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何以“京深杭”（下）｜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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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日头条风云之声

导读

前文有理想的中国IT企业，正在全球攻城略地 | 塞冬已经介绍过珠三角智能手机品牌在全球的突飞猛进。那么，为什么成为智能硬件中心的是珠三角而不是长三角或者京津冀？下面将继续用数据和案例来进行阐释。

众所周知，深圳由于临近香港，长期以来是我国最重要的电脑和电子设备进出口中心，90年代-21世纪初，广东的进出口长期占我国总量的35-40%。

华为靠交换机贸易起家，上篇中的四通公司，在80年代也是依靠香港金山等公司进行PC和打印机贸易。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深圳电子贸易链，是众多深圳人民第一桶金的来源。

深圳从1992年起，一直是我国出口额最大的城市，进出口总额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2。近年来，由于深圳产业向东莞转移，2016年，东莞首次超过苏州成为全国外贸百强第3名，仅次于深沪（海关总署“2016中国外贸百强城市”，综合指标、非按贸易额排序）。

深莞能取得如今的地位，并非一帆风顺：

2002年底，《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大火，文中指出了深圳的几个问题：

• 陆家嘴的虹吸作用——各类金融公司总部、特别是外资金融公司大量进入上海。
• 吸引外资能力不足——深圳吸引外资规模显著低于上海，既有的外资公司、如沃尔玛中国总部，也准备迁移到上海。
• 吸引人才能力不够——大学生就业意向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深圳和京沪差距极大。
• 保税区效率低下——上海外高桥进区办理周期只需1天，货物通关只需10小时。
• 城市环境差、治安差、交通拥挤。
  

2009年金融危机，珠三角外贸受到极大冲击，深圳出口下滑10.1%，东莞出口下滑16%，全国上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

08年底-09年初，中西部各地举办“返乡农民工”招聘会

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浦东大开发，制造业快速转移进入中国，外企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上海成为外企登陆的桥头堡，进入改开后相对辉煌程度最高的时代，同时也是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时代。

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召开，主题是：中国未来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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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

2000年，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66家，2005年增至123家。2005年时，有29家在沪外资银行被指定为在中国的主报告行，陆家嘴吸引了360余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入驻。

外贸、外资、外企，是当时中国最红火的行业，也是顶级学生的第一就业选择。下面是“中国制造”在世界电脑/电话产量中的比例（《中国统计年鉴》、IDC、工信部《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产量单位：亿）。

可以通过这个数字感受一下21世纪初全球产能向中国转移的速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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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66家，2005年增至123家。2005年时，有29家在沪外资银行被指定为在中国的主报告行，陆家嘴吸引了360余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入驻。

外贸、外资、外企，是当时中国最红火的行业，也是顶级学生的第一就业选择。下面是“中国制造”在世界电脑/电话产量中的比例（《中国统计年鉴》、IDC、工信部《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产量单位：亿）。

可以通过这个数字感受一下21世纪初全球产能向中国转移的速度。i

然而，这样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加入WTO并没有让中国成为外资的“殖民地”，反而孕育出大量高竞争力的内资企业，中国对外资的依赖也一路走低。

历年实际利用外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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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出口/GDP
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命运的不同走向——下面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座城市在1996-2017年间，GDP占全国比例的变化情况：

• 上海在21世纪头几年达到巅峰，随后逐渐下滑。
• 北京和上海的差距迅速减小，如果不是近年来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可能已经超过上海。
• 深圳总体上快速进步，在08-10年金融危机期间进入低谷，随后稳步上升，缩小和京沪的差距。
• 1997年，深圳的GDP是上海的37.4%，2017年提升至上海的74.5%。
• 1997年，北京的GDP是上海的60.5%，2017年提升至上海的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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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宏观数据，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以手机为主的智能硬件，其发展轨迹大致如下：

21世纪初，国产手机从无到有迅速崛起，市占率从1998年的0%，发展到2002年的35%。深圳的TCL、宁波的波导、厦门的厦新，引领出国产手机的第一次小高潮，也让国产手机进入第一次“战国时代”。

2002年，国产手机波导首次打入全国市占率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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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头几年，让人印象深刻的国产手机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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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从21世纪初到2012年左右，以珠三角为核心的自主电子产业链，由于没能真正打出和外资抗衡的自主品牌，就长期处于“山寨”标签下，深圳也得名“寨都”。当时深圳消费电子产业的形象就是——在外资手机阴影下苟活的步步高、金立、TCL，以及主要做运营商市场的中兴、华为。

21世纪初，北大、清华、哈工大相继在深圳设立研究生院。本科时，塞冬的一位好友去深圳研究生院探访回来后说：“深圳这城市哪儿都好，就是到处都是“山寨”品牌的广告牌。”

然而，也正是这些曾经的“山寨”品牌，发展成如今的国际手机巨头——在有理想的中国IT企业，正在全球攻城略地 | 塞冬中已说了很多，不再赘述。

我们以步步高为例：

段永平，1961年生，比上篇中的张朝阳、王志东大几岁，和求伯君一样，浙大无线电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体制内工厂——北京电子管厂，还是和求伯君一样，在80年代末选择离职南下，到中山日华电子厂担任厂长，生产出“小霸王”学习机，将一个年亏损几百万的国营小厂变为年营收10亿的全国知名品牌。

1995年，段永平创立了步步高，从VCD、学习机做起，到“步步高音乐手机”，再到如今的“vivo智能手机”。

2001年，段永平的浙大系友，从小霸王时代就一路跟随段的陈明永，和段永平一起创立了OPPO，从mp3、mp4，到DVD、到享誉欧美的蓝光播放器，再到拍照手机、智能手机。

步步高和OPPO的整体打法，和珠三角其他自主电子品牌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这俩做得最激进、最成功：

• 紧跟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线，什么火做什么。
• 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端到中高端，持续升级主体业务。
• 紧盯数量最多的主体人群、从90年代至今持续进行高额广告投入和渠道建设。
• 大比例员工持股，不缺钱、不上市、持续分红、核心员工收入极高（华为也类似）。
  

从小霸王学习机到步步高无绳电话，再到VCD/DVD、点读机、vivo、OPPO，持续近30年的广告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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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OPPO/vivo外，另外两个深莞的知名品牌——华为、大疆，大家都非常熟悉。

2017年，华为营收900亿美元，净利润70亿美元，手机出货全球第3，也是目前最有希望进一步全面突破的中国公司。

大疆和商汤科技一样，都是大陆学生前往香港高校，在顶级的无人机、深度学习团队学成，再回大陆创业，目前估值150亿美元，占据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0%+份额，并成为哈苏的最大股东，借此进军摄影摄像领域。

下图，华为是全球研发支出top10里唯一的中国公司，腾讯、阿里也即将进入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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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说，伴随自主品牌智能手机的发展，自主电子零部件产业也正在大踏步前进——欧菲光学、汇顶科技、舜宇光学等。而除了零部件外，受益最多的就是上篇中提到的，智能手机和自主AI独角兽的结合：

• 寒武纪AI芯片+自主品牌手机，在手机端实现高效率低能耗的人脸识别和美颜算法。
• 商汤/旷视AI算法+自主品牌手机：自动判断拍照场景、AI“微整形”美颜、人脸解锁。
• 据传，珠三角的某手机巨头，会让北京的AI独角兽公司派团队飞到深莞，同场办公。两个公司的团队在同一间房里工作，中间隔着玻璃，能互相看到对手的进展，谁先实现手机厂商提出的技术要求，就用谁的解决方案——中国公司惨烈的竞争手段造就出极强的竞争力。
  于是，深莞的硬件巨头和北京的AI巨头，就这样相互竞争和协作，共同提升了中国的智能产业水平。
  谈完深莞从“山寨”到“巨头”的历程，再看看长三角和京津冀从“辉煌”到“没落”的“遭遇”：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长三角成为台资企业转移产能的主要目的地：广达、仁宝、和硕、纬创、英业达等台资PC代工厂，让上海和苏州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脑制造基地。
  2010年，全球共生产了2亿台笔记本电脑，其中，中国大陆生产了1.85亿台，上海和苏州的产量都是8400万——两个城市包揽了全球84%的笔记本电脑产量。
  随着PC出货量的下降，和产业转移，到2017年时，全球笔记本产量已下滑到1.6亿台，重庆年产6000万台，替代苏沪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和深莞自主品牌手机巨头相对应的，就是长三角顶级的手机代工产业，下面是从2014年到2017年的中国手机ODM公司前十排名。
  所谓ODM，就是包含设计在内的代工：红米、魅蓝、荣耀等中低端品牌，大都采用这种第三方贴牌生产的模式，并非小米、魅族、华为亲力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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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30%的手机来自ODM，而全国前三名的ODM代工公司，总部都在上海：

• 华勤，年产手机9600万台，年营收38亿美元，制造基地在东莞、南昌。
• 闻泰，年产手机8400万台，营收169亿人民币，净利3.3亿，制造基地主要在嘉兴。
• 龙旗，年产手机3400万，营收88亿人民币，净利1.3亿，制造基地在惠州、南昌。
  

2015年和2017年底，龙旗曾两次申请IPO，但都被否，主要原因就是利润太低、且波动太大。

所以我们会看到，长三角并非没有智能硬件产业，但主体是代工、而非自主品牌，这成为近年来长三角产业升级的不利因素。

从宏观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和苏州的工业体量都出现了停滞：

• 2012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9万亿，2017年3.2万亿。
• 2012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2万亿，2017年3.4万亿。
  

同期，深圳的数字从2.1万亿提升至3.0万亿，东莞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没有产值数据）从2300亿增加到3300亿，增速远超沪苏，在工业总规模上大大缩小了和沪苏的差距。

京津冀面临的问题，和长三角的PC制造业是类似的：

• 北京曾拥有索爱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和诺基亚中国最大生产基地，2010年，生产了全国27%的手机。
• 天津曾拥有moto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和三星全国最大生产基地，2010年，生产了全国20%手机。
  

然而，随着索爱、moto、诺基亚的衰败，随着三星在中国市场成为市占率不到1%的others，京津冀的手机制造业在短短几年内崩溃。

如此前文章《破局”中国芯“》所说，电子和汽车两大产业，是东亚先进地区从发展中经济体迈入中等发达经济体的不二法门。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发达地区，皆是如此。

如今，武汉、成都、合肥、重庆等长江流域内陆大城市，正在从长珠三角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电子组装产业，并大力投资液晶面板、芯片代工和内存制造，试图复制先进地区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京津的手机产业崩溃后，京津就丧失了向北方临近地区转移电子产业链的可能性。于是，除了拥有互联网的北京，津冀也就失去了一大块经济增长新动能。

试想一下，如果2010年的京津拥有的是四大自主手机品牌企业，而非索爱摩托诺基亚三星。那么如今的石家庄、保定，恐怕就能像合肥武汉那样，承接规模庞大的组装厂、内存厂、面板厂，华北经济的面貌将大大不同。

当然了，如上文所说，自主智能硬件品牌大规模诞生在深莞，得益于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京津是天然缺乏的：

• 临近香港的电子零部件进出口——民营电子贸易公司进化为电子制造企业。
• 深莞没能形成沪苏那样庞大的外资/台资代工产业和代工文化，是内资自主进化。
  

缺乏新动能的地区，近年来都在对经济数据大规模“挤水分”，我们来感受一下天津的惨状：

• 滨海新区挤水份，GDP砍掉1/3。
• 2018年1-4月，天津工业增加值只增长了2%。
• 2018年1-4月，天津固定资产投资-21.6%，其中，工业固投-36.8%。
• 2018年1-4月，天津商品房销售面积-49.7%，商品房销售额-49.3%。
• 天房集团1800亿债务，天津农商行董事长自杀。
  

通过深莞、沪苏、京津的例子我们会发现“自主”是多么的重要：

• 深莞的“山寨”自主电子产业链，经过漫长的蛰伏，终成大器，带动珠三角从外贸低谷中走出，助力深莞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同时也拉动了一大批自主零部件产业，为中国AI创业公司提供了深厚的应用土壤。现在看来，珠三角的自主电子产业、互联网产业巨头还拥有极强的后劲，将继续引领区域经济增长。
• 沪苏以“台资”起家的代工产业链，为当地经济带来了短期的高增长，但就像候鸟一样，随着劳动力成本提升而继续迁移。由于台资工厂更倾向于使用台资零部件（台湾的主板、显卡等），也没能助力长三角本土零部件产业链的壮大。沪苏曾经引以为豪的“引进外资”，为电子、互联网、AI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
• 京津的“外资”手机工厂，红火一阵后被珠三角本土品牌打败。拥有互联网的北京仍然高速发展，而错失良机的津冀则陷入困境，失去了这个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和研发人员的巨型产业链条。
• 给“自主”以时间、向外人虚心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但不要过于依赖外力，不要把未来的希望百分百寄托在外人身上，这是过去20年电子和互联网产业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看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有疑问：最早开放的不是珠三角么，上海浦东的开放都是92年的事了，为什么如今依赖外资加工业的反而是苏沪而不是深莞？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台资进入大陆的历程（数据来源：香港浸会大学 杨春博士，《台资跨境生产网络的空间重组》）：

在90年代初长三角开放前，珠三角是第一波接受外资（特别是台资、港资）的中心：

• 1987-1990年，珠三角承接了43.5%的台湾对大陆投资，此时长三角所占份额只有5.3%。
• 到2006年，珠三角的台资份额下降到18.5%，长三角上升到66.8%，成为台资在大陆的绝对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虽然珠三角承接了主要的台资、港资，但是当时台湾的电子产业主体还是在岛上，并没有开始大规模转移：

• 1995年，台湾IT企业硬件产量的72%在台湾，只有14%在大陆。
• 2005年，留在台湾的比例急剧降低到6.8%，在大陆的比例提升至79.5%。
  

于是我们会看到，90年代长三角的开放，正好和台资IT制造业产能“登陆”的周期相吻合——珠三角虽然起得早，但当时的大规模转移进程还没开始。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长珠三角的情形和如今正好相反，当时长三角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上海的国企+苏南的乡镇企业，最有名的样板是华西村。而珠三角则迎来了第一波外向型的贸易、加工经济。

随着90年代上海浦东的开发、中新苏州工业园的建立、昆山大规模面向台资修建低税收、高补贴产业园。沪苏完美承接了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的台资“登陆”，数十万台湾群众长期工作生活在沪苏。甚至在21世纪初，东莞的台资PC厂也成批“北上”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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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感受一篇2002年《南风窗》的文章：

每每翻出这些历史，塞冬就会感慨命运：起的早得不一定笑到最后：

• 90年代时，长三角羡慕更早开放的珠三角外资云集。
• 21世纪初，珠三角群众在感慨深圳东莞的没落、台资成批转移长三角。
• 如今，沪苏又反过头来羡慕坐拥大量自主品牌巨头的深莞。
  

时代、地区、企业、个人的命运，沉浮不定，有巧合也有必然，许多时候都是当局者迷，多年以后才能看得清。

如上篇所说，GDP总量仅排全国第10，人口不到千万的杭州，却拥有全国第2、仅次于北京的信息服务业体量，超越了旁边的第一大城市上海，也超过广深、更对其他强二线城市呈现数量级上的碾压。

许多人都会说——杭州不就是有阿里么，不过是出了个马云运气好罢了。

的确，杭州在互联网上的强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阿里，或者说以阿里为核心的电商产业链。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阿里会诞生在杭州？塞冬的答案是——有必然也有偶然，与浙江这块土地分不开。

先来看宏观数据：中国出口前4名的省市，长期是粤、苏、沪、浙。下面是这几个省市在中国处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时期的进出口数据（进口以境内目的地、出口以境内货源地为准，单位：万美元）。

我们会看到浙江和其他三个地区有一个的明显区别——出口远多于进口，是进口的2倍左右。其原因，与这四个省市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有关。

如前文所说，上海、江苏、广东，是我国电子制造业的核心地带，PC、手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从境外大量转移到这三个地区。

而在那个时代，电子制造业基本都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进口零部件—人工组装—出口。由此带来进、出口额都相当庞大，国内的环节只涉及简单的组装，增加值低。

而浙江的出口，则是以本地中小轻工业民企生产的纺织品、箱包、玩具、打火机、家具等为主——从80年代开始，温州、宁波、义乌，就是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输出小商品的先锋。

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只占浙江总出口额的27%，而江苏的这一比例则是56%。最典型的是台资加工重镇苏州，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达79%。

同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24.8亿美元，江苏的数字是66亿美元。

于是，马云创业初期的中国黄页、阿里B2B，都是为了给巨量的浙江中小民营企业和海外客户嫁接上联系。而隔壁上海、苏州的台资、外资大型制造企业，本身就已经有成熟的海内外供应链，不需要马云这样的中间人去做境内外对接。

因此，中国最大的实体小商品市场出现在浙江义乌，最大的网上小商品市场出现在浙江杭州，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创业8年后，2007年，阿里B2B业务在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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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阿里B2B业务创立，几年后，中国的基本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 1999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1万公里，上网人数400万。
• 2003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3万公里，上网人数7000万，一半省份的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000公里。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上网人数的飙升，国内电商市场有了发展空间。2003年，to C的淘宝网面世，马云从给浙江轻工业小厂和海外商户牵线搭桥，进一步提升为为给浙江轻工业小厂和国内群众牵线搭桥。

感受下快递数量的变迁：

• 1999年前，全国快递数量横盘
• 1999-2003年，缓慢上涨
• 2004-2008,年，初具规模
• 2009-今，爆发式增长
• 淘宝并非是首个to C的电商，但却击败了内资的卓越、易趣和外资的eBay、亚马逊。与此同时，内资的京东也击败了外资的新蛋。对此塞冬的理解是:
  • C2C对巨量小商户的依赖，让非浙江电商大都只能从B2C做起。
  • 易趣/eBay的C2C比淘宝更早，但当时是商户和消费者数量都极少的年代。2003年后，在C2C真正爆发的”5年10倍”时期，淘宝的免费入驻、巨量广告投入、对买卖流程的快速迭代，让易趣/eBay败下阵来。
  • 美国没有浙江这样巨量的小商品生产厂家，eBay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类似“咸鱼”的消费者之间的拍卖模式，符合美国国情。而诞生于浙江的淘宝，则一开始就具有对接小工厂和消费者的产品基因：海量的浙江小工厂，是淘宝模式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最关键要素之一。
  • 美国巨头对新兴市场长期缺乏专注的投入，让东亚、东南亚、南亚的电商基本都是本土巨头：阿里/京东、Lazada、Flipk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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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天下无贼》中的淘宝植入广告

当然了，如果说第一大电商出现在浙江是一种必然，那其中的偶然性就是——没想到马云会把阿里做成一个超越电商领域的帝国。

B2B—>C2C—>B2C—>支付—>金融—>物流—>文娱—>新零售，整个路径全打通下来，固然有其内涵逻辑，也离不开马云个人的特质：舍得分利、舍得分权、舍得分股、敢于拓展...

如今，阿里年营收400亿美元，而且基本都是纯服务营收，并非买入卖出这种高流水低增加值：这400亿美元里是大比例的增加值——资本利得、员工收入、财政收入，以及占营收比例不大的计算设备资产折旧。整个阿里帝国，为杭州成为全国信息服务业老二，立下了汗马功劳。

相比于阿里，网易则是个更加具有偶然性的例子：

宁波人丁磊毕业后不久南下广州创立了网易邮箱，在新浪搜狐门户崛起的年代，又北上帝都创立了网易门户，此后又南下广州二次创业网易游戏，从2010年左右开始，丁磊的重心最终转移到了杭州。

对杭州而言，不只是分到了网易游戏业务的一杯羹，网易在2010年后推出的新产品——云音乐、考拉、严选、未央、公开课等，60%都在杭州。这让杭州形成了阿里体系以外的一个小“帝国”——业务相对齐全，就业岗位相对多元。

而阿里、网易这两个大小帝国，孕育出的人才，又促成了杭州相对丰富的互联网创业氛围。以阿里、网易为主的人才孕育出的电商、云计算、互联网金融等方向的新公司，对于无法在北京立足的程序员而言，基本各种互联网就业岗位都有的杭州，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通过独角兽企业来感受下杭州的创业氛围：

• 阿里系：蚂蚁金服、阿里云、菜鸟、钉钉、淘票票、口碑——都是阿里旗下孵化的未上市公司，许多人会觉得背靠阿里没啥了不起，我们再来看非阿里系的：
• 嘉楠耘智：>100亿美元，仅次于比特大陆的第二大矿机公司。
• 微医集团：50亿美元，在线诊疗平台，阿里前高管（吴炯，关明生）早期投资。
• 微贷网：50亿美元，互联网金融。
• 大搜车：30亿美元，二手车，阿里领投。
• 草根投资：20亿美元，阿里领投。
• 曹操专车：>100亿人民币，吉利旗下。
• 歌礼：~100亿元人民币，生物医药。
• 贝贝网：15亿美元，阿里员工创业。
• 此外还有数梦工场、铜板街、个推、挖财网、时空电动、云集微店、点我达、同盾科技等10亿美元级的公司。
  

中兴事件发生一周后，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调研嘉楠耘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管你们芯片用于什么，本质上都还是一家芯片公司，希望你们在国内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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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比一下上海：

• 陆金所：互联网金融，400亿美元
• 拼多多：电商，150亿美元
• 联影医疗：医疗影像设备，50亿美元
• 威马汽车：新能源汽车，>50亿美元
• 蔚来汽车：新能源汽车：50亿美元
• 喜马拉雅：在线音频，30亿美元
• 易商红木：物流仓储，30亿美元
• 界面：新闻媒体，15亿美元
• 银联商务：银联支付，15亿美元
• 此外还有易果生鲜、UCloud、找钢网、齐家网、掌门1对1等10亿美元左右的公司。
  

可以看出，上海近年来诞生的最大纯互联网公司就是拼多多，对于拼多多的成功，塞冬在3个月前写过一个知乎回答：

《拼多多对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240583/answer/336515030

从上面可以看到，上海的独角兽企业大多是围绕上海具有优势的金融、汽车、物流等。在狭义的互联网公司方面，上海的表现和其城市体量极为不符，杭州即便去掉阿里系独角兽，其余公司的规模也不输上海。

我们来看看上海历史上诞生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按时间顺序）：

• 盛大：1999年创立，曾经的第一大游戏公司，上市又退市，目前估值约40亿美元。
• 携程：1999年创立，目前市值250亿美元，百度是最大股东。
• 点评：2003年创立，2015年被美团收购。
• 巨人：2004年创立，史玉柱的游戏公司，目前市值70亿美元。
• 饿了么：2008年创立，2018年被阿里95亿美元收购。
• bilibili：2009年创立，市值50亿美元。
• 拼多多：2015年创立，估值150亿美元，腾讯领投。
  

新兴IT公司的崛起，正在改变人才的流动方向。2002年时，深圳苦恼于人才吸引力远不如京沪。2010年左右，以私营中小制造业为主体的浙江也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转型。

10年前的2008年，全国房价第一名是温州，第二名上海，第三名杭州，浙江迎来了私营经济财富的大丰收。当时，全国富豪榜前10名里，还没有一个来自互联网公司。当时的互联网富豪一哥李彦宏，也只排名第20位，位于天津“著名”公司天狮集团的李金元之后。当时的阿里还是个校招工资只有百度7-8成的“小公司”，网易的主体也还在北京和广州。

此后，温州房价大跌，杭州房价持续横盘六七年，最低谷时，杭州的同地段房价只有北京的4成。随着阿里集团在2014年上市，网易在杭州做大做强，各类新兴独角兽企业崛起，再加上G20、亚运会加持，杭州房价重新开始大幅上涨，杭州也成为常住人口增速最快的大城市之一。

来看看2017年北大毕业生的就业城市选择：

• 第一名北京，1009人
• 第二名深圳，约400人
• 第三名杭州，106人
• 上海只能排到第6（67人），南京只能排第8（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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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清华毕业生的公司选择来看，除央企外，第一名华为，第二名腾讯，第三名网易，第四名阿里。

近两三年，随着深圳、杭州IT公司的崛起，网上各式各样的声音也多了起来：

• 上海是不是要凉了？苏州为何与深圳的差距越拉越大？
• 深杭这俩小兄弟，几乎所有统计指标都差上海一大截，有什么胆量“挑战”上海。
• 杭州是不是下一个一线城市？南京和杭州到底在争什么？
• 杭州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轨道交通、城市规划等都明显不是“准一线”的格局，为何现在呼声这么高？
  

我们接着看下节。

“全球城市”的概念起源于70年代，其诞生的时代背景有两点：

• 世界经济开始全球化，跨国公司通过几个战略性节点城市控制全球经济。
• 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指导思想，传统意义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
  

“全球城市”和通常所说的“特大城市”或者“世界城市”有所不同，前者更多强调对信息和资本的“控制”，而后者更多强调规模——当然，在大多数时候，两者是重合的，城市规模越大，对信息和资本的掌控越强。

狭义来说，“全球城市”就是以纽约、伦敦为核心的美英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欧洲大陆的巴黎、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对世界经济的掌控。

对于“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区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京。在90年代末以前，日本和如今的中国一样，并没有融入西方金融市场，对外汇、金融、资本的管制严格。

90年代中期的日本如日中天，GDP达到美国的60%+，初步建立起一个以东京为中心，辐射东亚、东南亚的跨国公司体系，强有力地输出日本品牌、日本资本和日本文化。东京都市区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上，都达到世界第一。

然而，对于东京是不是“全球城市”，争议极大。道理也简单——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和金融上是自成体系，并非西方体系的全球节点之一，甚至是西方经济体系的竞争者。

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90年代后半期，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从1998年开始名为“东京金融大爆炸”（TokyoBigBang）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解除对股票、外汇和金融准入的管控，外汇交易完全自由化。

如今，日本的经济体量已完全不足以和美国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体系的一份子，东京是否是“全球城市”的争议也不再存在。下面是科尔尼发布的2018全球城市排名：纽伦领头，巴黎布鲁塞尔东京香港新加坡是次一级的全球“支点”城市，北京排名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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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感受一下对未来的“全球城市展望”，神奇的是，旧金山超越纽伦成为第一。

科尔尼的全球城市评分体系塞冬也仔细看过，槽点不少。这里不细究具体的排名，上面两张表主要想说明的是——以旧金山（硅谷）为代表的互联网中心，是否正在替代传统的金融中心成为“新的全球城市”。

下面是硅谷都市圈（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口径）在加州的位置。其中每种颜色代表一个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此前许多文章塞冬已讲过这个概念，其面积和人口规模大致可以类比于我国的“地级市”。

硅谷的核心区就是大红和大黄色的两个MSA（“地级市”）——分别以旧金山和圣何塞为中心，硅谷的几乎所有IT公司都位于这两个MSA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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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美国GDP总量前15名的MSA，按照人均GDP排名（来源，美国统计署普查数据）：

• 排名第1、2位的就是硅谷的这俩MSA，两者加起来人均GDP约10万美元。
• 第3名是哈佛MIT所在的知识中心波士顿，第4名是美国的“互联网副中心”西雅图，第5名是首都华盛顿。
• GDP总量第1的纽约都市区，人均GDP是硅谷的7成多。
• 总量第2和第3的洛杉矶和芝加哥，人均GDP不到硅谷的7成。
• 内陆人口巨型都市：达拉斯、亚特兰大，人均GDP又更低一些。
• 再来看2007年和2018年的全球市值top10上市公司对比。2007年时，上榜的IT公司只有一个微软，其余都是石油、汽车、金融、电信。2018年时，前10名中有7个是IT公司，前5名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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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看一下房价（来源，美国版安居客：trulia.com）：

• 纽约都市区核心曼哈顿：单套住房中位数价格从110万美元上升到130万美元。
• 硅谷核心区帕罗奥拓：170万美元—>300万美元。
• “互联网副中心”西雅图核心区：40万美元—>70万美元。
• 硅谷的两个MSA加起来人口700多万，人均GDP10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划一个人口700-800万的区域，人均GDP最高的就是硅谷——超越了同人口的瑞士，也超越了人口类似的纽约市域（NYC，纽约都市区核心区）。
  通过硅谷湾区和纽约都市区的对比我们会感受到杭州、上海、广州、深圳、苏州这些城市，到底在争些什么：
  互联网巨头掌控了此前任何企业都无法掌控的巨量用户，成为全球信息流的最关键节点，并通过对信息的掌控，快速延伸到线上金融、线下商业、以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巨头的公允价值大幅超越传统公司，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它们的触角在未来会越来越广、越来越深。
  传统上以金融和商业为枢纽节点的“全球城市”，正在受到以信息和知识为节点的“新全球城市”的挑战：湾区、波士顿、西雅图。后者的规模并不如传统巨型都市，但其在全球资源调配上的作用在日益增强，是经济新增长点的主要聚集地。
  同样的，杭州和深圳在绝大多数指标上都远不如上海。从传统的经济规模统计数据上，深圳和广州、苏州、甚至天津，都没有大的区别。成都、武汉等强二线在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城市尺度上，都比杭州更大。
  美国的情况也类似：旧金山MSA的GDP总量排全美第7，西雅图第12，圣何塞第15。湾区VS洛杉矶/芝加哥，后者规模更大、人口更多，也是传统上的美国经济中心，然而现在可能很少有人会认为芝加哥的重要性会高于硅谷湾区。
  房价上的差距则更是显著，硅谷核心区已成为全美房价最高的地方，哪怕论每平米房价，帕罗奥拓也已超越曼哈顿。从总体来看，同地段同面积的硅谷房子，一套顶洛杉矶3套、顶芝加哥七八套。曾经性价比很高的西雅图，如今的住房价格也已远超芝加哥，不输洛杉矶。
  总的来说，有些争吵就显得是在各说各话、驴头对马嘴：
  传统中心城市：“我经济总量高、人口多、财政收入高、知名高校多、企业总部多、轨道交通长、积淀深厚、文化丰富....”新兴互联网城市：“我有阿里、腾讯、华为、OPPO、vivo、独角兽...”传统中心城市：“人家伦敦纽约也没有互联网巨头”新兴互联网城市：“所以湾区现在越来越NB...”不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下，比不出个所以然。传统巨型都市仍然在大多数方面有绝对优势，新兴互联网城市即便获得了收入、增速、潜力上的优势，也还远没到“颠覆传统”的程度。
  从人口增速上我们也会看到，以珠三角为龙头、以长江流域内陆省会为节点的中资互联网/电子产业带，正在迅速崛起，此前文章已说过很多，不再赘述（非人口普查年的常住人口数据和真实情况差距较大，可看趋势，不用太关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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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塞冬近期的几篇文章我们会看到：伴随着中资信息产业的崛起，相信自主、依靠自主的地区，获得了更大的增速，也具有更强的潜力。目前，中资信息产品和服务，正在像80-90年代的日本信息产业一样，向以周边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拓展。而中国本身，也同样类似于80-90年代的日本，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60%，金融市场不开放，正在对既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展开挑战。

于是，在塞冬看来，“新全球城市”又有了另一层含义——不再是西方体系的次级节点，而是自主体系向外输出的桥头堡，去“全球化”别人，而不是“被全球化”。

从个人命运上，这一点也极其显著，对于80后顶尖大学生而言，明显存在着两条主流出路：

• 以融入西方为终极目标：留学、进入外企、进入西方顶级学术机构，都是为了成为西方社会的合格成员，或者成为西方企业进军中国的合格螺丝钉。
• 以实现自主价值为终极目标：留学、进入外企、进入西方顶级学术机构，是为了自主创业或者成为内资机构核心骨干做铺垫。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后者在事业和物质上的成就显然是更大的。就未来的趋势而言，“中国能否成功”，就更成为一个对地区和个人而言影响极大的变量——是外资登陆的滩头能笑到最后，还是内资出海的桥头堡能赢得未来。

文章又不知不觉写了很长。本文主要对京深杭新兴信息产业的历史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小结，并通过数据对三大经济中心的时代命运进行了梳理——时代造就产业、产业改变人心、人心进一步推动产业。客观和主观、偶然和必然相互交织。微观个体如何预测和融入时代大潮，的确很重要。

在后续的产业相关文章中，塞冬将继续挖掘京深杭的话题，并进一步探讨二线城市的现状和未来，欢迎继续关注。

全文两万多字，故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入口：《何以“京深杭”（上）》。

最后，本文是根据塞冬在清华同衡规划院总规三所学术沙龙上所做分享整理而来，仅代表个人观点。作为圈外人，能有机会和诸多规划界业内专家进行交流，收获很多，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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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自媒体作者，互联网从业者塞冬，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参与北京大学的中国自主CPU研发团队。本文于2018年6月18日首发于作者的微信公众号黔财有话说（https://mp.weixin.qq.com/s/1766ry1E_jMAbcDhc2cGhw），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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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杭州需要的是认清形势，不能盲目自信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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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很强，就是GDP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