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二中队从山东阳信到浙江丽水~~~~~~~~~~~~~~~~~

桐柏僧人

1949年4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护的反动统治和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归于消失。为更快夺取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优秀干部随军南下，准备接受和管理新解放区的工作。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就是在这样形势下组建起来的。

一、组建南下干部纵队


    1948年底，在解放区开展冬季大动参运动和掀起拥军优属活动刚刚结束，又传来了党中央动员大批干部随军南下的号召。山东渤海区中共阳信县委于1949年1月在城关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在全面总结动参和秋征任务的基础上，开展政治动员和形势教育，号召优秀干部报名南下，随军渡江，夺取全国解放的最后胜利。当即，动员大会的会场立即沸腾起来，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纷纷报名。在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我也成为其中一员。

    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各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都要配备两套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工作;同时还提出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口号，教育广大干部要正确认识随军南下和坚持当地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经过大会动员和分区学习，广大干部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表示: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县委根据各个干部的工作表现、身体状况等具体情况确定了人选。阳信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宝轩在全县干部大会结束前当众宣布了“走、留”两套班子的全体干部名单。我因1948年秋，被调往阳信县委干校学习，结束后，县委组织部又将我与刘凯同志一起分配到水落坡区工作，所以，在宣布的“走、留”两套班子中都有我的名字。为此，县三级干部大会结束返回后，区委屈立石书记再次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我当即表示愿意随军南下。

    阳信县随军南下的干部较多，约有160余人，加上勤杂人员共170多人。这是因为，1947年6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犯，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军不断进行战略转移，当时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从苏北和鲁中南转移到鲁北的渤海地区阳信县境内，其中包括华东局北上的华东工作团千余人也汇集阳信，他们的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县、区、乡各个工作岗位。为此渤海区党委和四地委确定阳信为直属区党委和四地委的基点县，一切工作和运动都先走一步，以点带面，指导全区工作。在动员干部南下时又决定，北上的干部原则上要全部南下。所以，阳信县南下干部数量之多，除二中队编制外，还有36人分别调配到四、五、九中队。在初步名单公布后，被批准南下的干部都感到十分光荣，但在一些干部家属中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县、区领导决定在春节之际，放假让干部回家做家属工作，之后各级政府又决定南下干部的家属均享受军属待遇，并颁发了军属光荣证。

    1949年春节后，在当地领导机关和家属、群众的盛情欢送下，各区南下干部兴高采烈地整装出发。当时水落坡区还用牛车把我们送往渤海区党委驻地一一一何家坊附近的高池家集中组建编队。当时是按序号以县为单位编为中队，阳信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宋江萍，政委杨景云。中队部和8个小队包括后来临时混编的一个小队共计126人。

    在何家坊期间，我们主要是听取了渤海区党、政、军领导王卓如、刘格平、周贯五等首长的报告，他们分别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强调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意义，并鼓励南下干部，要做好克服一切困难的准备。2月19日晚灯火辉煌，渤海区文工团在一个大场园里的土台上向南下干部慰间演出，节目有话剧《白毛女》、《王贵翻身》，以及平剧《借东风》、《宝莲灯》等，22日区党委在一个树林里举行了欢送大会，区党委书记张晔致欢送词，王文长代表四大队致答词。就此完成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及九个中队的动员、调整、编队等任务。

    1949年2月25日上午，我们带着故乡人民的期望，带着解放全中国的时代强音，离开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和亲人，踏上南下的征程，与我们同行的有四大队各中队以及三支队机关。队伍是一中队在前，二中队紧跟其后，依次排列，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那阵阵的鼓声，高亢激越，雄壮威武，催人奋进，像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显示出我人民群众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那壮观的场面使人深受感动。路途中为调剂情绪，各队组织了文艺小唱，或在沿途墙壁上用粉笔写下谜语，让大家边走边猜，以忘却劳累。记得曾有一谜面“缓缓前进”，请答一首长名字，大家想来想去，有一位同志说:“这是徐向前”。4天行军经惠民、商河、临邑，到达齐河县马家店驻扎等火车。3月1日至4日在此休整待命，检查行军纪律。3月5日下午3时30分在黄河洛口桥北一个叫鹊山的小站登上火车，乘的是国民党丢弃的拉煤炭的货车，经过洛口大铁桥时，好多同志说:“我们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坐火车过这样宏伟的大铁桥。”火车在洛口车站停靠时，大家在车上观望了波涛滚滚的黄河。正如李白诗所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壮丽的场面给我们极大的精神鼓舞。火车再次启动，行驶20分钟左右到达济南。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胶济铁路交汇点，西北滨临黄河，中外闻名的“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就在这里，故济南被称为“泉城”。由于夜幕降临，停留时间短暂，我们为不能领略泉城的风貌而感到遗憾。随后仍继续乘火车，经过泰安，因是夜晚又没看见雄伟的东岳泰山，正如俗话所说，有眼不识泰山。经一夜南行于次日上午7时30分抵达临城(今薛城)沙沟车站下车，向东步行6公里的龚庄驻扎。此地紧靠白浪滔滔的微山湖，是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寇的地方。我们中队成员中有较多是1946年下半年北撤至山东的江淮等地区的干部，到1949年3月，有近3年未与家人见面，其间不少家属遭受国民党还乡团的迫害，甚至家破人亡。沙沟距离这些地区是不远的，但同志们都能响应组织上的要求，役有一人请假回去探视亲人，体现出他们一心为公，不顾家庭亲人安危，只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沙沟风沙很大，而且极为贫困，住的是茅草棚，吃的主粮是小米，我们很少吃到大米。一天下午，每人领到粗布淡黄色，细布草绿色各一套军装，军帽一顶，布鞋两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全体南下干部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的学员，统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集中进行整训学习。学习的主要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币指示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间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间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并组织小队认真讨论，做好渡江及进入新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沙沟期间，全体南下干部还特别注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学会管理城币和建设城币，学会在城币中开展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等。为了随军支前，南下干部三支队的四大队奉命于3月25日中止学习，提前行军。还宣布私人带来的粮草票一律上交，同时将北海币统一兑换成人民币。

二、出发过安徽


    3月25日下午，身着军装的四大队全体同志从沙沟上火车，沿津浦路南行，晚上在徐州转乘另一列火车、于第二天下午到达蚌埠。在那作短暂休整，在一家剧院听取了王文长关于“入城守则”和“约法八章”以及军事管制等报告。此后，因有长途徒步行军，大队领导决定将各中队老、弱、病、残及女同志暂留蚌埠。二中队留此的混编小队李亭为小队长，刘波为指导员，由后来在行军中划给八中队的组织部长赵巨洲统一带队，于4月23日过江，直到杭州火车站我们才会合，恢复建制。

    3月28日晚6时许，四大队又开始出发。因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淮河铁桥，火车不能通行，蚌埠解放后，只在被炸毁的铁桥边建了一座浮桥。我们在夜幕笼罩下，沿淮南铁路步行过浮桥又乘了一段火车。这次乘的是闷罐车，车厢内空气闭塞，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好迷迷糊糊地闭着眼过了一夜，拂晓时抵达合肥。正在下车，飞来4架敌机向我们俯冲扫射，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幸无人员伤亡。稍过片刻，步行至合肥城西北附近一个叫陆家花园的村子住下。

    合肥此时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鲁北平原的人来说，好像换了一个天地。这里农民生活很贫穷，住的全是草房，房门很低矮，地很潮湿，须用草铺。我们首次“享受”人与牛共宿一室，大小便也初次在室内用粪桶，室外坐粪缸，特别是第一次看到水牛以及牛粪贴在墙上晒干当柴烧等等，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不过当地的妇女都很能干，大部分赤脚下田劳作。合肥是我们行军的第四站，此地是丘陵地带，城币面积很宽广，有城门和护城河。在此休整期间大家参观了曹操逼宫的“逍遥津”和宋朝丞相“包公祠”，许多同志还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包公铁面无私，清正廉洁，受到劳动人民好评的一些趣闻轶事，还在一条较宽的马路边看到曹操的点将。合肥临行前传达了行军计划，由此，开始了徒步行军。我们六小队指导员屈立石南下时还带了一辆半新的绿色自行车，就在这里同房东商量，写了一张由房东签名的字据，将车子寄存合肥，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法查找，终未取回。

    从合肥开始长距离的步行，经过肥东一带城乡，欢迎我们的群众热情高涨，城里城外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等巨幅标语。4月5日下午进入巢县境内，驻扎城关，在此登上城西北的古塔，俯览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湖天一色，浩森无际，使人心旷神怡。大约是4月6日左右在孔庙听大队彭瑞林政委的报告。他说这次直接随军渡江支前的唯独就是四大队，要与部队一起渡江，统一行动。并宣布四大队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受谭震林指挥。各中队分别编入二十五军、二十七军，我们二中队编入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至此，我们真正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第二天，继续前行，傍晚时进住运槽，此地是水网地区、鱼米之乡。次日天气晴朗，我们利用休整间隙，在大路边的空场上洗衣、晾行李，正巧碰上正在行军的与我一起在阳信商店区工作过的先期支前的孔繁卿等同志，他马上走出队伍同我紧紧握手，好像见到亲人一样，互相慰间欣喜若狂，他们后来到达四川成都被分配工作。

三、参加渡江战役


    4月12日继续南行，于16日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县，这里是渡江前行军的终点，驻扎在陈家湾隐蔽。此地紧靠长江北岸，有许多与我们不同的风俗习惯。比如: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船篷;盛饭称装饭;吃完饭不得将筷子平放在碗上，而应另放桌上;舵手要叫老大等等。当江边的渔民知道渡江的部队就是当年的红军时，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为了帮助大军渡江，男女老少齐上阵，连一些爷爷奶奶们也不甘落后，自愿报名参加第一线渡江突击队。他们纷纷把沉在湖泊深处的大小船只打捞上来修补好支援渡江。在这里的5天时间主要是进一步动员，开展思想教育，整顿组织纪律，反复要求大家轻装，把被絮(统一发的灰粗布小棉被)取出来，不必要的物品丢掉，还规定每人米袋子必须备足6.5公斤炒熟的大米。行李包括米袋每人不得超过12.5公斤。4月18日全队忙于炒大米，我们将炒熟的大米装入直径0. 15米，长2米的布袋里，背在身上准备渡江后食用。

    19日中队紧急集合，列队完毕后，中队领导逐个检查渡江的准备工作。凡超过标准的，当场处理，清出不少衣物送给当地百姓。同时强调进入城市后，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一些日常生活知识，要求大家做好渡江后打游击战的思想准备等等。还规定每人必须带一捆旧被絮，以备渡江时船被敌人打破，堵塞漏洞用。各小队还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在混乱中与本队的同志前后联络。我记得五小队的苑书荣被指定为联络员。就这样，同志们紧张地进行渡江作战前的准备工作。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怠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我们是4月20日傍晚赶到江北岸进入前沿阵地。我军先头部队开始侦探性渡江时，遭遇敌人陆、海、空三军的反击，前进遇到极大阻力，过江船只及人员受到损失。次日晨光熹微，全部人马卧倒在麦田里隐蔽，敌机整天沿长江来回盘旋狂轰乱炸，投放反动传单，胡说什么“国军有长江天险，共军过江只有喂鱼”等等。大家靠吃炒米、喝生水，熬到太阳快要下山。二中队宣布紧急集合，中队长宋江萍传达党中央向江南进军的命令和渡江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特别是遇到敌舰不要惊慌等注意事项。这时候，突然有架国民党的飞机盘旋在我们所在的江边上空，中队全体同志镇定地就地卧倒，秩序并然有条。大家虽然不是久经训练的部队战士，但却具有正规部队战士动作迅速、沉着应变的素质。此时我们在江岸堤上发现两位战士被炸死，倒在岸堤上鲜血还在流。

    4月21日，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江面时，信号弹飞向长空，解放军的强大炮火以雷霆万钧之力猛轰南岸之敌，同时，第二、第三野战军，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在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分东、西、中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晚上9时许，二中队各小队随中路解放军，在芜湖裕溪口一带，横渡4000米的长江水面。在夜幕的掩护下，千百只木帆船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弹雨中勇往直前，渡江大战蔚为壮观。只用了30分钟就到达南岸跳船涉水，强行登陆，踏上江南大地。至此我们终于完成了随军过大江的战斗历程。

四、追击国民党残部


    我们过江后，次日天刚亮，行军到达原国民党芜湖县政府驻地湾址镇，这里到处是碉堡、水泊，据说是皖南一带水陆交通的枢纽.眼前所见到的是敌人撤退前烧掉的汽车，军用品等，满地狼藉，被逃敌烧毁的房屋余火未尽。正当我们起火准备早饭时，突然有两架敌机从天而降，低空朝我们猛烈射击，所幸无人伤亡。在湾址，我们首次见到江南特产一一笋。为一饱口福和改善生活，特地买来笋，但由于烧法不当而闹出笑话。这时的江南是春雨绵绵，在冒雨行军中，大家全身衣服、背包、干粮袋全被淋得湿透。同志们以“天上下雨地下流，不达目的誓不休，行军不怕下大雨，解放全国夺胜利”的豪言壮语来鼓舞自己。夜晚行军后面的必须用手拉着前面同志的背包，步步跟上，否则就要掉队。

    进入繁昌境内，沿公路行军，发现路两边的田野里，都是敌人的尸体、伤员以及被炸毁的汽车，到处能见到枪支、弹药。在这几天里，至少有3天3夜没有合眼，仅靠随身带的炒米充饥，靠雨水解渴，我们都感到很疲倦，但大家仍以勇猛顽强的毅力，日行百余里。我们除跟部队同时行军外，每到一地，还必须完成筹借粮草的任务。如:我们征粮到村庄主要找保甲长，多数保长会把粮草筹到，并让我们出具借条，也有的保甲长和我们捉迷藏，弄得我们白辛苦。晚上到宿营地，我们就点燃柴草烘衣服。

    在追击途中，看见数不清的蒋军官兵们，解放军的俘虏政策，给他们指明了生活道路，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各自回家。也有的撕下帽徽，加入解放军。我们一路行军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处宿营，向村民们借来扫帚等工具，打扫完后都如数送还。军爱民，民拥军，沿途人民群众对解放军表示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行军至南陵青戈江附近为部队筹粮，当时我们六小队分两组执行筹粮任务，分别由指导员屈立石和小队长刘凯各去一处，约定完成任务后再会合。我同刘队长一组，粮食筹到后，队长派我带一支手枪押送粮船到二一八团供给处，尚未返回原地时，二中队已提前行军。中队长宋江萍交代屈立石原地等侯到齐再按照告知的路线追赶部队。我把粮食送到后，仍乘原来船只返回到筹粮处，再与大家一起赶到驻地会合。那时我才18岁，思想单纯，一心一意想着完成任务，完全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我们六小队脱离中队一夜二个半天，过宣城后，才追上中队。得知南京于4月23日已经解放。

    4月23日，成均军长奉命率领二十五军直趋郎溪、广德一线，将会同二十四军、二十七军和三十二军围歼郎广之敌。并于4月27日占领郎溪。我们二中队也随之在郎溪、广德一带配合宣传。在此筹借粮草和打扫战场十几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去接管上海。我们中队在整个筹粮过程中，成绩最好，受到军首长和大队的表扬。解放军自渡江之后，战斗行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猛追”，20几天的时间，席卷了几十座大城币，上千个中小城镇。为了接管好刚解放的城币，中共中央向各部队下达了遵守城币纪律的规章12条。

    5月9日，我们从安徽广德动身，继续行军，经山北进入江苏省内，过戴埠后，在西洋诸，看见设在无锡市的苏南军分区建立的布告。当日宿营宜兴、溧阳一带的张诸镇。10日在张诸镇进行一天小休整并将途中筹借粮草的表册移交给七十三师师部。由于二十五军继续东进，参加上海战役，从此日起，我二中队正式离开部队，以中队为单位行军活动。下午中队领导宣布华东局决定我们不去接管上海了，四大队全部去杭州分配工作。

五、进入浙江


    5月11日起改变路线，从张诸镇出发，向东南方向行军约15公里，就走上京杭国道，公路里程牌上标着距南京188公里，距杭州140公里。次日经父子岭沿太湖边进入浙江境内，在长兴城关吃中饭，夜宿李家巷，日行程35多公里。13日沿公路行军，所见到的又是另外一种风光。我们首次看到蚕农妇女，穿着衣裙，身背竹篓采桑，真像小时候在画本上看到的画面。中午到达吴兴(今湖州)，吴兴属杭、嘉、湖水网地带，北临太湖。在吴兴，副中队长兼公安局长白华碰到某团政委郑仲折(原渤海区公安总局科长)，借用郑政委的电话与杭州军管会取得联系，讲明我们是南下干部队伍，许多同志脚上起泡，走不动了，军管会回答让我们在吴兴休息，派车来接，这个消息，对大家鼓舞很大，这也是自过江后的首次免除步行。利用在吴兴休息、候车的时间，我们观赏了湖水清澈，碧波涟涟的太湖。还看到国民党党魁陈立夫的石碑。14日下午3点半，整个中队乘4辆军用卡车和一辆中吉普，经武康于当晚7时顺抵杭州，驻在卖鱼桥附近。这时才知道，我二中队是四大队第一批到达杭州的中队。

    巧日起，我中队主要是检查渡江后的各方面工作，等待大队人马的到来。这时候大家要求利用这机会去游览久闻盛名的“天堂”，有的同志开玩笑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苏杭，忘了爹娘。我们也去见识见识”。翟福山于是想起了辞别老母时的情景，便写了四句打油诗寄回家:“背境离乡下江南，不捉蒋贼誓不还，苏杭虽属天堂界，乡亲老母怎丢开”。在杭城大街上，第一次看到女人涂口红，穿长衫都感到新鲜，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进驻大城币，所以出了不少洋相，有的同志把洋葱当大蒜，抽水马桶不敢用，还有的不会用电风扇、日光灯，总之闹出不少笑话。

    18日得悉四大队的彭瑞林，王文长两位政委到达杭州。19日四大队的其他中队也陆续抵杭，当日上午到中队部供给科领取每人鞋费400元，肥皂、牙粉费70元，菜金100元，人均共计570元(约合现在人民币5元左右)。晚上各小队开会，宣布四大队全部分配到温州工作。四大队到达杭州晚了一步，杭州己被先期到达的胶东地区干部大队接管了。虽然京、沪、杭役有给我们机会，但大家听说温州号称“小上海”，还是高兴地前往。

    5月21日晨，各自打好背包，饭后四大队集队去杭州市武德中学听谭启龙政委报告。当晚，因候火车仍在原地宿营。22日下午4时，提前开饭后，集中到火车站候车。8时左右，滞后的老弱病残和女同志临时混编的小队，也赶到杭州火车站。已别离一月多的姜桂荣、苑书荣一对恋人在此相逢，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心中的思念与喜悦。一直等到次日凌晨一点钟才乘上开往金华的火车。上午11时到达素有“火腿之乡”称誉的金华，接着又开始步行，过婺江大桥时，因雨季涨水，水位超过桥面约0.15米，大家只好涉水而过。队伍上桥后，在三小队位置有一条被大水冲到木桥上的约5公斤重的大鱼搁浅了，被三小队的大个子张振中等同志用步枪顶懵，捉牢,拴在枪筒上担走。因天气太热，行军只有约15公里就宿营了，晚上将一部份鱼送给中队部，其余三小队及其他同志美餐一顿。

    25日进驻永康，由于连日的行军，加上天气炎热，病号增多，中队决定在此驻扎3天，一面恢复体力，一面联系汽车。29日在永康县城乘4辆敞篷汽车赴缙云，当日12时从缙云步行38公里，夜晚到达丽水。从缙云步行至丽水的途中，都是狭窄、弯曲的沙石路，路的左边是溪，右边是山，看到的是茅草屋，人烟稀少，十分凄凉。同志们边走边议论，心想千万不要分配到这个穷山沟里工作。30日在丽水休息。当晚宋江萍队长指派高树栋等两同志去借船，后来除老弱和女同志乘船外，其余同志步行至温溪，再乘船到温州。由浙南游击纵队接待安置食宿，生活方面分配给我们蛋、肉，另发给每人一双短袜，两双布草鞋。龙跃司令员还用当地水产宴请了我们南下干部。温州的确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店铺里商品琳琅满目，特别是水产丰富，几乎天天能吃到鱼虾，可惜北方人吃不习惯。在温州住了20几天，因为言语不通和梅雨季节的关系，在驻地等待分配，很少外出，大家对分配问题焦急万分。

    最后，经省委决定，第四大队1200余名南下干部除副政委王文长等早已留省府机关，司令员杨信带军区人员去绍兴组建军分区外，整个大队一分为二，由大队长李铁锋带领一、三、六、七中队近500人留温州，由政委彭瑞林带领二、四、五、八中队及九中队大部500余人回师处州。我们于6月20日离开温州，二进素有“浙江林海”和“浙南油库”之称的山城丽水。当时处州为七地委辖8县。丽水始建于隋朝开皇九年，置处州，历设州、郡、路、府，位于括苍山麓，区瓦江之畔。当时称处州，又名莲城，相传1000多年前，四面环城河里全是荷花，盛产白莲，故得名莲城。此地属革命老区，1938年3月新四军浙江办事处设在丽水;1939年是中共浙江省委机关的驻地。6月底在处州中学操场举行了“七一”纪念活动，接着进行休v，过组织生活和鉴定待命。

六、走上新区工作岗位


    中共浙江省委任命的第七地委(后改为丽水地委)代书记兼第七军分区政委彭瑞林，从杭州开会返回丽水后，于7月15日在天妃宫与坚持革命斗争的地方同志一起召开了会师大会，同时宣布了五个中队的工作去向，二中队由中队长宋江萍带大部分留地委专署机关和分配到丽水县城关区，由政委杨景云带一部分去松阳县(杨景云任县委书记)。四中队由政委许铁夫带大部分去丽水县(许铁夫任县委书记)，五中队由中队长李宏带一部分去云和县(李宏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由政委晨光带一部分去宣平县(晨光任县委书记)。八中队由中队长王子欣带一部分去龙泉县(王子欣任县委副书记)，由政委崔振华带一部分去缙云县(崔振华任县委书记)。尔后由四中队宣传部长张万祥、二中队一小队指导员李维隆等一部分去景宁县(张万祥任县委副书记);九中队大部分留在地委专署机关，小部分由教导员田烈带队去庆元县(田烈任县委副书记)。这样南纵第四大队来丽的所有干部分配到当时第七地委所辖的8个县，至此我们终于完成了随军南下的征程，走上了新区的工作岗位。

    从1949年2月巧日离开家乡山东阳信，到7月巧日在浙江丽水分配工作，前后整整5个月计150多天，行程2500多公里，全体南下干部在这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冒着枪林弹雨，长途跋涉，刻苦磨练，经受住了战火的洗礼和恶劣环境的考验。接受新区工作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团结配合在此坚持游击战争的地方干部，发动群众，组建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在斗争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同时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征收公粮、实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稳定了社会秩序，并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巩固了人民政权。总之在各自的岗位上、克服困难、积极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特别是大多数同志在各项运动中都没有掉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从1949年到丽水至1990年离休，我先后在地委及丽水、景宁、云和等地党政机关工作。从充满朝气、青春焕发的当年到满头银发、年逾古稀的今天，我们把一生献给了丽水人民，为丽水的解放、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光辉业绩，1999年4月21日，丽水币委币政府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币委币政府领导与参加纪念活动的南下老干部合影留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时，浙江省人民政府为每一位离休干部颁发了一枚纪念章，以表彰广大离休干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的不朽功勋和为新中国的建立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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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在苗，岁月如梭，一晃60多年过去了，南下干部即使当年再年轻，如今建在的也已都是重重老人。我们南纵三支队四大队分配在丽水的同志除少部分因工作需要及家庭原因先后调往外地工作外，绝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了丽水，扎根于丽水。丽水是我们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有的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英年早逝，我们用青春、用鲜血、用智慧、用汗水记录了丽水的发展，见证了丽水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