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为何几省份自曝GDP“注水”?来自中央与现实的双重压力 来源:侠客岛 最近,几个省份正在主动给自己的GDP“挤水分”。 先是内蒙,核减了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之后是天津,将2017年预期的1万亿GDP直接挤掉1/3,调整为6654亿元。 很有意思。除了讨论下一个“自曝家丑”的会是谁,大家更关注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这些地区要主动给GDP挤水分? 现象 GDP注水的恐怕并不限于这两个地区。去年12月,审计署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全国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就达15.49亿元;而如果你有心去把过去几年各省市的GDP数据相加,其总和和总增速超出全国GDP的最终数据,也是常见的现象。 主动挤水分的“开创者”,则是去年的辽宁——在该年度的辽宁省两会上,省长陈求发曾以罕见的坦诚,揭露出了辽宁统计数据造假的伤疤:“我们顶着面子上难看的压力,认真地挤压水分,2015年夯实了财政收据,2016年以来努力夯实其他经济数据”; 而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团组会议中,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则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过去一段时间内省内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有一个镇,一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元;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 曾有专家测算,一些辽宁的县区,过去经济数据至少有20%-30%的水分。用一位辽宁官员对媒体说的话讲,“不客气地说,在经济数据上,前一任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且欠下了巨额债务,辽宁现在不是在平地起楼,而是在坑底爬坡。” 如果横向比较则可以发现,这两个地区出现的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在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已经有所体现。2017年6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内蒙和吉林反馈“回头看”情况时,已经指出“有的地方经济数据造假”;而在2014年7月、2016年5月巡视组对辽宁的两次反馈中,均指出“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换言之,地方统计数据造假的情况,中央是掌握了的。2017年底,就在天津挤水分之前,《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挤干水分关键要“舍得” 》的评论员文章,里面说:“注了水的、虚高的,甚至是弄虚作假的经济数据,从面子上看,地区GDP涨了,位次排名靠前了;从里子上看,百姓的腰包没有真正鼓起来,人民福祉没有真正增加,反过来,还可能会影响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决策,透支发展潜力,造成’灰犀牛’的大概率风险。” 这段话说得透彻。GDP虚高虚胖,可能让官员“面子上”好看,但其实并未落到实处,反而给未来增长加重了负担,甚至隐蔽了风险。 那么,为什么地方会有“数据造假”的冲动?
逻辑 统计造假,是一场博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风险小于收益,那么按照经济理性人的推论,造假就变成了一项“可以做的买卖”。 造假的收益是什么呢?显然,主要就是政绩的动力。理论上说,经济统计数据应当是为正确决策做参考的依据,也是外界参考和评价的标准;但在一段时间内,“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机制,则给了地方官员以追逐数据的动力。“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调侃,指向即在于此。 动力有了,那么外界的约束环境如何呢?很遗憾,并不健全。 比如在根源上还难以完全解决的地方干预统计的情况。《半月谈》曾做过一次调查报道,发现部分地方干部为了数据好看,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干扰统计工作,手段包括“下达”指标、“威逼利诱企业配合造假”等。但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你不听,人家就换掉你,更别想升迁调动了”——在地方统计部门人、财、物均归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国家统计局只是进行业务指导的背景下,干扰就是难以避免的。 甚至国家统计局也不能幸免。2016年1月底,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向国家统计局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以“数”谋私,搞权力寻租。 曾有专家给侠客岛举过一个例子,几年前统计局希望改善统计数据,搞了直报系统,绕开地方政府,选了一些企业自己填报生产数据。最终却发现数据依然很差,到地方上一看才知道,用户名、密码都在地方手里,企业无需填报。直到如今,无论在新浪还是腾讯微博,这个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呼叫中心的账号,还在孜孜不倦的更新,但无人回复。 又如“收益”和“风险”的不匹配。如果去查阅《统计法》,就会发现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处罚力度很难称得上“严峻”:大多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的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是“通报”、“处分”。 诱惑太大,笼子不牢。这大约是最容易说通的统计造假的逻辑了。也可以看出,这项改革需要的是通盘考虑。 动作已经开始:2016年10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干部,要“一票否决”。
政治 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风险、去杠杆再一次被强调。这一会议在今年度的落实,恐怕是各地GDP挤水分的非常现实的压力。 毕竟,统计数据造假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其实对地方的财政影响很大。地方公共预算收入高估,中央转移支付就会减少,用于当地的财政支出也减少。但从去年开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明确开始严控,前阵子《人民日报》刊发了各地处分数十名对违规举地方债负有责任官员的消息;财政部去年下旬发布的《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情况的报告》则明确,将研究出台地方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 据专家分析,如果GDP的水份被压缩,则地方债务率可能进一步攀升,偿债压力也随之上升。在此背景下,挤水分、期待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2013年8月,在辽宁考察工作结束时,习近平讲了这么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 “有的领导干部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说假话、汇假报、编假数字、造假政绩信手拈来,脸都不红;对下表空态,搞忽悠,到处许愿而不兑现,群众找上门来一躲二推三训斥;对同事则八面玲珑,见面拍肩膀,只说三分话,背后却嘀嘀咕咕,搞小动作、拉小圈子。对这种多重嘴脸、翻云覆雨的现象,党员、群众很有意见,希望好好治一治。” 而在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在强调政治纪律时,“弄虚作假、隐瞒实情”反复出现数次—— “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凡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凡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骗取荣誉、地位、奖励或其他利益的,凡因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的,都要依纪依规严肃问责追责。对坚持原则、敢于说真话的同志,要给予支持、保护、鼓励。” 去年两会,习近平在辽宁团参加讨论时,讲了这么一番话:“经济数据造假,不仅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而且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 “高质量发展”,是十九大给今后一段时期定下的发展总基调。要“高质量发展”,挤水分、去虚假,当是第一步。 “这笔大账早算清、早主动。必须从‘速度情结’‘换挡焦虑’中摆脱出来,从落后的发展理念中摆脱出来,从粗放的发展方式中摆脱出来,彻底甩掉单纯追求GDP增速包袱,下决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今年1月天津全市经济工作会上李鸿忠的表态。 而在当时习近平说完那番“狠话”后,李希的发言则是:“全省上下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整治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坚决挤压水分,做实经济数据。” 的确,经济数据造假,可能影响到决策层的决策,产生延宕或错误导向;但在更深层次,它会劣币驱逐良币(造假的官员可能仕途比诚实的官员更顺),污浊政治生态。用习近平的话说,“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换言之,“弄虚作假、隐瞒实情”,当然不只是谈统计,而是在许多领域内都有适用性。这段话,应当引起各级干部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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