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 · 城纪】中国水稻研究所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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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稻研究所揭秘

末末

浙江并非是粮食大省，杭州与水稻，听起来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名词。一个带着“中”字头的研究所怎么会落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旅游城市杭州？

2018-05-04

                                         

1 是当时整个杭州城

最高的建筑物

体育场路与武林路的四岔路口，地处杭州繁华市中心，车来车往，熙熙攘攘，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体育场路359号，有一幢白粉相间的楼房，屋顶的楼上有“中国水稻研究所”几个大铜字。1989年，这座其貌不扬的19层楼房正式在此落成，是当时整个杭州城里乃至整个浙江省最高的建筑物，风光一时。

中国人以大米为主食的历史已有数千年，水稻所结子实即稻谷，稻谷去壳后称大米。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分布广，面积大，产量高，总产量更是居世界各国之冠。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仁曾说过，中国是水稻生产和消费的大国，稻作栽培的古国，稻种资源的富国，稻作科技的强国。然而堂堂一个水稻大国，却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水稻研究机构。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多名国内外专家，多次呼吁，不停地努力争取，其中包括著名水稻专家、新中国首任中国农科院院长丁颖，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研究所。直到十年动荡画上句号，百业待兴，在两场如春风化雨般的大会召开之后，一个期盼了数十年的梦想终于迎来了曙光。

1979年1月，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代表们从菲律宾马尼拉出发，来到了中国北京，与中国农科院商谈合作事宜。这场会晤和谐高效，双方可谓一拍即合。中方试探性提出，国际水稻研究所有没有可能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水稻研究所，对方当即表示支持，愿意帮助中国向世界银行贷款、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募集资金，并应允在3-4年间为建所培训12名技术骨干及每年培养5名硕士、2名博士。同年10月，中国农科院制定了一套主要内容为双方共同建所的方案，获得了对方赞同，双方立马着手成立了联合考察组，针对中国水稻生产和科研进行实地考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十分支持，就双方达成的协议，立马兑现了40万美元的首笔经费援助。

2 七千多年农耕文化的底蕴成为最好的助推器

消息一经传出，许多农业强省蠢蠢欲动，纷纷采取积极的行动，尤其是广东、湖南两省，将具体的建所可行性方案上报中央。为什么争取建所成了这些省心头的“香饽饽”？据说，总部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之后会搬迁至中国，如果哪个省能把国家级水稻研究所建好了，那“国家”级升格成“国际级”也指日可待了。广东，当时的水稻科研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最早研究出了“高秆变矮秆”这一技术。湖南，播种面积仅次于四川，位居全国第二，而以袁隆平等为代表的科研人员一直在水稻杂交技术领域颇有建树。两省的实力均不容小觑。

但谁也没想到，就在广东和湖南争得不可开交时，浙江却成了一匹后来居上的黑马。原来，1979年5月，浙江省农科院副院长杨继宗访问国际水稻研究所，他得知了中国有希望建立国际水稻研究所分所的消息，回来后他马上向省农委提出，要争取把这个分所建到浙江来。很快在11月底，一份《关于建议将国际水稻研究分所建在杭州的报告》正式提交到了国家农业部手中，12月2日，时任省委书记铁瑛给农业部部长霍士廉写信，并做口头陈述，充分表达了“我省自然条件优越，稻作历史悠久，群众经验丰富，水稻产量较高，又有一定的科技力量和设备条件”。而且70年代，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让浙江在全国名噪一时，七千多年农耕文化的底蕴成了最好的助推器。

就这样，农业部认为浙江省重视科技、对建所态度积极，同意在原来广东、湖南两个省的基础上，增加浙江，将三省同时作为建所选址的考察对象。

据中国水稻研究所已退休的原副所长黄松发回忆说，那会他还在湖南省农科院下属的水稻所任所长，为了想把国家级的水稻所安家在湖南，他们多次跑北京跑农业部，还陪同洛氏基金等机构负责人在湖南实地考察，走访洞庭湖边的屈原农场等多地，但这些农场存在着交通不便、设施简陋等缺陷。而广东因为实验农场面积无法达到方案中所要求的7000亩以上，就提前退出了这场角逐。“我印象最深的是，浙江虽是最后提交申请报告的省份，但表态是最积极的，他们说，浙江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地有地。”

中国水稻研究所要建在富阳皇天畈农场，这对本身已经在浙江农科院水稻所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毫无吸引力，他们认为富阳地处偏远，对职工子女上学，所里招工，甚至吸引国内外科研人员前来工作都很有困难。他们建议农业部选址定在杭州，富阳作为实验基地。

3 筹建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所址的选定

1981年6月11日，国务院批准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杭州建立，同时明确中国水稻研究所实行农业部和浙江省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领导体制，由中国农科院管理，为地师级单位，富阳皇天畈农场划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实验基地等。至此，历时3年的努力，争取在浙江建中国水稻研究所的事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浙江省政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由副省长牵头的筹备小组，在1982-1985年期间，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确定了“立足浙江、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指导思想，提出了应把水稻所办成既有世界先进水平、又有中国特色的全国水稻研究中心、科技服务中心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培训中的目标任务。同时，会议结束后组建了水稻所理事会，吸收了全国各省的水稻专家作为理事，临时为水稻所最高的决策机构。

筹建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所址的选定。时任农业部部长林乎加多次给浙江省、杭州市的有关领导写信，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函给浙江省政府，请其出面协调解决地方有关部门与筹建办在具体选址上的分歧。“我们当时几乎是踏遍整个杭州，华家池、黄龙洞、金沙塔、钱江果园、万松岭、桃花山、留方岭等等，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考察之处无法达成，最后在多方努力下，才确定所部设在市区。”已退休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原主任蔡洪法说，市区建所部的定位是一座集行政办公、中转接待和中高级科学家宿舍于一体的大楼，科研工作和实验设施都放在富阳皇天畈试验农场，并把实验室群和实验农场统称为实验基地。

体育场路359号，确切地说，那时候还是171号。确定选址后，就面临征地搬迁这项严峻的任务，为了做好征迁，筹备小组多次在现场办公，挨家挨户做居住在这一带附近群众的搬迁工作。地方腾出来了，最初土建由江苏省一家建筑公司中标，施工中打桩遇到困难，水泥桩打断了还不见底，工程被迫停工。之后请浙江大学等单位专家再测量，研究补救措施，更换建筑公司，重新复工。

4 “七五”期间，所里申请各类科研课题多达68个

在筹备小组第一次的会议纪要当中，明确了水稻所在农大（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校园里借用临时用房。至1983年，召开的筹备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确定了水稻所“边筹建边科研”的工作方针。

当时，中国水稻研究所的科研机构是按联合考察组建所报告中的组织机构建议方案而设置的，有12个研究系，管理部门设了8个处，很快12个系、8个处和1个试验农场的负责人全部配备到位。由于办公场地的缺失，长期借用农大校园用房也不是办法，所里投资了95.4万元购置朝晖三区21套住宅，还有华侨新村的20套房屋，用作筹建期临时过渡工作用房。至此，所部也从农大搬迁至朝晖三区。

在这种“居无定所”的艰苦条件下，1983年10月，国际水稻研究所在杭州召开了第十四届亚洲种植制度工作会议，由水稻所承办，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的21位外宾代表和2位中国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农业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再来到杭州城市的西南面，富阳的皇天畈农场，它是50年代浙江省首建的规模较大的农垦场，占地面积超7400亩，地处钱塘江凹陷丘陵平原地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但受季风气候不稳定的影响，常有“夏洪、伏旱、秋台风”的灾害性天气，蔡洪法回忆说，最初富阳这边的地虽经过垦荒，但有很大一部分农田依旧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不适合大面积种植水稻。自从被正式划拨为中国水稻研究所实验基地后，他和所里的职工们进行了二次开垦，农场才慢慢有了良田的模样。

在初期的人员配备方面，农业部从全国各地调配了一批科研骨干来杭州，同时，从全国各类院校招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浙江农科院的79名职工连同农场的1001人划入了中国水稻研究所内，再利用国际援助的部分资金，选派了大批科研人员出国受训。硬件和软件的逐步完善，科研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七五”期间，所里申请各类科研课题达多68个，每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农业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主流媒体都有关于中国水稻研究所科研成果的报道。

5 创下了1949年以来单个水稻品种转让价最高纪录

1988年12月，中国水稻研究所总部19层大楼竣工验收，落成典礼举行了两次。

在蔡洪法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举行两次典礼有三个原因，一是筹建时间较长，二是科研进展良好，三是为了扩大对外宣传。1987年9月，举行了“部分落成典礼暨国际水稻研究会议”，会议代表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4个国际组织和农业研究单位共200多人，会议期间安排代表到阜阳实验基地参观，庆祝部分建筑工程的落地，国际水稻所所长向中国水稻所表示祝贺并赠送了礼物。

1989年10月初，举行了“落成典礼暨稻作科学讨论会”，这次会上，所里的工作完成了“三转移”，分别是：地点分散向集中转移、科研由杭州向富阳转移、边筹建边科研为中心向以科研为中心转移。《人民日报》专门刊发《国内最大的农业科研建设项目——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杭成立》一文。

在这次落成典礼上，时任农业部部长何康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国家科委、农业部决定筹措资金设立“中国水稻研究所科学基金”，在严济慈、卢嘉锡、钱三强等多名科学家的支持推动下，仅过了四年时间，基金总额已达到320万元，主要用来资助中国水稻科学研究、培训水稻科技人员、奖励在水稻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截至2016年，中国水稻研究所取得了国家级、省部级各类奖项120余件，尤其是经过所里科研人员多年培育的“国稻6号”，品种经营权以1000万元协议转让价，创下了1949年以来我国单个水稻品种转让价最高纪录。发展科研的同时，所里始终坚守初心，把好的技术、项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每年还派出科技副县长、科技特派员去贵州、丽水等欠发达地区开展科技扶贫，为当地农户增收、地方脱贫、农业发展做出贡献。

6 2017年行政办公人员也全体搬迁至富阳

每天上下班的早晚高峰，都能看到印有“中国水稻研究所”字样的班车准点出现在体育场路上，来来往往行驶了三十载。随着四周高楼大厦一幢幢落成，水稻所的19层大楼如一只收屏孔雀，光芒渐渐黯淡了。2017年2月，富阳撤市为区，中国水稻研究所的行政办公人员也全体搬迁至富阳。自此，这里再无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在职办公人员，整个大楼的1、2、3、4、19层，这五层也都已全面出租。

在电梯里碰到一个买菜归来的阿姨，着装朴素，手里拎着从万寿亭菜场里采购来的一袋子新鲜蔬菜。她说自己就是中国水稻研究所退休的，曾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上到实验室，下至农田里，她也曾悉心照料过那十几亩地的水稻，等待着它们在金秋十月“弯下腰，低下沉甸甸的头”。她从家中找出一本《中国水稻研究所志》翻给我看。她说，以前国家穷，吃不上饭，大家都拼命研究如何能让地里多产粮，而今，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研究的主题开始向如何产好粮、产精粮转变。富阳实验基地原有7000多亩地，为了当地发展，其中2000亩地划拨给了富阳政府做城市开发用，还有一部分地被修成道路，被用来建起了专家接待楼、科学实验大楼、生物工程楼、仓库等等，2017年又有一幢新的科研大楼落成即将投入使用。虽然水稻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少，但因为种植技术的日益成熟，总产量远高于八十年代。

阿姨说，以前左邻右舍都住着同事，闲来无事聊的都是田里的事，后来，条件好了，有人就把房子卖了，搬走了，现在这个楼里的住户也开始有了外面的人，现在的小年轻搞互联网、新科技很厉害，却分不清田里的稻子和大麦。她说，做水稻研究环境艰苦，特别不容易，现在所里都是博士研究生，学历非常高，平时研究人员会飞去海南那边的基地做实验，浙江的气候条件，一年只能种两季稻，而海南气候炎热，一年可以种三季，一个品种的水稻要选育出精品，起码要培育十代以上，所以在海南能大大缩短周期，即便这样，培育一个新品种，依然是几代科学家的心血。搞水稻研究的人，长期暴晒在烈日下，跟人们印象中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大相径庭，一个博士站你面前，朴素的和农民无二致。

眼下，60岁以上的人对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还记忆犹新，但到了他们孙辈这代，虽然孩子嘴里背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又有多少人会有意识地把碗中每一粒米饭吃干净？1994年，中国彻底告别了粮票，仿佛一夜之间，大家都觉得“吃不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残酷的数据告诉我们，世界缺粮，有近十亿的人口吃不上粮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历经千年的古诗句依然是长鸣的警钟，永远提醒着世人，珍惜粮食，人人有责。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中国水稻研究所志》及《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浙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