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蹒跚，为了真话 ——我为什么而写

齐眉棍

我感到三个字以下的网名我过目不忘，四个字的网名我老是搞错。这智商——只能拿去喂狗了。

十字阿西

长着傲骨会自我伤害，如我......医生或许含糊其辞地说：这，骨质增生了吧。
新年好，小音。

来自天堂的叶子

我最近 看了本书，叫《正道诡道》，才大致明白，媒体是这么一回事。虽然这书不是主要讲媒体，是讲零售商渠道和媒体的合作。有空可以看看。

zhenzhen

到现在还为说真话的权利呐喊和争取，可悲啊可悲，可怜啊可怜，可叹啊可叹。

zhenzhen

学术界公认巴金的创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1949年前，巴金写出了诸如《灭亡》、《家》、《春》、《秋》、《爱情三部曲》等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

1949年以后巴金却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正如巴金自己所说：“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巴金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后，他用了八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四十二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帐。”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那么随想录到底写了什么呢？无非是说了真话。而且是出于负罪感的坦白和自首，是一本自我的忏悔录。在文革中实际上巴金是拜倒在强权脚下，他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这种表现感到羞耻，所以他反思，他忏悔，他对自己的道德审判。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却选择了遗忘和控诉，将自己定性为受害者，全然忘记了自己也曾狰狞过。与这些大多数人相比，巴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巴金说过：“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卢梭，从《忏悔录》中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他的随想录，也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

举个例子：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几乎中国全部的知名知识分子都发表过批判胡风的文章，连老舍这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胡风长期共事、因而完全了解胡风的老朋友，都发表文章指斥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当年批判甚至攻击、诬陷过胡风的人们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唯有发表过几篇“豆腐块”文章的巴金先生对自己的批胡言论作了深刻的忏悔。他说：在胡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罪的。他发誓，以后只说真话，再也不说假话，不论自愿还是被迫。

但是当年出版的《随想录》只是删节本。在《病中集》手稿本的第192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维护宪法……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这一段话在定稿时被删除了主要的句子，这一段话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被删除。这些段落在《随想录》手稿本中随处可见，比方在《长官意志》中，巴金说：“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学相当繁荣的局面……”  

不说真话不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要说真话的，说假话是很痛苦的。不说真话，是因为缺乏说真话的环境，说了真话要吃亏，人们就不敢说真话了。所以，在一个不容许说真话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说真话需要莫大的勇气，甚至需要牺牲精神。

以上为网上摘录。

看罢我也感慨：巴老在文革中没有说真话，到了文革后才说真话，为什么？第一是被当时的政治搞晕了，真以为自己是错了；第二是不敢，是怯懦，同时也是求生的本能。如果他在文革期间就说真话，可能就没有这本《随想录》了，直接给整死了。总结就是，如果想要拿细瓷器去砸破瓦，那么就在风口浪尖说真话，做个烈士；如果想要持久战，留着有限的生命干正事，还是要考虑清楚再说话才好。又或者，就缓一缓再说。最坏的结果是，假话说久了，就改不回来了。

长沟流月去无声

说真话需要有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

看来在这个时代,也没几个人能做到.

都说鲁迅直,但仔细想想，当时他面临的处境也没文革时代那么严苛

恩，倒想起句 反诗了 ：）

zhenzhen

巴金说：“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学相当繁荣的局面……”

国产情人

高尔基说：“不假谢德林之功，要了解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历史，一般是不可能的”。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压迫，反对自由派的伪善，是谢德林毕生奋战的三大任务

   谢德林的每一部作品都密切结合时代，对黑暗统治进行无情的抨击，因此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被沙皇书刊审查机关大加砍伐。一八八四年四月，沙皇政府大臣特别会议终于作出决定，以“危害社会安宁”的罪名，下令将《祖国纪事》杂志永远封禁，企图借此迫使谢德林停笔。但谢德林并没有放下武器，仍然用笔继续战斗。在逝世前的四、五年时间里，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煎熬，以及沙皇政府的重重压迫，谢德林创作了《生活琐事》、《童话集》的大部分和《波谢洪尼耶遗风》这最后的三部出色的作品。

   有一种人，只有死亡才能让他永久的停止说真话。谢德林就是。

   高尔基也同样使人钦佩。

   十月革(和)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

   这类谏信从来都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同样毕生致力于讲真话的还有别林斯基，还有赫尔岑，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有许许多多知名的或是默默无闻的某某斯基、某某科夫。

   这就是俄式知识分子。

   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式知识分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得以结束。郭沫若马上写了首怒骂四人帮和江青的词—《水调歌头》。就词内容看起来，这似乎也算得真话，只不过很多后来人习惯称郭为“文丑”。

   巴金在晚年撰写了《随想录》一书，叙述了“文革”带来的灾难，对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感到忏悔。他或许还能记得井上靖、水上勉和开高健先生冷冷的眼神。

   以上所阐述的人物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在不合适的时间里说了真话。然而，他们的人格也得到了截然不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