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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第一次报道朝晖六区67幢，是在2012年12月19日。当时，钱报记者先后找到了朝晖街道城管科副科长戴伟、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城北房管站、区住建局房产科，以及67栋楼房的原产权单位——浙江某机构公共事务管理处。多方沟通的结果是，他们会展开收集施工图纸、征求居民意见等工作。
2013年7月3日，本报刊发《这样的“变形房”，我们要住到哪一天》。当时，大木桥社区、朝晖街道、下城区住建局、原产权单位相关负责人都参加了一场碰头会：加固和维修的方案逐渐暴露出了弊端，但因为此前没有危旧房推倒重建的先例，解决方案一筹莫展。
2014年4月10日，本报再次整版刊发《房龄30岁，危楼20年》——当时宁波奉化的一栋楼房倒塌，让我们再次聚焦朝晖六区67幢，并由此引发了对整个杭城危楼的摸底大调查。
尽管数年的跟踪，并没能催生扭转67幢危楼命运的终极解决方案，但它的命运还是在4年间逐渐显露曙光：牵头单位逐渐明晰、加固方案逐渐被排除、能否推倒重建的讨论被搬上桌面……直到2015年8月，下城区住建局房产科在采访中明确，67幢房屋将推倒重建，朝晖六区内其它12幢楼房则进行成片改造。这幢危房的未来，似乎终于有了定论。
一些比它更晚成为舆论焦点的危房，都已经成功翻建——比如朝晖九区24幢、直饮马井巷的老墙门，还有浙江某高校的宿舍楼。也正因此，当我们得知这幢危楼至今依然在风雨中飘摇时，内心的惊讶才会如此强烈。
在报道杭州朝晖九区24幢旧地拆复建的案例时，本报曾经写道：“危房解危，不仅考验着房主们在意见不一时，如何取舍和让步，也考验着政府职能部门在城市管理中的精细化水平。如果没有一方特别积极地推进、一方适时地退让，危旧房‘有危难解’，可能会一拖好几年……”
言犹在耳，一语成谶。这段话，似乎成了朝晖六区67幢命运的真实写照。而梳理其改造决策始终难以落地的原因，探寻其复建解危的解决之道，应当也在其中。诚如社区戴书记所言，小区上千户居民，众口难调，各有各的诉求。但我们依然希望社区和政府部门，能够更主动积极些，发自内心地替危房中的住户多考虑些，使连片改造这一下城区的重点工程，能够真正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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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30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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