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廖信忠

1985
我们台湾这些年：十信案






　　我家的电话号码很好记，选得很好。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总是在特定日子里有人打电话来骚扰，后来也习惯了。这一件小事，让我家与“十信案”稍微扯上了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十信案”为台湾史上最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即“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除了不能做外汇外，已经有点儿类似银行的功能了。而十信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泰集团的蔡万春家族控制的。在1960年，蔡万春因需大量资金投资土地，想从十信调集资金，故在十信发起“一元开户”的方案，使得短短时间内台北十信存款就突破一亿元，成为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信用合作社。
　　早期的台湾人，习惯把赚的钱通通藏在家里。改变这个观念的重大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八七水灾”，这次台风造成的水灾使得中部灾情惨重，到现在为止，都还算台湾史上最严重的水灾。这次水灾，使藏钱在家里的百姓损失惨重，因此有了将钱存在金融机构的观念。相较于银行的高高在上，加入手续简单的信用合作社就成为一般民众存钱的首选。
　　到了20世纪80年代，蔡万春的儿子蔡辰州当选“立法委员”，并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大家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总要打通许多关节，所以其中的内幕可想而知了。但后来，当局开始发现十信有不正常放款及库存现金偏低的现象，经过多次警告，仍无改善。一直到后来，放款总额已经超过存款总额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崩溃。
　　“十信案”的爆发，严重伤害了台湾投资人的信心，弊案金额超过一百亿元，数千存款户一生的积蓄也血本无归。这件事也导致一堆大小官员辞职或下台，牵扯到的人数达到两百多人，最高的已经涉及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蔡辰州本人被捕后，在判刑前夕也挂掉了。
　　“十信案”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民党与财政金融间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蒋经国非常之震怒，在过去党政不分的时代，蒋经国下属的应该有三个秘书长：“总统府”，“中央党部”，“国安会”。本来蒋经国都很放心将事情交给他们做的，“十信案”以后，蒋经国开始变得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也因此越来越差。
　　有人说，“陈文成案”、“江南案”让蒋经国看清了情治单位的摆烂以及流氓心态，那么，“十信案”让蒋经国看到的就是整个国民党权力核心以及中层党工极度腐败的真相。
　　蒋经国决定重振党风，革新体制，组成严家淦领导的十二人小组研议政治革新问题，这十二人小组的成员在“十信案”中涉案成分最少。而且蒋经国也借此机会安排李登*和其他大佬们互动，在很多决策上，他会当面指示李登*，以便于李在十二人会议上发挥影响力。而严家淦中风后，李登*也就顺理成章出任召集人。
　　李登*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又更上了一层楼。
　　至于我家的电话，当初是跟某位“十信案”的重要关系人买来的，而这个家伙在“十信案”后就被暗杀了。所以每年一到他被干掉那几天，总是有骚扰电话打来，一直到好几年后才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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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吗




　　
　　离“解严”就只剩几年了，一切都已蓄势待发，就等冲破的那一刻。党外人士也开始越来越有组织，虽然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物大部分都还在牢里，但年轻一代的人已经纷纷投入这波浪潮之中。而蒋经国在晚年也已看得很清楚，蒋家接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未来国民党的政权不可能重返大陆，所以必须为国民党在台长久执政埋下基础。打根基的步骤有二，其一为改造党的体制，其二为拔擢台籍精英以及国民党青壮的第三代，以本土化与反对分子对抗。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青壮一代都陆续在这几年出头了。
　　1981年，大家最熟悉的陈水*和谢长廷，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后，同时都当选了台北市议员，并且都是在同一选区。往后十几年，从市议员一直到“立法委员”，他们两人都一直在号称全台第一战区的台北市第一选区竞选，每次两人也都高票当选。也许第一选区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两位“巨星”，所以才特别令人瞩目。
　　我家刚好就是在第一选区，旁边有间小学的操场及广场，常常都是候选人发表政见的地方。从小，我就见识到这两人十几年来亦敌亦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说也奇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很少办政见发表会，看到的都是党外候选人，而党外候选人的场子永远都比国民党的热闹，也许是国民党人都已经习惯那种笃定当选的情况了，所以不太积极。常常都是晚饭吃饱后，全家扶老携幼，到政见会场去听演讲，吃着民主香肠，逛逛小书摊。大人们都在前面听，小朋友就在后面玩起来了，那种感觉反而让人不觉得有什么政治气氛，像是种家常便饭后的娱乐活动一样。
　　虽然陈水*当选了市议员，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到了1985年，陈水*辞去议员职务，回台南故乡代表党外人士竞选台南县县长，但是落选。他老婆吴淑珍在后来陪同谢票行程中，遭到车祸，并导致终身残废，到现在，这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一直都说不清。但也因为这一件事，陈水*得到不少人的同情。
　　1986年，陈水*担任社长的《蓬莱岛》杂志社因报道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冯沪祥论文抄袭他人著作，而被判刑一年。这件事有很明显的政治力介入，为“蓬莱岛案”。同一年，吴淑珍代夫出征当选“立法委员”。后来陈水*出狱担任她的助理，可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陈水*在出主意的，所以那时陈水*有个绰号叫“影子立委”。
　　谢长廷的从政历程跟陈水*差不多，不过那几年他都在台北市担任市议员。跟陈水*大刀阔斧的形象不同，谢长廷一直都给人细腻的形象，就是那种会把法案及弊案慢慢地、细细地一点一点切开，再慢慢地一点一点推翻的那种个性，一直就是给人细心又机智的形象。所以那几年总有人说，陈水*是把关刀，揭弊时一刀让人毙命；谢长廷是把沙西米刀，可以慢慢解剖敌人。
　　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辈、同期，又在同一个选区出身的，要叫谁服谁，都不会服气，但在后来为了大局，也常常会有自我牺牲的情况出现。
　　至于那时候刚开始崛起的国民党新生代人物，大部分都是循“党国体制”下的官僚升迁管道在进行，也就是可能在当局部门里担任过职务后，又在党里担任一些职务，但大部分都是政务及党主席同时担任的。
　　如马英九，他在留学回台后，因为家世清白，又是“忠党爱国”世家，因此被推荐选为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从事翻译工作。当时小马哥可是年轻帅气啊！每次蒋经国接见外宾，就见到马英九坐在中间翻译，新闻一放出来，不知道当时让多少女人为之注目。这几年间，马英九也担任国民党内的第三副秘书长。国民党设有好几个副秘书长，各有不同的职务，而马英九担任的这个第三副秘书长，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大陆的。接下来，他也通过了进入官僚系统的甲等特考，正式开始官员的生涯。
　　宋楚瑜的经历也是差不多，但他比马英九早了一个梯队。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国外留学回来时，蒋经国还在担任“行政院长”。他也是经过推荐担任蒋的英文秘书，后来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政治红人的。后来他担任新闻局局长，尤其在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时，他在记者会上宣布当局立场的“正气凛然”之貌，一夕之间吸引了不少了女性Fans。到了1984年，他在国民党中央担任副秘书长，当时算是小马哥的老板。
　　他们两位在二十几年前都非常帅气，又在党内有非常光明的前途，谁都知道他们以后的仕途是一片大好。
　　至于连战，他的经历也跟上述两位差不多。但当时他实在太过低调，大家也没什么拿来好说的了，只知道国民党内有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而已。
　　在这里，我无意把现在所有在台面上的人物拿出来点评一番。不过，这二十年来党里派系的分分合合、恩怨情仇，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合纵连横、亦敌亦友实在太过精彩，可说是直追《三国演义》，只不过武器从刀剑变成言语及宣传策略，攻略从土地变成人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些资料，我在这里说的只不过是我所看到的侧面，一家之言而已。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第四台





　　早期台湾无线电视台只有三台而已，三台编排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早上，开始晨间的新闻节目。后来有一段时间为了鼓励小朋友早起，早上起床时间也放些卡通影片。
　　到了中午，会有些小型综艺节目和新闻。一般说来，中午新闻都是闽南语的，待播完后，电视节目就停止了，到了下午四点才又开始播。下午四点后可能就是些主妇节目或卡通影片（因为小朋友都下课了）；晚上七点则是新闻节目；新闻后是连续剧，从八点到十点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段”，八点播出的连续剧则称为“八点档”；十点后则播一些音乐节目，比起现在，算是很早就收播了。
　　前面说过，三台分属于党（中视）、政（台视）、军（华视），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某些特殊时刻也会进行联播。在我们那个年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双十节”三台主播十几个人坐成好几排，轮流播报新闻的盛况。当然，在早期只有三台，并且新闻只有早、中、晚各报一次的时代下，新闻中所呈现的台湾都是一幅国泰民安、公平正义的美丽画卷。
　　但三台节目大同小异，又大多陈腔滥调，民众看了也无聊。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有些商人开始自行在大街小巷间拉有线电视线，播放一些不具版权的录像带节目，这样，频道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当时这是不合法的，所以警察不定期都要来拆线一次。民众称这些节目为“第四台”，其实就是有线电视节目。
　　初期的“第四台”主要播放邻近国家（尤其日本）的卫星节目，还有一些电影的录像带、股市信息、摔角①等，甚至还有色情节目，反正影像品质普遍都不怎么好。后来有一段时间，第四台为了顺应民意，还会放一些候选人的政见发表、“立法院”的开会过程、街头运动实况等。

　　





我们台湾这些年：在小学课文里学习“蒋公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都是在80年代初纷纷进入小学的。小学共分低、中、高三个年级，又各有两个年级。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觉得五六年级好大呀，心中充满了敬畏感以及期待感。但现在来看，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六年级，还不都是死小孩！
　　台湾小学教育的课程，以传统又官方的说法，是“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因此，当时的课程设计，一学年分上、下两学期，除了主科——国语、数学、社会、自然、生活与伦理以外，还有体育、唱游、美劳、书法、珠算等课程，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时代性的“保密防谍”教材。
　　我想大陆的朋友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年代台湾小朋友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过去当局也一直将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在教材里灌输给我们，所以就简单说一下吧！这些观念主要是在国语、社会、生活伦理以及保密防谍课程里出现。
　　在国语课本里，每一课都有些小文章，下面会有几个生字让大家练习。可能那一代小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蒋介石看小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了：

　　蒋公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
　　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游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
　　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公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
　　（以上源自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第十二课）
　　一般死小孩看到鱼，大概就只会想抓来玩或吃掉吧。当年，老师们都喜欢拿这个故事来鼓励小朋友要努力向上。听到激动处，一些感性的小女生已经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是很典型的关于蒋介石的小故事。而政治教育也体现在儿歌里，以前有首大家都会唱的儿歌叫《哥哥爸爸真伟大》，是这样写的：

　　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
　　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
　　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首儿歌还有后面三段，一段比一段激昂，一段比一段杀红了眼。到了最后一段已经是：

　　革命军人真伟大，四海把名夸，
　　拼命去杀敌，牺牲为国家，
　　杀吧杀吧革命军呀，我也要把奸匪杀，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很儿童不宜吧！可能当时的教育工作者都还有点儿默契，觉得这最后一段儿童太难理解，索性不教了。

　　抗日歌曲的歌词也是课本里面的内容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旗正飘飘》。而且，这一定是老师指定要背并默写的课文之一，到现在我都还会背。“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
　　我上到五六年级的时候，随着时代的开放，这些课程也慢慢地消失了。

　　至于生活与伦理，按照出版纲要，即介绍给小朋友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时，课本总是强调蒋介石如何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教导小朋友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因为，蒋介石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使命。不知道听过多少老师陶醉地说，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所以蒋介石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中山先生之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道统，尤有甚者，一激动把蒋经国也给加进去了。

　　而保防教育，光是看名称就知道是什么内容，就一本小书，里面有许多的小故事，不外乎受不了美色诱惑、食物诱惑或金钱诱惑就出卖了机密和情报等。小朋友哪懂得那么多大人的世界啊！只有每次在保密防谍的演讲比赛上，最后总是要加一句“小心匪谍（音拉长），就在你身边（加重语气）”，然后再重复一次。
　　社会课主要就是介绍简单的社群及社会观念，比较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形态。到高一点儿的年级，就开始上些简略的历史及地理课程，以及台湾发展、社会现状的介绍，里面一切有关台湾社会的内容都是那么和谐美好、欣欣向荣。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小学的一天





　　我以前读小学时，早上七点半前要到校。不过可能是住得离学校太近，过于松懈，所以还是几乎天天迟到。一迟到，校门口就会有许多纠察队在登记班级名字，并报告老师，有时候还会罚站，再统一带回教室。
　　早上到学校后就开始早自习，然后会分派打扫任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扫地区域。另外学校外围环境也要出去打扫，只不过常常会顺便出去买零食。
　　早上时间会有校内广播节目，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录制的，每天会有不同主题。有时候居然还会有“访问台北市长”这种节目出现，不过这个“市长”也是小学生自己充当，所以也常常出现许多小学生一相情愿的问题及答案。
　　八点左右要升旗，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几乎是天天要到操场升旗，不过到了六年级后，就不是天天升旗了。到操场前，各班都会先在教室前面走廊排好队，然后音乐声响起，就一班班地慢慢走下楼，向操场方向前进。当时的台湾小学，以我在的都市区小学来说，一班几乎都是五十几个人，一学年约有十二三个班。所以学校操场比起大陆的小学，都大很多，足够容纳学校近四千个人聚集。
　　各班都走到定点后，台上的司仪就会统一喊整队口令，待整完队后就开始升旗。这时，乐队又开始演奏音乐，四个小朋友各拿着旗子的一角高高举起进场，走到升旗台上。升旗都会先唱歌，待唱完后，旗帜才会随着歌声缓缓升起。
　　升完旗就由校长、各室主任等人轮流上台讲话，不过基本上小朋友不太会听，都在下面偷偷聊天。朝会完后全校就会来一段“国民健康操”，台上总是有几个同学在带领做动作，小学时有被选上去做过一次，真是超丢脸的。每周一天是周会，就会请外面的讲员或表演团体来校。周会比较讲究，还要先读“国父遗嘱”及敬三鞠躬礼。不过周会时不用上课，坐在操场上就好了，台上讲得口沫横飞，下面聊得也不亦乐乎。
　　小学大概的课程前面有讲过了，另外就是体育、美劳、唱游等课。台湾的小学生，在体育课时最喜欢玩的大概就是躲避球，玩法简单来说就是外圈的人拿球砸内圈的人，被砸到的就只好出场到外圈去。这样，外圈的人越来越多，内圈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容易成为目标。后来几年，日本以躲避球为主的卡通《斗球儿弹平》大流行，我就看到一堆小孩子，玩躲避球时，当球一丢出去，总要喊些什么力量球（或焰之球、龙卷旋风球、闪电球……）之类的，球上也被画一些火焰之类的，然后学一些卡通里华丽的投球动作（虽然说那样在力学上根本使不上力），结果乱投还打到自己人，真是笨蛋小学生。除了躲避球外，体育课比较特别的还有教扯铃，但是我只会让它转动而已，每次看到其他同学做出一堆超华丽的动作，都会很羡慕。动作都是有名字的，比如蚂蚁上树、巴黎铁塔什么的，并且每次都会看到有人在比赛抛高。但是有一次自己试着抛高，掉下来打到了头，很痛，就再也不敢玩了。
　　美劳课有专门的美术教室，教些简单的素描、水彩、剪纸、雕刻等东西，大部分是一边玩一边做的。唱游就是音乐课，低年级时老师会把风琴搬进教室里，一边弹琴，小朋友们一边在教室里唱唱跳跳的。唱游课可能是当时最喜欢的课了。到了中年级后，有音乐教室。在台湾，小学几乎都会教吹直笛，印象最深刻的是吹完一节课后，口水都会从直笛口流出。恶劣的死小孩们，还会拿笛子里的口水去甩人。另外，音乐课里必教的歌曲一定有“蒋公纪念歌”及“国父纪念歌”，不管唱到第几册，前面一定有这些歌。
　　上课时间，若不是级任导师（班主任）的课，他们八成是在办公室里的，可能批改作业簿或写家庭联络簿。说起这家庭联络簿，就是老师跟家长联络的最好工具了。每天联络簿一发回来，总是忐忑不安地打开，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今天在学校干的坏事，如果不是什么好事情，回家后还要再战战兢兢给妈妈看，这下，简直就是两个对付我一个了。
　　到了十二点，吃午饭，每一班都有蒸饭设备，早上拿进去蒸，中午就可以吃热腾腾的便当了。不过像之前也说过，麦当劳这类的快餐业者也开始抢攻小学的外送市场，所以，每当中午麦当劳送餐的“大哥哥”出现在小学门口时，总是成为被包围的对象，中午吃麦当劳的同学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此外，也有许多外送的便当可以订购。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自己带便当蒸饭。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蒸过的饭菜，总是会吃剩饭，所以后来老师就派了三四个同学陪我一起吃，盯着我把便当吃完。
　　下午上课后，三点再扫一次地，四点就可以放学了。放学都有“路队”，就是以家的位置作为一组，区分你在哪个路队，算是一起走比较安全。高年级一点儿的小朋友每班轮流担任交通队，要负责交通安全指挥，带个黄色塑胶盔及反光背心，别上一个“交通队”的臂章，在早上及放学回家时在学校旁的路口，按着红绿灯，拿着长长的交通杆阻止汽车通过。说也奇怪，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就有迟到习惯的我，一参加这个交通队居然一次都不迟到了。
　　放学后，回家的回家，上才艺班的去上才艺班，也有不少人流连在电动游戏间。那时候有个流行的名词叫“钥匙儿”，即回家后，父母上班还没回来，只好自己带钥匙打开家门。
　　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也开始有社团了。不过小学时很单纯，大部分就是图书社、手工艺社、环保社等比较正常的社团。有个大陆朋友比较陌生的台湾学生社团叫“童子军”，是个国际性组织，跟军队一样有各种层级跟技能，还有专属的制服，但是现在比较偏向服务性组织及社团。在小学时一些同学都参加了，没参加的小朋友喜欢酸葡萄地说那是有钱人家小孩的游戏，其实童子军的配备一堆，还真的要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得起。
　　台湾的小学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活动，叫“自治市市长选举”，简单地说，就是小学是个自治市，要选出一个市长来。这是三年级以上限定的活动，就跟一般竞选一样，候选人要上台发表政见，于是好几年都听到“要建议学校盖活动中心……”终于，这个政见在我小学毕业15年后实现了。然后在竞选期间，由推出候选人的各班自己画海报到其他班去宣传，勇敢一点儿的也会“深入敌营”，这时就要老师出面来维持秩序了。当然也有如“大人的世界”一样，总是会有些绘声绘色的传闻存在，什么请吃糖果、请喝可乐啦，但总体说起来，小朋友还是比较单纯。虽然选出来的“自治市市长”也是象征大于实质意义，但在这种活动里，也学会了什么是投票行为。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6，社运的启蒙





　　1986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上都精彩无比。小朋友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美国那橘色火箭的“挑战者号”，在现场播报者兴奋的语气中升空，一分钟后整个爆炸。看到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傻掉了。当年，说未来要做航天员的小朋友少了很多。
　　二月时，科拉蓉夫人当选菲律宾总统，长期高压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流亡到美国。这件事给国民党很大的震撼，也给党外很大的鼓舞。
　　除了政治事件外，1986年的两起民间发起的事件，也对台湾民间的少数民族凝聚力产生影响，并冲击了民众长久以来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反杜邦运动及汤英伸案。
　　在台湾的历史上，除了这几百年移居过来的人之外，还有原来就住在台湾本地的少数民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叫做“山地同胞”，简称“山胞”。
　　长期以来，当局对他们疏于照顾，导致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极度匮乏，而“山胞”在台湾所占人数也很少，算是比较特殊的群体。而教育资源的匮乏，也使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年轻气盛就走进社会。由于没有文凭，他们能够选择的便是粗重的工作：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等。而女人，也常常沦为娼妓、雏妓。后来那几年，雏妓问题也一直成为社会运动关心的对象。
　　汤英伸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汤英伸本来是师范专校学生，受到学校教官不合理对待后被处以退学而来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找到工作九天之后就杀了雇主全家，最后虽然主动投案，但他仍被判了死刑。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社会舆论也越来越支持汤英伸。
　　原来，汤英伸来到台北后，被介绍所介绍到一家洗衣店当杂工，老板以先代付高额介绍费为由，强行扣留他的身份证。汤英伸就这样待在这个既闷且热，每天需被强制工作18小时以上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他忍受没几天就想要离开，老板夫妇非但不准，还拿出手中那张汤英伸身份证，扬言说他欠钱未还，并加以辱骂。就在这其中发生了口角，再加上一点酒精的催化，汤英伸终于酿下大错。
　　汤英伸的经历是当时山胞们找工作时常遇到的事，一般雇主认为他们好欺负，歧视他们，所以汤英伸事件算是一个引爆点。这样一个没有前科，在校时表现良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社会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展开了救援行动，不管是党外、社运界，还是宗教界都活动了起来。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检讨的，是整个畸形扭曲的社会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漠视与歧视，以及有形无形的莫须有排斥，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等。
　　后来汤英伸还是死了，但从这件事以后，社会开始关注山胞问题：社会是否给他们公平的对待，是否一直对他们有种有色眼光，是否尊重过他们的实际需要与诉求。

　　此外，这年的“反杜邦”也是环保运动的一个启蒙。大凡发展中国家，都一定经历过这么一个时期：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相冲突。支持经济发展优先的人，认为人民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可以牺牲一些环境。而环保人士认为，环境一旦破坏，以后花再多的金钱也挽救不了。这种问题在传统思维上常常是非黑即白的，因此也争论不休。
　　台湾第一起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即反杜邦案。大家都知道杜邦是国际性的化工大厂，当初他们决定在鹿港（就是罗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镇》里的那个鹿港）附近的工业区设立化工厂，但因生产品为高污染性的化学品项，故引起当地居民的群起抗议。后来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当时还在戒严的情况下，抗议人士向当局进行强力抗争，用各种手段抵制杜邦设厂，为台湾史上第一次。
　　后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于鹿港设厂计划，这也成为台湾首件环保抗争导致外商终止投资计划的事件。当然，若以上面那种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观点来看，到现在还很难说，当初杜邦中止投资及后续影响对台湾是好还是坏。但这件事代表了台湾民众环保意识的萌芽，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这件事以后，释放了各种相关的工运、学运、媒体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强大能量。
　　来年的1987年，当局就成立环保署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党外各种体制内外的活动已经频繁举行，这都还在国民党可忍耐的范围。另一方面，传闻蒋经国也有意利用这些党外人士的冲撞，对国民党内一些保守顽固分子进行挟制。比如说当时的朱高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立法院”里跳上主席台，拔了麦克风乱丢，影响议会秩序，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但他每次都没被惩处。蒋经国一直想在政治开放上有更多作为，但“国会”里的保守力量实在太大，朱高正这些举动，刚好用以对付那些食古不化的反改革老代表们。
　　这一年的9月28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里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目前，大家会觉得民进党内好像派系林立，什么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之类的，其实就好像《水浒传》里面，各路英雄好汉带着自己的人马上梁山一样。所以说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而已。
　　但当时党禁还没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撼，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当局到底要镇压还是顺势改革？这引起各方高度瞩目。据说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但后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他心情都特别好，一天到晚在喊“冲啊！打倒国民党！”每每这时，她老婆就会瞪他一下，叫他闭嘴，没想到他兴致更高了，“我呒惊关，呒惊死，冲啊！”（我不怕关，不怕死）。果然是男人到中年后只剩下一张嘴。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国民党而已，民进党成立，好像为自己出了一口气一样。
　　民进党刚成立的那两年，只要讲到民进党，报纸几乎都是写民×党、或×进党，搞得好像什么乱党一样。其实在那几年，民进党就是给人激进的印象，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但在国民党掌控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民进党也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引起大家的注目，进而注意他们的诉求。
　　当年的“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民进党就拿到20%的选票。民进党成立之后，给异议人士很大的鼓舞，也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

[ 本帖最后由 廖信忠 于 2009-12-9 23:36 编辑 ]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圆山动物园搬家






　　圆山动物园是很多台北市民的美好回忆。在市区的圆山动物园，及旁边靠近基隆河的儿童乐园，是许多市民假日会去的地方。园区门口有好多卖茶叶蛋、烧酒螺、渍芭乐的小贩，逛完动物园也可以顺便在旁边市政广播电台地下室吃小吃。小时候要到动物园，简直就跟要去朝圣般期待。
　　在动物园里，大象林旺永远是最有名的动物明星，可能也是动物园里最老的动物，它的栅栏前，总是围着一群小孩子在大叫。每年的林旺生日，动物园还会准备一个大大的蛋糕请它吃，它也总是很识相地伸出长长的鼻子来把蛋糕卷走。因为大象林旺太有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以为，动物园里的大象只有林旺跟它的老婆马兰而已。
　　这只象也真的是长寿，总共活了86年，从西南的滇缅公路，又到湖南、广东，最后来到台湾，伴随着许多台湾人成长，跨越了好几个时代，已经变成台湾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一。
　　当时的圆山动物园是以栏杆来圈养动物的，每个动物分的场地不大，动物躺在里面都懒洋洋的，任凭小朋友们喊叫逗弄，它就是给你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除了林旺之外，猴岛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地方，没有栏杆，猴子都在岛上欢乐地玩着。小朋友总是喜欢拿东西砸猴王，但每次都被它灵巧地闪过，它的表情就好像在说“愚蠢的人类”一样，有时候还会见它的“护驾”把东西丢回来。有一次，猴岛上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只狗，只见那只狗一直被猴子戏弄，一副无辜的样子。
　　圆山动物园实在太小了，给动物的空间不够，终于要在这一年搬到郊外的木栅去，在那里，一整片山头都是动物园的场地。于是，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通通进了特制的货柜，上了车，整个车队由花车前导，浩浩荡荡地经过大半个台北市。那可是当年的大事啊，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许多老师也带学生在一旁列队表演，万人空巷。
　　那时候滚石唱片还特地为这次搬家作了一首歌，叫《快乐天堂》，由滚石众群星合唱，第一句的“大象的鼻子正昂扬……”就是指林旺。
　　后来到了木栅，那里场地就大了，占了整片山头，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个下午，号称全亚洲最大。圈养动物处也变为开放式的空间，有好几个主题的大型馆区，游客可以走在步道上穿越蝴蝶及鸟类的乐园。非洲狮的家更大了，可它们还是懒洋洋的。林旺也有了更多空间散步。这几年的无尾熊（考拉）、国王企鹅等明星动物，也都曾引发一阵热潮。但林旺死后，还是留给大家一阵空虚，听到这则新闻，我才又想到那个在我面前表演的老朋友。动物园现在好像没一个标志性的动物，所以有些人也开始期待熊猫了。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7，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1987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这一年台湾外汇存底（大陆习惯称“外汇储备”）也达到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当时我十岁了，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虽然尚未成熟，但在大人的言谈中似乎也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来。
　　一连串的事件，常常让人还没对上件事反应过来，就已发生下件事，对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经形成既有思考模式的台湾人来说，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反攻大陆”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
　　所以，这个“反攻大陆”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这“反攻大陆”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反攻大陆”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员，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士官，组成成分很复杂，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是依靠“反攻大陆”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神主牌”。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反攻大陆不可能”时，你就可以知道，这引起多大的震撼了。因为这个神话已经松动而瓦解，当当局说出这句话时，等于为未来许多事，开了一扇大门。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开放大陆探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就像前面说到的，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这一年（1987年）的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满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新闻里看到，大量“老芋仔”疯狂地抢进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申请探亲，新闻也播出一群年近半百的老人挤在红十字会的探亲说明会中，操着各省的口音抢着发问，又看到许多隔了几十年重逢相拥而泣的画面。尽管我与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但看了也为之动容。
　　有人说，要不是蒋介石带了那么多人来保护台湾，台湾老早就被解放了。而反驳者说，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来保护台湾的吗？他们是没地方可去，才不得不到台湾来的，要不是蒋介石不争气被赶出大陆，台湾根本就没这些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国民党带来的人里，中下群体永远都是牺牲最大的人。
　　不管当初他们是自愿从军还是被拉来的，这些人大都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却怎么知道一待就是几十年！当初来台的青年，到了这时候也都年近半百。
　　在我小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有个外省老头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卖着自己做的各式包子馒头。我永远记得开放探亲之初，他卖得更勤快了，勤快得有点儿浮躁。每天，他总是在下午四点整到我家楼下，用尽丹田的力量大喊一声，大家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停留了十分钟后，他又继续骑到下一个定点去卖。回想他那老迈的身影，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是什么样的阵仗。当时问他是不是也要回去看看，没想到他一副急得快哭的样子，恨不得每天多卖一些馒头，多卖几个小时，好存更多钱带回去。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在许多远离家乡的老兵心里，一定怨恨过那摆弄命运的大时代。谁愿意失去和亲人相处的天伦时光呢？几十年后再回乡，难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但毕竟分离了几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想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跟很多老兵说的一样：“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荣民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坐公车总是很讨厌经过这一站，因为总觉得这些大嗓门老头又粗鲁又爱抢座位。长大一点儿了解一些事后，对他们也较能理解和体谅了。到现在，“大陆探亲”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了，若不是偶尔经过荣民医院见到他们的身影，也不会想起台湾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返乡而不惜冲撞体制。这群人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议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而随着挚亲的慢慢凋零，他们也越来越少回去了，许多人还是选择老死在台湾，但故乡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梦里都会回去的地方。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大度路飙车风






　　“飙车”一词大概就是1986年、1987年这两年出现的新词汇。那一阵子，台北市的近郊新开了一条快速道路“大度路”，长约四公里，又宽又直。刚开好那段时间没什么车，大家都习惯将车开得很快，享受那兜风的快感。
　　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年轻人聚集在这里骑车追快。本来也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而已，但经过媒体报道后，突然之间大批人和摩托车拥到这里来看飙车或参加比赛，最多时达到上千人。半夜的郊外路上突然热闹非凡，也聚集了许多卖香肠小吃的小贩，如同一个夜市一样。
　　青少年的心态就是这样，受到人注目或鼓励时，心里会HIGH，因此，每天晚上都有上百辆摩托车在这里比赛。当时刚推出50cc的速克达摩托车，这种摩托车轻巧方便，俗称“小绵羊”，但也因为太小了，所以骑士只要脚长一点儿就必须把脚分得很开才能骑，如果人再胖一点儿，那个画面看起来简直就是人比车子还大，极不协调。但因为这种车轻巧又便宜，且方便改造，遂成为许多青少年，尤其是无照驾车青少年的最爱。当然，50cc是入门级的，许多人骑的还是“名流100”，改过的伟士牌或RT、RZ这些车。
　　当时青少年喜欢将车改装，车斜板上自以为浪漫地贴满了“梦中人”、“追梦人”、“缘”等字样，斜板内侧装着的两个大高音喇叭放着音乐，还指定要有连续音效果的，大部分放的是那时候少男偶像杨林的歌（你可以想象，就跟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拿着山寨机大声放“那一夜”一样）；坐垫后面一定还要插一根天线，天线上可能还装一些亮圈，减震器加长让屁股翘得很高，排气管声音像放连环屁，改后的异型，有种俗艳美。但有些人没车，只好偷骑着妈妈买菜的车来飙，所以车前面都还有个菜篮。现在看来这些改装简直蠢毙了，但当时就觉得这样做很帅，不知道这些人回想当年那些装饰，会不会羞得无地自容。
　　比赛的方式很多，大部分还是竞速，但在竞速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奇怪的坐姿：跷脚，坐在脚踏板等智障骑法。比较特别的还是这些人喜欢载着女朋友一起飙，可能越飙越快，女朋友就会越抱越紧，荷尔蒙及肾上腺同时亢奋，达到极乐的快感。此外，这些车飙的时候一定让脚架跟柏油地摩擦产生火花，如此，在夜色中会看到一条火花急速飞奔，大概这样会产生梦中人的幻觉吧！
　　在大度路飙车的全盛时期，全台湾的英雄好汉都组队到这里参加飙车，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影响了正常的行车，甚至发生斗殴烧车等事件。后来警方调来一个分局的警力全力扫荡，终于把这股风潮平息下去。当然，大度路夜市也瓦解了，但从此之后，飙车的风气开始向全台蔓延。
　　好一阵子，台湾在办青少年活动时一定有“反毒”、“反飙车”之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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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电影《报告班长》轰动全台







　　在过去台湾电影的题材里，有一部分是“军教片”，即军事教育题材的片子。这一年，电影《报告班长》上映，造成大轰动。这部电影到现在还一直在有线电视频道上播出，因为太过经典，其中有一些句子变成日常生活的惯用语，也有些桥段成为后来不断被模仿的对象。
　　这部电影后来拍成一个系列，但还是以第一二集最让大家印象深刻且津津乐道。第一集描述的是新兵中心的生活。众所周知，台湾的男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去服兵役，在真正分发到一般部队之前都要在新兵中心待一段日子，从“死老百姓”训练成为一个具有基本步枪兵资格的军人。在新兵中心里，菜鸟新兵接触最多的长官就是班长。在《报告班长》里，庹宗华饰演的外表坚毅严格但私底下关心新兵的班长，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形象，以至于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庹宗华一直都只能饰演班长，永远都升不了官。还有柯俊雄饰演的连长，也因为形象过于正气，在后来一直都饰演基层军官“永远的连长”。
　　这部片的经典桥段是，新兵在聊天时不知道班长就在旁边而乱说话，后来班长在列队时抓出这几个新兵来，要他们大声说一遍之前说过的——

　　新兵A：“听说班长很凶！”
　　新兵B：“对啊！”
　　新兵C：“班长有什么了不起，我小学也当过班长！”
　　新兵B：“对啊！”
　　班长：“再大声一点！”
　　新兵A：“听说班长很凶！”
　　新兵B：“对啊！”
　　新兵C：“班长有什么了不起，我小学也当过班长！”
　　新兵B：“对啊！”
　　班长：“给我重复五十遍！”

　　这是我们这代人一定都知道的电影台词之一。
　　许多尚未服兵役的年轻人也是经过这部电影对军中生活产生第一印象的，到现在都是如此。当兵时会遇到的情况，如打混摸鱼、装死、参加演习、兵变（当兵时女朋友变心）等都出现在电影里面。当然，还没当兵的人会觉得军队里的生活真是严格。不过，以前我的老师看了这部片以后却有点儿不屑，说：“我以前当兵时当班长绝对比电影里严格一百倍。”本来就是嘛！当完兵的人都会觉得后来去当兵的人过得太爽。
　　这部片子上映之后，带动了台湾拍军教片的风潮，一系列的片子跟进。军教片其实不一定都那么强调军人的正面形象。大概是台湾兵力大部分都是由义务役组成，所以在这些片子里，很大部分常常都是描述些军旅生活的小细节：当兵时的打混摸鱼以及劣根性。可能也是因为这部分较具趣味性。当然，所谓的热血“兄弟情谊”也是少不了的。在军教片的最后，通常免不了来一场演习，也许是因为在整天扫地的军旅生活当中，演习还比较好拿来说嘴吧！
　　过了几年，当局不爽了，认为这些题材电影大部分都是打打闹闹居多，却不宣扬军人正面形象，故不再支持这类片子的拍摄，因此军教片也在台湾电影题材中没落下来。到现在，《报告班长》这部片还一直被拿来回放，当我转台转到这部片时也都忍不住停下来看一段，回忆一下那段难忘又不愿再想起的日子。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琼瑶剧《庭院深深》盛况空前






　　这一年，琼瑶阿姨小说改编的连续剧《庭院深深》在华视的八点档播出时，也造成极大的轰动。在那时，琼瑶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在电视上播出。在之前的两年，已经有《几度夕阳红》和《烟雨蒙蒙》播出过了，有很多人喜欢，但都不如这一年播出的《庭院深深》盛况空前。
　　前面有提到，所谓“八点档”，就是台湾在只有三个电视台时，三台皆会在这八点黄金时段播出连续剧。这个时段也成为收视率比拼的主战场，因为这个时间是大部分家庭吃完饭，也洗好碗的时间，所以，全家都刚好可以在这个时间等在电视机前收看连续剧。在《庭院深深》播出的时候，我娘总是想尽办法在八点前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理好，时间一到，主题曲一放，就已经准备好水果或零食，坐在电视机前了。
　　《庭院深深》迥异于过去琼瑶小说直线式的剧情，而以两段式故事，外带一点儿悬疑的剧情紧紧扣住人心。那几年，琼瑶小说改编的连续剧，男女主角肯定都是秦汉和刘雪华，还有一些基本的琼瑶剧班底，如赵永馨、林在培、李天柱等人。在《庭院深深》里，刘雪华饰演的章含烟嫁入种茶叶的柏家，因婆婆的反对硬是被拆散。就在一次冲突当中，章含烟在台风时掉入暴涨的溪水中下落不明，而柏家的山庄也在不久之后遭大火焚毁，秦汉饰演的柏沛文也因此失明，从此，柏家大宅也流传出章含烟鬼魂的传说。
　　整部剧的剧情以刘雪华饰演的家庭教师方丝萦入柏家教小女儿读书开始，其实章含烟没死，她只是以方丝萦这个新的身份回到柏家而已。因为家教的关系，她开始跟她的亲生女儿朝夕相处。整个柏家上下，也只有智能不足的翠珊认出她，但大家并不把翠珊讲的话当回事。于是，通过方丝萦，观众一步步了解了十年前那场悲剧的真相。
　　因为剧情太扣人心弦了，以至于全家人都为之深深着迷。每次，我跟妹妹都会瞄妈妈有没有看着看着又哭了。
　　我总是恶作剧地问：“你怎么又哭了哦？”
　　妈妈擦擦眼睛说：“你们小孩子不会懂的啦！”
　　这部剧得到很大的成功，每当广告当中播出《庭院深深》收视率突破50%时，我们还会大声欢呼，好像与有荣焉一样，其实关我们屁事！不过当时的确是，如果没看《庭院深深》，第二天到学校都不知道要跟同学讨论些什么了。
　　这部片子实在太吸引人了，几年后在中午一点回放时也造成了高收视率。而再过几年，宽带出现了，我、我妈、我妹三人，也是挤在电脑前，看着那华视网站上520kbps小视窗传来的画面。
　　这部片同时也捧红了唱主题曲的江淑娜。当年，所有人都会哼上那么一句“哦堆积堆积……哦堆积……”不过小孩子们总是喜欢自以为有趣地唱成“哦飞机飞机……哦飞机……”此外秦汉打刘雪华巴掌，下手好重，刘雪华每次一被打完一定趴倒在地，到底是真打还是假打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琼瑶小说很少被文学评论家称为“经典”，批评者常常说她的作品总是过于梦幻缥缈，不食人间烟火，男女主角都不用吃饭大便之类的话。不过也没有人能否认，她的小说曾在受到苦闷升学考试压力之下的台湾女学生中争相传阅，一解怀春之情。若是没有了琼瑶小说，台湾的社会生活史将有很大的缺憾。
　　她的小说最早以改编电影为主。在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有所谓“双秦双林”的说法，即琼瑶小说改编电影里的固定班底：男主角的秦汉、秦祥林，女主角的林青霞、林凤娇。他们演出的这些梦幻式爱情电影，可说是当时青年男女效仿的对象。这类剧情通常都是两男两女的复杂多角关系：他爱她，她却不爱他，但她又爱着另一个他，不过他也不爱她，这样如琼瑶小说里绕口台词的错综复杂关系。此外，这类电影的剧情也常在咖啡厅、舞厅、客厅三个非常固定的场景，既健康（因为不随便进房间），又唯美，因此也被戏称为“三厅电影”。
　　早期大家都说琼瑶打造的是“爱情王国”，这倒也贴切。她从写小说、编剧本、自组电影公司拍电影，再自写主题歌，一贯是一气呵成。其实每部片的剧情都差不多，男女主角特立独行又感性纤细，若即若离，充满诗意的名字，以及如诗如歌的文艺腔和爱情语言，如同她的电影都有一套SOP般，再加上一定要有的经典画面——男女主角各在海滩一隅，在飘逸的海风中慢动作向对方奔去，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影像。
　　到了电视剧的时代，秦汉及刘雪华变成非常固定的银幕情侣班底。老实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秦汉永远是优柔寡断的富家公子，刘雪华永远是出身平凡的上进少女，每次都一样，但每次家庭主妇们还是被剧情紧紧吸引着。所以，这部《庭院深深》可说是琼瑶在剧情上的新突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长大了，全家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了，我总是想念起那段全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看《庭院深深》并讨论剧情的情景。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解 严




　　

　　1987年的解严，解除了在台湾长达38年，号称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这件事对台湾绝对有极大的影响。
　　虽然戒严对一般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太直接的影响，但就跟前面说到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一样，对心理到底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莫名其妙地牵连到。戒严时代，社会看似和谐，其实是暗潮汹涌。所以一解了严，就如同压力锅爆开来一样，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时参与各种抗争的分子，从基层的计程车司机、农民、工人、老兵、少数民族，一直到牧师、作家、教授等，社会上不管什么阶层，似乎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压抑已久的各种力量顿时激荡而出，各种反对运动、社会运动突然有了宣泄的窗口。让人眼花缭乱的议题，从民主一直到劳工、环境、人权与女性等，每一个议题看起来都是那么让人血脉喷张。上街头的人士也陶醉在革命般的激情中向前冲。那是一段警察与抗议者对峙、棍棒与乱石齐飞、拉布条抗议及举牌警告的年代。
　　旧秩序已经崩解，但新观念还没开始建立，所以每天电视一打开，看到的尽是这些混乱的场面，给过惯旧有保守稳定环境的人一种社会失序的印象。
　　虽然解严了，但是电子媒体仍受到当局控制，对相关社会运动的事件也倾向于一言堂，许多议题诉求都被模糊化，而一律以暴民代之。但是，当时有个非常流行的“地下媒体”，就是在各大竞选及演讲中才买得到的一个自称“绿色小组”所拍摄的录像带。这个组织扛着摄影机到各个不同的抗议场合，在当时的各个场子里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拍摄不同于当局掌控下一般媒体所叙述的真实。因为都是在抗议的第一线拍摄，那有时晃动得令人晕眩或免不了被喷到水的镜头，以及站在抗议方这一边不断向前冲或逃跑的场面，不管是视觉的震撼力，还是对事件真相赤裸裸的描述，到现在看起来都还绝对是生猛无比。
　　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看“绿色小组”拍的片子，但那时看的只不过是一种影像的刺激，后来上大学跟同学聊起这件事，才发现许多人都看过他们拍摄的这一系列纪录片，而且这些录像一定都是被爸爸好好收起来，自己偷拿出来看的，大家聊得津津乐道。“绿色小组”也是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台湾纪录片发展史上，头一次由人民拿着摄影机而提出不同看法的组织。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7年的台湾社会





　　1987年，让人印象深刻的事还有年底的南非航空747失事事件。这架由台湾飞往南非的班机，在经过东非海岸模里西斯（大陆称“毛里求斯”）附近时爆炸失事，全机罹难。因为机上有不少南非华侨，再加上是由台湾起飞的，因此格外受人关注，后来还在机场附近建了一个纪念碑。
　　没想到这件事的隔天，又发生了朝鲜女特工金贤姬炸毁大韩航空客机的事件。两起空难掀起了大众对飞机的高度恐惧，好一阵子旅游业都很萧条。
　　这年发生的陆正绑架案，也是台湾第一起学童遭绑架撕票案，震惊全岛。虽然主嫌被判了两个死刑，但是一直没有执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全台湾的家长简直人人自危，到学校接小孩下课的家长一下多了起来，有些比较有钱的家长是开车来接送的，但也会故意开一辆比较破的车子。以前妈妈总是说，有钱人容易被绑架，没想到现在一般家庭也开始有这种烦恼了。
　　《倩女幽魂》也在1987年上映，算是当年最轰动的电影。对宁采臣与小倩的唯美爱情印象不深，不过我喜欢把软的侧背书包往头上一戴，“你看，宁采臣耶！”当时小学的扫地时间，倒是可以看到一堆死小孩挥着拖把不断转圈，学燕赤霞在那大唱“道道道……非常道……”结果拖把上的水洒了老师一脸。

　　“很喜欢道道道是吧？给我用毛笔抄一百遍！”师大怒云。
　　“老师！什么是Y道？”
　　“算了算了，去走廊上罚站。”

　　而前一年《英雄本色》里小马哥的潇洒形象，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衣墨镜成为许多人在模仿秀及变装秀时的打扮。在小学里，一群小孩穿着爸爸的风衣，几乎可以拖地了，但里面穿的是短裤校服，风衣一飘，反而像个变态一样猥琐。年纪大一点儿的小混混，喜欢跟小马哥一样摆阔，拿百元美钞点烟，但是他们不可能真的拿百元美钞，这下又成了被耻笑的对象。
　　那也是个僵尸片当道的时代。从几年前开始的《暂时停止呼吸》开始，有点儿恐怖又有点儿喜感的僵尸电影流行一时，林正英也与灵幻道士画上了等号。僵尸片影响所及，后来有好一阵子，台湾的小学生间有种传闻，台湾嘉义某某地出现了僵尸，已经有好几个人受害了，并且那个僵尸正在慢慢地北上，搞得大家都在练习憋气。而问某人是从哪里听来的，每一个人都说是“我乡下的亲戚”说的，搞得老师也不得不赶紧出来辟谣。等到上了大学后，同学来自台湾各地，说到这件事才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同样的回忆，只不过住北部的同学听到的是僵尸往北部跑，住南部的同学听到的是僵尸往南部跑。
　　在引进电影方面，《末代皇帝》的上映，掀起一股话题，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故宫。《太阳帝国》也在这一年上映，不过里面有一幕，日军进入上海时，蒋中正的像被取了下来，却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差点儿被剪掉。
　　这里不得不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电影四大女星：王祖贤，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这四位各有拥护的影迷，又互相攻击。王祖贤气质脱俗，张曼玉清纯可爱，钟楚红成熟动人，关之琳美丽大方，当时许多人喜欢在摩托车后方装一块有女星照片的挡泥板，以至于每次我看到王祖贤脸上被泼了一块泥，都想帮她擦擦。到了今日，王祖贤消失了，钟楚红最早嫁人，张曼玉跟外国男友同居了，只剩下关之琳还在拍电视购物广告。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录像带出租店


　　在过去，台湾一般家庭想要看影片，除了第四台和电视台经过配音的影片外，只能到录影带（录像带）店去租了。所以几乎每个家庭，除了电视以外，录放影机也是必备的。而录影带有大带（VHS）与小带（BETA）的区别，各有支持的厂商，有点儿像现在的蓝光DVD和HD的规格之争。小带的优点是画质较清晰，但放映时间较短；大带反之，不过后来VHS赢了，所以大家后来都用VHS大带。
　　因为一块录影带大概也都要当时的三百多块钱，不太便宜，因此出租录影带的行业应运而生。在这类出租店里的影片主要有几大类：欧美电影，台产电影，综艺节目（通常是私录的），港剧，卡通，日本节目（含摔角、综艺节目、剧集等）。大部分人要租的话需要交一笔押金及预付金，然后再从这里面慢慢扣钱。当然啦，成人影片也是个很大的市场，业主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但是警察会抓的，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录影带店都有一个小隔间或暗室藏在成柜的录影带架后面，通常老板见到熟客才会帮他们打开这个暗门。那时候多想进去啊，每次门只要微微打开，我都会假装在旁边选片，事实上是在往里面一探究竟！那对我来说简直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天国之门，不过我那时候还是个发育不良的小孩，说是帮爸爸租的也没有人会相信。
　　录影带的影片与节目，陪我度过了很多没有第四台及电脑的童年时光。我尤其喜欢租日本综艺节目来看，因为不管制作还是喜感，都比台湾的综艺节目好多了。再说，台湾的节目也都是模仿日本的。那时比较喜欢的有志村加藤的“大爆笑”以及整人节目。
　　因为录影带是可重复读写的，但每次新存入又无法把旧的都覆盖干净，所以一些私自录制的影片偶尔也会出现些让人尴尬的场面。比如说，全家看小叮系列，大雄与恐龙看到一半，好感动的时候，突然宜静发出激情的呻吟声，然后脸一扭曲，画面变成了某种运动的场面，全家当场傻眼，默不作声地继续低头吃饭。等到画面又回到小叮时，妈妈总算松了一口气，忍不住说：“喔！你看你快看，小叮又出来了。”
　　这种情况常有发生，害我到现在一直怀疑那时候是不是片名少看了两个字，其实片名是《激情小叮》。另外一种情况是，小时候好奇心比较强，片子完了之后，后面还有一大段雾沙沙的画面，想看看后面还有什么，结果一直快转，有一次还真的看到了以前录过没清洗掉的画面。喔喔喔！有好多日本女人没穿衣服呢！赚到了赚到了！从此，我看录影带都会看到它全部放完为止。
　　　　有时候出租店也会办促销，通常都是港剧系列，比如一次租十片会更便宜，但是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都一次租一袋子装的港剧，疯狂看港剧赶进度，看到眼睛出油、眼压升高都在所不惜。而录影带店倒掉也是常有的事，这时候就会大喊赚到赚到了，不过妈妈马上泼冷水：“可是还有五百块预付金嘞！”
　　后来，这些个人经营的录影带出租店慢慢被大型连锁的出租店如百事达所取代。再到后来，录影带也慢慢被VCD、DVD所取代了。

　　

廖信忠

1988
我们台湾这些年：蒋经国去世






　　1988年年初，又有两个禁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在这之前，台湾报纸每天发行的篇幅数只有“三大张”，即三张纸叠起来折一半。第一张是政治新闻，不过大都是政令宣导或当局公布的新闻。第二张是民生社会新闻，第三张是娱乐版及副刊。报纸的编排永远四四方方，文章很整齐，字很多，图很少，当时的报纸都是这样。
　　而小朋友比较常看的是《国语日报》。这是一个为儿童读者和学习中文者设计的报纸，字旁边都附有注音符号，也有些连载的漫画可以看，每个班级都一定会订的。
　　1月1日解除报禁后，报纸的篇幅马上多了起来，新成立的报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各种言论纷纷出现。
　　而发禁则是指，过去台湾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仪容规定，在发型方面，男生一律都是三分头，女生则一律都理着耳下一公分，俗称“西瓜皮”的发型。发禁开放后，这个规定由校方自行考虑。实际上这是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解禁，因为在后来几年里，许多学校仍然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发型的，不过通常会做到学校与学生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学生可以留长发，但男生不得盖住耳朵，必须露出后颈；女学生不可以超过衣领，超过衣领者必须扎马尾，当然是不准烫不准其他装扮的，之后十几年才慢慢开放。而真正没有了发禁，真正完全彻底解除发禁，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现在高中生完全可以留任何发型，可卷，可烫，可染，想留多长都没问题。

　　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1988年的1月13日，这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天是爸爸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八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
　　电视上遗像定格好一阵子后，画面就突然切到国民党的紧急中常会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画面也带到李登辉在随后的宣誓就任上。
　　隔天到了学校，发现一早就弥漫着异样的气氛。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其实小朋友也不太当回事，但都能察觉到老师的神情有异。当天的朝会，降半旗。
　　这时候，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都是那些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呜呜呜。”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
　　“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总统’？”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李‘蒋总统’吧？”
　　那两个礼拜电视全都是黑白的，内容也都是些缅怀之类的影片，很无聊，并且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所以附近租录影带店的生意都特别好，当然都是掩着门营业的，你要先敲那个铁卷门，老板从门上小孔看到是熟客后，才开小门放进来。后来电视又变回彩色的，不过还是播怀念的影片，好多卡通及影集都看不到了。
　　对于这件事，学校老师还是掩不住感激的心情谆谆教诲着我们这群无知的小学生：那是因为宋美龄女士不希望影响太多民众生活，所以要电视台把节目改回来。讲着讲着，老师又忍不住哭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遗体要从荣民总医院移灵到“忠烈祠”这档事了。路线是从荣总经我家前的天母西路转中山北路往士林方向。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路祭大队，学校给大家发块麻布别在手臂上，在天母西路两旁排开。
　　当时这个路线上，我家前面是块空地，还有一片废墟和杂草，像被炸过一样。但当移灵路线一公布，两天之内就变成铺满园艺用草的大草坪，几乎是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难得一见这么有效率。
　　到了路祭当天，大家都别块黑布。但对于天天被关在学校的小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以郊游的心情出校门的，所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一到现场，就看到大批民众已经排在路两旁，还有祭品也都出来啦！这时，前导机车已经通过，只听到路的那端传来一阵闷闷的声音，后来越近越大声，才发现是哭声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近，然后这哭声又继续从路的另一端消失。车队走了之后，我们就带队回校了。
　　移灵到“忠烈祠”后，当时台北市各处都还有免费的“瞻仰专车”候车处，民众也踊跃地去谒灵，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态都还是难得有机会看一次蒋经国就跟着去的，当然热血着在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少。
　　再过不久，电视节目又恢复正常了。因为停播太久，怕观众忘记剧情，所以每一台的连续剧都来个“精华篇”，一次看好几集，可真爽了。这也是连续剧第一次有精华篇的形式，但我也从此改看台视的《还君明珠》。
　　话说蒋经国早期在台湾，因有苏联的背景，因此负责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管制与监控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能积极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了各方面的历练，他不仅党政军资历完整，政治实力在国民党内也无人能敌，再加上蒋介石的刻意栽培，很自然就成为接班人。
　　在蒋中正的时代，台湾上下都是为了“反*大陆”而作准备，所以，对于台湾本地的开发并不积极。蒋经国掌握权力后，也许是深知“反*大陆”已遥遥无期，进而才将注意力转到延续台湾发展的各项经济重大建设之上。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激荡不断的时代，虽然是专*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民主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爱拼才会赢》席卷台湾





　　这一年，有一首歌一经推出，瞬间便横扫了整个台湾，大街小巷都在放，后来也席卷了整个华人社会。虽然是首闽南语歌，可影响所及，以致于前几年我在太行山的深山里旅行时，都听得到开拖拉机的师傅在哼着这首歌，那就是《爱拼才会赢》。
　　这首歌的原唱叶启田，在更早期就已经是台湾的知名歌星，早期的一些歌曲如《内山姑娘》、《墓仔埔也敢去》后来也不断被翻唱及重制。但他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因故犯罪入狱，人生顿时跌到最低点，出狱后却又以一首《爱拼才会赢》咸鱼大翻身。
　　因为这首歌太火爆了，在当时不管走到哪一条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公园里跳土风舞的在放，殡葬队伍在放，运动会在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选举时候选人的宣传车也都会放这首歌。
　　叶启田后来也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爱拼才会赢》，有点儿他的自传性质，但稍显胡闹了一点儿。而他后来的一些歌，如《浪子的心声》、《故乡》等，也一样脍炙人口，不愧是宝岛歌王。
　　在台湾，似乎每个时代都有那么几首代表当时的歌，这些流行歌曲如同串起了台湾的历史。
　　比如说战后的台湾，经济不发达，生活也比较艰苦，有些人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低下的工作，如沿街卖零食、收破铜烂铁之类的。有许多人为了家计，只好放弃学业出来工作。当时就有一首歌叫《烧肉粽》，是这么唱的：

　　“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疼爱），让阮读书几年冬，出业头路（工作）无半项，暂时来卖烧肉粽……”

　　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心酸的歌，那个时代许多孩子因为家境清苦无法继续升学，只能在半夜街头大喊烧肉粽叫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开始发展，大家都为了改善生活环境而努力，为了赚更多的钱，可以没日没夜地加班做工。当时，台湾第一个电视台台视开播了，很快就有了综艺节目“群星会”。那操劳的工作之后，身心自然需要松弛，大家挤在电视前观看综艺节目里歌星的演唱便成为通俗的娱乐。于是，群星会的主题曲，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

　　“群星在天空闪亮，百花在地上开放。我们有美丽幻想，为什么不来齐欢唱……”

　　“群星会”算是通俗娱乐节目的代表，但年轻人或知识分子总是相对叛逆一点儿，总觉得这些是“靡靡之音”，所以，上世纪60年代也是西洋音乐流行的年代。因为那时美军驻台仍有美军电台，因此许多年轻人也喜欢收听美军电台的音乐节目。在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就可以看出当时西洋歌曲在学生中的流行。
　　另一方面，在海外，许多人士因为流亡而有家归不得，他们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黄昏的故乡》：

　　“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地叫我，叫我这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渡鸟，孤单若来到异乡，有时也会念家乡。今日又是听见着喂，亲像在叫我的……”
　　这是当时海外的台湾人在聚会时最常唱的歌，以解思乡之情，结果这首歌也因为这样被禁。

　　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可说在“外交”上节节败退，但另一方面，因为如“保钓运动”等因素，民族主义也被激起。随后“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开始了，舍弃了西洋流行歌，开始自己作词作曲，比如说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齐豫的歌，细腻又清新的歌词，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另一方面，当局因为政策需要，推行“净化歌曲”，所以靡靡之音如“群星会”，也在此时被迫停播。
　　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气氛紧张又风雨飘摇，有办法的当然都到外国去了，但留在这里的，就更需要团结一心。那几年，最流行的不是讲情唱爱的流行歌，反而是像《梅花》这样的歌曲：

　　“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梅花坚韧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

　　另一首当时很红的歌就是《龙的传人》，这首歌在官方授意下一再宣传，令歌曲变得家喻户晓。
　　进入台湾经济起飞的20世纪80年代，人是有钱起来了，但是精神却慢慢空虚。这时，罗大佑的歌曲又丢下一颗“震撼弹”，歌词流露出对社会现象及环境的不满和批判，如当时流行的《鹿港小镇》：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台湾许多年轻人都是从中南部乡下到台北工作的，在台北赚到钱稳定下来后，却又发现心里好像缺少了些什么。这首《鹿港小镇》在当时引起广大共鸣，成为流行金曲之一。罗大佑的《童年》也唱出了许多台湾“60后”的回忆：
　　“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更开放，经济飞快发展，赚钱机会更多时，《爱拼才会赢》刚好唱出了当时台湾人的所想。这首歌除了本身就跟叶启田的际遇起起落落有呼应的效果外，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这可能跟台湾长期是一个移民社会有关。台湾是一个资源缺乏的海岛，对外依存性较高，为了生存下来，商业不得不发达。在重商的精神下，只有努力找机会拼搏开拓才不会被淘汰，所以这首歌真的贴切地描述了许多台湾人的心声。
　　时代造就了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又勾起时代的回忆，让人不禁觉得，没有歌的时代是多么的寂寞。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汉城奥运





　　这一年汉城奥运，主题曲《HandinHand》（心手相连）简直就是火翻天。这是奥运会第一次有主题歌，而当时也被谭咏麟翻唱成国语及粤语版本，连一向在打扫时间只放儿歌的学校，也一直放着这首歌。的确，这首歌歌词简单易懂，大家都能唱，老师们领唱时也特别喜欢选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在汉城奥运前一年就在大力宣传了，所以到奥运前，大家都已经能朗朗上口。
　　大概是韩国离台湾近，不但台湾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大家也都很关注这次奥运会。这一年奥运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男子奥运百米，卡尔.刘易斯和本.约翰逊的终极对决，媒体把这场比赛形容为夙敌间的最终决战。枪声一响，两人如猛虎出笼般冲出，最后本.约翰逊以9秒多破了世界纪录，但一天后，他被查出使用禁药而被判出局。本来用禁药的人也不少，但大概是他这场比赛太受人瞩目了，所以当他被查出用药时，大家纷纷为之愕然。
　　在女子田径方面，“花蝴蝶”乔伊娜拿到三面金牌，成为焦点人物，而她努力的过程，也常被老师拿来当样板。
　　中国代表队在这年奥运的乒乓球项目有杰出的表现，陈静拿到了女单金牌，被比较多的人拿来当八卦说事的就是这场比赛的让球风波。当时争冠的都是中国队选手，同为队友，据当时流行的传闻是说陈静接到指令，要让球给另一位较资深的选手，但陈静很有个性，硬是把队友打败拿到金牌，自己从此也被冷冻起来。当然，后来当事人否认了。这场比赛太过精彩，两人都是杀气腾腾，我跟着喜爱乒乓球的爸爸看了好几遍，到现在都还觉得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乒乓球赛之一。过了三年，陈静来到台湾，改披中华台北队战袍。






　　我们台湾这些年：“5.20事件”





　　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上演着“官逼民反”的戏码，而农民起义就是这历史剧场中的最高潮，也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的农民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承受着苦难和牺牲，这种情况过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改变。
　　1988年4月，台湾当局与美国谈判美国进口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进口大宗谷物。这不但影响台湾本地稻米的产销，更剥夺农民兼种杂粮的收益。时代像是进步、全球化了，但农业又成为对外贸易的筹码，农民利益又再度被牺牲。
　　每隔四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但当年因为这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南部农民北上抗议，要向甫上任的农经博士李登*请命。本来是单纯的抗议事件，结果没想到大暴走，变成台湾史上最大的警民大混战。
　　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现这样的壮烈与混乱并存的场面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整个街头，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抗议者，另一边是更密更麻的部队与宪兵。当时台北市的铁路还没有地下化，街上的人多到连火车也被迫停在铁道上，进退不得。
　　在电视新闻及地下录影带里看到的内容，是说这次事件的冲突有两波，第一波是在“立法院”前面，此景我只能以“震撼”来形容。那种场面有如在玩《三国无双》，一堆农民为了抗议当局，把整篮整篮的菜丢向军警，造成当时路上到处是菜，蔚为奇观。这次警方大败，“立法院”的招牌被硬生生拆下来丢在地上践踏。
　　第二波是入夜后群众与部队展开的“都市游击战”。整个冲突中心中华路附近的街道就有如战场一样，棍棒、石块飞舞，高丽菜、鸡蛋到处乱飞，抗议群众及部队不断地互相大放无双，不断冲击及反冲击。虽然当晚电视及广播一直叫大家不要到现场去，会有危险，但还是有一堆好事者挤在天桥上看热闹。那天夜里，也看到不少卖民主香肠的骑着车，一起跟群众向前冲，也一起逃命。
　　当然，在早上是比较单纯的农民请愿啦！但到了夜里就几乎没有农民了，变成热血过头的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大概是台湾刚开放，大家都想那么去热血喊一下，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有认识的人刚好那时候在当“宪兵”参加镇暴，据他说一开始的确是打不还手，但是大家被要求留守战备而取消休假已经极度不爽了（对台湾义务役男来说，假就跟性命一样重要），因此一等到正式驱离的命令下来，大家简直就是杀红了眼：谁叫你们害我们不能放假！
　　“5.20事件”在当时，媒体一律以“*民”及“乱源”称之，但是，看到那些震撼的画面，我开始思考，这是我所熟知的那些“淳朴”的农民吗？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那时候我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

　　附带一提，现在台湾的“二把手”萧万长，大家都叫他“微笑老萧”，大概就是这时候被媒体封的。当时他任“国贸局长”，负责和美国谈判农产品进口问题。发生冲突时，他出面缓解，结果遭蛋洗后还笑眯眯，从此“微笑老萧”之名不胫而走。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9，“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
　　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东区”。“东区”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
　　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现在看来，这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想，住宅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商品，更不应该变成玩金钱游戏的筹码，那么多人风餐露宿为的就是要争一条改革的路。不过，18年前高房价让人走上街头，18年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18年前那些人应该房贷都付得差不多了，但这一代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恐怕依然没解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活动的愤青总领队李幸长，现在已经是横跨两岸的锅贴儿连锁店“四海游龙”的老板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这年的两部电影：《七匹狼》与《悲情城市》





　　这年，绝对热血的电影《七匹狼》上映了。这部融合了友情、爱情、动作与音乐的片子，汇集了当时演艺圈最大牌的年轻艺人，是许多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的美好回忆。
　　片子至少集合了王杰、张雨生、邰正宵、星星月亮太阳（金玉岚、马萃茹、胡晓菁）、东方快车合唱团及庹宗华等明星参演，卡司（阵容）超强，内容描述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因为总是“不打不相识”，因此剧情也稍显火爆，在追星效应以及剧情所呈现的年轻人“反社会叛逆”情绪的双重鼓舞下，受到大批年轻人的疯狂喜爱。整部片可说是一气呵成，再穿插进好几首热血的插曲，成为当年的经典电影。后来这几个主要演员也以“七匹狼”的名称上遍各大综艺节目。
　　就连小朋友们也为这部电影疯狂。全班至少四分之三的人有买电影原声带，扫地时间大家也索性不扫了，就拿着扫把一起大唱“永远不回头”。老师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反大人”的风气在小朋友当中弥漫，因此积极导正大家电影情节里不对的地方。
　　片子里的几位主角都是当时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如王杰，一出道就是一副孤傲浪子的形象，当时的《我要向太阳怒吼》，简直越唱越热血，到了过几年的保钓运动时，还变成了主题曲；张雨生高亢的歌声让当时的歌坛为之一亮，《天天想你》、《我的未来不是梦》都是大受欢迎的歌曲；庹宗华当时演班长已经大红；邰正宵在片中虽然戏份儿不多，但之后也开始大红；星星月亮太阳是当时的少女偶像组合。
　　不久，张雨生就在歌迷的簇拥中入伍。《七匹狼》后来也拍了续集，但续集是以悲剧收场。
　　再后来，“七匹狼”这三个字也被注册掉了。

　　禁忌了几十年的“二.二八事件”话题，也在这一年突然浮上了台面，被当做显学来研究，因为，《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得到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殊荣。
　　一般认为，本片的导演侯孝贤预料到直接在台湾发行这部片是行不通的，因此带着它到威尼斯影展上赌一把，没想到这部影片真的成为在世界级三大影展上第一次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这下“新闻局”不得不认可了，还很形式地给侯孝贤祝贺一下。于是，这部直接挑战台湾政治史上最禁忌话题的影片，得以一刀未剪而上映。
　　《悲情城市》这部影片主要描述基隆附近九份地区的某家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间的故事。在“二?二八事变”后，一介草民也不由得被卷了进去，改朝换代后身份认同的冲突是这部片所讨论的主题之一。梁朝伟饰演的哑巴可圈可点，片子里有意借这个角色表达当时台湾人的敢怒不敢言，隐喻了台湾人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国族身份认同困难。
　　这部片得奖的消息在电视上公布后，妈妈对祖母说：
　　“妈，那是在讲‘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你知否？”
　　“什么事件？哪有什么事件，你别乱讲话。”祖母瞪大了眼睛否认。
　　“二.二八！哈哈，二.二八！”看到祖母生气了，我故意又大声乱喊开玩笑。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小心被警察抓走！”说完祖母气得走回房间，妈妈也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倒是外公马上就从台南打电话来了：“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国民党谎话说不久了……”他激动地发表自己的感慨。
　　《悲情城市》的拍摄地，九份及金瓜石，本来就是侯孝贤电影很喜欢的取景地，但这附近一直是个破败的废弃矿村，《悲情城市》火了之后，这里突然就变成了旅游胜地。据说日本前几年的宫崎骏动画《千与千寻》中的街，便是以九份为原型，而九份的知名度在一般日本观光客中也一跃千丈。现在的九份观光客，大多数是日本人及香港人。
　　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好一阵子，每到2月28日这一天，电视台就会回放《悲情城市》这部电影。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爱到最高点》





　　这一年最受欢迎的流行歌，除了销量超过百万张，传遍大街小巷的《梦醒时分》以外，另一首是伍思凯演唱的《爱到最高点》。这是收录在《等着你，爱着你》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这首歌成为当年“爱台”运动的主题曲，到现在我都还会唱：

　　昂起我的脸
　　走在黎明的面前
　　我想告诉全世界
　　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
　　闭上我双眼
　　想你一遍又一遍
　　不管是现在或从前
　　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圆
　　爱到最高点
　　爱到最高点
　　不靠一句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
　　爱到最高点
　　爱到最高点
　　不靠一句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

　　现在来看当时的那股运动，也许有些人会百思不得其解吧，不过“流行”本身就很莫名其妙。当然，后来有人认为，那几年各种思潮不断对国民党统治进行冲撞，这股热潮是当局长久以来的价值观开始被怀疑动摇而做的一次转移视线的活动。
　　但是，这，对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来说实在太沉重，充其量只是一股流行的风潮。那时候，电视上不断播放那首《爱到最高点》，配合着一片旗海飘扬的画面，学校也是早、中、晚三餐放这首歌，所以大家不得不会唱这首歌。

　　在那张专辑里的另一首歌《生日快乐》，也成为当年“双十节”的主题曲，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双十节”都会放这首歌。
　　当初伍思凯因为这首歌上了各大节目，好像也变成当局的形象大使一样，不过这几年他也改口说，当初这首歌变成爱台运动的主题曲不是他的本意……






我们台湾这些年：海外异*人士返乡潮






　　刚刚解严那几年，也是海外异*人士闯关返台的高峰期，有些成功混进来，有些被发现后遣返。在以前，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人士，都有一套管制名单，俗称“黑名单”。
　　这些黑名单分子清一色都在海外拥有傲人的高学历，政治立场为反对国民党或支持“台*”，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回台，几十年来归不得。早期这些人士的“台*”思想还是比较具有理想性的，不像现在，只变成一种政治语境加以操弄。既然这些人在海外被标记了，就代表情治机关在海外有眼线。以前反对人士都说海外校园里有所谓的“职业学生”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真的支持“台*”，只是偶尔小小地抱怨一下被听到，或者单凭“职业学生”的主观爱好就被扣上了帽子。
　　早些年台湾当局常在宣传，有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三合一敌人随着时代也有所不同），也就是民进党、“台*”、中*。小时候看了一幅图，在那幅图中，代表“台*”的是一个长得很可怕，手中充满血的人物，上面写着的两个字不是“台*”，而是“台毒”。大概是那个可怕的脸孔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现在一听到这两个字，都还会有点儿负面阴影存在。在我们那一代用过的参考书补充教材里，也有一幅图，小朋友捡到“台*”的宣传单，交给警察叔叔。
　　那几年，不时可以听到某某人又要闯关回台湾的风声，而当局也是严阵以待。黑名单人士如风起云涌般闯关，其中最戏剧性也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1989年郭倍宏的闯关。郭当时是黑名单中的头号，当局发出12道“金牌”（12张通辑拘票）要捉拿他，正好时值大选，郭就放话，某月某日他将在某某人的场子公开现身助选演讲。而当时的“行政院长”是郝柏村，怎能忍受这种正面的挑战，遂悬赏三百万元抓他。
　　终于到了公开现身的当天，现场挤满群众，大家都屏息以待。而外围布满了准备抓他的军警，肃杀的气氛与场内热闹的气氛形成极大的对比。待时间一到，郭倍宏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果然准时上台演讲，现场也在这个时候HIGH到最高点。正当他讲完，军警也准备抓人时，全场灯光却忽然一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到灯光再亮起时，群众很配合地已经全部戴上当时最流行的代表黑名单的面具，结果军警认不出谁是谁，郭倍宏顺利地离开了现场。
　　这是在当时一些流行的地下录影带工作室里看到的全程实况，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太像电影剧情了。后来更大一点儿，再来看这些录影，还是觉得当时这些人真的很热血。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些当年充满理想的人士纷纷身居要职，掌握了权力，但他们后来的一些如争权及腐败的行径也非常让人失望，那是后话了。
　　黑名单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产物。虽然当时当局在社会及政治上其实已经不断在进步，但对海外异*人士仍不愿用沟通的方式化解歧见，反而加强压制。只能说当局对自己的改革还是没有信心吧，怕他们回来会“煽动群众”。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小虎队”爆红，歌迷疯狂





　　1987年左右，华视在星期六下午一点有个节目，叫做“青春大对抗”，由汤志伟及曹兰主持，大概就是一些人上节目表演才艺等，算是那时候的选秀节目。这个节目刚好赶上小朋友们周六中午放学回家吃完饭的时间，所以有为数众多的小学生观众。过了两年，这个节目改名为“TV新秀争霸站”，形式跟原来差不多。
　　在前一个节目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宋少卿及邰智源上节目说相声，当时邰智源就要去当兵了，所以这一集就让他们搞笑了一场。后来节目改为“TV新秀争霸站”后，还记得阿亮卜学亮与当时他就要入伍的大学学长一起上电视表演了一段街头卖药。后来，张小燕组合了卜学亮、宋少卿、刘尔金、黄子佼这四个曾经参加过节目的年轻人，组成了“帅哥综艺团”，成为节目中固定的搞笑班底。
　　在《青春大对抗》节目里，有个类似助理跑龙套角色的少女团体，叫做“小猫队”。但总不能一直只有红花没有绿叶吧，因此到了后期，节目里出现了另一个少男组合，就是“小虎队”。“小猫队”后来一直没红起来，倒是“小虎队”，从这个节目出道后，一路开始爆红。

　　“小虎队”出道后，并没有马上推出专辑，严格说起来，是1989年1月在“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加进了两首男声曲及合唱曲。不过明眼人很清楚地看出来“小虎队”是在模仿日本当红的“少年队”。“忧欢派对”则是在模仿“WINK”。但无论如何，推出这张专辑后，“小虎队”一下火了起来，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偶像。那也是许多小朋友一生当中，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崇拜起偶像来。在学校里，许多女生都会搜集他们的歌曲、海报，搜集他们的个人专辑，剪下所有关于他们的报道，仔仔细细、小心翼翼地贴在剪贴簿上、资料夹中。还有印着英姿的垫板、纸礼物袋、信纸信封，都被带到学校去，彼此交换资讯。
　　一般家长对于小孩迷恋偶像多少是有些反对的，但对于“小虎队”来说，这句话并不适用，因为“乖乖虎”苏有朋在当时就读于全台湾第一重点高中——建初中学，后来也考上台大机械系。在台湾的高中，校庆都会办园游会对外开放，各班都要有卖东西或游戏的摊位。当时建中办园游会时，大批歌迷跑进校园，逛来逛去就是要找苏有朋，后来苏有朋他们班索性也不做摊位了，就早上下午各办一场签名会，据说排队的人从楼上排到楼下。“小虎队”就是因为有苏有朋这个好学生，成为许多家长鼓励小孩学习的对象。而“小虎队”的整体也给人年轻、健康、活泼、阳光的印象，所以对于崇拜“小虎队”，家长的抵触比对其他艺人小很多。
　　三个月后，“小虎队”正式推出第一张专辑《逍遥游》，引爆了“小虎队旋风”，成为青少年眼中的超级偶像。四月开始，他们办了一场叫做“万人马拉松”的签名大会，现场至少来了五万人，他们签得手都软了，有许多歌迷看到他们那么累而不舍，简直就是一边哭一边拿给他们签名的。
　　接下来，就是展开为期一个月，横跨全台的“逍遥货柜小虎队”货柜车演唱会。这场演唱会简直让大家为之疯狂。但因为“小虎队”的形象如此良好，所以也提出了“重荣誉，守秩序”的口号。说到“小虎队”，就不得不说到这次巡回演唱会。这辆神奇的货柜车每到一地，就会变形为一个大舞台，基本上都是选择一块大空地举办，并免收门票。除了“小虎队”外，更请到当时飞碟唱片的许多歌星，如王杰、姜育恒等人也前来助阵。在台北的那一场，因为正值周六的晚上，好多同学都是早上十一点就以各种名目请假回家，然后跑去演唱会现场打地铺占位置。这辆货柜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周围也总是绕着许多歌迷的车子追逐“护驾”。
　　“小虎队”也瞬间成为各种才艺表演时的模仿对象，男生们总是对吴奇隆在《青苹果乐园》里最后的那个后空翻着迷，而女生一看到那个后空翻就会尖叫。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翻得出来的，所以老师也常常劝导大家别乱后空翻，在才艺表演时大家也只好几乎都是用转身一圈来代替后空翻。
　　他们走红的那几年，歌迷的行为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当时在一些班级里，你只要无厘头地大喊一声“小虎队！”马上就会换来一堆歌迷的尖叫声，叫完了就会互相看着傻笑。当然啦！也不能以现在的团体来跟他们比较，看谁更红。只能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出现了一个新形态的表演组合，让大家眼前为之一亮，并留下美好的印象，所以成为一个经典。
　　现在“小虎队”三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了，但近年来一直都有好事者想要撮合三个人再度同台演出，只是苏有朋似乎一直对“小虎队”有心理阴影，以至于这计划一直没有实现。唉，希望我有生之年还能够看到他们再度同台演出啊！想必这也是许多歌迷的愿望。我似乎能想象那个画面：三个老头在台上弱弱地唱歌跳舞，简称“老虎队”，而台下也有一群老头和大妈摇着荧光棒。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股市首次上万点






　　20世纪80年代末，整个台湾社会弥漫着一股浮躁的气氛，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刚开放，更大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突然变得有钱，整个都是暴发户急功近利的心态，尤其这年的股市首次上万点，更是将这种气氛推向最高峰。
　　那几年的台股大起大落，最后居然还到了一万点，在现在看来，仍然是任何金融及商业法则都不适用的，只能说，群众一窝蜂的盲目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背后操纵这一窝蜂的大户。台湾股市从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到了1986年时，才刚破一千点而已。但自从破一千点后，在短短九个月内就破了两千点，再过两个月，破了四千点。其中遭全球股灾影响，大跌重挫51％，1987年12月跌至2298点。虽然这时已经有人看出，台股根本就是底气不足，因此才在全球股灾中伤亡惨重而发出警告，但这怎么能抵挡得住整个社会的一头热呢？
　　半年后的1988年6月，台指反弹，突破5000，7月6000点，8月8000点。涨幅太快，导致当局不得不出面干预，开始征收资本利得税，又重创股市，马上跌到5000点以下。但被冲昏头的投资人，心里预期的都是一万点。而当时当局也害怕失去民心选票，在政策上不敢坚持，便顺应民众做出些让步。到了1989年6月，台指终于突破一万点，1990年初达到一万两千多点的新高，简直就是上下欢腾，全民如同集体嗑药般HIGH到最高点。
　　股市像无限提款的提款机一样，不管怎么买都会赚，就算你什么都不懂，依然能被炒得老高而大赚一笔。炒股成为全民运动，或者应该说，突然而来的暴富，使大家突然间有些不知所措而开始迷失。
　　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通通投入了股市；不管是商人、军人、工人、读书人，甚至是出家人，皆为此而着迷。媒体也大幅报道什么“炒股神童”之类的神话，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堆教人如何炒股致富的书。当时有个名词叫“菜篮族”，即一些家庭主妇提着菜篮本来应该到菜场买菜，却跑到“号子”（证券公司）里看股票去了。于是，股市也造就了一堆新富阶层的富太太们。当时股市九点开盘，十二点收盘，整个交易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所以那些暴富的太太们生活得可滋润了，收盘之后先吃结伴大餐，下午再来逛街、唱歌、跳舞、购物什么的。因此，号子旁出现了一堆高级餐厅，百货公司的生意也随之大好。
　　此外，股市一片大好对社会的冲击更是明显，比如工人发现炒股比工作更好赚，干脆不工作了去炒股，造成劳工短缺，许多公司的产品无法顺利交货。工厂老板索性把工厂给卖了，因为炒股有更高的利润。公务员也在炒股，干脆去办公室打个卡就跑到号子里，造成行政效率降低。在学校里也差不多，有些老师一边上课一边戴着耳机收听股市行情，听到一半就突然叫小朋友自习，自己跑出去。小朋友在学校也开始攀比谁家里赚得多，谁买得对，哪支股有潜力，仿佛大家都可以上电视当“老师”一样。而大学生干脆课也不上，专心炒股。更令人觉得夸张的是，在证券公司里上班的倒茶小妹，也领着一般上班族羡慕的高薪，年终奖金居然能领到几十个月的薪水那么多。
　　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两个朋友相遇，一位朋友问另一位，“现在几点了？”朋友很自然地回答，“一万点。”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台湾社会简直是全民狂欢，病态的疯狂。
　　难道当局没有什么干预措施吗？当然，有识之士看出了其中的许多危机。简单来说，当时台湾刚解严，除了民主化加快外，经济自由化的速度更快，相对地，行政力量也在减弱，“国会”力量又开始膨胀。但想进入“国会”，选举可是要钱的啊！所以，财团们索性送人进“国会”或支持特定“国会议员”。因此，每当当局提出干预措施，就有民意代表或政党人士反对，迫使行政部门让步。这样的结果就是，“国会议员”、金融市场、财团统统被绑在一起。
　　当然，这种炒出来的盛景，仍要回到市场规律内，“擦鞋童理论”仍然是有道理的。接下来的股灾，加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致命一击，导致股市在半年内跌掉了一万点。许多人倾家荡产，最可怜的还是大部分散户，在高点时一窝蜂跟着买，但等到崩盘后，连续跌停，想卖也卖不掉。这时，社会上充满了焦虑的气氛，自杀，甚至是带着全家自杀的新闻时有耳闻。
　　当时班上就有个同学，家里靠着股票大赚了一笔，简直不可一世，大家都想巴结他分些小好处。但股票崩盘后，他家也跟着破产了。这时候，大家反而落井下石，嘲笑他，他受不了这种嘲笑，不久后就转学了。死小孩的邪恶劣根性在此暴露无遗。
　　这一时期的暴起暴跌，使得整个台湾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一切回到原点。但至少也让大家了解到，股票不是那么好赚的。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小学的课程(上）





　　
　　1989年的上半年，是我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此时的我对初中充满了恐惧，好像那边都是坏人一样，各种关于初中的绘声绘色的传说，散布在六年级的校园生活中。再加上我就读学区的那所初中，一直以来名声似乎都不太好，许多家长在几年前就已经把小孩的户籍转到好一点儿的学区。不过我家倒是没这样做，于是我就只好乖乖去读那个初中了。
　　来回顾一下小学生活，先讲国语课吧！小学国语课本里，除了课文外，下面还有每课生字，课文旁边会有注音符号。注音符号是台湾使用的一种拼音符号，其实就跟汉语拼音的规则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用符号，并在旁边标注几声，另一个是用拉丁字母代表。我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课的内容是，“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勤打扫”。后来这篇课文还被妇女团体痛批：凭什么男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看报纸，女人却只能劳动？
　　我们这些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很奇怪，国语课用的课本有十几册，课文加起来也有一百来篇了，但永远只会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册里的课文，并常会津津乐道地聊起这些。
　　比如有一篇影响了几十年的课文，是讲渔家的：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爸爸捕鱼去，
　　为什么还不回家……

　　问台湾25岁以上的人，应该没有不知道这篇课文的，而且莫名其妙地很多人还会背。
　　但当时，这篇课文都会被我们乱改：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听妈妈在家怒吼，真叫人害怕。）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当时有个同学，可能是特别早熟吧，当老师念到“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的时候，他冷冷地接了一句“因为在阿姨家”。小朋友们大笑，当时的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一听这个，马上就囧了。
　　不过国语课本里的插图，爸爸妈妈穿的永远都是西装旗袍，看得我们好自卑。
　　“最好是有谁的爸妈在家里都穿西装打领带穿旗袍的啦！”一个老师这样不爽地骂着。这看起来像笑话，但回想起来，当时台湾要是多一点儿这种老师，学生就能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更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除了国语课本外，还有另一本国语习作的簿子，就是回家作业了，里面有各种生字的练习，还有“造句”、“文字替换”等练习。不过像国语这种图片多的课本，里面一定都充满了涂鸦。男生的课本里，永远都画满了大胡子，要不就是独眼龙，背上被插了好几把刀。女生的课本里，人物一定都是充满了星星般的水汪汪大眼睛。
　　来说说比较特别的课程及活动吧！数学的教学法其实差不多，都教些简单的算术和几何。此外，还有自然课、生活伦理课、作文课、书法课、说话课等。先讲自然课，就是简单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常识，通常会伴随着一些小实验。比如说讲到电流时，就要自己动手做绕线式直流马达，当转起来的那一刻，我们心里想：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就有些脑残的同学更富有实验精神，直接拿自制马达的电线插进插座里，后果可想而知。
　　另外，在物理方面，还有齿轮并排游戏，这要学习计算齿轮并排后，不同齿的齿轮各会转多少圈。很多的实验都是老师要求小朋友自己做，小朋友有拿着牛奶罐钻孔的，有用接水管做水压实验的，还有自己做风车、做针孔照相机的，做太阳聚光实验的。聚光实验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特别喜欢去烧叶子。明明就是很热的天气，偏偏要站在大太阳底下，看叶子烧了起来就会开心。不过我倒是烧过课本，在上课时太无聊，照着照着就把课本烧起来了，还好老师一转过来就扑灭了，当做没事一样。在化学方面，也做过实验，把鸡蛋丢到醋里，看几天后蛋壳会融化；也拿着不同液体，如果汁、酱油、醋之类的，来用试纸做酸碱值测定；或者用蜡烛烤爆米花等。
　　那时候，妈妈给我买了整套的小学生实验原料器材组合，我在家里总是喜欢乱搞。组合里有一堆什么硫酸铜、硝酸、锌片、钾之类的玩意儿。前面也说过，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台湾发生过小学生被泼硫酸的事件。那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使得我当初一看到“硫酸”两个字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后来才知道硫酸跟硫酸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真是蠢。话说回来，我总是喜欢将它们乱混合在一起看有什么变化。不过现在想想，都还是要冒一身冷汗，还好没被我搞出什么变化来，不然爆炸都有可能。自己被炸伤就算了，把爸妈还没付完房贷的房子给炸烂那就惨了。
　　生物的实验就比较偏向养些小动物，比如说台湾小学生一定都养过的蚕宝宝、蚯蚓等。每年一到自然课教养蚕时，学校外面的文具店就很神奇地开始卖蚕宝宝了。蚕就是蛾的幼虫，白白胖胖，其实蛮可爱，养在一个小纸箱里，我就天天看着它们吃桑叶。但是台北哪里来的桑叶呢？所以文具店也都囤积了一大堆叶子卖。每天都忙着帮它们换叶子，还要很仔细地把桑叶上的水珠擦干。通常养一次蚕宝宝都至少养五六只，有时候同学还会比谁养得多，所以叶子也吃得很快。那时候清明节要回乡下，也只好把整盒蚕带回去，最后还劳驾爸爸去外面偷摘别人家的桑叶。
　　蚕宝宝开始结茧后就不动了，等它破茧而出时就变成了蛾，不过也飞不起来。曾经有小朋友看到那么可爱的蚕宝宝变成那么丑的蛾，心里无法接受而号啕大哭。如果蛾里有公母并且交尾的话，就能生出很多卵，生完卵基本上蛾就死了。而生下来的卵，如果没有好好保存，很容易被蟑螂吃掉或被蚂蚁搬走。这样还好，如果全部孵化出来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不过大多数的小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就把卵丢掉，我有试着让它们孵出过几次，小小黑黑的比蚂蚁还要小。
　　后来我无意间知道蚕宝宝的血是绿色的。有一次我上课时用书遮着把蚕宝宝拿到桌上把玩，没想到老师突然走过来，我一紧张就把书重重合上了，等老师离开后再把书打开时，才发现，怎么书粘在一起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小学的课程(下）





　　
　　蚯蚓也是小孩子会接触到的活体生物。那时候学校里面还有很多土壤，老师会要求小朋友自己去挖蚯蚓来观察，不过蚯蚓黏黏软软的很恶心，很多人不敢抓。上课时，老师要求大家一人准备一条蚯蚓，但很多人没有，所以我就抓了好几只蚯蚓，切半卖给同学，结果还被老师训了一顿，说怎么可以赚同学的钱……
　　另外，将豆苗放在湿棉花上种也是课程之一。种上之后，每天都要记录它的生长状况，最好是画下图案。在暑假，还会有种菜的作业。不过在台北市这种地方，怎么可能种菜嘛！所以大家都是互相抄的。
　　现在想想，小学教自然课的老师真是要耐心十足呀！不然小孩子做出什么让人晕倒的东西，或是什么把人气炸的结果，都是有可能的。
　　所谓生活与伦理课，就是教导小朋友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是一堂很简单的课，但是也要考试。虽然要考试，却很容易拿到一百分。只要认得汉字，昧着良心作答就可以了。比如说选择题：想想看，上学最重要的是什么？（1）可以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2）得到好成绩，很光荣。（3）可以参加远足。（4）可以和同学一起玩。
　　做这种题目，真是会让幼小的心灵倍受摧残：如果选了“正确答案”（1），是否会跟老师说的“做人要诚实”产生价值观的错乱呢！同样的还有是非题：
　　（×）在学校里，我不敢和老师说话。（嗯……这应该是看跟哪个老师吧！）
　　（○）我喜欢结交新的朋友。（真是违背良心！）
　　此外，小学生活与伦理课必背的是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定义：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这也是每次必考的，所以会有这种题目出现：
　　小明的朋友坚决不受安非他命影响，是什么的表现？（1）礼。（2）义。（3）廉。（4）耻。多少受填鸭教育的小朋友一遇到这种应用题就“阵亡”了。
　　另外，在小学每一周都会有所谓的“中心德目”，比如“忠孝”或者“仁爱”、“信义”、“和平”什么的。黑板的一角一定会印上“中心德目”及“周”字，每周都要填上中心德目主题及周主题，可能是“友爱周”、“团结周”、“自强周”之类的。当初有个老师的绰号叫“老鼠”，似乎是很讨厌死小孩的老师，有一天早上，突然发现那个周字上面写了大大的“灭鼠”两个字……
　　书法课也是我痛恨的课程，不仅仅是因为我书法写不好，更因为我很讨厌磨墨，每次都会弄得黑黑的。每次上课开始，老师都会发给大家每人一张字帖做范本，基本上都是颜真卿或柳公权的字帖，有大楷跟小楷之分。因为这种课只要上完就没事了，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把字帖垫在下面跟着描，描得又快又漂亮，被老师发现了就会被叫出去骂，但是骂归骂，大家还是继续描。另一个让书法课老师无法接受的，就是用自来水毛笔写。有次我用自来水毛笔写，又用描的，被老师发现了，自然是罪加一等，老师当场发飙。但老师还是很有文化的，把毛笔象征的中华文化的意义洋洋洒洒讲了一遍，然后结论就是，我是摧毁中华文化的败类。听完，我就只好摸摸鼻子到走廊去罚站。
　　珠算课，这是高年级才有的课程。老师拿着一个大的磁力算盘挂在黑板上，慢慢教小朋友；小朋友也一人准备一个算盘，慢慢跟着老师学，不过一下课，大家都把算盘当做玩具车在地上推来推去。还好我娘以前是做会计的，是珠算高手，在家里还会教我。那时，外面有很多珠算的补习班，有些人进去学到最后，索性连算盘都不用了，看到题目直接手指抖个几下就算出来了。那时候珠算的神话就是，珠算比电脑还快。电视上总是表演一个“神童”与一个用电脑输入的比运算速度，题目一揭开两边马上开始算，当然都是珠算获胜。这简直就是废话了，利用盲点来制造珠算优于电脑计算的假象。
　　作文课，多亏我娘很早就塞了一堆书给我看，所以从小我就很会引经据典，胡诌的功力特别强。小学生的作文题目很简单，大部分是“我最爱的……”、“如果我是……”或者议论文的“看……有感”，书信文的“给……的一封信”这类的。小学生作文要拿高分其实也很容易，只要大量引用成语，使用排比、比喻的方法，老师就会很喜欢。当年有个女生，用的辞藻之华丽，简直让六朝骈文都相形失色，老师就特别喜欢。但到后来，遇上了另一个老师，特别讨厌用成语的，他彻底改正我滥用成语的习惯，教我写出一篇篇情通理达、不滥用成语的白话文，才慢慢使我形成现在的文风。但作文课对我来说最痛苦的还是错别字，我不太喜欢去更改，每次老师都会用毛笔蘸红墨水圈出来，并在上面画方格，就是要我罚写的意思。错别字一直是个坏习惯，所以一直到了大学，当我在某个全台性的作文比赛拿到第一名后，到现场看到的评语是这样的：“立意深明，条理清晰，唯错别字太多。”
　　另外说话课也是很有趣的。每次说话课，因为总是没有人先举手，老师就会先点几个同学上台说话，想说些什么都可以，比如故事、笑话、谜语、看图说话之类的，讲完的同学，可以再自由地点人上台说话。可能是我从小就比较闷骚，每次都不好意思主动举手上台，但是又希望被老师点到，如果没有机会讲到话就下课了，还会有不吐不快的失落感。所以每次说话课前，我都会在家里先准备好一个故事或其他什么，希望到时候被点到。可是到真正上台时，讲了一半，又常会突然忘记下面的内容，这时就会紧张得开始胡扯，张飞大战岳飞，米老鼠与HELLOKITTY互殴都讲得出来，变成一个完全不知所云、没有高潮起伏的故事，并且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丢脸下台。虽然如此，说话课还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