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的自杀背后，藏着怎样的精神困境？

搭舌头

说一说海子，和他最著名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一首曾入选过语文教科书（北师大版）的经典现代诗。全文如下：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 我有一所房子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 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 /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许多人觉得，这是一首特别温暖的诗。


实则相反，这是一首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无力感与绝望感的作品。


诗人开篇便说得很清楚，他现在并不幸福，幸福是属于“明天”的事情——“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有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所有这些让人感到温暖的事物，都是“明天”才会有的东西。


诗人很清楚自己无力拥有这样的“明天”——他祝愿陌生人“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祝愿陌生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对应的，是自己在尘世里前程黯淡、爱情无果。他祝愿陌生人“在尘世获得幸福”，对应的，是自己已经萌生出放弃尘世的念头。


1989年1月13日，海子写下了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两个月后，3月26日（也就是32年前的今天），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留下了给陌生人的祝福，但没有将“明天”留给自己。


语文教材里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表达了‘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憧憬是没有错，但憧憬之外，这也是一首以温暖的辞藻包裹起来的绝望之诗。

♦  海子，原名查海生

海子为什么会自杀？


据说，警察当日在海子的衣服里发现过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再后来，这封传说中的遗书又“丢了”①。或许，海子的自杀，确实无法直接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个人，但将之视为一种时代悲剧，却是恰如其分。


比如，海子曾是荒唐气功热的受害者。


除了那封传说中“丢了”的贴身遗书，海子自杀前夕还写有几封遗书，存放在他工作的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某同事的办公桌抽屉。这些遗书全部与“修炼气功走火入魔”有关。


3月24日，海子在一封遗书中写道：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和孙×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3月25日，海子在给家人的遗书中写道：


“爸爸、妈妈、弟弟：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同日，海子在给好友骆一禾（诗人，《十月》杂志编辑）的遗书中写道：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他还给政法大学校领导写了遗书：


“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或孙×负责。”②


“心眼通”“天耳通”云云，显然俱是伪科学。据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同事回忆，海子之所以会相信这些伪科学，会相信常×拥有特异功能，一项重要原因，是某位大科学家“曾经给常×写过一封信”。③


图片
♦  海子遗书中提及的孙×与人联合署名的论文《略谈“特异功能找矿”》


再比如，海子也是“诗歌崇拜热”的受害者。


写诗这件事，与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相较，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常见的文学创作。但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而言，诗歌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写诗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北大学生陈陟云回忆说，八十年代初的北大简直就是诗歌的北大，“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同学，几乎大多数都在或多或少地写着诗歌”④。海子也不例外，约在1982年前后，在诗歌创作上陷入了痴迷，毕业时的班组长鉴定里，便留有一句“在新诗创作上有一定成就”。


这种诗歌崇拜并非凭空而来。


包括海子在内，那些生于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在七十年代接受初高中教育时，被灌输了太多与伟大、崇高、超越、不朽相关的东西。所以，整个八十年代，既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宏大词汇继续泛滥的时代。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是诗的价值被无限拔高，写作者内生出一种浮夸的使命感，将自己视为英雄、烈士、殉道者——诗人西川便曾感慨说，“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书写时大量使用先知式的、宣言式的、神谕式的词汇和句式，动不动就要创作“大诗”。⑤


这种浮夸的使命感，往往会不经意间改变了人的一生。


1983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时，在就业分配上拥有三种选择：安徽省司法厅、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对一个出生在安徽农村，自小不知吃了多少咸菜的农家子弟而言，这是一个实现阶层跃升、成为城市居民的关键机会。


海子曾写信回家征询父母的意见，却又将父母的意见置之度外。其弟查曙明如此回忆：


“父母让我代替回复的建议是，让他到安徽省司法厅工作。理由是，那里离家近，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但最终他自己还是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后来，他同父母解释：一开始要求到地方工作，以后想调换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但从首都北京调往地方城市就相对容易多了。父母想想也对，尊重了他个人的选择。”⑥


较之安徽省司法厅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去政法大学做校报，是更好的选择吗？恐怕并不是。海子也并非不能胜任其他两份工作。大学四年，他80%的考试获得了“优”与“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叫做《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可见他也并非不能和光同尘。⑦


海子不愿离开北京，主要还是因为他不愿离开北京的诗歌圈。八十年代的新诗歌浪潮，看似热闹，实则局限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几个高校云集的中心城市。回到安徽，海子找不到同类。为了与诗歌待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与一种诗歌圈子、诗歌氛围待在一起），海子选择了牺牲尘世更好的工作与出路。


这种牺牲，频频见于他的诗作。比如在《夜色》里，海子如圣徒般骄傲地宣称，为了取得诗歌、王位与太阳，他愿意付出漂泊异乡、没有爱情与生计艰难的代价：


“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这是一种烈士般的心态。但其实，诗歌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并无任何特殊的神圣性可言，“诗歌烈士”是一种荒谬的东西。






代价很快便显现了出来。


先是物质层面。


1986年，海子与恋人B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好友西川回忆说，“他们到底因为什么分手，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的父亲则说，“女孩子的娘、老子嫌我们家里穷”。在这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海子写道：“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⑧


在这之后，海子又有过三段恋情，全部无果而终。


好友骆一禾曾感慨说，海子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概括地说是一个赤子不谙世事的傻日子，他却唯独能够知道在昌平哪一家誊印社最便宜，可以花最少的钱打印诗集”，“他微薄的工资也时常要寄回穷困的家里去，用于垫付种子、农肥款子和资助三个弟弟上学的学费，在他死后留存的家信里我看到他的弟弟至今没有配上一副眼镜。”⑨


然后是精神层面。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严格说起来，更多的是大院机关子弟的思想解放，文学领域尤其如此（史学领域也很典型）。毕竟，思想解放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视野到底有多宽广，也就是他到底能够接触到多少真实的信息，了解到多少关于这个世界运行的真实逻辑。海子这类农家子弟，虽然奋斗进了北京大学，但在这些方面仍有着天然的劣势。所以，他在北京诗歌圈里，也始终显得格格不入。海子有写作“长诗”的雄心，但北京的诗人圈子却批评说，他写“长诗”的想法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在很多诗歌聚会上，除了骆一禾，常常无人搭理海子。诗人卧夫曾感慨：


“海子的诗人身份处处受到质疑，导致他的诗歌不仅受到冷落，在北京诗歌圈甚至被贬得一无是处，这使他的惯常思维屡受重创。”⑩


这种格格不入，既有眼界与见识方面的原因（正如八十年代史学界最早走出阶级史观者，并不是农家子弟出身的历史专业人士一样），也与那个时代“诗人”实在严重过剩有关。追逐名利、抢夺地盘、彼此抱团、党同伐异，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圈子的另一重面相。


试想，一个满怀“诗歌崇拜”（当时似乎鲜少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农家子弟，在一种浮夸的神圣使命感的驱动下（当时也鲜少有人觉得浮夸），牺牲了更好的阶层跃升机会，“以梦为马”狂热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结果，却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遭遇了双重惨败。爱情因物质贫困而烟消云散，诗歌也得不到诗歌圈的认同——尽管失恋的他在诗作里反复吟唱“打钟的声音里皇帝在恋爱……苦心的皇帝在恋爱”，将自己说成诗歌王国里最尊贵、最具牺牲精神的皇帝。但在北京的诗歌圈子里，在一大堆的“诗歌皇帝”当中，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边缘人物。


这会是一种怎样的打击？


所以，在海子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练气功，开始在诗作里悔不当初，想象着自己可以“转回故乡”，做回一名“年轻的乡村教师”，然后再“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陷入爱情：


我是浪子 /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 灯火吹灭我 / 家乡赶走我 / 来到酒馆和城市 / 我本是农家子弟 / 我本应该成为 /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 年轻的乡村教师 /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 在一个黎明 /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 一起陷入情 / 但为什么 / 我来到了酒馆 / 和城市


朗诵放荡疯狂的诗 / 我要还家 / 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 / 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 我要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 ⑪


但他回不了故乡，也做不成乡村教师，更没有“纯朴的农家少女”在等着他。那个年代，几乎所有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农家子弟，都担负着整个家庭阶层跃升的重任。他们是家人的脸面与希望，必须在城市扎下根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海子也深刻地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在诗里留下“家乡赶走我”这样的句子。所以才会在1983年秋天，将刚刚工作得到的60元工资寄回村里，让那张汇款单成为“查湾村的头号新闻”。所以才会在家书里兴奋地写道：“妈妈，今年我要发财了，我写了好多东西都要发表了，都给咱们家……”


遗憾的是，他发不了财；不但发不了财，还失去了爱情；最后连诗歌王国的皇帝也没能做成。


后来的故事便众所周知了：这位被宏大词汇与浮夸使命感所俘虏、在阶层跃升之路上折戟沉沙的农家子弟，终于不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重负，将山海关的铁轨选作了归宿。再然后，他成了中国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的绝望，也被时代消解得无影无踪。






作者：言九林

冯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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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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