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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昌（1906—1934），又名陈希堪，1906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城关镇李衙前村。
陈寿昌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清朝时的举人，曾被有钱人家聘为“清馆”先生（合伙聘请的家庭教师），在武汉教书。陈寿昌在少年时，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状，就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哥哥是宁波学生运动的骨干，为抵制日货，到处奔波呼号，不幸染病身亡。在学校为他哥哥举行的追悼会上，年仅13岁的陈寿昌代表死者家属致辞。这事虽小，但对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影响。
陈寿昌16岁时离开家乡，来到祖父所在的武汉。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电报局，被分配到郑州电报局工作。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他积极参加电报局职工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经过“二七”斗争洗礼的陈寿昌，不畏白色恐怖，坚持革命活动，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陈寿昌从郑州调到武汉电报局工作，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9月，全国总工会驻汉口办事处成立，他在李立三、刘少奇的指导下，积极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1月，武汉电报工会建立，陈寿昌任负责人。1927年元旦，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陈寿昌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参与组织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6月20日，他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执委。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三镇。陈寿昌一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一些好心人都劝他不要再冒风险。连电报局的上司也劝他说：“年轻人，又有家室，何必去冒这个风险。电报局待遇优厚，还是安分守己，保牢铁饭碗吧。”为此，特意把他调到离家乡不远的又比较安全的浙江定海电报局工作。但是，这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去定海不满一个月就辞职了。同年冬天，他辗转到了上海，决心找到党组织。一天，他在街上与李立三相遇，使他重新开始革命生涯，旋即在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1928年2月，陈寿昌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3月兼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4月又任江苏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7月调任沪西区委书记，先后领到闸北、沪西地下党的工作，组织领导丝厂等罢工斗争以及群众性的爱国反帝活动。
1928年秋冬，陈寿昌被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它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了解敌情、营救同志、惩办叛徒等。陈寿昌先在第二科（情报科）工作，后任第四科（交通科）科长。当时处在白色恐怖环境中，生活又很艰苦，他经常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戴着一副眼镜，扮作小学教师，秘密外出联络工作。他常步行而不乘车，带着党的秘密文件、资料在街上行走。有几次碰到巡捕“抄把子”，他都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应付，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
由于陈寿昌是电报工人出身，熟悉无线电技术，因此，他在中央特科是以无线电老板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在周恩来领导下，他与陈赓两人作为特科的联络员，指导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同志的工作，在保卫党中央和侦察敌情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1931年初，湖南农民打土豪没收了一批金银财物，秘密运到武汉，要设法转送到上海，作为党中央的活动经费。党把这一重任交给陈寿昌去完成。陈寿昌身着长袍马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阔老板，偕同夫人胡友娣和随员（党组织派来的警卫员）到了武汉。他迅速地接上组织关系，接收了这批足足可装半个枕套的金银财物。为了避人耳目，他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今天上这个银楼兑一点，明天上那个银楼兑一点，把兑换来的钱钞陆续汇给上海党中央秘密机关。有一次，胡友娣看到这堆金银中有一只小小的金响铃，她说：“这只响铃就给女儿戴吧！”平时爱说笑话的陈寿昌，这时却十分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流血牺牲得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拿呢。”隔了几天，他却对胡友娣笑嘻嘻地说：“这只响铃就给女儿戴吧！”原来那只金响铃不是真金，是镀金的铜制品。这件小事，充分地反映了他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
1931年4月24日，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参加过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此人掌握着我党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等大量核心机密，危害十分严重。顾叛变投敌这一重要情报，幸亏被打入国民党中统局的钱壮飞及时截获，立即报告了中央。在周恩来、陈云的果断指挥下，陈寿昌和其他同志一起，日夜战斗，抢先采取一切措施，切断顾顺章触角所能伸到的处所，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这年年底，党中央指派陈寿昌到福建任省委书记。尽管他当时上有年迈的老母，下有两个幼儿，妻子又有身孕，但他以革命为重，毫不犹豫地前往赴任。12月中旬，他和聂荣臻从上海结伴起程，在向导的带领和护送下，沿着秘密交通线，夜行晓宿，闯过敌人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历时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以后，他通过秘密交通寄回的家信中总是说那边“生意兴隆，蒸蒸日上”。这意思是指革命事业日益发展，他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1932年，陈寿昌调到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疯狂进攻中央苏区，同时向湘鄂赣根据地进犯，敌人扬言要“抽干河里水，活捉塘里鱼”。在反“围剿”的极其艰苦的情势下，陈寿昌受党中央委派，去湘鄂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34年1月，他带领40余人，越过重重险阻，到达湘鄂赣苏区。他到达后，立即制止了该地区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批判了“肃反中心论”等“左”倾错误观点，稳住了人心，团结了广大干部。随后，在他的指挥下，被围困在江西万载县仙源山上的省委、省苏维埃等十几个机关的干部和红十六师的伤病员，安全地转移到赣西北地区的铜鼓县，重新整顿队伍。并改组红十六师领导，由徐彦刚任师长，陈寿昌兼政委。他带领部队在湘鄂赣边界海拔1600米的罗霄山和幕阜山脉之间开展游击战争，钳制住敌人大量的兵力。湘鄂赣的斗争，对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的长征，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这一年夏天，由于红军主力长征，红十六师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蒋介石下达手令，限期三个月内消灭湘鄂赣根据地及其红军。敌人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并构筑了四道严密的封锁线，对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实行“清剿”。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根据地的军民在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下，斗争意志始终没有稍减，他们转移到鄂东南、赣西北的广大山区，拖住敌人，继续开展斗争。
陈寿昌和战友们转战在深山密林之中，经常以草根树皮充饥，他饿得口吐黄水，双脚浮肿，身体非常虚弱。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每天还得多次转移驻地。保卫局长邓洪看了实在不忍心，就用自己过去修钟表积攒的钱买来一碗面条给陈寿昌，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吃一口，一定要让给伤员吃。为保存实力，红军化整为零，分散行动。敌人抓不到陈寿昌，就用重金悬赏活捉他，但在群众掩护下，他一次又一次躲过敌人的搜捕。
1934年11月，陈寿昌率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县老虎洞与敌遭遇，在战斗中，他不幸腿部中弹，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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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6 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