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共产党人～～～～～～～～～～～～～～～～～～

桐柏僧人

　　1935年底，鲁迅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他惊喜万分，和茅盾联名发了一道电报给中共中央，电报经第三国际从巴黎转发延安。电文不长，内容是：“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鲁迅和很多共产党人、红军将领都是好友。

　　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作过一次为时甚久的促膝相谈。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的情况，并得到陈赓亲手画的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所以，他对红军的事业非常了解。

　　红军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文章。

　　鲁迅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了。

　　在北大做《新青年》的时候，他就是陈独秀先生麾下的大将，鲁迅先生对陈独秀先生相当尊重，他对陈独秀和胡适有一段神奇的评价。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忆刘半农》）”

　　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意思是陈独秀先生是堂堂真正光明磊落的，要造反就造反，要革命就革命，都是坦诚地摆在你面前地。而胡适老哥则是藏着掖着的，表面上看着温和自由、人畜无害，但心里到底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开山之作。以“鲁迅”为笔名的文章，在《新青年》上超过50篇。除了《狂人日记》，还有《孔乙己》《药》等等。1923年鲁迅第一本短篇小说《呐喊》出版，第一时间将此书赠送给李大钊，李大钊阅后感慨称“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

　　陈独秀评价他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支部如何与鲁迅建立联系的经过，1927年，在广州，鲁迅会见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

　　之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数以千计的青年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4月15日当天下午，广州大雨。中山大学三百名学生被捕，鲁迅出于义愤，不顾个人安危，冒雨赶到中山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营救被捕学生，要求学校当局立即协调释放被捕者，并阻止军警搜查教授宿舍。但这些行动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见营救无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

　　他亲眼目睹血腥的场面，思想上受到巨大震动。他写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为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而轰毁……”

　　是血的事实，让鲁迅更加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革命事业。

　　鲁迅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和一些“左翼作家”发生过论战，甚至讽刺过他们，但鲁迅批评的，是典型的食洋不化和左倾幼稚病，其实正切中了某些“留洋派”的要害，即“教条主义”。这也是当年教员所反对的。

　　1928年12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来到上海，以普通文学青年的身份与鲁迅接触。他发现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远超一般共产党员，而且鲁迅同情革命，向往建设新文化的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目标非常一致，属于“我们的同志”。

　　1930年3月2日，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就告诫大家，“‘左翼’作家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他苦口婆心地劝告作家们一定要与革命实际接触，要丢掉小资产阶级浪漫幻想，坚决不断地斗争，并且注重实力，要扩大战线，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要搞统一战线，还要发展和培养新的战士，要有新作品，要做韧性的创作等。

　　1931年2月，“左联”成立近一年后，柔石、胡也频等青年作家和另外18名革命青年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杀害，鲁迅也受到牵连，离家避难。1933年2月，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之际，鲁迅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鲁迅和共产党人、左翼青年，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而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战友。

　　鲁迅的一生结交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沈雁冰、萧三、冯雪峰、柔石、殷夫、毕磊、胡风、杨之华、周扬、成仿吾、李初梨......

　　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那可不是一般的友谊，而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他给瞿秋白的赠联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一点矜持尴尬的表情也没有。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腥风血雨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鲁迅曾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鲁迅先生非常赞扬瞿秋白文学上的才华，后来瞿秋白去了瑞金，在他被蒋介石杀害后，鲁迅在致肖军的信中既愤怒又惋惜：“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肖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另外还有，不过笔名不同。他又译过革拉特珂夫的小说《新土地》，稿子后来在商务印书馆被烧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教员同志评价鲁迅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原话是：“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教员同志还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

　　60年代的时候，教员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教员同志还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这“最硬的骨头”，就是不向任何反动势力低头，无论它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外来的帝国主义，鲁迅一向嗤之以鼻。他对那些依附于反动势力的旧文人、“自由精英”们，从来都是嘲讽鄙夷的。

　　当代很多公知总想碰瓷鲁迅，可他们不知道，他们都是鲁迅的敌人。

　　生《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理水》，骂的正是“公知”这种人，《理水》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在辛辛苦苦治水，拯救人类，而一群“学者”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说他的方法不对，还造谣中伤，污蔑大禹和他带领的人民。

　　大家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这段：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 K!”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 ‘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 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 ‘鲧’，他的名字应该叫 ‘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碳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国家养了这么一群“学者”，治国不会，治水不懂，不肯脚踏实地做事，每天就热衷于搞地摊文学，搞历史虚无主义，证明“大禹是一条虫”，为此还写了一大堆论文。

　　但是， 大禹不在乎，不在乎这些废物，在他看来，这些家伙都是“放他妈的狗屁”。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这群黑瘦的，乞丐似的，不动、不言、不笑、像乞丐一样，和脚底板满是老茧的大禹一样，属于真正的人民，属于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先生笔下：“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对真正“崇洋媚外”、“恨国带路”的人也是不屑一顾，并且深恶痛绝的。

　　先生说过：“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先生在《上海漫谈》中和日本人野口米次郎有段对话：

　　野口米次郎：“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无法令人民安居乐业的话，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国那样，把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交给日本管理呢？”

　　鲁迅：“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比起被强盗抢了去，还是被败家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杀，我宁愿被同胞杀害也不向外国人低头。”

　　鲁迅先生非常厌恶“投降派”，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中共的关系。6月9日，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先生还曾在《友邦惊诧论》中嘲讽那些媚外者：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说到底，先生以笔为枪写文章，是为了国家好，是为了国家解决问题，但今天“公知”阴阳怪气放酸屁，是为了制造问题，解决这个国家。先生是“民族魂”，他们只是“民族的渣滓”。

　　对于公知鼻祖胡适之，鲁迅先生如此评价：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倒说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还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呕”。（鲁迅《答KS君》）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鲁迅《伪自由书》）

　　鲁迅先生后来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骂胡适骂得更狠：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越伟大的作家，往往越“左”，越同情底层的不幸者，越痛恨世道的不公，雨果如是、巴尔扎克如是、托尔斯泰如是，马克吐温如是，鲁迅先生亦如是。

　　当代的“公知”们，却没有一个是“左派”，没有一个愿意为底层人、穷苦人说话，他们往往高高在上，坐在私人别墅中互相唱和，和资本家权贵做朋友，享受着远超常人的生活水平，对世界上的劳动者、生产者一无所知，他们甚至鼓吹“穷人就是不努力”、“资本家都是英雄”。

　　对于这种人，鲁迅先生也早有定论，他把他们叫做“资本家的乏走狗”。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鲁迅先生对权贵、资本家或许不屑一顾，但他对同志、对战友、特别是对青年，却是非常温和的，充满鼓励的。

　　《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北京通信》：“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只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先生说得对，多年之后，真的出了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