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 · 城纪】沈庵与杭州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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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庵与杭州藏书楼

2017-11-17

                                         

                                         

                                         



浙江图书馆是国内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它的前身是杭州藏书楼，杭州藏书楼于1903年改称浙江藏书楼，1909年扩建为浙江图书馆，这些资料点击百度就能轻松查到，但如果想找杭州藏书楼之前的史料，就得跑图书馆和档案馆了。

据记载，杭州藏书楼的前身是东城讲舍，东城讲舍设在菜市桥河下的沈庵内，再往上找，沈庵建于宋淳熙四年（1177）改建的无碍院遗址上，无碍院之前称崇福庵……其整个一条脉络很清晰。都说往事如烟，那过于遥远的“隐秘”也许没必要展开，但1949年后还存在的沈庵，它那段与浙江杭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关的历史，应说值得细细挖掘，任其湮灭未免可惜。

1 那一年，沈袾宏和汤氏辞别，径自出家，从此世上多了个莲池大师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除夕，本是阖家团圆、欢天喜地的日子，杭州“菜市桥西河下”一户人家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主人姓沈名袾宏，夫人汤氏，家里房子有十间八间，但就两人踱进踱出，冷清得要命。那天听大门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邻家小孩子的嬉笑打闹声，坐在堂前太师椅上的沈袾宏长长叹了口气，叫汤氏端茶来，想暖暖身子。茶沏好刚放入茶盘，谁知杯子竟然开裂了，沈袾宏见状先是一愣，继而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边笑边丢给汤氏一句话，意思是姻缘没有不散的道理。汤氏呆呆站在那里，心里隐隐产生一丝不祥的预感……

要说沈袾宏做人也确实够晦的，自27岁后的数年内他迭遭不幸，先是父亲去世，接着爱子夭折，再又夫人张氏病故。他本无意续弦，但因母命难违，只得再娶汤氏，婚后无子这也罢了，谁知31岁那年，他母亲又说没就没了，沈袾宏不禁深受刺激，想法多多，那天茶杯的爆裂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沈袾宏的精神彻底崩溃……

初三早上，他把《七笔勾》、《出家别室人汤》放桌上后，和妻子辞别，头也不回地径自出家了。他后来栖息在五云山云栖寺，自号莲池居士。寺院乃清净之地，这位原本很用功的读书人面对大把的空闲时间，开始早早晚晚写些与佛教有关的经书，名声渐渐传开，大家尊他为净土宗第八代祖师。莲池与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莲池居首位），在佛教界影响很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2 你要当和尚，那我就去做尼姑，汤氏跟着遁迹空门

沈袾宏原先家境是不错的，据《莲池大师全集·先考妣遗行记》记载，其爷爷沈松轩经商多年后致富，从仁和新塘迁至菜市桥，“以耆德授冠带”，为当地缙绅。和沈袾宏同住一起的堂哥三洲公为进士出身，在京都礼部任职，“官属北部”。而沈袾宏在读经史时，也对自己的前程信心满满，他曾与父亲有约，称“以三年为期，得则禄养，不得则理前愿。”孰料人生无常，就在考功名的数年里，家里接二连三出事……沈袾宏出走后，汤氏独守空房，常无端陷入窘境，后也选择遁迹空门。明朝宋应昌和清代梁诗正的文章里都谈到一座位于菜市桥西的，与汤氏有关的孝义无碍庵。这庵名似乎有点不太上口，且也难记，当地老百姓就按自己的理解，管它叫沈庵。汤氏在沈庵做尼姑，直到67岁圆寂。

宋应昌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幼时与后称大师的沈袾宏一同读书，对袾宏的才华极为欣赏。宋应昌后官至兵部右侍郎加左都御史，他“登仕”那年，袾宏出家。他说袾宏妻室姓汤，名袾锦，字太素，本是贫家女，长年吃素，出嫁时19岁，隔年袾宏屁股掸掸顾自走了，汤氏又能怎样？只得与生母为伴，留在沈家“斋戒禅诵”。不久母亲过世，剩下汤居士孤单一人在青灯冷月下度日，其中甘苦自知，她都忍了，认了，不料后来沈家族人过来说，要把沈文彬过继给她（文彬为袾宏三弟第三个儿子，入赘江干徐氏），可文彬说说是过继，但仍住徐家，只是到时来看看而已，时间一长，闲话不免，汤氏感觉总不是个事儿，不久便“脱簪珥为尼僧”——干脆效法莲池一走了之。

临走前，汤氏对沈文彬说：“兹无所事，后不后我固无害，彼生而养死、而服、而殡、而祭，世法也。吾学佛，存资钵衲，殁归闍维耳，夫何求哉？”

汤氏想通了，什么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全都无所谓，既然皈依佛门，就得与尘俗有个了断，于是把所有的田地房屋，都给了沈家五个侄男，“独于文彬加厚”。不仅如此，分手之际，为求个清净，索性连自己住的那间房子也“属文彬也”。然后就沈家附近找了个住所，“绳枢蓬门，夕灯晨香，阒如也”。都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弱小女子会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受莲池大师的“感染”，其实细细想来，世上为家产等纠缠不清而烦恼的事情不是没有，也许她活得真是很累。

3 两人墓地隔溪相望，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一些年后，一个名叫朱衷纯的公子，看汤氏就这么在挨日子，不知是出于感动还是看不过去，就依照他父亲的遗意，首先提出替汤氏建庵，宋应昌闻讯后“与一时宰官、居士、比丘尼某某从臾焉”。大家凑拢百金买下赵氏故宅（《武林掌故丛编》卷二第三集为“买徐九德者，并以施庵捨契存照”），缁侣之能匠石朽墁畚锸者，相与施工施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造了起来。中间是禅堂，堂左凿了一口井，其他像围墙、厨房、茅厕等尽管粗陋些，也都一并考虑在内。

庵建成后，总该取个名。这地方据当时的《杭州府志》记载：“菜市桥西，有古无碍庵（原名崇福庵，淳熙四年（1177）改为无碍院），其后渐没入于民家，徙于北。”当地人告诉宋应昌，此地正是原庵旧址。宋应昌听后深有感触：“久湮忽兴，殆天意，非人力。”他想到汤氏不嫁人，把家产都给了沈家，自己住到外面来，为莲池大师父母“庄严报上”，此举当属“孝”；而大家为汤氏建庵，当属“义”，“义以孝不虚，孝以义不泯。”就沿古证今，在匾额上写上“孝义无碍庵”五字，并勒石纪事。可怜入住时，汤氏已是47岁了。因为汤氏生为沈家人，死为沈家鬼，所以乡里均称孝义无碍庵为沈庵。宋应昌把这些都记在《孝义无碍庵记》里。

自宋应昌题额后的近二百年里，沈庵“梵宇金容，晨钟暮鼓，与云栖法会刹竿相望也。”这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梁诗正笔下描述的盛况。世上庵庙屡毁屡建的现象很多，沈庵于乾隆十三年五月七日因邻火不戒，烧个精光，“一时善男信女，咸舍资材订新而落成之。”由于旧刻已剥蚀，就另取一石，按照原宋应昌所撰《孝义无碍庵记》碑文重修凿上，并请身为太子太师、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梁诗正“续书其重建之岁月焉”。汤氏于1614年往生，80岁的莲池大师为其送葬，翌年莲池大师仙逝，僧人在云栖寺左下建莲池塔墓；不久袾锦墓塔也迁于云栖寺右岭下。钟毓龙《说杭州》记载：“莲池及其妻汤氏之塔院在五云山回雁峰东之宝刀陇。”从古地图上看，两墓隔溪相望，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4 沈庵在哪？得来全不费工夫

莲池大师当年因“迭遭不幸”而出家，是一时受强刺激还是另有原因不清楚，但就其一走了之而言，似乎有点过了，他根本没考虑汤氏的感受，汤氏应说比他活得更不容易。不过从莲池写的《庵主太素师》一文可以看出，莲池后来多少是明白到这一点的，他曾多次到庵里来为汤氏做事，不排除是出于一种愧疚心理，至于汤氏是否领情就不得而知了。里坊早早流出一则传闻，说某日出家后的莲池和汤氏说好回家，汤氏没一句话，只是将烧红的炭火堆在门槛处，莲池来了，他下面赤着双脚，一顶笠帽挂在脑后，双手合十想走进家门，突然感到脚下很烫，问地上为何这么热？汤氏答道：“既然是孽（杭州话里“热”和“孽”音同）地，就别进来”。这则传闻的意思显然是莲池虽说已出家，但尘缘未了，反倒是汤氏，在还没皈依佛门之前，即已看破红尘，所以会比莲池更为“顿悟”。汤氏作出的牺牲，可以说绝不亚于绍兴沈园里的唐婉，她的一生，就像蜗牛，背着卸不下的沉重包袱。

汤氏修道的沈庵具体位置在哪里？我翻遍手头书籍，没有找到。2015年夏末一日，趁天稍凉爽，我去市档案馆查找资料，还算走运，找到一份《杭州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情况》，文载：“沈庵，又名古孝义庵，位于菜市桥南河下五十三号，建于万历年间，为私建。有房六间，市值五百万元，地一亩整，市值五十万元。另有所属房大小九间，市值两百万元，地五分，市值二十万元。动产十二万，有僧六人住持。”这是一份可采信的资料，说明民国时沈庵（之前已改为东城讲舍）又恢复为宗教场所。所不同之处在于，民国记载沈庵在“菜市桥南河下五十三号”，与古籍记载沈庵位于菜市桥西河下似乎不符，古籍记载和档案馆一般不会出错，那毛病出在哪里？我问自己，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东河是南北向的，若以桥划界，自然桥一侧称南，另一侧称北；若以河划界，则一侧称东，一侧称西，这样就不矛盾了，也即沈庵位于菜市桥直街、直大方伯、保宁巷（即头发巷）这一边，理由是钟毓龙《说杭州》云：“菜市桥河下，桥西之南，旧有孝义庵，亦称孝义巷。”钟氏说孝义庵在桥西之南，无疑交代得最为清楚。菜市桥与南面的万安桥相距约三百米，沈庵应在近菜市桥附近的河边。

5 沈庵改作东城讲舍，在时间里它的踪迹

沈庵在历史上几度变更，“清同治三年（1865）年，杭州知府薛时雨因沈庵主持不得其人，逐尼去，改为‘东城讲舍’，大师及夫人木主仍然供奉香火。”史志真是惜墨如金，不肯多加一字，好在丁丙的儿子丁立中有篇《先考松生府君年谱·薛时雨记》，里面详细记载沈庵房屋结构、数量及变化等过程：“……孝义庵故基在庆春桥（即菜市桥）西，旧名无碍，为明释袾宏号莲池其室汤号太素者梵修地。劫后住持颇失梵修本旨，余深病之，见地虽近市，尚不至湫隘而嚣。且礼殿、堂庑、门宇、垣牗、阶磩、瓴甋之属规模粗备，易于集事。爰嘱丁君丙经理厥役。朽者易之，缺者补之，漫漶者饰之。后楼三楹设位祀许、郑两经师，中三楹为讲堂。上构庋阁，仍安莲池太素栗主，示不忘故也。前有门塾，旁有廊舍，敞书楼以待来学之士。拓厅事为宴息之所。又割西偏余屋为赁司，取租入以供閽庖。”薛时雨当时托付丁丙去办事（中间三楹房子开讲堂，西边空房出租开店，租金用于日常开支），丁丙为人仔细，一一入账。

日后，沈庵又有变化，清丁立诚《东河新棹歌》记载：“薛慰农太守以孝义庵尼有秽行，遂封其居为东城讲舍，延师课士。里人保六房尼清修，还其临河楼屋”——由于里人提出不同看法，愿作担保，结果割出临河的六间房子做尼姑的清修之地。丁立诚曾作诗讥嘲：“漫夺尼居作讲堂，风流太守好文章。难淆舆论存公道，割出沿河沈六房。”毫无疑问，沈庵当时与东城讲舍并存。

东城讲舍曾为浙江杭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不少贡献。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太平军攻占杭州，号称“江南三阁”之一的西湖文澜阁内《四库全书》大量散失，经丁氏兄弟努力，找回不少，但所缺仍多，丁氏兄弟为此于光绪八年（1882）五月，从头发巷丁氏藏书楼拿出家藏珍本，组织人员在东城讲舍补抄，历经多个寒暑，《四库全书》大体恢复原貌。还有东城讲舍和蚕学馆、养正书塾一样——创办“新学”。当时官方出资请名流授课，诸如光绪八年(1882)举人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等，任东城讲舍讲席。东城讲舍在此事上开一代之先河，使得杭州成为全国创办新学的先驱。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郡绅邵章、胡焕清等人改东城讲舍为杭州藏书楼，次年在“大方伯”建屋，并增购图书，改名为浙江藏书楼。自大方伯建藏书楼后，东城讲舍一度成为浙江教育总会会址，不久教育总会他迁，讲舍关闭。

项戈平《东城讲舍》接下去说：“清光绪三十三年（1905），杭州知府卓芝楠为建第三所“杭州府立两等小学堂”（设在华藏寺，为小学堂之附属小学），拨东城讲舍及其产业为小学校产，此后，讲舍重新修整，开辟操场，种树植花，三年后，东城讲舍又改为杭县县立第四完全小学，规模扩大，不敷容纳，于是计划在城南仁和县孔庙另行建校，讲舍及其产业拍卖。拍卖后的东城讲舍被商人装修改建成为商行市肆。”至于临河的六间沈庵房子是怎样处理的？项先生未述及。

6 杭州藏书楼迁至大方伯

后改名浙江藏书楼

前面说到“郡绅邵章、胡焕清等改东城讲舍为杭州藏书楼，次年于“大方伯”建屋……”这大方伯系地名，有横大方伯和直大方伯之分。今马时雍主编的《杭州的街巷里弄》记载：“直大方伯南起解放路，与金鸡岭相对，北至庆春路，相对东清巷……”杭州藏书楼具体在哪？我向杭州历史学会理事丁云川先生打听，丁先生说头发巷内的丁氏藏书楼与此无关，一时失去线索。我转向《浙江藏书史》作者顾志兴先生请教，顾老说：“大方伯杭州藏书楼为浙图解放路分部，旧址在天工艺苑东边（解放路86号），紧靠今杭州电大（现改为老干部大学）的东面，解放初面临马路的，是‘浙图分馆借书处’”顾老还说：“解放路分部前后都是平房，藏书楼是砖木结构，具有清末民初西式建筑风貌，后来拆了，剩下的房子住了两家工作人员，我都认识，解放初我常去那里借书。七十年代尚有部分宿舍，现在彻底没了。”我再查：“1954年改称的解放路，是由多条老街改造相连而成的道路，明时分段称葵巷、大方伯里……清时称葵巷、横大方伯……”如果按现在的横大方伯和直大方伯去按图索骥，无疑会陷入一头雾水之中。

回头补说沈庵——今黄公元《高僧与西湖》云：“解放初尚有尼众居住，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被改作他用，今年来在旧城改造被拆除。”沈庵整个查找过程，至此也许该告一段落了。记得改革开放初的菜市桥西河下，还都是高低错落的房子，而今随着中东河的几度整治，早成园林绿地，哪还可能找到往日一丝旧迹？！

“儒门仙眷佛因缘，证果由来有后先。遥睇五云山下路，千秋不坏此青莲。”这是一首描写沈庵的七言律诗，诗中的莲池和汤氏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但真正快不快活，又谁清楚？只知道过去有多少穷困潦倒者，因走投无路，方才寻寻觅觅，到庵庙里去消磨晨钟暮鼓的寂寞岁月。

沈庵是封建社会女性凄凉命运的一个缩影。汤氏为沈家“守孝”，于今看来似乎难以理解，其实透过那袅袅香烟，应该看到古代妇女生活的艰辛。汤氏是不幸的，但沈庵是幸运的，沈庵因汤氏而兴，并在后来华丽转身，嬗变成为一个与文化教育事业有关的场所，延绵生生不息的文字香火。

顾国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