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城纪】杭州往事之过年

jason

杭州往事之过年

2017-01-20  

2017-01-20

“过年”，市井人家都这么说。不过，清以前，是称“元旦”的。辛亥革命后，时兴公历，1月1日称了“元旦”。但市井、乡村还是认为农历正月初一是新年的肇始，似乎有点乱。“中华民国”的内务部就向大总统袁世凯报告，干脆，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不过，民众还是习惯叫“过年”。

1.碗盏掼坏 岁岁平安

腊月的灶司菩萨升天，城里人早没了仪式的印象。以前是有的，至少，童言无忌的说法，从那以后的几天，是不行了。灶司菩萨要去天庭汇报“人之罪状”的烙印，老人们很深。《礼记》说“灶司主饮食之事”，至于他老人家怎么会从“服务”变成“特务”？谁都没有细想过。

这是一个象征过年的前奏，儿时的我被我老子拖到门板后，撕一张什么纸，擦过嘴。大概是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我老子说过，我奶奶是用擦屁股的毛纸擦的。说这话，他很突出“擦屁股”一词，让我对“量刑”从轻也有了清醒认识。至于门板后去擦，就是怕菩萨看见，有“汇报”之烦。钟毓龙的《说杭州》说，正月十五，大户人家是要小儿们到茅厕供迎“茅坑姑娘”的，也叫“坑三姑娘”。此人本名“紫姑”，是个小妾，受正室压制，郁郁死于厕。正月十五前用厕纸擦嘴一俗，是否有此缄嘴之意，待考。

可见，过年最忘乎所以的是伢儿，最“忙乎所以”的是爹娘。刚洗了被褥除完尘，又在井台边杀鸡、剖鱼、刮猪头、拍肺头了。至于怎么做好鱼圆、肉圆，也是“井坛”热点。这是一道象征过年的团团圆圆的菜肴，会做鱼圆的阿楠就忙得团团转了，邻居们约请指导的时间，是按小时排的。

“六月里西家不能回报东家，十二月东家不能回报西家”，这是以前的说法。“东家”是主，“西家”指仆，“十二月”是农历腊月。这意思是，六月里洗涤多，仆人、保姆是不好随便说离开主家的。当然，这说的是大户人家。在腊月的后几天，为表示对菩萨、祖宗祭祀的诚意，东家好亲力亲为，“西家”打打下手，相对闲了。

“不能回报西家”，也不是说东家亲力亲为多了，而是一种过年的尊重。和颜悦语是肯定的，亲友来得多了，有留宿的女眷，有熬夜打牌的男人，还有送礼的下属，这些人都会给“西家”一份礼，也是肯定的。这时候回报“西家”，不厚道。毛森的回忆中就说到戴笠每年腊月，都会送一份不薄的礼给宋美龄身边的“西家”。将“西家”称为“保姆”，是后来的说法，以前是称“娘姨”、“姆妈”的。所以，忠心耿耿，托孤送终的也有。

对于市井人家，更多了和气。我娘走得早，那些年头，又“运动”不断，我老子的心情不爽是正常的，家教也比别家严。但过年日子对我的“特赦”，尤其清晰。记得某年正月，我老子“既当爹又当娘”烦了，想“远庖厨”了，带我哥俩下了饭馆。那饭馆也怪，菜没上，酒先来了。我也是高兴大了，一走神碰翻酒杯。我老子二话没说，拂袖就走。要是平日，一巴掌是免不掉的。

敬天、敬地、敬神，所有的敬畏之心，旧时的过年尤其明显。邻舍有结、婆媳不和，语言也会客气不少了。伢儿掼碎一只蓝边碗盏，爹娘肉痛得心抖，也只说声“好好好，岁岁（碎碎）平安”。这当然不是客人面前的作秀，是讨个口彩。有一年正月我又高兴大了，将水壶温着的黄酒当开水倒进了米锅，那正是我大姑妈上门拜年，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老子也“特赦”了我一次。放狠的爹娘也有添一句“过了年同你算账”的，但只要你夹紧尾巴，爹娘一开心，街上买个纸风车、摇咕咚、旋罗坨，都有可能。我的老子就给我买过一只铁皮青蛙，拧紧发条，蹦跶了一个正月。

2.祝飨请祖宗 猪脸露笑容

除夕祭祖，也称“祝飨”。大户人家隆重了，餐器，烛台，香炉，提前清洗擦净。小户人家短缺的，赶紧买了。恭请祖宗牌位与画像，也是祝飨的前奏。清末兵部侍郎朱智的后代朱建先生曾说，除夕这日，他与各地的眷属都会赶来元宝街原1号的朱宅。一个整年清静的大宅，那几天连金钗袋巷和牛羊司巷的厢房都住满了。望族的儿女亲家，几乎是一张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网，朱智的大女婿是江苏省首任民政长（省长）应德闳。张灯结彩之下，祖宗牌位之前，诡谲多变的时代的青萍之末，往往也有起于此时的。当然，这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前。

“猪脸露笑容”，说的是一般人家祝飨。那年头，就这猪头，也要起五更排队去买的。2角几分一斤，一斤肉票买猪头可抵几斤。祝飨的猪头不能斩碎，整只蒸，出锅的猪头，露着笑容，一副福相。蒸猪头是柴灶大锅，按知堂先生说法，一只柴灶锅加几屉蒸笼，是可以出一桌酒席的。那样的祭祖，一只一只菜都热气腾腾。

我家的祝飨，在祖父与祖母的画像下面，但也没有因为少了“请祖宗”的程序，而减了庄严。供品的陈列，也是一家经济的显示，丰盛简陋，天地可鉴。香烛缭绕，我晓得这一桌诱人的菜肴，总是人吃的。但那一条不小的活的鲢鱼，就难说了。那活鲢鱼是“年年有余”的彩头，如果哪家上供的是一大白条鱼，那叫自找晦气。

我的老子会在“年”鱼上粘一张红纸，鱼好像很难受，总想跳下桌子。我老子双手按住，念念有词，当然不会说“快完了，快完了”，他也是半个读书人，明白清朝就是因为大典时说这话完结的。我是想鲢鱼快蹦下来的，果真，没等下跪拜祖，鲢鱼一跃，下来了，吧唧吧唧在地上跳高。我老子再捧它上桌，安抚甫定，它又下来了，身子骨远比现在的鱼要硬。

祝飨过的鱼是不是入锅成了年夜饭的菜，还是继续养水缸等亲戚上门，记不得了。因为后来家境差了，闹“运动”了，也没祝飨这“前奏”了。好在“革命化”的过年时，酒票还是会多发一张，这也显示出了“上级”一如我老子对我过年的宽容。除夕这天，酱园店也比往日热闹，多了米酒的出售，又浊又甜。我喝多少，我老子都认可的。

满天星星亮晶晶了，我老子拿出了小炮仗，当然，这说的是“闹运动”之前，我家生活尚可的除夕。此时，我胃中的米酒渐渐行满了血脉，亢奋得有点忘乎所以。如今我醉的后果一如既往，来得极慢，直到有一次我喝得失忆摔断了五根肋骨。有人说了，当时要发现你喝醉了，肯定不会让你摔成这样的。

小炮仗是拆散的，再给一支祝飨的香柱。我点燃鞭炮，扣上铁壳暖瓶的盖子，蹦高看那盖子嘣一声跳起；或者，扔进印月三潭般的水泥垃圾桶内，听一声闷响。放瞎的小炮仗舍不得扔，最后齐腰掐断折叠，齐齐排列。抖着手，去点香火，往往一个激灵，火花哧哧，连绵不断。夜也深了，兴奋依然延续，我老子发红包了。红包是不能拆的，要压在枕头下。那一压，睡醒了，才是真正的“压岁钱”。

那时候极少放大炮仗的，哪怕零点前入睡，都不会被守岁的爆竹惊醒。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居住在城中村附近的长木新村，除夕的零点前，乡人总会斗富似的抬出小桌大小的烟花爆竹。惊天动地，雾霾弥漫，我对除夕夜才开始有了厌恶。

“躲得过初一，跑不掉十五”，是对除夕的另一种定义。这说的是欠债人，只要熬到除夕零点的钟声响起，就有了半个月的安耽之日。正月讨债不上门，这是旧规。如今，这一种心酸，《白毛女》中可鉴。十年前，有一位90岁的杨秀珍老太告诉我，还有另一种除夕的“跑不掉”。

她说，上世纪50年代初，她当居民区治保主任。那几年吃年夜饭时，往往会有“偏三轮”啵啵啵来的。派出所的赵民警对了她家墙门叫：“杨秀珍！杨秀珍！”她就晓得某人要年前“清算”了。那时，抓人要治保主任到现场签字，杨秀珍坐上“偏三轮”，一起前往。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抓一个往台湾写信的人，说是特务。到了那家，夫妻俩一个伢儿正吃年夜饭。男人放落酒杯，抖着手签字，老婆伢儿纹丝不动，已经呆起。

3.初一走亲 出骨全新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说：“正月朔日”（初一）开始，“谓之‘放魂’”，这其后还用了“游冶”一词。“冶”既指放荡销魂，又指妖冶打扮，穿着华丽。《梦粱录》也说，正月初一，“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南宋的临安，或许真有过“盛世”，或许“细民”也有过“小康”。不过，“亦皆”二字还是能看出不易的，“鲜衣”罩了破袄，也有可能。

早四十年，极少高楼，正月的街头巷尾，出骨全新的衣服就显眼了。年三十的吃，年初一的穿，那一身枕头下压出的线条，是要喜气洋洋地保持到正月十五。越是穷的年代，越讲究。清河坊的方裕和南货店隔壁，一家化工染料店，年前最热销的是染料。各家旧衣服在锅中染了色，再加一勺盐，再洗都不会掉色，很长面子的。这么说“出骨全新”，倒是“擦刮全新”较妥当了。

有一次和我家娘子喝酒，她说认识我的那年过年，下雪，她没穿棉衣，因为袖口太破，新衣服遮不住。她脚下一双新船型单鞋，人造革的。我说我只穿了卫生衫。按普通话的说法，就是无领的厚绒运动衫，外罩是洗净的旧衣。我说我幼时过年，穿过新棉衣的。

那是一件棉大衣，在每人每年一尺几寸布票，几两棉花票时，做一件很不易。我的老子一口气做了两件，我哥俩一人一件，不知他想了什么法子攒下与调换了这么多的布票、棉花票。大衣的棉絮不厚，证实了棉花票的缺乏。衬里是“压箱底”的驼绒毛料，可见我家也“小康”过。穿棉大衣的最大亮点是不罩外衣，那一年正月，我的老子就长足脸了，因为我娘走得早，邻居一见我们，都说和尚养伢儿不容易的。“和尚”是我老子的外号。我读高小时，我哥的大衣只能当我夹袄了，可见我老子做棉大衣是深谋远略过的。

票证年代，儿女多的，老大就运气，要是女孩，下面是弟弟，老二就倒霉了。老大的新衣永远有充足的理由：长个子了。老二将就了，染染色吧。好在脚下的布鞋，一视同仁，全新的。那鞋底，是当娘的在灯下一针一线纳的，鞋帮的新布，一尺布票能搞定几双。年前吆喝“门儿布”的老汉，生意就不错了；敲鞋楦头糊鞋底边白粉的师傅，生意火爆。这一切，都在一双新鞋的故事中，唯独期盼的，不要下雨。

4.瓜子落花生 娘舅拜外甥

走亲戚，过年的正戏，不落雨，天照应，拎年包的人就满路了。按老说法，走亲戚从正月初五开始。这话说的是农耕时期，早破了，后来人哪有这么长的年假。初一不出门，初二跑断腿，年前约定的某日某顿到某家的顺序，就有了“吃得滚壮，跑得精瘦”的说法。两条腿，上走江干，下跑湖墅。

我老子拜年只走一家，那就是像亲娘一样待我的大姑妈。幼时拜年也去过“三干娘”家，杨姓，大家族，分支众多。我老子的老子本姓杨，过继给了曹家。这故事很长，忽略。去三干娘家拜年，没有留吃饭的记忆，是“过继”成了两姓的缘故？后来我老子落魄，自惭形秽了，给三干娘拜年也免了。正月的乐趣，我就少了一份。

大家族的拜年也有难堪，比我大很多的男女，要恭敬叫我“娘舅”，“小伯伯”。瓜子落花生，娘舅拜外甥，糖果、瓜子、花生端出来，“娘舅你吃啊”，揣一把进了口袋。难堪归难堪，宁可自降身份，去给外甥拜年的心，我还是有的。

拜年要拎年包，外加两支甘蔗，有节节高的意思，在早几乎是定规。年包，叫“年盒”的也有，粗纸，褐色，包得四四方方，印了店号的一张正方红纸，呈60度覆在包上。我老子总在年前买妥了，藏进米缸。那一段日子，琢磨怎么挖出一点来，能打发我半日的时光。记得有一次是伊拉克蜜枣，我挖出两颗，居然没被福尔摩斯一样精明的老子发现。给大姑妈拜年，给红包是少不了的，最重时有过2块，我总在回家途中自觉上缴给了我的老子。

我的娘子说她幼时拜年比我有趣得多，她爹娘是新昌人，旧时属于嵊县，同乡圈很大，家乡观特强。一年中从不走动的仅仅见过几面的同乡，正月不拜年几乎就是绝情。我娘子说，一到过年，不是她娘拎了年包从东家到西家，就是南家、北家的人拎了礼包到她家，最远的是拱宸桥。当拱宸桥那家拎了年包到她家时，往往要到正月十五，她娘最初拎出去的年包，极有可能转了一圈又拎回来了。那一种日子，酒后说起，不兴奋都不可能。

和我主动上缴红包不一样，我娘子是被没收的。她娘说，我要回人家红包的啊。但我娘子很满足，说不尽道不完的是大把的花生、番薯干、米糖被人硬塞进口袋。几个姐弟中，她永远是攒了吃到最后一个，成就感啊。我幼时也羡慕过有亲戚在农村的人家，那种远去乡村，或者乡村人来过年的走亲吃喝，那才是最美好的过年。

我丈母娘在世时，腊月的最后几天，“发”煤饼炉，炒花生、瓜子、米熯，要忙整整一天。米熯是蒸透的糯米晾干后炒出焦黄，正月来客泡糖茶的。某日，我说起农村亲戚的好，我丈母娘说，农民也不容易的。她说某年腊月，她回新昌丁村娘家，那山坳产“小阳生”花生。丈母娘返杭时，家家都送了她几斤，装了一大蛇皮袋。我丈母娘是老党员，市劳动模范，她不晓得一袋花生是够“投机倒把”罪的。长途车途中，被没收了。我丈母娘说，她跪了恳求，也没用。那一年，我娘子读小学。

正月要有正月的样子，这是我老子说的。啥样子？越冷越好。越冷，年菜放得越久。这不仅是“年年有余”的彩头，还有亲戚的上门。鱼，白斩鸡，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亲戚不来尽，不能吃的。我曾有一个下属姓杨，巧极，他奶奶就是我二干娘，他小我一辈。他说，杨家的亲戚太多，他娘总要在年前烧上几钵头菜，譬如油豆腐炖肉、鲞扣肉，来客了，一热就可以。类似溜什锦、炒酱丁，要从钵头中盛一碗下锅，再加黄花菜、冬笋丁的。他娘也说，正月要越冷越好。

我喜欢正月的阳光明媚，暖暖和和。后来明白，这就是节气。过年，有在立春以前，也有在立春以后。立春前的过年，大寒节气没尽，东北人叫“棒打不走”，当然冷了。立春后的过年，“春节”的叫法是不错了，娘老子就犯愁了。难道，这也是改称了“春节”不被市井接受的原因？

一晃，正月十五到了。吃汤圆与元宵虽然不是一回事，过年完结是一样的。“闹革命”的年头，最多能见到幼儿拿了“红星闪闪”的小灯笼在夜路上行走。但按南宋的说法，元宵节灯会是一年最大的盛事。以前是十三上灯，十五落。钱王纳土后，为示普庆，允许延长三天。“上灯圆儿，落灯糕”。《西湖游览志余》说：“至十八收灯，然后学子攻书，工人返肆，农商各执其业，谓之‘收魂’”。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灯会、舞龙灯的传统又恢复了。但十八一过，爹娘说好“收魂”了，永远没断过。该打，该罚，就不客气了。当然，老杭州城外，在正月十八过后，以前互走拜年的还有，不吃到月底几乎不罢休的。这一种以过年的名义追求团聚的形式，恰恰是正月的内涵。

曹晓波

瓦伦天奴范

这个赞滴~~~

sx198

现在没炮仗放没味道……

jason

sx198 发表于 2017-1-24 10:57
现在没炮仗放没味道……

为了雾霾，你忍忍吧。

sx198

jason 发表于 2017-1-24 11:43
为了雾霾，你忍忍吧。

其实烟花爆竹躺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