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上的浙江籍英烈～～～～～～～～～～

桐柏僧人

“红色卫士”的传奇人生
记原中央特科红队成员、浙江籍隐蔽战线杰出人物连德生




连德生，又名连德胜，浙江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人。从上虞图书馆馆藏的《浙江上虞崧厦镇连氏家谱》中查知，连德生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3）。1935年不幸被捕，并于当年3月21日英勇就义，年仅42岁。

投身革命洪流 尽显英雄本色


连德生父亲早世，自幼家境贫寒，10多岁就随母亲逃难到上海谋生。20岁前他曾在一家小商店当过几年学徒，后进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做售票员，因乐于助人、仁义豪爽，在英商电车公司很受人尊敬。连德生在上海期间和陈三发结婚，生有两儿一女。1925年，32岁的连德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照顾妻儿。


1925年，连德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并成为了英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运动领导人之一。同时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上海公共租界电车总工会一分会会长。1927年，党组织将他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调中央军委特科工作，担任中央特科红色保卫队行动队副队长（中央特科行动队，又称为“红队”，主要职责是惩奸除恶）。


连德生除了早期领导工人运动外，更有一段至今都还鲜为人知的斗争史。1929年8月24日，法租界巡捕房突袭新闸路经远里613弄12号石库门，逮捕了正在开会的彭湃、杨殷、颜昌颐等共产党。本来周恩来也要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事后连德生打听到告密者是共产党的叛徒白鑫，立即向陈赓、周恩来通报了这一信息。狡猾的白鑫为逃避惩罚，企图逃往国外。最终，连德生与队员们将白鑫击毙。1930年9月，连德生又送出了叛徒黄第洪给蒋介石写信企图出卖周恩来的绝密情报，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再次化险为夷。


被捕英勇就义 名节永垂丹青


1935年3月4日，连德生等人随刘伯坚率领赣南省委党政军机关人员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突围到达信丰、大庾境内的马岭附近时遭到阻击。连德生带领机关人员和部队战士，奋勇杀敌，战斗一直持续了一天。最终，除一部分人员冲出重围外，大部分均壮烈牺牲，连德生及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政治部秘书廖昔昆、贸易局会昌分局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五人不幸受伤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连德生等坚贞不屈，表现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敌人只好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之罪，将连德生判处死刑。1935年3月21日，年仅42岁的连德生英勇就义。


由于战争年代的严酷环境和隐蔽战线的特殊情况，连德生同志的出生地及家人等信息在史料和档案上没有记载，但国家安全部有关部门始终没有放弃找寻连德生同志的后代。2010年，在有关人员的努力下、在大量老同志的传记中发现了连德生的简短线索，经过艰苦的查找，联系上了连德生的后人，国家安全部有关部门和绍兴市上虞区政府于2011年3月建造了连德生烈士墓，并以庄严的揭碑仪式告慰英灵。




清风明月 赤胆忠心


记我党情报工作精英、浙江籍隐蔽战线杰出人物陈养山


陈养山（1906-1991），浙江绍兴上虞百官镇前江村人。建国前，身为白色恐怖下中共特科之精英，曾在周恩来、陈云、陈赓直接领导下的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为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少年谋生 寻觅真理 良师引路投身革命


陈养山自幼家境贫寒，1919年6月，随亲戚到武汉钱庄做学徒。“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其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位卑未敢忘忧国”，陈养山从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里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


1924年7月，恽代英约陈养山谈话，时间长达六七个小时。这次会见对他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洗礼，直到他晚年还多次提起，“这次谈话是我永生难忘的，使我懂得了一些起码的革命真理，明确了许多基本知识，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奠定了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革命岁月 出生入死 烈火锻炼迅速成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为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周恩来在其领导的中央军委内部设立了特务工作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以适应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


在我党隐蔽斗争史上，曾出现过“打进去”和“拉出来”两个成功范例，前者是以李克农为组长，钱壮飞、胡底为组员，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敌特核心机密的例子；后者就是由陈养山将他所联络的敌特——一名当时颇有名气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沪特派员杨登瀛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反间谍关系的例子。


陈养山与杨登瀛是1925年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担任发行科长时认识的，关系比较密切。受陈养山影响，杨登瀛一方面接受国民党的任务，同时又决定同共产党建立关系。利用这一关系，党中央获取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使党员及党的机关免遭逮捕与破坏，还利用情报有力地惩罚了叛徒。


和平时期 鞠躬尽瘁 淡泊从容不改初衷


建国初，陈养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南京市委常委等职。1954年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60年，中央组织部根据李克农提议，调陈养山至中央调查部工作，随李克农收集我党情报保卫组织创建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编写了十余万字的《中央特科史稿》和一批烈士的传记资料。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后，陈养山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顾问、副检察长等职，为检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奉献着自己余生的力量，直至1991年2月22日病逝。


“零落成泥碾作尘，惟有香如故”，陈养山以不平凡的业绩塑就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以踏实的脚步走出了一条正直的人生之路，用殚精竭虑书写了对国家和党最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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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再生，浙江诸暨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山东济南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5月回到上海，调到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

到上海后，宋再生通过同乡陈大同的介绍向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蒋伯器递上门生帖子，拜其为师。蒋伯器收下宋再生这个弟子以后不久，便把宋再生介绍给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熊式辉见宋再生是由蒋伯器推荐而来，便热情地给予接待。通过一番交谈，见宋再生机警伶俐，很快就任命宋再生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就这样，宋再生成功打入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内部潜伏。1930年5月中共中央准备在上海举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一开始，这个举足轻重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就走漏了风声。当时熊式辉限令他手下的密探特务倾巢出动，一定要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确切会期、会址侦查清楚。于是，会议筹备小组以及中央特科相关成员就在爱文义路卡德路拐角上的一栋小洋楼里秘密聚会，为确定一个既有足够容量、又不格外引人注意的会场出谋划策、绞尽脑汁。会址最终选定在公共租界最繁华地段，紧挨着昼夜纵情声色的卡尔登影戏院。至于伪装的形式，之所以最后确定开一家医院，是因为旅馆固然能接待很多人，却不能毫无理由地拒绝所有自己找上门来的旅客。同样，舞厅、咖啡馆一类休闲场所也难免闲人进入。
就这样，5月中旬，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开张营业了。在外人看来，这只是又一家新开业的私立医院而已，既没有大肆张扬，更没有门庭若市。一点也不特别。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切都是中央特科精心安排的。李一氓曾回忆说：“厨房是他们组织的，汽车是他们的，房子里面的家具陈设也是他们搞的，房内房外的警戒也是由他们布置的。我们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当时李一氓刚到上海不久。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这栋四层楼房就是以他的名义租下的。中央特科在医院内外设置了三条防线。第一条防线，医院里的每一医生、每一护士、每一职员、每一勤杂工，都是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他们都在白大褂内揣着机头大张的驳壳枪。第二条防线，在医院背后，有一扇打开的窗户，窗外有一架梯子，顺着梯子就可以进入另一特科骨干、陈赓助手刘鼎租下的房屋。第三条防线，在医院外围，周边马路上，到处都是化了妆的暗哨。陈知建说他父亲当年“就带着人装成摊贩、路人在医院门口望风，他们都带着枪，一旦情况不对，就要拔枪殊死对抗”。1930年5月20日上午9时许，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里准时召开，全体与会代表唱起了《国际歌》。


同时，熊式辉的部下也已由宋再生带队，步步紧逼，从白克路的西头搜向了白克路的东头，越来越接近派克路，距离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只有几个街区之遥。宋再生请求租界方面的支援。租界巡捕房派出了大批警探、包打听，跟他的随员密切配合，兵分两路，在派克路、白克路一带，有门必入，有人必问，宁愿错查，绝不疏漏。1930年5月23日宋再生等人终于闯进了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但整幢楼房空空荡荡，人迹杳然。原来，宋再生作为潜伏在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共情报人员，他故意表现得很积极，带头组织搜捕，还主张查得越仔细越好，必须一栋房子一栋房子、一点一点地去查，这样就拖延了时间。虽然他们最后查到了那栋房子，也进到了里面，但是会已开完，所有代表安全撤走。宋再生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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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慧英，又名裘兰芬、周宝琴，浙江嵊县人

1917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个农民家庭。

1929年，不满12岁的裘慧英来到上海谋生，辗转在几个绸厂做工。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裘慧英发动绸厂的工人一起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李白工作的地下电台周围环境不断恶化，党组织决定派一名女同志，与李白假扮夫妻，掩护李白工作，当时21岁的裘慧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李白的工作室设在灶间，只要一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李白和裘慧英就全神贯注。炎炎盛夏，灶间里热得像蒸笼，李白和裘慧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湿，但是他们坚持不开窗，坚守在岗位上；数九寒冬，在机器旁边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冻得全身发麻，却还是丝毫不懈怠。

一年的朝夕相处后，他们发现已经离不开彼此，于是经过党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成风雨同舟的革命伴侣。

没想到，1942年中秋前夕，一群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宅，搜出了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双双被捕。

日本人对他们进行了残忍的刑讯逼供。他们让裘慧英看着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经受着砖刑、电刑，手指甲被特务用老虎钳一个个拔下来，血肉模糊，一次次昏过去。

裘慧英心如刀绞，但仍咬牙坚持。一段时间后，敌人抓不到裘慧英什么证据，只得把她释放。经党组织多方营救，1943年6月，李白出狱。
1945年日寇投降后，党组织又把李白和裘慧英调到上海做秘密电台工作。

工作顺利地进行到1948年，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深夜，李白正在发几份非常重要的电报，敌人包围了他们的住所。裘慧英和孩子出去躲藏了，李白临危不惧，镇静地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后被捕，被捕前他的告别电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直至今天，依然在感动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李白被抓到警备司令部，前后一共经受了36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最终英勇就义，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口供。而永失爱侣的裘慧英，强忍着内心的巨痛，继承了丈夫的事业，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忘我地为党工作。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在隐蔽战线上，裘慧英与李白风雨同路，一路走来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龙相公

永不消逝的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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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伯熙，曾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解放前夕为中共浙江大学地下党员。

杭州老市长忆地下党生涯：

共产党争取中间力量最成功

中新社 严格 赵晔娇 / 郑莉娜

我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家就在杭州状元弄，我的曾祖父是清末状元钟骏声，状元弄也是因此而得名。我的状元曾祖父不会想到，这状元府以后会成为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的机关，他的曾孙，也就是我会成为“国民党朝廷”的叛逆，走上了推翻反动政权建设新中国的道路。

我是1948年7月1日在浙江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直到解放以后，我才搞清楚我所在的地下党系统的来龙去脉。

原来我们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这条线，我的上级是浙江大学党总支书记许良英，解放后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他的上级是杭州工委书记陈向明，解放后任上海少儿出版社的总编辑，再往上就是吴学谦了，未来的外交部长那时是上海局青年组的组长，而中共上海局的书记就是刘晓，解放后长期担任驻苏联大使，我其实是上海局学运系统在杭州工作机构的一个基层地下党员，不过在解放前根本不知道什么上海局，光光知道自己是中共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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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广场，系解放军原总政联络部为纪念20世纪50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广场矗立着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塑像，4人同时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杀，其中唯一的女性朱枫，系与台湾一海之隔的浙江籍革命女烈士，她的经历颇为传奇，她是党的好女儿，也是浙江人民的骄傲。 出生富商家庭 在浙江宁波镇海中学一个清静优雅的小园内，有一幢粉墙黛瓦的木质二层小楼，现已辟为“朱枫烈士纪念楼”，1905年11月22日，朱枫就出生于这里。父亲朱云水，系镇海舟山一带渔业界的名人，家财万贯。她1926年毕业于宁波竹洲师范，因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所以多才多艺，女红写字绘画等样样精通，她还曾经师从于书法大家沙孟海学习书法，能写出一手端秀的小楷，受到了沙大师的称赞。 朱枫的原名叫贻荫，小名桂凤，后来她觉得这个名字太陈旧、太俗套，请沙孟海帮她改名，便取名谌之，字弥明，表示永远光明磊落之意。朱枫的名字是参加革命工作改的化名，字弥明，因为这个名字普通易记。在革命烈士牺牲证上的名字还是朱谌之。 时势造英雄，1937年七七事变，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朱枫积极参与举办了义卖、收容难民、传习技艺、救护难民等工作。1938年年初，朱枫与爱人朱晓光由其哥哥朱曦光介绍，一同加入武汉的新知书店，从事革命出版工作，从此便踏上了革命征途。 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新知书店实为党的文化事业，同时也是党联系上海和苏北解放区、山东和浙东根据地及香港和海外的重要联络点，更是党的秘密转运站，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都有分店。朱枫在书店任劳任怨，热忱为新四军服务并接受革命教育。她在新知书店创办的“珠江食品厂”主管财务和后勤，还在上海的建华贸易公司、鼎元钱庄工作，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理财，利用合法身份和上层社会关系搜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1944年10月，上海新知书店混进了汪伪特务，朱枫与多人暴露，被捕入狱。朱枫在日本宪兵的严刑酷打下，咬紧牙关，一问三不知，什么都没说，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45年春，经受住革命斗争考验的朱枫，经上海地下党情报部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她被调离书店系统，到中共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部门和情报部门工作，紧接着该年朱枫又奉命调入香港合众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1949年11月，当她结束香港的工作，正准备赴内地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为了党的对台工作需要，她又二话没说，接受组织委派，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 赴台传递重大情报 那是1949年11月27日，朱枫肩负着组织使命，乘坐“风信子”号客货海轮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启帆抵达台湾基隆港。为了便利开展地下工作，朱枫住在继女阿菊（陈莲芳）的家里。阿菊和丈夫都在台湾警务机关工作，他们曾给在香港工作的朱枫寄了去台湾的“入口证”。朱枫正是凭着这个有利条件，开始了在台湾传递情报的秘密工作。 根据上级要求，朱枫一到台湾便单独和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老郑（蔡孝乾）接上了头。蔡孝乾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朱枫对他很信任，向他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蔡孝乾向朱枫通报了岛内的紧张形势，国民党四处搜捕地下党和异己分子，我方行动已相当困难，并把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给了朱枫。朱枫则叮嘱老郑一切行动谨慎小心，注意保护好自己。 几天后，朱枫又与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解放战争时期，吴石经常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曾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报，为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上海做出过巨大贡献。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在朱枫来台之前，就利用自己的国民党高官身份，能接触到国民党的绝密情报的有利条件，一直在收集绝密军事情报，正等待着组织上派员前来接受情报。朱枫与吴石见面后，转交了华东局高度评价吴石地下工作的信，吴石对此深受鼓舞，他随后从自家书房的秘密保险箱中取出了藏有五个微型胶卷的小圆铁盒，郑重交到朱枫手中。吴石告诉朱枫，小圆铁盒里面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应变计划》、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国军”现有陆海空的番号代号、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等，集中了国防部的最高核心机密。吴石对朱枫说，让她尽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回香港，送至大陆。朱枫手捧这密封小铁盒，感觉它有千钧之重，对吴石将军的大智大勇由衷的敬佩，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三天之后，朱枫在基隆港，将第一批绝密情报通过地下党的交通要道送回了香港和大陆，送到了华东前线司令部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的手上。 英勇就义喋血宝岛 时间过得很快，两个多月时间一晃而过，朱枫圆满地完成了来台湾的任务。根据上级指示，她准备返回香港。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她准备动身时，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聂曦上校紧急约见她，带来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多处分会已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负责人被捕的消息。其中有“老郑”。他扛不住敌人的严刑，不到一周就叛变了，已经供出了大陆派来的秘密交通员朱枫。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朱枫猝不及防，但她迅速镇定了下来，她自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她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字条，去了阿里山大酒店暂避风头。为了掩护朱枫离开台湾，吴石将军了解到，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唯独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定海机场。于是，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凭着这张特别通行证，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运输机离岛赴舟山。但是遗憾的是，到了舟山后，因“老郑”又供出了吴石，并在吴家搜查出了他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就这样，受到牵连的吴石、陈宝仓（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聂曦一并被捕。国民党摸清了朱枫的行踪后，便在舟山展开大追捕，朱枫最终在定海落入了魔掌。 在定海县城监狱里，一个夜晚，朱枫乘看守不备，将随身佩带的金链、锁片，还有金镯等咬碎，将共有二两多重的金子全部和水吞下，决心用死来表达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不料天亮后，巡查的敌入发觉了朱枫吞金后的身体异常，立即进行救治，还专门调来军机，将朱枫急送到台北荣民总院抢救。朱枫被救活后，国民党保密局根据毛人凤等上峰指令，对朱枫采用了所谓的攻心战术。然而，敌人无论严刑拷打，还是软硬兼施，朱枫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敌人在内部文件中不得不称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就这样，1950年6月10日，年仅45岁的女共产党员朱枫，在台湾经历了4个多月国民党的牢狱生活之后，与吴石、陈宝仓、聂曦三人一同被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作为“共谍”秘密判处了死刑。临行前朱枫高呼新中国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连中七枪，英勇就义。 2013年12月，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了占地3000平方米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毛泽东主席的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刻在了黑白两色曲线隐喻海峡两岸的巨幅景观墙上，这是对朱枫等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最高褒奖。 （节录于2018年3月30日《中国档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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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记“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
1896年秋，“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钱壮飞出生在浙江湖州城内观风巷。他自幼聪明伶俐，6岁即进洋学堂读书，12岁考入湖州府中学堂，17岁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在同窗女友张振华的资助下完成学业，最终与之结为夫妻。
毕业后，钱壮飞夫妇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利用医生身份，到党的地下机关和有关同志住处“出诊”，秘密传递情报。
1927年大革命失败，钱壮飞因党员身份暴露，被迫离京抵沪。1928年9月，他考入国民党政府无线电训练班，并很快取得了后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之一徐恩曾的信任，成为徐的私人秘书，备受徐的赏识。
当时，钱壮飞与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李克农、天津“长城新闻社”的胡底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共同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获取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大量重要情报，被誉为我党隐蔽战线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
1929年12月下旬，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强烈不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建立党务调查科，徐恩曾为调查科主任，钱壮飞任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文电和情报。
1931年4月25日的一个夜晚，钱壮飞接连收到6封发给徐恩曾的特急电报，写有“徐恩曾亲译”字样。钱壮飞意识到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大事，逐一破译了这些密电。果然，电报说：中共党员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将用轮船解送南京，如顺利，3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钱壮飞记下内容，并将原电封好。次日清晨，他亲自把情报传递给党中央，又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警示电文。
由于顾顺章叛变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负责人，形势异常紧急。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立即将顾顺章所知的一切线索切断。党中央机关当晚全部隐蔽起来。
事实证明，钱壮飞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周恩来采取的对策是果断迅捷的。敌人企图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网打尽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幸免于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曾多次满怀深情地回忆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1934年10月长征途中第二次渡乌江时，钱壮飞壮烈牺牲，但他为党为人民所建立的不朽功绩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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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纤十指，胜过十万长缨
——记无名英杰沈安娜在西子湖畔的潜伏生涯
1935年初，19岁的沈安娜接受了党组织的绝密使命，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担任速记员，在杭州开展情报工作。在那次接受任务的谈话中，她才得知自己的姐姐、姐夫和学长华明之都是共产党员，这让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革命，救国报国。
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一个多月后，安娜回上海汇报工作。安娜所在的议事科，专门负责浙江省政府主席主持的各种重要高层会议的秘书、会务工作，油印和保管机密文件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临走时，安娜分几次偷偷从尚未销毁的油印机密文件中抽了几份，又带上了几份高层会议的原始速记稿，与衣物混装在一只小皮箱里，带回了上海。
没想到，第一次搜集的情报，就获得了她的直接领导、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王学文的肯定。
安娜这条线，成为当时仅有的能获取有价值军事情报的两条线之一。她陆续搜集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保安处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策划对闽浙赣、皖浙赣边区的浙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清剿”的情报计划，以及各种“清剿”报告，每次她都连同附件、图表等，摘抄下来，陆续安全地送给了王学文。
后来，组织上派华明之定期到杭州，帮助她将有用的情报伪装密藏带回上海。
“秘密情报工作”成为他们爱情的“催化剂”。安娜和明之结婚后，明之考入浙赣铁路局任会计，和安娜一起在杭州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明之为人细心，理论水平高，提炼能力强，安娜获取的材料经他归纳整理，就会成为一份要领明确、逻辑严密的情报资料。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情报纸，他三折两卷，往火柴盒或者毛笔杆中一藏，别人就很难发现。
而且，随着安娜业务能力逐步提高，她很快取得了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凡是他主持的重要会议，都叫安娜去做速记。
“七七事变”发生后，新的战事一触即发。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给省政府发来不少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策、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浙江省政府的指示，以及在中共游击区遏制共产党活动的措施等，其中很多是原件。明之常常是把情报放在饼干筒的底部，上面用剪好的硬纸壳挡住，然后再装上饼干，以此传递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安娜用她的纤纤十指，胜过了无数猛烈的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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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兆章，男，浙江省台州临海籍地下党成员。黄浦军校毕业，职务：军官。
    第三次国内革命期间，娄兆章与临海籍地下党成员等革命志士身穿便衣，带手枪，常率领浙南游击队在临海西大街34号（原台州府城首富“世德相”家）秘密联络资助地下党革命活动，发展地下党组织。娄兆章与挚友（“世德相”长孙）成麟金情谊深厚，志同道合，成麟金住房（临海西大街34号）实际上是浙南地下党的临海联络点，成麟金的住房内有暗道直通后院隐蔽小门，专供地下党密会时遇紧急情况脱身疏散，娄兆章靠挚友成麟金忠诚掩护，顺利开展地下党革命工作。1949年建国前，娄兆章推荐成麟金胞弟成麟法（17岁）直接从临海学校参军入党，（成麟法曾任职华东军区空军保卫部油料处上尉，担任周恩来总理和国家领导人专机加油保密工作，1993年离休在沪）。娄兆章为地下党革命工作和浙南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

桐柏僧人

地下党员、游击队员、董事长，81岁的楼金是国内感冒药巨头、“快克”生产商海南亚洲制药的掌门人。

在建党90周年之际，这个党龄超过60年的老党员准备办理离休手续，但这位离休干部并不打算休息，开发新药，38层的生物医药科技创业园竣工，企业上市，他的日程表很满。

1948年楼金在浙江金华一中读书时加入中共。那时他还不到20岁。利用担任学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和学校服务部的部长的职务之便，他带了相当于14担米的经费来到杭州，在杭州官巷口的进步书店买了一大批进步书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大众哲学》等等带回学校供同学借阅。

“这些书当然不会摆在外面公开卖，要凭杭州地下党人的介绍联络，到柜台后面的库房才能买到。”很多年后楼金在杭州CBD的办公室里，对于60多年前记忆犹新。

但这样楼金很快就暴露了身份。

楼金离开学校参加当地游击队，经过短训后作为敌工人员又被派回金华从事地下工作。

“中共金萧支队路西敌工组副组长”，这是当年这个年轻共产党员的职务。

楼金根据地下党员搞来的金华党政军宪机关花名册，给他们寄出了四百多封《金箫支队告金华人民书》。“就是在我的家里，我刻钢板，还有一个党员叶新油印，而且为了不暴露，还搞来了几百个各式各样的信封。”楼金对这事记忆犹新，“第二天金华城里轰动了，都在说共产党来啦。”

在金华解放前夕，潜伏的地下党员开会，决定成立中共金箫工委金华城市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以迎接解放，楼金被推举为城工委宣传部长。在楼金组织下，出版了一份报纸《简讯》。这时候解放军已经进城，编辑部决定马上先出一期号外，这号外只有30个字：“特大喜讯：解放大军今晨已攻入金华城，金华宣告解放。国民党残余匪军纷纷向南逃窜。浙东行署三区专署金华办事处编印。”一时间，金华解放的消息传遍城乡。

桐柏僧人

照片中前排左五为杨德生

杨德生，生于1929年7月，1949年4月入党，原湖前镇中心校校长。现年87岁的老人讲起当年做地下党的经历颇显几分得意和自豪。他原是龙港镇凤江社区汇龙村的一名小学教员，一日潜伏在当地的一名共产党联络员找到他，因为觉得杨德生有文化，又是一名教师，在当地也颇得村民尊重爱戴，因此希望他能协助共产党在龙港凤江一带的农村开展党的组织宣传工作。1946年的国内形势已经很是紧张了，就在不远处萧江的山头上，驻扎着国民党军队，为清剿共产党，村民可谓是日夜生活在枪口下。一旦村里灯火稍稍通明些或有多人员聚集在一起，萧江的山头上就会投来照射灯和枪声，因此在当时的情势下，任何一户人家都不敢和共产党有所牵连。但杨德生是位有文化的有志青年，他不仅临危受命，为引人耳目，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住进了当地国民党保长的家中。直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家人才知道他一直在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共产党员的身份才开始公开。

“当时入党都是秘密进行的，坚定信念跟党走，是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讲起往事老人仍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