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X月的一天,我神色落寞地独自伫立在母校的废墟上,手里的相机仓皇不知所措。我突然意识到废墟上的天空是可以那么清澈;而失去了读书声的校园是可以那么安静。
说实话,仅仅离开了十年,母校的样子在我脑海里已经模糊殆尽。我至今难以解释,每当我想起母校,最先跳出的画面不是母校的样子,而是站在三楼的阳台上看到上塘河对岸一列绿皮火车沉重而有力地碾过铁桥。那段铁路曾是“蜈蚣”和我的天堂。“蜈蚣”是学校烧锅炉老吴的儿子。有好几次午休时,他带着我翻过锅炉房后面的矮墙,偷偷溜出去。河对岸是一片广袤的田野。我们这一代童年的记忆里都有一片广袤的田野,在金黄色的阳光下馥郁着草木灰和牛粪的味道,随后也定有一列绿皮火车隆隆地穿越田野,卷起层层麦浪。“蜈蚣”曾教我在火车开来之前和他一起各自把一枚一毛钱的硬币放在铁轨上,等火车的第一个轮子碾过硬币的一刹那,它会闪着金光跳起来,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落进附近的草丛里。等我俩费了好大的劲把它从草窠里捡出来,它已经被压成了薄薄地一片。过不了几分钟,“蜈蚣”帮我在那薄片的一端穿上孔,我们用毛线把它吊在脖子上,双双招摇过市。那两块前世是一毛钱的薄片依然闪着金光,炫耀着70后的青春独有的气质。
我和“蜈蚣”都是77年生人。1995年,我们少数出生月份比较靠前的学生拿到了人生中第一张身份证,这也引发了一桩临平中学野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一年是选举年,与往年一样,临平中学作为一个选举点,人民代表将在拥有被选举权的公民中产生。当时有三十多名政治上及其幼稚的学生理所当然地以为人民代表应该由他们这些人来推举,或者至少应该在被选举前走到他们中间来和他们认识一下。在他们纯洁的政治希望落空后,他们以功课忙为由,未在周六到校参加公民投票。很不幸,我就在这三十几人之列。我未参加投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生病了。那年头,还不至于家家都有电话机,哪怕有,学校也不至于登记在案。于是选举投票当天,校领导的表情据说及其复杂。第二天,所有不参加投票的学生到校后都直接遭到班主任的半路堵截,并在德育副校长的办公室见了面。很快,德育副校长检查发现,还有一名学生竟然过分到周一读书都不来了,最后经多方证实确实是生病了。于是我成了唯一没有看到德育副校长发火的一个。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名字最终荣登警告处分的黄榜。巧的是,一年后的高考,当时榜上有名的三十几个学生全部考上重点大学,只有我名落孙山。
说来也怪,上世纪90年代,临平中学生源奇差,而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却并不少。他们个个个性鲜明:有一位考上北大历史系的年兄在人家都忙于高考复习的同时,却孜孜不倦地啃完了英文原版的《独立宣言》;还有几位文学社的好友风雨大作的天气手拉着手在苏堤上背诵“老夫聊发少年狂”……后世恐怕无出其右者。
如今站在荒草凄凄的废墟上,哪怕阴冷着天,我还可以依稀闻见他们当年狂放的豪情和肆虐的青春。就像那春天的紫藤花——那紫藤花曾几番出现在有关母校的梦境里,抬头时总是铺满十七岁的天空。她那特有的香味和不远处厕所飘来的味道几乎成了母校的一个符号,镶嵌在我们这一代的回忆里。就在那瀑布般的紫藤花架后面是一幢旧的教学楼,二楼的高二4班有一位女生是我青春最美好的回忆。那是一次学校文艺汇演,她在童话剧《Beauty and the Beast》中饰演Beauty。至今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也不想问。现在的孩子也许难以理解我们那一代萌动的情感竟可以如此柏拉图主义。
如今,紫藤花架不复存在。上世纪末,当临平中学被瓜分为两所学校后,听说其中一所带走了她的历史沿革,另一所保留了她的硬件设施。而几年后,后者也最终忍受不了母校的局促,另迁新址,紫藤花听说也被连根挖走。
当然也有带不走的。2006年的一天,母校已经被拆除一年多了,某论坛上一个网友发了一个帖子,问有没有人拍过母校的照片。当我把手头那些记录了临平中学最后的日子的照片上传上去后,很多把临平中学叫做母校的网友发帖说:看到照片,哭了。
那天,当我即将告别母校的废墟,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再看到她了。最后拍摄的一张照片是一段围墙,那是当年上学天天经过的。可或许谁也没有注意过那上面究竟写了什么。在上传照片的时候,我把它作为这次精神之旅的结尾,因为我想我会永远记住母校最后的嘱托。
而那几个字是: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