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皋亭抗论”始末考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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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己亥年正月二十日，743年前的今天，是南宋丞相文天祥代表南宋国出使杭州皋亭山元营和谈而被拘押的日子。《宋史·文天祥传》记：“宋降，宜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特以此文纪念之。

陈珲 2019年2月24日

文天祥“皋亭抗论”始末考

——兼论“为国尽忠”乃秉承中华文化之信念

杭州陈珲

南宋丞相文天祥的“皋亭抗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大事件，也是南宋历史之非常重要一环，更给南宋灭亡前留下壮怀激烈光照千古的一页，彰显出中华民族坚守正道威武不屈的文化精神，有着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宋史·文天祥传》记：“宋降，宜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皋亭山也因此载入史册。

可由于其时正值南宋覆亡之际，诸多大事接连发生，“皋亭抗论”便没受到太多重视，不少史书甚至仅以“文天祥入元营被拘留”之一语带过。又由于皋亭山并非十分著名之山，一向位于杭城郊外，即便是杭州人都知之不多，更别说外地史家了。所以之前对“皋亭抗论”事件，一是寥寥数语简单略过，缺乏完整详尽的全面叙述；二是在语焉不详中还多有舛错。笔者2013年为皋亭山景区建设需要而赶写《皋亭山人文景观研究》一书，及2015年为《皋亭山人文故事》系列连环画撰文时，都曾做过竭尽努力的考证，钩沉出了“皋亭抗论”事件较完整面貌。但却都由于时间紧迫，匆遽间无法非常深入，故仍没能对一些重要细节作详实追考，留下遗憾。然而对南宋故都杭州来说，“皋亭抗论”是发生在当地的与之密切相关的一桩重大历史事件，梳理考证出该事件的完整面貌非常重要与必要。本文为补此遗憾，特对“皋亭抗论”事件再作全面详考，主要对事件过程及相关重要细节作究底追考，以补史缺及纠史错，让此事件能有一个较完整准确的呈现。然后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天祥“为何如此”，及其“为国尽忠”信念背后的中华文化厚实根底，作深入探究与揭示，以便对此事件有更立体的认识。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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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皋亭抗论”发生的历史背景

   南宋时，皋亭山是临安京城东北面的天然屏障与防守要隘。辛弃疾曾言；“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断皋亭之山，天下无援兵。”可见皋亭山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而德祐元年（1275）七月，在元军已占领建康，进围扬州，攻占两淮后，忽必烈就下定灭宋决心，命伯颜率军进逼临安。伯颜受命后，确定了“分诸军为三道，会于临安”的作战布署，十一月九日便率二十万军分兵三路会攻临安①：西路由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率步骑兵为右军，自建康出四安，向独松关进军；东路由参政董文炳、万户张弘范、都统范文虎率水师为左军，自江阴循海，经华亭，向海盐澉浦进军；中路由伯颜及右丞阿塔海节制诸军，并率水陆两军出镇江，经常州、无锡、平江（今苏州）、嘉兴，向临安一路进军。十一月二十日，伯颜攻占常州并屠城；二十三日，元右军攻占了独松关。独松关在今安吉东南及余杭西北，是临安城西北面的重要关隘，此处一失守，临安城就岌岌可危了。
   十二月五日，伯颜军至无锡。宋使柳岳等奉帝及太皇太后书，并宋之大臣致伯颜信，请元军停止攻打，因一切皆奸臣贾似道失信才致误国，故愿赔罪，并每年进贡以和好。二十四日，宋尚书夏士林、侍郎吕师孟、宗正少卿陆秀夫，又携国书再度议和，愿尊世祖为伯父，宋皇帝世代行子侄之礼，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可是德祐二年正月初三，元中军就攻入嘉兴，宋安抚使刘汉杰降；初七日陈宜中再次遣使问讯；初九日，陈宜中又遣御史刘岊奉《宋帝称臣表文》副本，及致伯颜书，约会长安镇谈判。十五日元军已至崇德，宜中又令都统洪模持书至；十六日，伯颜率军入驻长安镇，并与水路过来的左军会师，陈宜中却失约未至；十七日，伯颜军沿上塘河进入临平镇，十八日已经扎营皋亭山下，形成兵临城下之势——元军对临安城的包抄合围已经完成，大军压境，京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只剩下环城的城墙了，这是根本挡不住元军铁骑的。
   在宋朝廷方面，自咸淳十年（1274）七月，四岁的宋恭帝即位，六十四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就开始垂帘听政。当年底蒙古军攻占鄂州，直逼京师，谢急下《哀痛诏》，述继君年幼，自己年迈，国家告急，望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敌王所忾，共赴国难，朝廷不吝赏功赐爵。
   德祐元年（1275）正月，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接到诏书，泪流满面，即征募义勇之士，筹集粮饷，并捐全部家财作军费，把母亲和家人送到弟弟处赡养，战袍上绣“拼命文天祥”五字，以示毁家纾难，不惜生命以保国。在文天祥的感召下，一支以赣、吉州豪杰义士与山民为主体的三万人抗元义军组成。
   当时各地官员大都观望不前，只有文天祥、张世杰与李庭芝等起兵勤王。降元的人越来越多，友人劝阻道：“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②”不久天祥就接到朝廷专旨，命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八月下旬，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提兵至临安，即向朝廷提出了抗元方略，尤其对元军势如破竹般攻城略地的峻急情况，提出了“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的对策，但却都未被采纳。朝廷任命文天祥知平江府，十一月因独松关告急，又令天祥放弃平江，领兵入卫，驻扎余杭，防守独松关。但还在路上时，独松关就已失守。
   德祐二年正月初二，形势进一步严峻，朝廷又任命文天祥为浙西大制抚并临安府尹，文天祥遂引帐兵二千人从余杭赶到临安城。其时陈宜中请和不得，便有“谋迁三宫，分二王于闽广”之议，天祥颇赞同。初八日，陈宜中“率群臣入宫请迁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请之，太皇太后乃命装俟升车，给百官路费银。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邪？’脱簪珥掷之地，遂闭阁，群臣求内引，皆不纳。盖宜中实以明日迁，仓卒奏陈失审耳。③”
   正月十三日，文天祥会天台义士杜浒于西湖上，杜已纠合四千人的抗元义军来勤王。文天祥十分赞赏其志，颇为奖异之。当夜，听闻陈宜中将赴长安镇与伯颜谈判，竭力反对，却已来不及了。十五日元宵节，文天祥部署各路勤王军集结于富阳，作好决战准备。风声已是一天紧似一天，十八日，南宋皇宫内上早朝时，官员已寥寥无几，还都沉默不语，太皇太后谢道清惊慌失措，不断流泪，只有文天祥与张世杰出班奏事。当时张世杰重兵驻在六和塔下，文天祥勤王军在富阳，加上各路军队，城内外有兵力二十多万。文天祥奏议：三宫入海暂避，由他与张世杰率军背水一战。可谢道清没有采纳文天祥奏议，反而决定派陈宜中奉传国玉玺及《降表》去元营请降。陈宜中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去，其表曰：“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④”当天，张世杰因强烈不满朝廷不战而降，愤然带兵离京去了定海；许多不愿投降的官员们，也都纷纷失望而愤然地离开临安城，而陈宜中则连夜逃往自己老家温州。
   十九日早朝时，官员又少了许多。谢道清发现陈宜中也走了，就晋升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而这天，元军帅伯颜已命参政董文炳驻兵临安城北十五里外的榷木教场。（以距离及进军线路等看，大致在今良渚谢村处），临安城中驻军有一些将官竟偷偷前往纳降。文天祥当时想调富阳的勤王军来保卫京城，但谢道清下诏不准用兵，以免破坏“议和”。其实即使去召富阳兵入城，也已来不及了。当日，众官员与缙绅士人等都集于左丞相吴坚的府第，国家已经危如累卵，眼见得朝不保夕，人人心惶惶的，但都干着急而束手无策。由于伯颜约大宋派员去谈投降事宜，而当时双方使者往来频繁，并无扣留，所以众人认为文天祥去是无虞的。唯杜浒竭力反对，却被赶了出去。文天祥是明确反对投降的，可面对三宫九庙及百万生灵立即有被鱼肉之忧，为避免生灵涂炭，必须挺身而出，何况他还十分书生气地幻想着对元人能晓之以理而化险为夷，转“谈降”为“谈和”，希冀自己能如“子产片言图救郑”般救下大宋国。遂辞相印不拜，第二天毅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赴皋亭山元营。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记：“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⑤”翌日，正月二十日也。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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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皋亭抗论”时间地点等确考

   如前已述，文天祥是于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以资政殿学士身份赴皋亭山的。
   可是在后世史叙上，“皋亭抗论”事件存在不少细节模糊缺漏且舛错等，极有补全纠正之必要。幸好文天祥在《指南录》中记录了当时经历的始末，详实准确，为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或第一书。故下面就以《指南录》为主要依据，全面梳理核对，考证落实时间、地点、人物、及具体情况等，让该事件的史说能有一个清晰准确的面貌呈现，以求略无阙处。

1、文天祥赴皋亭山时间是正月二十日
   文天祥是正月二十日赴皋亭山的。这一时间，在文天祥《指南录》中还有三处明确记载：一在《自序》中：“二十日至皋亭山。”二在《卷之一》的第三篇《纪事》中：“正月二十日至北营。”三在《卷之一》的第二篇《纪事》中：“正月二十日晚，北留予营中。”
   所以，文天祥于德祐二年正月二十日至皋亭山，是可以完全明确肯定的。然后世还是大有不考而误说的，其中《元史·伯颜列传》之错或为滥觞，竟云文天祥是正月二十二日赴皋亭山的。后来以讹传讹者不少，故有必要在此明确指出，以纠其错。

2、文天祥是单骑赴会
   文天祥其实是单骑赴会的，可在后世的记述中，却往往混淆为与呉坚、谢堂、贾余庆等多位高官一同到皋亭山。考其根源，当亦出错在《元史·伯颜列传》中：“戊子，谢后遣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内官邓惟善来见，伯颜慰遣之。⑥”其错有二，首先如上述，文天祥是正月二十日到皋亭山的，为丙戌日。迟二日才是戊子日，乃为正月二十二日。可见此记时间错误；其次，文天祥在《指南录·自序》中有明白表述：“诸执政侍从聚于吴左丞相府，不知计所从出，交赞予一行。”很明白，众人都赞成文天祥去一趟，而不是诸多大臣一同去。可佐证的是，在文天祥《指南录·杜架閣》中记：“十九日客赞予使北，梅壑：‘断断不可。’客逐之去。予果为北所留，后二十日驱予北行，诸客皆散。梅壑怜予孤苦，慨然相从，天下义士也。朝旨特改宣教郎，除‘礼兵架阁文字’。”可见文天祥到皋亭山，仅梅壑（即杜浒）义士一人陪同，至多或还有少许兵卫随从，故其有“单骑”之自谓。如《指南录·纪事》中：“单骑堂堂诣虏营，古今祸福了如陈。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还有《指南录·铁错》中：“单骑见回纥，汾阳岂易言。”是以汾阳王郭子仪在泾阳（今咸阳）单骑说退回纥，稳住关中之事自比，其初应该也是如此自期的。故文天祥是单骑至皋亭山赴会，亦可明确。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09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6 13:58 编辑

3、“皋亭抗论”确切地点当在皋亭山下赤岸

   关于“皋亭抗论”的地点，由于文天祥只笼统称之为皋亭山，然“皋亭山”既为长达十来里的群山之名，亦为主峰之称，故后人的理解就有些偏差，说法出现较大失误。如言之凿凿的“临平明因寺”之说，不知其说何来，却明显是错误的。查考文献，此说最早见载于《元史·本纪第九》中：“宋主祖母谢氏，遣其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邓惟善来，见伯颜于明因寺。”此前半句显然与《元史·伯颜列传》中为同源文，上已指出其错：呉坚、谢堂、贾余庆并非与文天祥同日到皋亭山的；而后半句，则错在“明因寺”虽距皋亭群山不远，却并不在皋亭山下，而是在临平山南面的临平镇上。《元史·伯颜列传》记载伯颜军：“癸未，进军临平镇。甲申，次皋亭山。⑦”即十七日入临平镇，十八日驻皋亭山。可证位于临平镇的“明因寺”，距皋亭山驻地是有相当距离的，且伯颜军已过临平驻皋亭山了，其错明显。推测可能是明初有民众曾在“明因寺”为文天祥举办过追荐，遂有此误。但后世史书却多有不察而因袭之，如明万历三十三年刊本的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戊子，命文天祥、呉坚、谢堂、贾余庆使元军，见伯颜于明因寺。⑧”清初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八十二：“戊子，命文天祥同吴坚、谢堂、贾馀庆使元军……天祥见巴延于明因寺。”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临平山……镇有明因寺，元兵趋临安，文天祥奉使见伯颜于明因寺是也。⑨”今人书文中更是以此讹相传而无质疑者，甚至还有人在明因寺遗址上立了“文天祥怒斥伯颜之处”刻石，实在是大误呀！
   而进一步追考，鉴于《元史》所记元军驻皋亭山地，距临平镇约有半天左右的路程，符合在皋亭山主峰南麓之距离位置；更确切的是文天祥《指南录·自序》记：“时北兵驻高亭山，距修门三十里。”修门，是楚国郢都之城门, 后泛指京都城门，这里应借指艮山门。《后序》中“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可证——皋亭山位于临安城东北面，而艮山门为临安城东北角处城门，故才有“北兵已迫修门外”之谓。是知元军驻地距艮山门为三十里。宋时约415.8米为一里，今由电子地图上测量，艮山门距主峰皋亭山南麓的直线距离约25里，即12500米，除以415.8米，正好是宋三十里。可见文天祥所说的“皋亭山”，正是称皋亭主峰。
      必须一提的是，在皋亭主峰南麓处，南宋时正好有一座著名的“班荆馆”，是专门接待北方使臣的朝廷驿馆。陆游《入蜀记》：“过赤岸班荆馆，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顿及赐燕之地，距临安三十六里。⑩”这里的三十六里应该是与临安城内府治间的距离，而府治在清波门内，距艮山门约略为六里。故由此距离亦可证明，“皋亭抗论”地点正在皋亭山下赤岸处。由于这里有朝廷设立的班荆馆，向来是北使南来的休止地，当有一定的军力布防。此外，班荆馆还催生出这一带热闹的集市。故元军在与南宋朝廷使者还往来谈判之际，占据此地安营，不仅是当时情形下的极限界线，同时此地还有物质等便利，所以在宋室递交降书前，伯颜一直驻军于此。
   又据文天祥《指南录·后序》记：“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可知文天祥被强迫留下的当夜，应该是住宿于赤岸的班荆馆——此处毕竟是大宋朝廷的驿馆，向有供双方使臣官员住宿的一应设备。而其时元军甫到，还在与宋朝谈判，未便大肆破坏，故当大致保存原状，并且没有理由不充分利用之。尤其是“馆伴”之称，对应的正是驿馆，故可为一证。还可佐证的是，当地民间传说，伯颜驻军于赤岸北的元宝山，曾放言“背倚元宝山，脚踩大宋朝（班荆馆）”，其用意是以气势逼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综合诸多方面史料判断，“皋亭抗论”发生地，应该是在皋亭山下赤岸。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10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6 13:47 编辑

4、“皋亭抗论”的具体情况

   至于“皋亭抗论”的具体情况，在文天祥《指南录》中有详记，以第一篇《纪事》为最详实：
   予诣北营，辞色慷慨，初见大酋伯颜，语之云：“讲解一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与知。今大皇以予为相，予不敢拜，先来军前商量。”伯颜云：“丞相来勾当大事，说得是。”予云：“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欲以为国欤？欲毁其社稷欤？”大酋以虏诏为解说，谓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予谓：“尔前后约吾使多失信，今两国丞相亲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兴，俟讲解之说达北朝，看区处如何，却续议之。”时兵已临京城，纾急之策，惟有款北以为后图，故云尔。予与之辨难，甚至云：“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未已，非尔利也。”北辞渐不逊，予谓：“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大酋为之辞屈而不敢怒，诸酋相顾动色，称为丈夫。是晚，诸酋议良久，忽留予营中。当时觉北未敢大肆无状。及予既絷维，贾余庆以逢迎继之，而国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11

   此外第三篇《纪事》也记甚详：
   正月二十日至北营，适与文焕同坐，予不与语。越二日，予不得回阙，诟虏酋失信，盛气不可止。文焕与诸酋劝。予坐野中，以少迟一二日即入城，皆绐辞也。先是予赴平江，入疏，言叛逆遗孽不当待以姑息，乞举春秋诛乱贼之法，意指吕师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焕云：“丞相何故骂焕以乱贼？”予谓：“国家不幸至今日，汝为罪魁，汝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汝，何独我哉！”焕云：“襄守六年不救。”予谓：“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汝爱身惜妻子，既负国又隤家声，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孟在傍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欲见杀，何为不杀取师孟？”予谓：“汝叔侄皆降北，不族灭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来做朝士？予实恨不杀汝叔侄！汝叔侄能杀我，我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孟语塞，诸酋皆失色动颜。唆都以告伯颜，伯颜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闲云：“丞相骂得吕家好。”以此见诸酋亦不容之。○12

   以上二《纪事》分别记述了：二十日，文天祥慷慨陈词，以正气凛然之论辩倒伯颜，晚上却被强行扣留皋亭山。这是严重违反两国外交所应持的礼节与规范的。二十二日，因未按允诺被放归，更是怒诘伯颜的失信。及降将吕文焕反来责问：“何故骂焕以乱贼？”文天祥便毫不留情地痛斥其合族叛国之罪。其《自序》概括记道：“二十日至皋亭山，诘其帅前后失信。其帅辞屈，且谓决不动三宫九庙，决不扰京城百姓。留予营中。既而吕师孟来，予数骂其叔侄，愈不放还。”○13
   关于二十日当夜被扣留元营事，文天祥在第三篇《纪事》中亦有记述：
正月二十日晚，北留予营中，云：“北朝处分，皆面奉圣旨。南朝每传圣旨，而使者实未曾得到帘前。今程鹏飞面奏大皇，亲听处分，程回日，却与丞相商量，大事毕，归阙。”既而失信，予直前责虏酋，辞色甚厉，不复顾死，译者再四失辞，予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诸酋群起呵斥，予益自奋。文焕辈劝予去，虏之左右皆唶唶嗟叹，称男子心。○14

   帘前，是指垂帘听政的谢道清。程鹏飞，亦降将。对扣留元营事，《元史·伯颜列传》是这样记述：
   丁亥，遣程鹏飞、洪双寿等入宫，慰谕谢后。戊子，谢后遣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内官邓惟善来见，伯颜慰遣之。顾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留之军中。天祥数请归，伯颜笑而不答。天祥怒曰：“我此来为两国大事，彼皆遣归，何故留我？”伯颜曰：“勿怒。汝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政当与我共之。”令忙右歹、唆都“馆伴”羁縻之。令程鹏飞、洪双寿同贾余庆易宋主削帝号《降表》。○15

   丁亥为二十一日，戊子为二十二日。也即，程鹏飞是在二十一日见谢太后的；第二天，二十二日，吴坚、谢堂、贾余庆等便一起到皋亭山递《降表》。而此处有关文天祥的记述，出现了时间被挪后的错误，文天祥应该是二十日到皋亭山的——当天晚上文天祥被强行扣留，借口是等程鹏飞面奏谢太后回来后，还要再与丞相商量，大事毕，就放归。《后序》对此是这样记述的：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16

   也即，二十二日那天，吴坚等到皋亭山递了《降表》后就回去了，可文天祥却没能与他们一起回去，故第三篇《纪事》记道：“正月二十日至北营，适与文焕同坐，予不与语。越二日，予不得回阙，诟虏酋失信，盛气不可止。文焕与诸酋劝，予坐野中，以少迟一二日即入城，皆绐辞也。”文天祥就此被拘留元营。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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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天祥正月二十三日离开皋亭山

   至于文天祥什么时候离开皋亭山，以往未见有论及。今特作考证，以弥补此缺环。笔者认为：应该是在正月二十三日离开皋亭山，移押在临安城北的北关门外湖州市。
   对有关史料综合考证可知，由于二十二日宋廷已递《降表》，于是第二天伯颜就离开了皋亭山，安营于皋亭山西南面的湖州市——即今杭州湖墅一带，距临安城北仅数里地。须澄清的是，今不少学人都错说为是浙北之湖州市，造成史学上的错误与极大困惑。其实浙北湖州在南宋时为安吉州，而非湖州市。《元史·伯颜列传》：“己丑，驻军临安城北之湖州市。遣千户囊加歹等以宋传国玺入献。○17”己丑，为二十三日，伯颜移军至临安城北的湖州市后，就于此地建大将旗鼓，摆开军势阵容，以接受南宋谢太后当政朝廷的投降。此地因而便成为南宋覆亡的一个巨大屈辱符号，故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将其痛彻心腑所记的南宋朝廷覆亡过程及驱北路途之98首诗，特以“湖州”为题（人亦都错说为是浙北之湖州市），以示刻骨铭记亡国之时屈辱伤心地。
   而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中记：“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18”简而言之，《指南录》分为：拘留北营、驱北历程、京口脱逃、渡海还南，这样四卷。其中第一卷“拘留北营”期间，正好就是“皋亭抗论”之始末。
值得注意的是，记中之“北关外”，明确是指北关门外。北关门是北宋时杭州城的北城门，大致位于今左家桥东南面的夹城巷中。如此可知，文天祥拘留在杭期间，并非一直在皋亭山，后期是转移到“北关(门)外”的。查《咸淳临安志》记：“中军步军二寨（教场在大寨西北），在湖州市接待寺西。○19”接待寺，大致位于今左家桥西，南宋时规模宏大，其西还有军寨、教场。故伯颜军移湖州市时，驻此地的可能性极大，并符合“北关外”之说。由此判断，文天祥应该是正月二十三日被押离皋亭山，随伯颜军移押至北关门外的湖州市。
   此后几天，据《元史·伯颜列传》记：“庚寅（二十四日），伯颜建大将旗鼓。率左右翼万户，巡临安城。观潮于浙江。暮还湖州市，宋宗室大臣皆来见。辛卯（二十五日），万户张弘范、郎中孟祺同程鹏飞，以所易《降表》及宋主谢后《谕未附州郡手诏》至军前。令镇抚唐古歹罢文天祥所招募义兵二万余人。○20”文天祥《自序》痛心疾首道：“贾余庆者逢迎卖国，乘风旨使代予位。于是北兵入城，所以误吾国陷吾民者，讲行无虚日。北知卖国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二月初五，临安宋皇室正式归降，一时天地同惨。汪元量《湖州歌》记道：“殿上群臣默不言，伯颜丞相趋降笺。三宫共在珠帘下，万骑虬须绕殿前。”可知当日，元军就已团团围住了皇城及大内。《宋史·本纪》第四十七记：“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大元使者入临安府，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壬寅（二月初六），犹遣贾余庆、吴坚、谢堂、刘岊、家铉翁充祈请使。○21”
   文天祥在《指南录卷之一·使北》中记：“二月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颜趋予与吴丞相俱入北。予不在使者列，是行何为？盖驱逐之使去耳。予陷在难中，无计自脱。初九日与吴丞相同被逼胁，黾勉就船。○22”如此可知，文天祥是二月初九日下船的。《指南录卷之二·杜架阁》中：“予果为北所留，后二十日驱予北。○23”自正月二十日赴皋亭山，到二月初九日被驱北而离开北关外，正好是二十日。
   这二十日间天翻地覆，不仅是文天祥“皋亭抗论”之始末，也是南宋国的乾坤大颠倒！文天祥痛定思痛，决意以死逃生，重兴大宋。二月初九日，被元酋押着在北关外下船，由下塘大港北上，经谢村，过德清，再往平江，一路船行，至京口终于逃脱，再投入抗元复宋战斗，写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光耀千秋万代之不朽诗篇。

   以上是对“皋亭抗论”始末所作的新考，在全面梳理深入考证的同时，借助于本人熟知皋亭山与杭州的历史地理之优势，对以往研究中一些地理与地名的不确作出了考订，并对《元史》中之错说予以纠正，中止了数百年来之以讹传讹，拂去了这一段历史上的浮尘与杂草，澄清一些史误，以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面貌能完整准确呈现。
   文天祥在杭的最后二十日，写来颇多感慨，借蔡东藩《宋史演义》尾评而叹：“宋多贤母后，而太皇太后谢氏实一庸弱妇，以之处承平之世，尚或无非无议，静处宫闱。若国步方艰，强邻压境，岂一庸妪所能任此？观其初信贾似道，及继任陈宜中，而已可知谢氏之不堪训政矣。似道为祸宋之魁，夫人知之；宜中之罪，不亚似道。当元兵东下之时，如文天祥四镇之谋，及其后血战之策，俱属可行。即至元兵已薄临安，文、张请三宫移海，背城一战，利钝虽未可必，宁不胜于束手就俘乎？宜中一再阻挠，必欲以国授虏而后快，是似道所不敢为者，而宜中竟为之。赵氏何负于宜中，顾忍出此谋？太皇太后何爱于宜中，顾宁受此辱？要之似道误国，宜中卖国，谢后妇人，偷生惜死，卒为所欺，盖亦一亡国奴也。”诚哉斯言！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12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6 14:42 编辑

三、文天祥“为国尽忠”乃秉承中华文化之信念

文天祥作为宋丞相，代表国家出使，宁死不屈不辱使命，从“皋亭抗论”开始，直到柴市就义，“为国尽忠”始终是其坚定信念。故从文化角度对文天祥“为何如此”？及其“忠义”信念的强大支撑力从何而来等问题作进一步剖析，就可将文天祥“为国尽忠”信念背后所涵蕴的中华文化厚实根底，及维护华夏正统的坚执观念之时代特色昭然若揭。概言之，文天祥是南宋文化所造就的人杰，亦是当时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在国家与民族面临覆亡之际，迸发出高于个人生命的璀璨精神光芒，实非其一人，而是全国上下之群体，展现了中华文化正气的强劲力量与感召力，让人叹为观止。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17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6 14:32 编辑

1、“为国尽忠”是“皋亭抗论”的主导信念

“皋亭抗论”发生在一个极其严峻的时刻——国家与民族面临覆亡之际！值此千钧一刻，是奋不顾身力挽狂澜？还是随波逐流保全自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种极端时刻是最考验人心最显真实品格的。文天祥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为救国亡而单骑入敌营的选择，并几次三番置自己于死亡边缘唇枪舌剑战群酋，是明知不可，仍要拼命争之，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充分展现出“为国尽忠”信念早已深入其骨髓，与生命融为一体了。

这一信念，在《指南录》中有淋漓尽致表现：“三宫九庙事方危，狼子心肠未可知。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单骑堂堂诣虏营，古今祸福了如陈。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因三宫九庙事危，才不顾安危单骑赴虏营；而：“春秋人物类能言，宗国常因口舌存”、“我将口舌击奸谀”、“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自分身为齑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等等，都是希望自己能够以舌击退敌军，哪怕身为齑粉碎。类似表述在《指南录》中通篇都有，尤其突出的是，“以死报国”的心愿非常强烈，如：“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英雄未肯死前休”、“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生，还是死，对文天祥来讲并不是命定的，而是可以选择的，但文天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杀身以忠！且以“豺狼尚谓忠臣在”而自豪，折射出“忠臣”，在其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自赴皋亭山后，文天祥一直就以“忠臣”自任，并严格自我要求着，始终以高昂的斗志与真诚的生命，实践着“为国尽忠”的信念：其慷慨陈词，震惊敌营；凛凛正气，激荡天地；孤胆英雄，致命以保社稷，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尽显危难时刻“忠臣”的责任担当与风采。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45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6 16:5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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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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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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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48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6 16:4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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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51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6 14:49 编辑

2、“为国尽忠”背后的深厚中华文化

文天祥为国尽忠而临危不惧，更力图以“皋亭抗论”之王道，舌胜二十万元军，以扭转乾坤。其勇气惊人，忠义震世，虽败而犹荣！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光芒，耀眼夺目！其强大的人格魅力，连敌人都不得不折服而敬佩。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样的忠肝义胆是以深厚文化为支撑力的，源自其强大的文化信念与圣贤志向。

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对文化与文化人都举得非常高的时代，可说是空前绝后，所以宋代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高峰，精英辈出，圣贤意识蔚为主流。首先，宋代的政治制度设立，是以中书省掌握行政大权，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宰相为行政首脑，而枢密使、副使在内的宰执构成中央决策群体，充分发挥了文武官员们的主动积极性。其次，宋代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科举制，以学识人品择优，寒门都有通达高层的管道，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期待；“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为常态。在这样一种积极能动的文化生态中，僻壤乡村的文天祥自幼熟读圣贤书，二十岁为状元，更是人中之翘楚。御试时，以“天地之道，圣人之道；法天不息，圣圣相传”为对，坦陈政治见解，显露远大抱负，获考官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的赞许。

对于“忠臣”，《论语·泰伯》如此言：“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六尺之孤：指幼小国君；百里之命：指国政。文天祥身体力行着华夏先贤的教诲，以君子自许，以天下为己任，一旦国危，致命以与天争兴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可以“托孤寄命”；而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忠于信念，至死不降，更是“临大节而不可夺”之南宋真人版——这完全是圣贤意识全面渗透生命的结果。

所谓“圣贤意识”，简而言之就是以圣贤为追求，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文天祥于北京就义。临刑前从容说道：“吾事毕矣。”然后向南而拜。此拜的是南方故国，表达了“生死南宋”之忠心！随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绝笔遗书：“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24”文天祥以自己的生命演绎了“大忠”之极致——一脉相承于中华文化理想人格的士大夫精神完美典型。

此外，文天祥对继承数千年卓越文化结晶才达到高度完善的南宋文化，是倍极珍惜与骄傲的，由此产生一种强烈的维护正统之坚执观念。故文天祥一到皋亭山，就对伯颜说：“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欲以为国欤？欲毁其社稷欤？”承帝王正统，是指传承自华夏一脉泱泱大国之正统文化；而“衣冠”，既指文人穿戴得体大方，如“衣冠正”之类；又引申为士大夫，如“衣冠中人”；还特指为礼教文明。故“衣冠礼乐之所在”，是指礼教文明领先天下之地，即“衣冠文物之邦”。整句意思是诘问：“难道你竟要把这样美好的高文化国度摧毁吗？”——这正是典型的“华夷之防”意识展露！然而，富丽堂皇精致卓越的宋文化最后还是被暴力摧毁了！从其后“衣冠涂炭可胜羞”、“返吾衣冠，重见日月”等语看，文天祥护“衣冠”如己命脉，为没能护住而羞恨深责，尤其“衣冠涂炭”，是天祥所无法面对的，故才屡屡求死，足显其对华夏正统文化之虔诚忠心。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52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6 14:48 编辑

3、文天祥非“愚忠”辨

很奇怪的是，近些年来突然出现了说岳飞与文天祥是“愚忠”的言论，且有越来越强之势。笔者不想追考这股势头的背后原因，只是据以史实来证明：文天祥之忠，乃“大忠”，而非“愚忠”，这是不可不辨的！

说起“为国尽忠”，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岳飞的“尽忠报国”刺字，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确实，这南宋一初一末一文一武两位将官，以忠烈生命践行了中华文化的“为国尽忠”信念，气贯长虹，精神与日月同辉，后世对他们推崇有加，誉为“大忠”之典范，他们与金石同坚的忠肝义胆事迹也因此流芳千载——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而奋不顾身的民族英雄和杰出先人，后人是决不会忘记，将永远感佩爱戴，敬仰褒颂。

但长期以来有个错误观点：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说成是孔孟儒学或宋明理学教义，从而断言“忠臣”就是“愚忠”。其实，这“君臣”之说最早出现在明代，而孔子是如此言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则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可见孔孟儒学所谓的君君臣臣，乃国君国臣，而非上主下奴。今人动不动就大叹“二千多年皇权专制”，实乃无知之叹也！尤其是终南宋朝，皇权一直弱于相权，故权相叠出，倒是南宋一大弊病。而文天祥身为丞相，佐幼君老妇，临危受命去谈降，完全是为臣之道，有何“愚忠”可言？至于文天祥一上皋亭山，便不听皇命，推翻前相所议降事，立即要求元军退兵平江或嘉兴后再谈判。这明明白白是坚持不投降的为国家民族“尽忠”，而非为皇家“愚忠”，所以一场皋亭抗论，以伯颜再次保证：“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才暂缓。这是坚守“忠臣”底线的结果。

更加明确的是，当元宰相孛罗，以德祐嗣君已降，劝诱天祥亦降，并以“弃嗣君，别去立二王，如何是忠君25”指责时，天祥答道：“德祐嗣君，吾君也，不幸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我立二王，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其中，“社稷为重，君为轻”，正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思想。可见，文天祥的终极之忠，是在宗庙社稷——即国家与国民。紧接着文天祥还辨析道：“从怀帝、愍帝而北者，非忠臣；从元帝为忠臣；从徽宗、钦宗而北者，非忠臣；从高宗为忠臣。”即追随降帝非忠，辅助兴国之主才是忠。显而易见，文天祥的“忠”，不是“忠君”，而是“忠国”。故当孛罗问他：明知拥立赵昰、赵昺二王也保不住社稷，又何必拼死抵抗时，天祥答道：“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尔。若不可救，则命也。今日我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罗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而后已。”天祥道：“任汝万死万生煅炼，试观我变耶不变耶！我大宋之精金也，焉惧汝贼辈之粦火耶！汝至死我而止，而我之不变者初不死也。叨叨语十万劫，汝只是夷狄，我只是大宋丞相。杀我即杀我，迟杀我，我之骂愈烈。昔人云：‘姜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石之性，要终愈硬！’”如此的铿锵有力，“傲夏鄙夷”而忠国！

有意思的是，清初王夫之却以此评判文天祥之忠“过矣”！其《宋论》曰：“文信国之言曰：‘父母病，知不可起，无不下药之理。’悲哉！身履其时为其事，同其无成，而后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当其未笃，则无妄之药，不敢轻试；无所补而或有所伤，宁勿药也……夫忠臣于君国之危亡，致命以与天争兴废，亦如是焉而已。当德祐时，蒙古兵压临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终无术矣。诚不忍国亡而无能为救，则婴城死守，君臣毕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余烬以借一，不胜，则委骨于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遗裔，联草泽之英雄，有一日之生，尽一日之瘁，则信国他日者亦屡用之矣。乃仓卒之下，听女主乞活之谋，衔称臣纳贡之命，徼封豕长蛇之恩，以为属国于江介。爱君而非所以爱，存国而固不可存，信国之忠，洵忠而过矣。26”

王夫之认为文天祥赴皋亭山是“过忠”，这其实是“愚忠”的另类说法。之所以会如此认为，应该是时代文化的落差。因为南宋时，“忠义”是全社会共同崇尚与信守的道德，忠于国家更是深入人心的信念与责任，故“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非忠于君主。因此“以忠义挟天子”，是南宋朝的常态；而国家危难时，无论是抗金救国还是抗元救亡，南北方都兴起过无数“忠义民兵”队伍，接连出现过无数前赴后继血战到底的壮烈保卫战。当扬州守将李庭芝接谢太后与幼君的诏谕劝降书，立即登城驳回去：“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后诏令又来：“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李庭芝不答，命发弩射使者。如此人与事举不胜举，足证宋人的最高价值观是“忠义”，而非“忠君”！最后崖山战败，陆秀夫“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27”这是极其震撼的！当十余万军民一致选择与国共亡，只能证明“忠义”在他们心目中，是远远高于生命的，无忠义而苟活，在他们是不可忍受的。据传，当时不少读书人听闻崖山战败后，亦纷纷赴海殉国；而当元军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若依王夫之的逻辑，岂不皆是“忠而过”乎？船山之论谬矣！

整个精英阶层的全部殉国，是南宋最激烈的悲壮！因此，南宋的覆亡，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灭亡，还是人类高度文化与崇高道义的灭亡，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断层，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崖山之后无中国”，既是惨烈的历史，又是震惊当时痛彻后世的警句——遭此重创后，汉文化再也没能振作起来，即便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很大影响——不再有文化上的进取开拓，也不再有全社会的道义坚守，知识分子更是普遍失落了文化信念与圣贤志向，俗文化反而成为了主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忠义之士虽有，但质量与数量远远不及南宋时。因而明亡时，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殉国者更是与南宋亡时不可同日而语。故处清初的王夫之，应该是已无法理解南宋人的“忠义”与“殉国”之文化情怀了，犹井蛙夏虫曲士之不可语者也。

是以，文天祥之忠，是文化之忠，信念之忠；文化孕育正气，正气坚定信念，信念支撑忠义，最终成就文天祥立于万古天地间之大忠！

2019年2月24日

己亥年正月二十日稿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53

注释：

①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中华书局，第363页。

②《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中华书局，第12534页。

③《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第中华书局，12532页。

④《宋史》卷四七《瀛国公二王附》，第中华书局，937页。

⑤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三《指南录》，上海商务印书馆，二六七页。

⑥《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中华书局，第363页。

⑦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中华书局，第363页。

⑧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七，中华书局，一一六〇页。

⑨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中华书局，四〇四三页。

⑩ 南宋·陆游《入蜀记》，东京松山堂藏版，三页。

111214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三《指南录》，上海商务印书馆，二六九页。

13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三《指南录》，上海商务印书馆，二六六页。

15《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中华书局，第363页。

1618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三《指南录》，上海商务印书馆，二六七页。

17《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中华书局，第363页。

19 南宋《咸淳临安志》卷十四，《宋元方志丛刊》，三四九六页。

20《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中华书局，第364页。

21《宋史》卷四七《瀛国公二王附》，中华书局，第938页。

2223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三《指南录》，上海商务印书馆，二七二页。

24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纪年录》，上海商务印书馆，三七六页。

25南宋郑思肖《铁函心史》之《文丞相叙》。

26 清·王夫之《宋论》卷一五《恭宗端宗祥兴帝》。

27《宋史》卷四七《瀛国公二王附》，中华书局，第946页。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2:58

谢谢与三有缘！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3:04

好久没来这里了，问大家好！

与三有缘 · 发表于 2019-2-26 13:32

陈珲发表于 2019-2-26 12:58
谢谢与三有缘！

怪老牛 · 发表于 2019-2-26 14:07

适宜出书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14:58

嗯，谢谢！

名誉桐柏道人 · 发表于 2019-2-26 18:16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内容自动屏蔽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21:45

谢谢！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6 21:47

正气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磋余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馅，求之不可得。
阴房冥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心喜 · 发表于 2019-2-26 23:29

力作！大作！佳作！
请问：“文天祥住宿于赤岸的班荆馆”，位于今天的哪里？是在丁桥境内，还是临平境内？

陈珲 · 发表于 2019-2-27 10:22

本帖最后由陈珲于 2019-2-27 10:31 编辑

谢谢！问得好，赤岸今’属丁桥。位置在今沿山村中。

皋亭山今分为三个区属，大致山脊线北属于余杭，沿山村西属于拱墅区，沿山村及东的南麓，属于丁桥，丁桥属于江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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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桐柏道人名誉桐柏道人当前离线积分 124 金币个	发表于 2019-2-26 18:16 \| 显示全部楼层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内容自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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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皋亭抗论”始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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