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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诗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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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7 1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三种姿态的角力与平衡
——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诗坛生态
文 | 叶延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诗坛有三种主要的角色,也有三种主要的姿态:向外的、向下的和坚守的。这三种角色所取的三种姿态,形成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使中国诗坛健康发展,生态平衡。


改革开放的40年,思想解放、艺术民主,打开国门看世界,回望传统增自信,给中国诗坛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处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激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中国诗歌空前的丰富多样,在这个多样纷繁而杂芜的舞台上,认真梳理,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40年的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文学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在艾青、牛汉、蔡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性爱、写意识流等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今天》发表作品,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围绕在刊物周围。同时,《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本刊物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个诗人的作品,造成空前轰动。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正在努力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些人加入“青春诗会”,表明现代主义得到主流诗坛的某种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强烈批评,同年,《诗刊》8月号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从此,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中国传统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


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部分青年诗人与老诗人在十三陵合影。前排左起:徐晓鹤、高伐林、梁小斌、邹荻帆、严辰、蔡其矫、徐敬亚、陈所巨、顾城,后排左起:孙武军、张学梦、叶延滨


然而,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也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1日到24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大展”,发表了13万字,64个诗歌流派的100多个诗人的作品,许多流派有着奇怪的名字:三脚猫、特种兵、四方盒子、非非主义、他们、撒娇派⋯⋯浮躁和喧哗让人忘记了诗歌而记住这是一个事件。从朦胧诗变成了广场狂欢,于是,一部分写作者重新调整了他们的策略,到上世纪末,一些现代诗写作者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口号,在理论姿态上明确向西方主流文学靠拢,强调其文学资源更多是外部世界性的资源,寻求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强调,激起了中国诗坛本土意识的抬头。作为创作理念上的对立面,“民间写作”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青年诗坛最新旗号,199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发生了“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抨击和争论,从此,作为新诗潮主力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不再独占先锋诗歌的潮头,对这股潮流的批评由来自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更多来自诗坛内部的不同流派。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40年经过多次流变,成为中国诗坛上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出来,其中,一批曾受到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等底层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些来自底层的两部分诗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如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园六咏》、傅天琳《汗水》等。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并立潮流。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作品在民间社团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们虽多抱以“先锋诗”姿态,但其关注当下现实、表现底层人生的草根精神,仍然与朦胧诗、后朦胧诗及知识份子写作这个姿态向外的潮流有极大的差异——“民间写作”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在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如伊沙、于坚、尚仲敏等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在这一时期,许多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也就是旗帜很“先锋”,手法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关注当下、表现底层、诗歌口语化。进入21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写新城市底层的卢卫平、郑小琼等。向下的民间写作潮流中,也出现了着力表现性意识的“下半身”写作,表现丑陋的“垃圾派”写作,这种极端的写作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对诗坛产生了负面遮蔽效应。进入新世纪,虽然诗人各自风格迥异,但成熟并风格鲜明的诗人正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也是中国诗坛没有缺席的角色。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的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难以有新的超越,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习作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坚守者。在新诗写作者中,也有很多坚守五四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人。这些写作者创作上坚守姿态令人敬重,央视的“诗词大会”撑了传统的气场,自媒体和手机又为传统写作者提供了发表的可能,让坚守者们有了文化自信。


综上所述,40年来中国诗坛有三种主要的角色,也有三种主要的姿态:向外的、向下的和坚守的。这三种角色所取的三种姿态,形成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使中国诗坛健康发展,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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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7 11: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断重临的起点
文 | 霍俊明


改革开放40年的诗歌史证明,社会天平和诗歌内在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社会性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正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机制。


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代”之“新”对诗歌提出的恒定要求。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对诗歌的考察不只是对其内在的语言史和修辞史生成过程的内在逻辑的揭示,也是对诗人精神生活、思想能力以及诗歌与社会互动的动态结构予以综合考察的。也就是说语言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是我们面对这40年诗歌所离不开的。


四十年来的诗歌可以用风起云涌和大起大落来形容。

从1978年冬,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所掀起的新诗潮开始——而这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文化层面的对应,“朦胧诗”的热潮以及围绕着“三个崛起”的相关争论都代表了一个诗歌民主时代的到来。诗歌重新回到了个体、回到了生命、回到了人性,这也是真正诗歌精神的回归。此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热浪以及轰轰烈烈的校园诗歌运动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大展中达到了高峰。而诗歌的运动化也使得诗人的浮躁心理全面爆发,这导致的结果是运动大旗倒掉后的烟消云散。运动大于诗歌,这是历史的教训。


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尤其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对诗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重新做一个诗人成了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和写作难题。而新世纪以来,诗歌从当年的运动向活动转化,诗人的美学分野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众树歌唱”、“众声喧哗”的诗歌分众化的时代开始了。


新世纪以来,诗歌媒介超常速度的发展和革新使得诗歌生态近乎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巨变,诗歌的形态、生产、传播、接受和影响无论是在渠道还是在广度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诗歌的日常化时代正在到来,而这正是诗歌碎片化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形成的巨大挑战是碎片化时代的个人写作还有意义吗?如何在一个碎片化的个体时代重新找回具有总体性和方向感的诗人?
如何在一个碎片化的个体时代重新找回具有总体性和方向感的诗人?


40年的诗歌史证明了,诗歌不单是个人生活的显影,诗歌还是时代屋顶上伸出的针尖,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的社会变化以及群体剧烈的颤动,“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从社会学的层面以及诗歌整体性的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构成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天平倾向于哪一边,孰轻孰重,谁予以校正和拨动,都是历史法则的,都是有其规范和调控的。而从长远的整体性来看,一个时代也许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


四十年来,我们总是带着疑问面对我们的汉语诗歌。

北岛当年的“回答”代表了启蒙话语、英雄主义和精英知识分子的登场,那时的诗歌无论是在个人空间还是在广场、公园、礼堂、校园和工厂等公共空间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效,那时的朦胧诗人成了社会回音壁中最响亮也是最持久的声音。那时的诗歌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诗歌的大众化、公共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诗歌社会化的高峰期总是使得后来的读者、诗人和批评家们心向往之,而对今天诗歌的个人化、小众化、私密化和卧室化心存不满,对今天诗歌越来越失去了社会功能和轰动效应而满怀疑惑。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诗歌的历史和当代、个人与社会、大众和小众等问题呢?


40年的诗歌历史证明,社会天平在很多重大社会转型期对诗歌提出了诸多现实的要求,而诗歌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回应。但是有一个基点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这就是诗歌的内在规律和本体性法则。无论诗歌回到个人还是面对社会,最终都是要回到诗歌和语言的内部来完成,反之,如果只是高分贝地呐喊或近乎呻吟的自语都只能是违背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良知、语言道德和诗性正义。回头看看,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急切关注,之所以诗人能够成为振臂一呼的英雄,也有很多不正常的成分在发挥作用。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诗歌和人性的冰冻期,而当1978年的社会大潮发生了转向的时候,被压抑太久的人性的呼声和启蒙的呐喊声才真正得到了近乎火山喷发般的释放。那时的诗歌运动和民刊运动以及民主化热潮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那一时期的文学阅读、诗歌写作和文学活动的热潮是人们重新找回自我、找回生命、找回人性、找回文学的社会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仍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的。90年代以来,诗歌逐渐回到正轨,诗歌和诗人都安静下来的时候,“诗人远离了时代”、“诗歌远离了读者”的不满之声就接踵而至。实际上,诗歌是真正的带有小众特质的独特文体,它们回应社会和时代的方式也是极其个人化和特殊化的。诗歌不同于小说和纪实文学,诗歌往往是向内的,尽管也曾有过朗诵诗和广场诗的热潮,但是那更多是一种政治文化行为。


重说历史正是为了面对当下乃至未来。


对于新时代整体情势下的当代诗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备新质的时代经验。这不只是与个体时间、命运遭际、现实场域和历史法则有关,也与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当代性与变动性有关。从动态景观来看,一个个阶段构成了新旧交替。与新时代相应,必然发生一系列连锁的先导性反应,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青年、新经验等等。这些中心地位或边缘区域的新质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驱动力。与此相应,时代的新变,新现实、新思潮、新动向、新生活、新题材、新主题,都对诗歌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个人都处于现实和社会之中,既然新的甚至日新月异的景观对写作者提供了可能——甚至这一过程将是文学史历史化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写作者就有责任有必要对比予以承担。

我们还必须从“传统”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新时期、新时代与诗歌的内在关联。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文化和文学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而新世纪、新时代、新世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传统也许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由此来看,评价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必须放在历史装置和传统谱系中予以确认。也就是说,诗人的写作和时代评价都必须具有历史意识,具有对一个时代风景的整体性关注和扫描。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诗歌的常识和文学史内部的构造机制——诗性正义。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就是诗歌的内在性规定,任何流派、主义、思潮、运动、群体、社团的发展以及生息起落又无不遵从文学史的规律。任何新经验的挑战和时代的紧迫性命题都不能忽视诗歌的自律性以及内在生成的规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而在不断强化诗人现实话语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人与空间和公共世界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变形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成为了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


无论是从个人精神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而言,诗人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者。无论是个人之诗和日常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的大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文学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具体到个体,其面对“新时代”的感受是有区别的,这进而体现在诗歌写作的差异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为山峰,是因为其周边有洼地、沼泽、河沟、土坡、平原。这些地貌对应的也正是文学景观。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大诗人,其千古卓绝的独特个性和文本样貌是任何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改革开放40年的诗歌史证明,社会天平和诗歌内在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任何单向度意义上的“整体写作”和“个人写作”都是存在问题的,而且往往是彼此交叉、叠合和相互发现、互动的动态结构。社会性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缠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机制。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代之“新”对诗歌提出的恒定要求。与此同时,诗歌内在性又呈现了每一个写作者的差异性的心理结构和文本精神。四十年的诗歌史也证明在每一个时代,“反映时代”都不是一句空话。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1月14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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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7 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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