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 · 城纪】 石塘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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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纪事

2018-05-25






















石塘，这个杭州老城区北边的地块，无论叫“塘”，叫“村”，叫“大队”，叫“社区”，如今都已成为历史。2017年7月过后，在被誉为“石塘速度”的最快时段中，它拆毁成了一片平地。但是，“石塘”和它出土的“战国水晶杯”一样，其名字，是能担当得“杭州”这一标志的。

曹晓波

《越绝书》，现有的版本以东汉袁康为最早。从该书的表述来看，大约成书在秦统一之初。清末的俞樾、梁启超等认为，《越绝书》“事裨史缺”，对汉朝以前江浙一带的地理历史等诸多史料，“有价值的记载颇不少”。

“石塘”，最早的出现，就在《越绝书》卷八的《外传记地传》：“石塘者，越所害（辖）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

也就是说，石塘本是越国军队停泊战船的水域。按如今折算，大约宽是65米，长是353米。“去县四十里”，也就是距离越王所在的会稽范围四十里。同样是“去县四十里”，还有“防坞”，停泊越王所乘的“杭”（即方舟），容量是“两百石”，相当于两万升，这有点像现在说的“船舶吃水”。操作“杭”的水手共有七人，常常渡“士人”去“会夷”。“夷”，也就是附近岛屿上被时人认为的外域人，也算得“外交”往来。

有学者称，石塘附近，当年是古太湖河口湾与浙江（钱塘江）的合流之处，也是越国军队的前沿驻地。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几乎就是一个后人励志的典范。不过，到了公元前306年，风水轮流转，越国还是被强悍的楚国灭了。史家称这一段诸侯纷战，不买“周天子”账的时期为“战国”。再后来，楚国又被秦国一统，秦在越地设立了会稽郡，辖24个县，“余杭”与“钱唐”也在其中。

那时的“钱唐”县治究竟在哪？史家历来众说纷纭。其中，考古学者杜正贤先生对石塘一带挖掘到的大量器物研究推断：半山石塘等地，“在战国时期人口数量、生活水平、经济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因此，钱唐县或者钱唐城其故址，极有可能就在黄鹤山下的石塘一带”。（杜正贤《钱唐故址考证》，《杭州文史》2015年第一辑）

他说：“楚灭越后，楚就设立了钱唐县或钱唐城，其故址就在黄鹤山下的石塘和刘文村之间，而秦始皇设置的钱唐县，仅是楚的钱唐县的延续和发展”；“东汉后期复置后的钱唐县，就迁移到了西湖附近”（杜正贤《钱唐故址考辩》，《浙江学刊》1987年第3期）。

当然，认为杜正贤的“半山石塘说”缺少历史文献支撑的也有。但仅仅从考古挖掘到的大量战国器物证明，作为一个早在两千两百多年前，人口数量、生活水平、经济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的石塘，应该是无疑的。

一个“甲子年”前的1958年，“公社是棵常青藤”在铁丝连接的喇叭中亢奋高唱。喇叭下的石塘村，并不大，祖上留下的矮瓦房连成一片，矮瓦房边也有草披。谁也不晓得这一片土地，是战国时的船坞，还是秦汉时的县治。挖出巨宝水晶杯，是半个世纪后的事了。

73岁的胡永兴记得，那时的石塘植被丰盛，除了水田、泽地，还有旱地、山林。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农作物品种少，产量也低。水稻麻桑是常年的农物，也种番薯。茶林、果园是家家副业，桃子比杨梅更来得有名。每到采摘，一船一船，顺着上塘河，摇到杭州。

家家也养猪羊养鸡鸭，饲料是限量配给的，一只猪至少养足八九个月，粪便是农田最好的肥。当然，石塘人最骄傲的还是众多的水草，风吹草低见奶牛。附近的半山牛奶场，到上世纪70年代，还在供应全杭州的牛奶。

记得1968年，中学生毕业，有“四个面向”，笔者我就是去这牛奶场的。但最终，还是被“动员”和社会青年“闯关东”了。其实，那时的半山牛奶场已经难以为继，石塘一带的小环境渐渐变了。这是后话。

63岁的莫正法记得，1958年，来了杭州钢铁厂，造了一条“大马路”。以前石塘人去临平，只有一条祖辈趟出的“十里人道路”，泥路狭窄，两边茅草。这路经过沈家浜往南，沿皋亭山的西侧，到现在“半山路”口，再折东走。每当月黑风“低”，莫正法的爹娘说，强盗就从皋亭山下来，要“买路钱”的。

当年的“大马路”，也就4米来宽，铺的石子，能开一部尘土飞扬的卡车。就这条路，也是四人一组拉“墩”打夯，“乓啊乓啊”，白天晚上加班干出来的。每当月明星疏，仅有几盏路灯就像橘皮一样泛黄，路上的“杭钢”人也不多。

好在有了“杭钢”，又有了“杭玻”，石塘的哪一块土地一旦征用，都会带来招工的幸运，拿固定工资，吃商品粮，做城里人去了。

1963年，农民的肚皮饿不着了。有一天，杭州钢铁厂来了文件，要扩展了。石塘大队刘文村中队的1队，紧挨“杭钢”，需要征用。于是，地图上一根红线，划进了范围。这让水土相连的其他小队社员，羡慕得吃饭都不香了。

自小好画的胡永兴记得，这一天夜饭刚吃好，大队书记、队长来到他家。那时，18岁的胡永兴住的是草披房，书记说，石塘地形复杂，刘文村三个小队同石塘三个小队，山地、水田互相交错。你说刘文村的1队连牢“杭钢”了，就地图上划一根红线，至少得划去3个小队才摆得平。你“杭钢”一句话，我们叫哪个去当工人好呢？

大队长说，我们开会，就是同杭州人讲不灵清，永兴，你是不是画一张实地示意图，我们再和杭州人去谈。要么全部划过去，要么全部不划。嘎（这么）大一片田地，嘎大一片山林，你要是不画清楚，我们农民伯伯同工人叔叔嘴巴都要说破的。

第二天，胡永兴就不下田劳动了，像干部一样，夹本子，别钢笔，去实地查看。哪块田，哪条塍，哪支流，哪片林，是哪队与哪队交错的，胡永兴全都细细记了下来。他来回走，回来就画。1米乘80厘米的“宣化”纸铺在桌上，有一点开仗前画军用示意图的意思。

地图整整画了三天，胡永兴又用16开的复写纸，一张一张局部描，再一块一块拼着印，又复制出了两张地图。大队交到公社，公社交到余杭，余杭交到杭州。底图就留在大队了。再后来，同打官司一样地争辩，终于，整个石塘大队由余杭崇贤公社划归到了拱宸区半山镇，刘文村也划进入了“杭钢”的征用范围。

胡永兴说，可惜，那张留在大队部的底图，改革开放撤“公社”变“乡村”的那年，锣鼓响过，底图也不见了。

放开肚皮生孩子的年头，泥垒的矮房不够住了。“土改”分到乡绅家好房的，毕竟不是一家独占。儿女大了，与爹娘挤一间，拉张帘子也是“有碍观瞻”。像胡永兴一样，不少人家，在祖宅的一边，夯土墙盖稻草，搭一间披儿。

伢儿要成家了，第一轮拆老房盖新房，也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后几年开始了。“来会”（乡间一种凑钱轮流办大事的形式），成了一时风尚。大队也有了砖瓦厂，以平日的劳动工分“抵”砖，砌墙，将黑土瓦爿换成了暗红的大洋瓦。新砖房要比老土房宽敞，叫“九椽房”，就是九根椽子宽度的平房。亲帮亲，邻帮邻，这家砌完，那家又起。

1984年莫正法当了村干部，那是又一轮造房，像城里人一样，盖二层楼了。当时的石塘村，水稻田约有一千亩，旱地两千多亩，宅地是动不得耕地的，只能拆了老房盖楼房。上梁放炮仗撒馒头铺洋瓦，连做梦都是一气呵成到天亮的。纠纷也就多了：如果东面一家的新房略微高一点，只要西面一家允许，低头不见，抬头也不见。要是西面一家的房顶超过东面了，闹出“见红”的可能，都会有的。

规范也有，每家房子只能3.6米深，相邻房子的前沿必须齐平。两家之间的杂基地，那更是眼中之眼。“杂基地”，即相邻房的间隔空隙。可以在自己的一面种菜，种花草。但新房的地基，绝对不好扩占杂基地一寸的。一旦被邻屋发现，亲兄弟都不会给面子。莫正法说，他当了村干部，这矛盾要是处理不及时，哪怕不打进医院，后辈也会永远结仇。这一种执着，也是土地集体化后，乡民对私有地仅剩的一点旧日观念

翻造四层楼房，那是近二十年的事。越到后来，盖房越追求式样：尖顶的、圆顶的，顶上有不锈钢圆球的、有避雷针的。窗户有罗马浮雕的、有拱券的、有飘窗的，石塘就像一个镇了。

莫正法还是小队长的那一年，大队部开会传达“分田到户”精神。当时，全大队2000多人，五六百户人家，连开了几晚动员大会。

怎么分，公开公平。开了“没日脚”（数不清）的会议以后，方案出来了：全村的水田、旱地、山林，分成好、中、次三类。每户在三类地块中各抽一次，抽到哪块，听天由命。再根据每户人数，切块，公布。这要是搞到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见，才能在田头地边打桩插牌。老人说了，这像又一次“土改”。

灌溉的水怎么办？除虫怎么办？化肥怎么办？以前当“社员”，万事嫑操心。现在，各家自己扛起来了。不过，只干了一年，各家就看好了。以前，天亮就敲钟出工都未必做得完的农事，后来居然做出了空闲。可以去打工，可以去做生意了。

“杭钢”、“杭玻”也在发展，越做越大。大烟囱喷出云似的雾霾，一旦尘埃落定，牧草、花蕊萎靡不振，水稻开始出现了瘪壳。尤其下风，衣服都不敢晾了。

2011年10月我去石塘，小镇一样布满了四层楼房，有两条主街。我找采访者胡永兴，临小街的百杂货店到小吃店、美发店、蔬菜水产店，一开口全不是本地人。这时的石塘，已在2009年叫“社区”了。那些四层楼中配有独立卫生室、厨房的小套房，让石塘人获租颇丰。临街店面的租金，更高。房东们尝足了拥有土地的甜头。

幼儿园门口站着保安，老瘦、黑矮。我用普通话问他，他用“余普话”回答，我听不懂他，他看不起我。石塘幼儿园的档次不亚于城里，出来一个干部样的男人，50多岁，保安用“余普话”向他说我。那干部模样的说，让他去好了。

胡永兴的家在石塘的外围，得天独厚，有很大的院子，一棵全石塘难得一见的高大水杉。院子的西侧有个玻璃钢瓦车库，是胡在“浙大”工作的儿子周末回来停轿车的。主楼三层，楼顶带阁楼，室内装潢时尚。胡永兴说这不算石塘最好的房子，但他家不招租房客。

我看过资料，石塘本地居民692户，在籍3100余人，流动人口却有8000余数。石塘人靠房租就已经过上滋滋润润的日子了。五年后的“城中村改造”，石塘也在其中。其实，早在2016年，为入城口景观，石塘已经有过小范围拆迁。那一次，为了第一户人家的搬迁，社区书记胡楚良4天上了10趟门。难啊，搬迁者不想离开老祖宗的宅基地太远，望不到祖宅基，那是接不到祖宗“气”的。

这一回，是整个石塘的拆迁啊。临街店铺租金高不说，租约一签三、五年，租金一付全年，都有。饭店、商铺装潢得漂漂亮亮，钱还没赚回多少哎。莫正法说，那时候他看见负责拆迁的胡楚良，足足瘦了6斤。说到难处，胡楚良说他都想要哭。

2017年2月，正式启动了入户丈量。接下来，整个班子3天3夜猫在一起，反复研究692户房屋的照片。一遍一遍反复观看，户型、面积、户籍人员，反复对照、评估，确定价格。胡楚良相信，只有公平公开，才能有民众的认可。

然后是约谈，家家各有要求，一个共同点：胡书记，你一定要为我们争取到最大的补偿。胡楚良说，政府的补偿框架我不能突破，也不能承诺你多一块钱的拆迁费。胡楚良既要站在石塘人的角度，又要维护政府的政策。

6月2日，石塘召开“城中村改造双签动员大会”。胡楚良因为过度疲劳，突发性耳聋，他没按医生要求住院，来到大会台上。他花了45分钟，解答与承诺，都在其中。雷鸣般的掌声，让他看到了民众的信任。

尽管大会后胡楚良因心脏不好再次就诊，他还是没住院，6月4日拆迁与补偿的“双签”现场，他不能不到。这一天规定9点开始“双签”，没想到，清晨5点，签约现场就排起了队伍，工作人员闻讯，6点赶到。这一签，持续签到了第二天深夜两点。

多少的拆迁户都想在签约前与胡楚良再说几句，咨询、承诺，哪怕一个电话也好。胡楚良可谓是“握发吐哺”，一罐红牛，一碗方便面，一包香烟，一个瞌睡。直到7月10日，石塘社区最后一户签约完成。

如今，租住在各地的胡永兴与莫正法们，正等待着颜家村的石塘人的安置房建成，也就三到五年，他们又会住在一起。原本的石塘，将建起一座更现代化的小镇。

部分照片为资料图片，请摄影者看到后与本报联系，以便奉上薄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