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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的自杀背后,藏着怎样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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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6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说一说海子,和他最著名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一首曾入选过语文教科书(北师大版)的经典现代诗。全文如下: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 我有一所房子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 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 /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许多人觉得,这是一首特别温暖的诗。


实则相反,这是一首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无力感与绝望感的作品。


诗人开篇便说得很清楚,他现在并不幸福,幸福是属于“明天”的事情——“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有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所有这些让人感到温暖的事物,都是“明天”才会有的东西。


诗人很清楚自己无力拥有这样的“明天”——他祝愿陌生人“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祝愿陌生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对应的,是自己在尘世里前程黯淡、爱情无果。他祝愿陌生人“在尘世获得幸福”,对应的,是自己已经萌生出放弃尘世的念头。


1989年1月13日,海子写下了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两个月后,3月26日(也就是32年前的今天),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留下了给陌生人的祝福,但没有将“明天”留给自己。


语文教材里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表达了‘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憧憬是没有错,但憧憬之外,这也是一首以温暖的辞藻包裹起来的绝望之诗。


♦  海子,原名查海生


海子为什么会自杀?


据说,警察当日在海子的衣服里发现过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再后来,这封传说中的遗书又“丢了”①。或许,海子的自杀,确实无法直接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个人,但将之视为一种时代悲剧,却是恰如其分。


比如,海子曾是荒唐气功热的受害者。


除了那封传说中“丢了”的贴身遗书,海子自杀前夕还写有几封遗书,存放在他工作的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某同事的办公桌抽屉。这些遗书全部与“修炼气功走火入魔”有关。


3月24日,海子在一封遗书中写道: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和孙×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3月25日,海子在给家人的遗书中写道:


“爸爸、妈妈、弟弟: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同日,海子在给好友骆一禾(诗人,《十月》杂志编辑)的遗书中写道: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他还给政法大学校领导写了遗书:


“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或孙×负责。”②


“心眼通”“天耳通”云云,显然俱是伪科学。据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同事回忆,海子之所以会相信这些伪科学,会相信常×拥有特异功能,一项重要原因,是某位大科学家“曾经给常×写过一封信”。③


图片
♦  海子遗书中提及的孙×与人联合署名的论文《略谈“特异功能找矿”》


再比如,海子也是“诗歌崇拜热”的受害者。


写诗这件事,与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相较,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常见的文学创作。但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而言,诗歌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写诗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北大学生陈陟云回忆说,八十年代初的北大简直就是诗歌的北大,“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同学,几乎大多数都在或多或少地写着诗歌”④。海子也不例外,约在1982年前后,在诗歌创作上陷入了痴迷,毕业时的班组长鉴定里,便留有一句“在新诗创作上有一定成就”。


这种诗歌崇拜并非凭空而来。


包括海子在内,那些生于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在七十年代接受初高中教育时,被灌输了太多与伟大、崇高、超越、不朽相关的东西。所以,整个八十年代,既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宏大词汇继续泛滥的时代。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是诗的价值被无限拔高,写作者内生出一种浮夸的使命感,将自己视为英雄、烈士、殉道者——诗人西川便曾感慨说,“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书写时大量使用先知式的、宣言式的、神谕式的词汇和句式,动不动就要创作“大诗”。⑤


这种浮夸的使命感,往往会不经意间改变了人的一生。


1983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时,在就业分配上拥有三种选择:安徽省司法厅、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对一个出生在安徽农村,自小不知吃了多少咸菜的农家子弟而言,这是一个实现阶层跃升、成为城市居民的关键机会。


海子曾写信回家征询父母的意见,却又将父母的意见置之度外。其弟查曙明如此回忆:


“父母让我代替回复的建议是,让他到安徽省司法厅工作。理由是,那里离家近,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但最终他自己还是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后来,他同父母解释:一开始要求到地方工作,以后想调换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但从首都北京调往地方城市就相对容易多了。父母想想也对,尊重了他个人的选择。”⑥


较之安徽省司法厅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去政法大学做校报,是更好的选择吗?恐怕并不是。海子也并非不能胜任其他两份工作。大学四年,他80%的考试获得了“优”与“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叫做《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可见他也并非不能和光同尘。⑦


海子不愿离开北京,主要还是因为他不愿离开北京的诗歌圈。八十年代的新诗歌浪潮,看似热闹,实则局限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几个高校云集的中心城市。回到安徽,海子找不到同类。为了与诗歌待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与一种诗歌圈子、诗歌氛围待在一起),海子选择了牺牲尘世更好的工作与出路。


这种牺牲,频频见于他的诗作。比如在《夜色》里,海子如圣徒般骄傲地宣称,为了取得诗歌、王位与太阳,他愿意付出漂泊异乡、没有爱情与生计艰难的代价:


“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这是一种烈士般的心态。但其实,诗歌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并无任何特殊的神圣性可言,“诗歌烈士”是一种荒谬的东西。






代价很快便显现了出来。


先是物质层面。


1986年,海子与恋人B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好友西川回忆说,“他们到底因为什么分手,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的父亲则说,“女孩子的娘、老子嫌我们家里穷”。在这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海子写道:“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⑧


在这之后,海子又有过三段恋情,全部无果而终。


好友骆一禾曾感慨说,海子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概括地说是一个赤子不谙世事的傻日子,他却唯独能够知道在昌平哪一家誊印社最便宜,可以花最少的钱打印诗集”,“他微薄的工资也时常要寄回穷困的家里去,用于垫付种子、农肥款子和资助三个弟弟上学的学费,在他死后留存的家信里我看到他的弟弟至今没有配上一副眼镜。”⑨


然后是精神层面。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严格说起来,更多的是大院机关子弟的思想解放,文学领域尤其如此(史学领域也很典型)。毕竟,思想解放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视野到底有多宽广,也就是他到底能够接触到多少真实的信息,了解到多少关于这个世界运行的真实逻辑。海子这类农家子弟,虽然奋斗进了北京大学,但在这些方面仍有着天然的劣势。所以,他在北京诗歌圈里,也始终显得格格不入。海子有写作“长诗”的雄心,但北京的诗人圈子却批评说,他写“长诗”的想法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在很多诗歌聚会上,除了骆一禾,常常无人搭理海子。诗人卧夫曾感慨:


“海子的诗人身份处处受到质疑,导致他的诗歌不仅受到冷落,在北京诗歌圈甚至被贬得一无是处,这使他的惯常思维屡受重创。”⑩


这种格格不入,既有眼界与见识方面的原因(正如八十年代史学界最早走出阶级史观者,并不是农家子弟出身的历史专业人士一样),也与那个时代“诗人”实在严重过剩有关。追逐名利、抢夺地盘、彼此抱团、党同伐异,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圈子的另一重面相。


试想,一个满怀“诗歌崇拜”(当时似乎鲜少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农家子弟,在一种浮夸的神圣使命感的驱动下(当时也鲜少有人觉得浮夸),牺牲了更好的阶层跃升机会,“以梦为马”狂热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结果,却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遭遇了双重惨败。爱情因物质贫困而烟消云散,诗歌也得不到诗歌圈的认同——尽管失恋的他在诗作里反复吟唱“打钟的声音里皇帝在恋爱……苦心的皇帝在恋爱”,将自己说成诗歌王国里最尊贵、最具牺牲精神的皇帝。但在北京的诗歌圈子里,在一大堆的“诗歌皇帝”当中,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边缘人物。


这会是一种怎样的打击?


所以,在海子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练气功,开始在诗作里悔不当初,想象着自己可以“转回故乡”,做回一名“年轻的乡村教师”,然后再“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陷入爱情:


我是浪子 /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 灯火吹灭我 / 家乡赶走我 / 来到酒馆和城市 / 我本是农家子弟 / 我本应该成为 /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 年轻的乡村教师 /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 在一个黎明 /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 一起陷入情 / 但为什么 / 我来到了酒馆 / 和城市


朗诵放荡疯狂的诗 / 我要还家 / 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 / 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 我要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 ⑪


但他回不了故乡,也做不成乡村教师,更没有“纯朴的农家少女”在等着他。那个年代,几乎所有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农家子弟,都担负着整个家庭阶层跃升的重任。他们是家人的脸面与希望,必须在城市扎下根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海子也深刻地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在诗里留下“家乡赶走我”这样的句子。所以才会在1983年秋天,将刚刚工作得到的60元工资寄回村里,让那张汇款单成为“查湾村的头号新闻”。所以才会在家书里兴奋地写道:“妈妈,今年我要发财了,我写了好多东西都要发表了,都给咱们家……”


遗憾的是,他发不了财;不但发不了财,还失去了爱情;最后连诗歌王国的皇帝也没能做成。


后来的故事便众所周知了:这位被宏大词汇与浮夸使命感所俘虏、在阶层跃升之路上折戟沉沙的农家子弟,终于不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重负,将山海关的铁轨选作了归宿。再然后,他成了中国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的绝望,也被时代消解得无影无踪。






作者:言九林

发表于 2021-3-28 05:3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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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10 06:14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23-1-16 07:5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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