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28年宁波的三次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桐柏僧人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大暴动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




为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10月18日，中共浙江省委通过《浙江农民运动议决草案》，准备在浙东组织农民暴动。10月，省委派省委委员卓凯泽来宁波指导工作。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共宁波县委确定了首先在鄞南发动暴动，再向邻近乡村扩展的方案，并组成“鄞南暴动委员会”，领导暴动各项准备工作。10月底，根据省委指示，成立暴动指挥中心——浙东工农革命委员会，由省委常委王家谟任暴动总负责人，同时制订了浙东暴动计划，预定11月28日以象山港、上虞为中心举行暴动，然后扩大到温州。11月初，王嘉谟携带《浙东暴动计划》来宁波部署暴动事项，指示宁波县委加强对暴动的领导，把鄞南暴动纳入浙东暴动计划，要求宁波、奉化、慈溪县委迅速组织力量，筹集武器，如期举行武装暴动。就在王嘉谟在甬部署浙东暴动的时候，省委交通主任项志成于11月6日在杭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浙东暴动计划》及部分支部和党员名册、各地通信联络地址均被搜走。11月12日，王嘉谟在温州遭逮捕，11月18日被杀害。国民党当局按照暴动计划所列地址、名单，在全省各地进行大搜捕，作为暴动中心的宁波，损失尤为严重，团市委中断活动，宁波县委所属的象山区委和慈溪、镇海、定海3个独立支部也遭到破坏或被迫中止了活动。





《时事公报》有关浙东暴动计划的报道。




浙东暴动计划流产不久，浙江省委因无法在杭州立足，决定将机关迁到宁波。1927年12月12日，省委根据中共奉化忠义区负责人关于该处可以暴动的报告，决定在奉化举行暴动，同时成立中共奉化区委(又称鄞奉区委)，由沙文汉任书记，还派卓兰芳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指挥这次暴动。紧接着，奉化区委根据省委指示，抓紧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确定暴动大纲，筹集经费，购置枪械弹药；编制训练农军，发展暴动队伍等，同时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1月10日上午，奉化区委把暴动的行动大纲发给各党支部。当晚，卓兰芳主持召开农军干部及松岙村党员会议，部署暴动，决定于次日由农军干部去松岙附近的湖头渡等几个村子先行动起来，然后到松岙汇合，举行暴动。1月11日下午，因区委交通员与农军干部的联系中断，湖头渡等村暴动的消息隔绝，无法相互策应；而国民党当局已纠集驻军待命，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卓兰芳在松岙召开干部紧急会议，决定停止暴动。但区委委员、农军负责人卓崇德没有及时接到通知，仍按原计划率领23名农军和数百名群众与在湖头渡单独起事。农军和贫苦农民在五佰岙庙召开大会，批斗了罗浦的土豪劣绅，烧毁田契。暴动队伍于晚上10时到达松岙，卓兰芳听取情况汇报后，即向卓崇德和农军传达停止暴动的决定，并命令解散农军，各自分散隐蔽。奉化暴动是在蒋介石的老家发动的，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产生了较大政治影响。




1927年底，中共宁海临时县委将地处宁海、临海和天台等县交界的亭旁区(今属三门县)作为全县农民运动的重点，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到1928年初，亭旁的革命局面被打开，党领导下的农会开始发动农民开展抗租和增资、平粜等经济斗争，农民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为加强对宁海农民运动的领导，1928年3月，在省委领导下，正式成立中共宁海县委。3月15日，县委提出“准备暴动”的口号，为从经济斗争，进而到政治斗争，直至武装暴动做准备。5月上旬，中共浙南特派员根据省委指示到宁海指导工作，决定把经济斗争直接转变为武装斗争。5月20日，宁海县委在谷仓岭头召集亭旁、海游、珠岙、桑洲等4区部分武装人员约250余人，决定提前举行亭旁暴动，设立亭旁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5月26日拂晓，暴动红军高举起义大旗，手执土枪、长矛、钢剑等武器，占据亭旁镇，连同群众达千余人，齐集城隍殿召开大会。会上，宁海县委庄严宣布亭旁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实行共产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亭旁暴动发生后，国民党宁海县长密令军警侦查追缉暴动人员，并急电驻军增兵“围剿”。驻海门的国民党省防军第五团和临海驻军集结车口、东塍等地，宁海驻军进至珠岙。亭旁红军处于反动武装的夹击之中。亭旁区革命委员会获悉敌情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南溪方向转移。5月27日开始，暴动红军根据区革命委员会命令，先后撤离亭旁，期间对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了数日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亭旁暴动失败。




亭旁暴动失败后不久，中共中央在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对这次暴动给予了肯定：这次亭旁党部能够利用农民生活最痛苦时期（青黄不接时候）发动当地农民平粜、抗租、抗麦及加资的斗争，并且根据当时群众斗争的要求和情绪，聚集农民武装用游击斗争方式去求群众斗争的扩大与发展，中央认为是必要而且是准确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