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城纪】无名氏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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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在杭州
无名氏“为人诚恳，他极难与人相交，认为值得结交的，才会主动地接近”。他清高、孤芳，亲近的朋友“只有四五人而已”，其中，就有杭州的林风眠与赵松青、赵无极兄弟。
2016-09-23  

五圣堂原慧心庵方位

赵无极旧居原址

原华光桥河下

无名氏，并非无名，他姓卜名乃夫，家谱名卜宝南。只是中学生的卜乃夫，仅靠自学，写作不断，用过笔名卜宁。他的《北极风情画》小说，一度使大西北“洛阳纸贵”。后期，蛰居杭城，孜孜矻矻续写他视为艺术与思想的心血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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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风情画》是卜乃夫应《华北新闻》报副刊索稿写的，主人公林上校，东北抗日义勇军韩国籍军官，随部队撤至异国，被遣送靠近北极的托木斯克小镇。一个寒夜，林上校偶遇少女奥蕾莉亚，这位亡国的波兰少女，与同样“亡国”的林，意合情投，坠入爱河。仅仅三个月，林的部队奉令撤出，奥蕾莉亚承受不了诀别，吻刃殉情。

凄婉、细腻、艳丽，是当年“鸳鸯蝴蝶派”的摄魂之剑，大有涕泪交加的“鸳粉”。卜乃夫将此“鸳”笔置于金戈铁马的忧国之中，又赋予对人生的思考，是个尝试。他怕写砸，考虑再三，用了笔名“无名氏”。不过，按卜乃夫的二哥卜少夫说法，“无名氏”的笔名，只是为了“引起读者好奇，产生神秘感”。

卜乃夫成功了，1944年，当他再次踏上西安，茶馆中几乎人手一份报纸，在读《北极风情画》连载。不久，无名氏《塔里的女人》一出，又叫好一片。两年后《无名书》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出版，更是名声大噪。

仅仅三年，“无名氏”一语成谶，居然无影无踪。

他是谁？他在哪？

直到1967年，国联公司拍摄电影《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仍声称：这是和无名氏的兄长卜少夫（香港新闻天地社总编）接洽版权的，无名氏应该姓“卜”。一位台北的中年女作家跳出来说：“他（无名氏）应该是一位韩国华侨”！香港著名作家倪匡、杭州人高阳（横河桥许家后人许儒鸿），也先后著文，追问无名氏传略。

1976年，香港出版《无名氏生死下落》。作者卜少夫说，因为传闻太多，他有责任澄清：无名氏还活着，在内地。不过，书中凡涉及无名氏的住址，全是“××”。卜少夫不希望无名氏的踪迹为人知晓，因为他正在续写《无名书》。在大写“三突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土地上，所有的自由写作，很危险。

此时的无名氏，就在杭州湖墅的华光桥河下15号，姓名“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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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书》，与无名氏前期小说的艳丽、通俗大相经纬，介于散文诗与小说，力图超越时代的纠纷，以哲学思辨，写未来的“人生真理、宇宙境界”。计划200多万字，七卷。无名氏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一部“中国没有第二的大书”，“将来在中国文学界的领导地位，是无问题的”。

《无名书》第一卷在1946年出版，无名氏继续撰写二卷《海艳》，主人公印蒂来到杭州。“这是一片真正绝缘的植物性空间，每立方厘米全盈溢宇宙大化意”，无名氏说：印蒂的塑造，需要这“一脉空灵情，一片空灵境，一派空灵格调”。

1946年4月13日，无名氏为写作来到杭州，住进五圣堂慧心庵，“拟定暂居二载”。五圣堂在城南的中河东侧，一条小巷，曲狭静谧。那时杭城多庵，僧尼多知书达理、身怀怨伤，因“伤”静处。庵的后院很大，有舍二十多间，无名氏住“西大殿之南厢”，“一榻、一桌、一椅、二书架”，“形单影孑”。

后院闲置两口棺材，杭城又久有狐仙之说。无名氏的信札写：半夜，偶有“狐鼯驰逐，人畏之如鬼域，目宿者为狂狷，余（我）怡然自得”，“挥毫少休，漏夜复苦读”。说是这么说，那些午夜，无名氏还是没少担惊受怕。尤其一位临时借住养病的国军营长，半夜说棺材爬出人来，吓得亡命逃走以后。

1947年9月，《海艳》上册初版；1948年3月，下册初版。1949年8月，三卷《金色的蛇夜》上册初版。不过，《无名书》中印蒂游离于白炽化政治斗争的旁观倾向，也遭到左翼文化人士的批评。

按《无名氏生死下落》说法，1949年，第四卷《荒漠里的人》铅字排版时，国军失守长江，败兵如潮涌来，印刷夭折。但从实际出版看，当时排版的应是第三卷《金色的蛇夜》上册。这时，自视与政治无关的无名氏，踌躇满志，着手撰写第三卷下册。

但天翻地覆的变迁，还是猝然得令无名氏措手不及。几个月后，上海黄渡路亚细亚里10号的卜家，被“区公所”安排进了九家眷属。这令怯于生人交往，又潜心创作的无名氏难以接受。是的，他是个“怪人”，与上海文艺圈也极少来往。1947年，田汉从上海来游西湖，有人邀请正潜心写作的无名氏相陪，他一口拒绝。

后来香港《工商日报》的总编刘念真，是1943年无名氏在西安的朋友，他评价无名氏“性格孤僻”，难与人交往。但卜少夫认为，“那还不是全面的”，无名氏“为人诚恳，他极难与人相交，认为值得结交的，才会主动地接近”。他清高、孤芳，亲近的朋友“只有四五人而已”，其中，就有杭州的林风眠与赵松青、赵无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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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32岁的无名氏和他66岁的母亲，义妹刘宝珠、女仆以及一条狗，来到杭州，住进了葛岭山麓24号，赵无极的别墅。以抽象派画风盛名一时的赵无极夫妇去了国外，以前无名氏在此也小住过。

卜少夫说，无名氏因专注写作，交女友并不上心，“勉强算起来，前后大概三位女性使他发生兴趣”。一位相识西安；第二位交往重庆；第三位是林风眠的女儿，皆有始无终。卜少夫也奇怪，无名氏倾情的都是混血儿。难道，真如北方人说，“二窜子”是从画上走下来的美人？当然，这说的是1949年以前。

1950年5月9日，当24号大门敲响时，一条更汹涌的爱河出现在了无名氏前面：赵无极的20岁出头的妹妹赵无华，在母亲陪同下，养病来了。三个多月的共同生活，被无名氏称之“此生唯一消受的深刻幸福”。

赵无华因病死后，直到1977年，60岁的无名氏仍激情难抑，写了一封信寄往天堂：“亲爱的！让我再这样低低唤你一次吧！……这二十七年，远比当年你所想象的离奇、复杂、丰富、艰苦。亏得你没有和我长相伴，否则，你那颗鲜花似的娇嫩心灵，怎么经得起那些年的暴风骤雨……你走得正是时候！”

是的，此时的无名氏已落到生活的低谷，版税拿不到，卖文不可能。他的信说：“现在，我决定再束紧裤带，完全吃自己园子里的菜，不买菜（我们种了近一亩地的菜），另外养羊，甚至到附近山上找点柴草来烧，并且绝不买一双袜子。”

1950年的无名氏写信毫不忌讳：“这几年我从未偷懒……我的灵感永远洋溢”。“如能预期完成这个多年计划，我相信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对中国和世界总有涓滴之献”。他说，第三卷下册已经“结束”，“近来自觉很有进步，无论文字思想，均较成熟。”

没有工作，闭门著述，无名氏写得很勤奋，经济上靠卜少夫时而从香港汇款。接济不及时的日子，不免窘困。1951年3月，过劳的无名氏因肺病两次吐血。葛岭山麓24号是不让他们住了，“母亲住尼庵”。“六月，由城区迁郊区”。

这“郊区”，就是华光桥河下15号。当年，从这往东，如今的胜利路与德胜，一片茫茫稻桑，港河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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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些时，大运河流过江涨桥后，水分两支。东流滔滔，西流滚滚。1959年，西流填埋，东流水路扩宽取直，成了如今的河面。当西流的宝庆桥被拆毁后，保护东流华光桥的呼声很高，于是整体东移。如今胜利河吃食一条街西头那座桥就是，前几年经整葺，古意盎然。

华光桥河下的民居，如今是富义仓公园的一部分。当年15号墙门的人家，或许还记得，一个叫“卜宁”的清瘦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他与那些早出晚归，整天鸭子被赶似的谋生的邻居不同，没有工作，闭门在家，寡言。

卜少夫说，他时有汇款，因种种原因，也会中断。这点钱，往往顾得吃，顾不上穿。无名氏信说：他身上从里到外，没一件是不破的。想买，没那么多布票和钱。有时“连垃圾堆里一块破布，都要捡回来，洗干净，做抹布和扎拖帚”。他要卜少夫寄一些“破的、补过的、旧的”衣服，因为新的要纳税。这是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无名氏说得并不夸张。

卜少夫曾要求母亲与无名氏寄几张生活照片，有一张着浅色上衣的无名氏在写字，室内浅陋，他的背后就是洞开的房门，门外一堆空心煤渣砖。那是一种随时可用作搭建披屋的手制大砖，中空三个洞。当然，这砖不属于与世无争的无名氏，借此说明，当年居处的逼仄。

15号墙门应该不小，一度被“管制”的无名氏每周要打扫一次。住家也应该不少，1973年农历正月廿五，卜母90岁大寿。前一天，无名氏全日洗烧“忙到晚上九点”，次日“烧了许多面，请同院邻居们吃长寿面，总算热闹了一天”。无名氏早已放下了矜持，1968年他入狱，老母“冲上街头寻死”，要是没有邻居，老太太熬不过的。

母子的纠纷也有，无名氏晚年有小说《一根铅丝火钩》：儿子买回新式煤饼炉，母亲仍习惯老式煤球炉的使用，将一根铅（铁）丝火钩去捅炉底灰，往往弄灭了火，母子争执不断。最终，儿子对炉钩有了歇斯底里“深仇”，每听到“哧哧哧”钩炉底灰的声音，就要“发疯”。“那条长长运河就在大门外，浑浊的河水，黄滚滚的波动着。每一次兀立河边，他对它总凝视许久。但他并不想跳下去。他只是好奇：为什么这片河水流了一千多年，个人生活竟改变得如此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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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作，无名氏神经衰弱，整夜失眠。他说：“太寂寞，内心太苦，几乎要丧失了继续写作下去的信心”。“长此以往，我怀疑是否能支持。即使可支持，我也将变成和尚道士一类怪人，但我却想做一个常态的人。”是的，无名氏身边，没有他所渴望的爱人。

该说到比无名氏小10岁的刘宝珠了，从葛岭山麓24号搬出后，她回了上海。华光桥河下的居室，毕竟太窄。刘到上海不久，有了某幼儿园的工作。按卜少夫描述，她是从小被卜母收养大的，刘将工资的三分之一，按月寄给卜母。

刘宝珠读过初中，貌不出众，对于在婚配取向上“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名氏来说，从没想过他俩会结合。是苦闷中“对性的要求”？是老天早就安排的夙缘？1954年7月15日，他们结婚了。按卜少夫说法，这是“不自然结合”。是的，刘宝珠也说，她是“出于对四哥（无名氏）的信任”。

婚后聚少离多，无名氏称之为“旅行夫妻”，“每年有四次在一起”。春节、幼儿园暑假、“五一”和“十一”。每当去上海探亲，无名氏难抑激情，“一踏上火车车厢，三魂七魄早变成各式各样的鸽子……伴着钢铁车轮的节拍，急急向上海天空疾速飞去”。那一段夫妻生活，刻骨铭心。

无名氏比以前开朗多了,1959年，他开出40多本德、法、英的哲学、文学原著，要卜少夫购买邮寄。在苏联文学一边倒的当时，也显示出了他写作的取向。他说：“在全国大跃进中，个人也大跃进，曾在艺术和哲学上，从事一个专题研究，它将于今年年底基本结束。相信你们对我的带病钻研的卓越意志，将感到欣慰”。这就是《无名书》写作，无名氏怕信件检查，写成“专题研究”。1958年7月，他被抓过，交待学习了一个多月。抄家时，《无名书》稿没被搜去。

无名氏的身体越来越好，1966年的信说“住处附近，今年兴建了一座游泳池……今夏我可以大过游泳瘾了”。那是拱墅游泳池，这一年无名氏49岁，有人说他“只像卅几岁”，他很高兴。“我近三年已不与医生打交道”了，“净体重已由112斤，猛增至12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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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来了，“历史上有问题”、“有海外关系”的无名氏终日惶惶。有一天，一位昔日的读者，今日的“右派”受不了“牛棚”折磨，逃到杭州，无名氏居然提供他住宿和船票。1968年6月，无名氏被捕，罪名“包庇反革命”。无名氏万万没想到，藏在别人家的《无名书》稿，竟被全部抄走。这秘密，只有刘宝珠晓得啊！他百思不解，万念俱灰。

也许是认罪态度好；也许病卧的老母无人照顾；也许是卜少夫写信“发狠”说不见到无名氏的亲笔，不再汇款。卜少夫相信有关部门能看到这信，因为无名氏在狱中寄给他一件旧西装，毫无只字。1969年9月，关押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无名氏被释放。

为表示“划清”海外关系，出狱后的无名氏以母亲的名义给香港的侄儿写信。1972年的信说：“3月10日中午，一个附近邻居通知叔父，说婶娘（刘宝珠）刚来她家，要叔父去谈办离婚手续事……四年未见，叔不免兴奋”。尽管刘宝珠早已和无名氏断绝通信，中断了对卜母的生活费，无名氏还是原谅了她。“她一见叔，开门见山，即加申斥（几乎是怒声），说以他目前身份，今后不可能共同生活，而且，她对他已没有一丝感情……这次特请假五天，来杭办（离婚）手续。”

无名氏大病一场。其实，夫妻感情的恶化，并非没有预兆。早在1965年，无名氏信说：“我妻为一家分居二处过久，略有微词，我为此抑郁”。不久，刘宝珠提出要一个小孩，无名氏始终没同意。这不是他寡情，每当见到房东的两小孩，他也喜欢。但生活难以自立，如何抚养？

无名氏也曾努力过，写完《无名书》稿，他想去补习学校教书，想邮局门口摆写信摊。但这都需要批准和人脉。无名氏苦练过书法，“从魏晋六朝到隋唐宋元，各种重要楷书碑帖几全临摹”，哪怕被“动员”下乡种稻的一年多，也没间断。他一度“想用《洛神赋》风格写一些条幅，到海外华侨间出售”。他还用英语翻译过鲁迅散文，希望能作为书法以外的谋生。结果，都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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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终于迎来了大顺。

“文革”结束，他被平反，抄去的《无名书》稿也一并发回。那位审讯他的区公安局某股长，大学毕业，爱好文学，一直看好手稿价值，保存完好。无名氏还被省文史馆聘为馆员，月薪60元，这在当年，可谓不小待遇。不过，这一次无名氏没有欢喜若狂，无功不受禄，他请求将钱帮他存入银行。

从1962年以来，无名氏努力过两次的香港探亲申请，1981年12月批准了。更让无名氏吃惊的是，一支丘比特金箭毫无预兆射来。一位小他四十岁的高挑、圆脸，荣膺过全台湾电子琴大赛冠军的女孩，因为《无名书》，向他呈上芳心。

可惜，那个使他“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使他“尝味到人间极深沉的温暖，和最纯粹的爱”的母亲，却没能看到这一天。五年前，她去世了。一根铅丝炉钩，挂在居室的正中。那是无名氏的哀思，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