业占比不到60%，甚至低于南京；武汉、成都和苏州，第三产业占比都不足60%。

被誉为中国休闲之都的成都，服务业占比徘徊在50%水平线，在13座城市比较中接近末尾；重庆、宁波的第三产业占比尚不足50%，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

北京聚集了大量央企总部，其服务业辐射整个京津冀地区，北京的科技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发展优势明显；上海，世界500强在中国乃至亚太总部更多云集在此；深圳，信息传输、软件服务业贡献突出；至于广州，服务业的辐射范围虽不及京沪，但也辐射到整个华南地区；重庆作为直辖市，城镇化发展程度较低，服务业支撑力度不够。

企业实力

城市支柱高低不均

企业是大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企业总部的集聚程度成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企业是城市靓丽的名片。从城市发展史来看, 企业与城市密不可分, 没有企业就没有现代城市。

01.世界500强企业

从世界500强企业来看，中国入围企业在13座城市的分布极度不均衡。其中，北京有56家企业入围世界500强，占比接近70%，但多数是央企；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均不足10家，成都、重庆、宁波和青岛的上榜企业数量为零。

02.中国500强企业

从中国500强企业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位列三甲，杭州、广州和南京紧随其后；成都、苏州和青岛位居末席，这些城市都缺乏全球化、全国性的大型企业。

03.主板上市公司

一个地区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寡，往往反映该地区的经济活力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从主板上市企业来看，北京、上海不相上下，均超过200家企业在主板上市；深圳、杭州、南京和广州紧随其后，青岛最弱，不足20家企业在在主板上市。值得一提，宁波上市企业超过成都、武汉和重庆，宁波的民营经济高度发达。

根据安邦智库(ANBOUND)政府大数据库的信息追踪，近期，地方密集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降成本、助融资、破壁垒、促转型、拓市场，营造一流投资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交通通达

城市竞争“助推器”

安邦智库（ANBOUND）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自古以来的陆权国家，具有先天优势。利用快速发展的高铁，中国可以强化“陆权”国家的影响力。重大交通技术，尤其是铁路、航空这类跨国应用技术，直接影响国际体系中各国之间的互动能力。

01.高铁通达度

从高铁通达程度来看，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的高铁通达城市均超过200个，这些城市是“一带一路”建设、区域一体化和协同发展的核心。如：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大湾区经济圈的领头羊，重庆、武汉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节点；青岛、宁波、杭州和苏州，四座城市的高铁通达，尚未发挥核心作用。

02.国际航空通达度

从国际航空通达程度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国际航班通达程度最高，均超过60个地区；成都、深圳、重庆和杭州的国际航空通达程度位于第二档位；武汉、南京、天津和青岛紧随其后，宁波和苏州的国际通达程度则明显不足；广州、深圳面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的历史性发展机会，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成武轴心

安邦智库（ANBOUND）提出，建立一个以“成都和武汉”为核心轴的发展带（“成武轴心”），以此推动长江中游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整体上维持稳定增长带来一个可观的发展增量。地处中部，“成武轴心”区域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接近亚洲腹地市场，距离沿海地区也不算太远，极具爆发性的发展潜力。

成都，是中国距离欧洲最近的一个超千万人口特大城市。继上海、北京之后，成都将成为国内第三个形成“一市两场”格局的特大型区域航空枢纽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

航空枢纽的建设，只要与区域资源禀赋条件结合，就可具有巨大的经济拉动作用。成都处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西部门户位置，利用建设第二机场的契机，大力推动航空枢纽的建设，使“今日之成都”演变成实至名归的“大成都”。

武汉方面正在进行“一枢纽+三网”的航空规划，旨在2030年前成为中国的国际门户枢纽，形成通达全球的国际航线网；铁路方面建成为国家高速铁路路网中心，构建以武汉为中心向外放射的“二横二纵二斜”十二个方向的高铁网。

创新发展

受限于制度环境

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签。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无法持续，唯有技术创新才能持续前进。专利授权量是反映技术创新的重要指标，代表一个城市的创新实力。

从专利申请授权的数量来看，北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北京、上海依托国家支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但相比深圳似乎没有形成明显优势，上海的专利授权量还落后于深圳。

2017年，深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4.13%，达到国际化城市水平。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2017年研发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45%；研发支出为897亿元，占总收入的14.9%，华为累计专利授权74307件，超过90%为发明型专利。

广州、苏州、杭州，地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江浙地区，整体创新能力较强。

青岛，创新能力在13个大城市中相比最弱。山东和广东相比，两省经济总量差别不是很大，山东2017年的国家级高新企业数量不及广东的1/5, 国际专利（PCT）数量不及广东的零头。这种情况，应从产业结构、人才政策以及创新环境等方面，深层次分析差异。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在信息追踪中发现，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得分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占比68.0%，西部城市相对较弱。随着一带一路发展，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格局中，西部城市的崛起令人期待。

教育发展

城市文明进步的见证

2018年，中国网络热议“北上广安置不了肉身,三四线放不下灵魂”，多个城市参与抢人大战。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城市之间的综合竞争，核心是对人才的竞争。高等教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力资本的质量。

上世纪6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着经济上对美国的追赶，教育方面（特别是高等教育）也成功地实现了相对美国的追赶。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城市的标志，不是摩天大楼、商场林立，城市因“人”而灵动。教育已经成为城市竞争的“软实力”。在城市经济发展初期，初级教育作为生产要素直接贡献了最终产出，对经济增长促进明显。然而，城市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高等教育就显得至关重要；高等教育可以提高技术创新与模仿的速度，进而提升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率。

从上图不难看出，这13个大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度不平衡。2017年，北京有19所高校进入全国100强，占比近20%，遥遥领先；上海、南京和武汉分别位于第2-4位，接下来是广州和成都等，深圳、宁波和苏州排名垫底。

武汉、成都，属于高校集聚城市，正在越来越多地吸引高校人才和年轻人口安家落户，经济发展后劲足。

均衡发展

城市高质量发展，要看人民的获得感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求GDP增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民生也要同步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更要看人民的获得感。

“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GDP质量和“含金量”的直观表征，体现GDP的虚与实，揭示GDP的“民生含量”，反映民众分享GDP蛋糕的“大与小”，映照出政府“还富于民”的多与少。作为地区均衡发展指数的一种度量，这个指标刻画除地区均衡发展水平，也是反映居民福利的一个指标；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地区均衡发展指数越低，代表经济失衡的程度越为严重。

从安邦智库（ANBOUND）的比较分析看出，上海、北京的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宁波、杭州具有“藏富于民”的特征，天津、武汉的城市经济非均衡十分明显；尽管深圳人均GDP在全国城市中最高，然而，相对政府（或企业）的收入来说，深圳多数居民仍然是“囊中羞涩”。

对此，报告建议，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城市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不同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存在不尽相同的“短板”，城市高质量发展要“真抓实干”，推动经济循环更加顺畅，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注：

1、本文统计数据主要来源，城市统计年鉴或城市统计公报的2017年度数据。

2、2017年城市百强高校数量，引自艾瑞深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