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 · 城纪】辨利院内镇山之宝都去哪里了

jason

辨利院内镇山之宝都去哪里了

2017-05-05

                                         

                                         

                                         


辨利院，早年曾藏有一批珍贵文物，可惜后来因为和尚监守自盗，这些本该放在浙江博物馆里的瑰宝，有些出现在他省的展馆里，有些索性去哪里了都不知道，说来让人心痛。

寺和诗人有不解之缘:“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寺经晚唐杜牧这一吟咏，即便不解诗的人，眼前也会浮现出林梢间那若隐若现的飞檐翘角，耳畔恍闻钟磬之声。寺院不仅具有劝人为善，助人游兴等功能，同时还是传承古代文明史的载体，通过那袅袅香烟，后人往往能连接或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像本文所说的辨（一作辩）利院，早年曾藏有一批珍贵文物，可惜后来因为和尚监守自盗，这些本该放在浙江博物馆里的瑰宝，有些出现在他省的展馆里，有些索性去哪里了都不知道，说来让人心痛。

1/ 辨利院石幢横卧池底 被发现的经过

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某日，曾任礼部侍郎的吴太冲受城东高僧融如之邀，前来艮山门外草塘上，察看一座连当地人都不知其名的古庙。吴太冲扶着藜杖站在人群前，眉头紧皱：这座庙由于年久失修，殿宇坍塌，已破败到几成荒地的程度，莫非就任其自生自灭？吴太冲一边口念“阿弥陀佛”，一边回过头，向近身的数位乡绅示意：怎么样？大家放点血吧，从我开始……由于吴老带头捐资，一切马上进入运转状态……前殿造得差不多了，大家把注意力放到长满藤蔓荆棘的后院里来。那日暮云已渐渐四合，大家坐在一口很大很深的水池边准备歇工，忽然发现池底隐隐有东西在发光，甚是怪异。把池水放干，只见一座“长四尺，青色七棱”的石幢横卧池底。把它洗净后仔细一瞧，上有刻文：“皇宋淳熙八年，岁在辛丑，德贤禅师建，名庆庵。嘉泰元年，讷法师请额‘辨利讲院’……”共48字。刻文记载该院在南宋时叫庆庵，宋宁宗时称辨利讲院……由于城东古迹较少，发现出自南宋这样一方宝物，吴太冲他们真是欣喜若狂，择日一早净手焚香，就像今天灯芯巷附近那亭子里的石经幢一样，把它恭恭敬敬安放于原址，三叩九拜后约定，自庙建成之日起，无论载文还是题刻，庙名概称复古辨利讲院，简称辨利院。

辨利是什么意思？有人说“义取玄奘亡身求法，四辨利人之语”，看来与唐僧和尚取经、讲经、行善有关。那时杭州东郊识字的人少，你说这样的佛家语有多难懂难记？时间一长，常来烧香的，以及到寺院前挑井水的凡夫俗子管自改口了，叫井亭庵，为什么？因为寺前有口“味颇甘洌，经亢旱不竭”的老井——生生泉；井旁有座桑阜亭（又称师构亭、庆丰亭），井亭庵就这么自然而然叫出了名。清康熙《仁和县志》记载辨利院“又俗呼井亭庵”。这种书上称辩利院，民间叫井亭庵的现象，一直并存到寺院消失为止

转眼已到清代乾隆年间，历经风风雨雨的辩利院又是陈旧不堪，经再度修葺后，殿宇规模比先前更宏大，整幢建筑金碧辉煌、巍峨壮观。寺前一侧为吴太冲执笔的《复古辨利讲院碑记》高大石碑；门楣上悬挂明礼部郎中曾凤仪题的“复古辨利讲院”匾额；大殿内佛像庄严，殿左“贯华居”，右有“梅隐窝”，都是诗僧居住的僧寮；院南种植大片的方竹，称方竹坪，竹坪旁建“看竹轩”；院后“唐园”正中一个大池塘，取名“涤月池”……前来烧香的都说比以前像样多了。清沈起潜《辨利讲院志序》夸道：“杭州东郭外，寺刹以十数，庵院以千数，草塘之辨利讲院，名独超出一切……”

2/ 贯休《十六罗汉图》为何会在辨利院？

随着名声渐渐远播，辨利院内珍宝多了起来，除南宋石幢之外，还有唐代贯休《十六罗汉图》、明代蕅益《白牛十颂图》、仇十洲《小十六罗汉像》，历代或墨拓或血刺或涂金的各种变相《观音图》等。因为《十六罗汉图》、《观音图》等诸多镇山之宝所产生的影响，辨利院每年二八月的某一日“悬像礼忏，以申供养，城中人多往观之”。杭州城内梁堇林、杭世骏、厉鹗、丁敬、金农等名士都前来辨利院瞻仰，并留下墨宝。

《十六罗汉图》属晚唐名画。作者贯休是浙江兰溪人，曾住杭州灵隐、南屏等寺庙。当年与齐已、皎然并称“唐代三大高僧”。贯休不仅善诗，且擅长画佛像。其代表作《十六罗汉图》据说是他在遂昌唐山查经读史，经十四年呕心沥血，几易其稿，方才画成。此画开一代先河，“胡貌梵相，曲尽其志”，风格极为奇特，是中国古佛教绘画中公认的珍品。《十六罗汉图》曾几经波折，明神宗时，慈圣太后将此画赐紫栢大师，后大师因犯事死于狱中，此画被他人带到杭州，藏在城东一小庵中。清顺治年间，严沆与卢之颐两人共捐千金购得，把它藏在某一庙内。雍正五年(1727)，康熙行宫改称圣因寺，浙江总督李卫将该图轴“请至圣因永充供养”。

贯休名画后来为何会在东郊辨利院？据吴颖芳《观音画像》记载：“大士（一作力士）图像，聚自石仓吴志上先生，后人不能守，入于王氏质库。……”乾隆初，城东“画痴”王曾祥在北郭王澹如家做教书先生。他和杭世骏等并称“松里五子”，《盐桥广福庙记》、《湖山神庙碑》等出自他手，是个文学、史学素养深厚的学者。他将古画视作生命，当看到东家有吴志上后人抵押给他的“大士图像”（何人所作不详）时，便和东家商量，他甘愿白教七八年书，以此作为交换。东家答应了他的要求，王曾祥开心莫名，把画当作宝贝藏在家里赏玩。某日，他游孤山圣因寺，看到贯休画的大士变相，不禁大为震撼，以至“寤寐不能忘”。某日他实在熬不住了，就去央请梁堇林、杭世骏二位好友作保，说想借回家好生观摩，过过瘾。二位于是和他一起去圣因寺喝茶，好话说尽，住持碍于面子，应允将画出借。王曾祥小心翼翼捧回家，“誓言生世一日留一日，王氏死则归寺”。如此一来，“画痴”王曾祥算是出了名，“续是凡遇名笔一一购求，知交远近寄与者甚多，久之，得六十余轴。”那六十余轴里，有蕅益《白牛十颂图》，仇十洲《小十六罗汉像》等珍品，还真不好说。

王曾祥一生没积蓄，他稍有几个钱，都用在收藏上，所以死时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墓地都是老友帮忙解决的。“贯休之画复归圣因”之后，他儿子王聪甫“环顾室中，父遗长物唯有此耳……”王聪甫搔着头皮前思后想：古字画又当不来饭吃，这穷日子可怎么过下去？最后决定以二十五两银子的价格把父亲的命宝全部处理掉。消息一传出，笕桥一带文人顿时如遭马蜂追叮似地乱作一团，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大家凑份子，无论如何要把它买下来。吴颍芳立马作《募请观音者像疏》，张贴于南北通衢的墙头树身……一番忙碌后，共筹得三十两，除付王聪甫之外，剩余的还能用做“高足衫木橱，以藏画轴”，可见城东像王曾祥般的“画痴”不是没有，而是大有人在！

3/ 杭州城东文人收藏文物

乾隆间辨利院继收藏《白牛十颂图》等名画之后，当地颇有名望的翟西雍居士“请此五十五轴，又续得施者七轴，归于福善精舍”，该庙位于今彭埠境内。不久翟西雍病重，死之前他不放心，怕有闪失，嘱咐吴颖芳将画藏于辨利院。吴颖芳遵嘱，于“甲申（1765）春仲归之辨利，春秋一如福善故事，而续有增添，御题石刻、贯公之画，亦得一幅，迄今乙酉秋月，检之共有六十七轴”。自此，包括御题石刻（当是摩绘之类的纸制品），以及“亦得一幅”的“贯公之画”在内，就都成了辨利院的镇山之宝。吴颖芳提到的御题石刻，出自乾隆之手：乾隆二十九年八月，皇上南巡驻圣因寺行宫，在文澜阁观赏《宣和画谱》中的贯休十六罗汉画像，看后赞不绝口，命工匠将其刻于石，并特设“罗汉堂”，刻石上亲笔修改名号，一像一诗（1963年，堪称杭州一宝的十六罗汉画像刻石移至杭州孔庙）。

以上史料源于清翟灏编辑、吴颖芳增订的《辨利院志》和翟灏《艮山杂志》等史籍。吴颖芳为“浙西三高士”之一；翟灏为乾隆甲戌年进士，二位不仅是东郊，同时也是杭州文坛的领军人物。吴颖芳1781年去世前，《辨利院志》已刊印，8年后翟灏去世时，《艮山杂志》尚未付梓，一切关于辨利院及旧藏的信息，本来到此就该告一段落了，谁知百年之后“剧情反转”，该院内珍贵文物先是因兵燹而流失过半，后经丁丙等人努力收藏捐赠，数量反而超过先前，但最终结局是，因和尚盗卖，辨利院镇山之宝消失得一干二净。

4/ 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丁丙是辨利院的常客

杭州在清乾隆至咸丰前期，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动乱，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陷杭州，情况就糟了，据江苏人氏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说：“……又无量寺有呂賡六画十八罗汉，潮鸣寺有戴文进功德画像、张樗寮书《话严经》残本，乱后皆不可闻。”《骨董琐记全编》里有一篇《辨利禅院观音像》说：“同治初年，辨利院内尚存五六十帧……”当时一个满族画家叫如冠九，在杭州做官，他酷爱收藏，“肆意访求散失，合之旧藏，得百六十余帧，中有吴道子、唐六如诸名笔，又藏《华严字塔》一帧，四环庄楷，细若蝇头……”丁丙等一行文人与如冠九有交往，大家一起操心，把这些新购、旧藏都托付给辨利院住持，这是该院珍宝最多的时候。

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丁丙经常出没艮山门外，是井亭庵的常客。他信佛，但更大的兴趣还在文史方面。像上述关于辨利院的内容，不少来自《艮山杂志》，这本书稿，后来没了，幸亏丁丙费尽心机从上海那里找到，并把它编入《武林掌故丛编》，设若没有《艮山杂志》、《东郊土物诗》包括他自己写的《松梦寮文集》等史籍，东郊许多往事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以“百六十余帧”字画一事为例，《松梦寮文集》里有8处详细记载每幅观音画像是怎么供养到辨利院来的，其中一篇《香绘大士像》说：“艮山辨利院尊藏唐宋以来观音大士像数十轴，或墨或采，或绣或拓，或染指以代毫，或刺血以施缋……”这8幅观音图轴有5幅是丁丙多年收藏或其家人精心绘制的。

丁丙不仅捐画，还为修缮辨利院出资出力。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说：“己巳年秋，府君与许益斋丈敬谨瞻礼，恐名迹之就湮也，益斋丈言于如冠九观察，出资修屋宇，装画轴，尚存一百一十三轴，出示禁止巧取，其不足者由许益斋丈与府君助成之。”除此之外，丁丙当年还在艮山门内外做了许多与民生民计有关的善事，如筹办东城巡防、建艮山门城根丐厂、重修城外杨墅庙，还有姚店桥旁新筑五人墓等等。辨利院成了丁丙当年东郊活动的立足点。光绪二十五年丁丙去世，城东老百姓悲伤不已，出于一种感恩心理，大家替丁丙在辨利院护法，添神主牌位，把他当伽蓝供奉。

5/ 通慧和尚偷卖庵内古字画

一个“俗称井亭庵”的寺院里有很多宝贝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渐渐传到南通（旧名通州，因北京也有通州，1912年改名南通，意谓南方的通州）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耳朵里，他因中年无子，曾携夫人去（南）通州狼山观音禅院跪拜，许诺若得后嗣，将重修寺院，谁知隔年果然生下后来被称之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孝若，他于是践诺修筑观音禅院。张謇平时就喜爱收藏，他自此对收集观音像产生浓厚兴趣，想把天下历代珍贵观音像都集于狼山，于是遣人四处打听，时隔不久，井亭庵出事了——据张謇《狼山观音院后记》载：“会台州人张摩诃者，故尝为僧普陀，与杭州井亭庵僧静法而善……”意思是浙江台州有个叫张摩诃的人，曾经在普陀山当过和尚，后来同井亭庵静法法师结为知交并住了下来。静法圆寂时将庵中所藏历代观音像一百五十多幅交给张摩诃保管，这些画像最早的为唐吴道子所画，还有石刻摹本、纸本、绢本、缂本、刺绣等，“庄严圆满、端正妙丽”。

井亭庵旧藏并非张摩诃私物，庵内旧藏说轻点属寺产，说重点属杭州公器，这每年两次展示的字画，哪能不和本地方上说一句就轻易送外地人保管？再则如怕不安全，为何不交与当地官府？此说显然站不住脚，多半是张謇派人买通了张摩诃。邓之诚《辨利禅院观音像》有记载：“辛亥之变，主僧（通慧）窃售……窃之海上，鬻于外人”。这个通慧即张摩诃。邓之诚说通慧竟然偷卖部分字画到外地。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败露后杭绅追之甚急，通慧慌了，改名张子骞，索性把井亭庵内余下的名画包括《华严字塔》，“尽纳之通州博物馆，求张啬公（张謇又名啬庵）护庇”。杭州丢了这些珍宝大为震惊，当时的头面人物吴子修（张吴二人素有交往）几次三番向通州催讨。

都说眼见为实，2017年3月15日，我赶赴狼山。远远望去，狼山海拔无非区区106.9米，但因突兀于长江之滨，气势非凡。山上松柏葱茏，浮嶂叠翠，尤其是山顶楼阁庙宇那层层叠叠的飞檐翘角，看了令人醉心。狼山分前山后山，后山“北麓园”里那三层的“赵绘沈绣之楼”建在观音禅院旁。我径直前去，只见大门锁着，隔着窗户望去，墙上挂有几幅黑咕隆咚的图轴……我向导游打听，说已有两年未开了，因为没东西好说……没东西好说？不至于吧？该楼内曾供奉历代观音宝相三百多件，张謇手里当年何等风光？！不说大家都知道，2011年王蒙《稚川移居图》卖4.025亿；2016年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卖3.036亿元，那吴道子、贯休之画该值多少？是怕丢失而关？不是的，是日本人造的孽。沙向军说日军侵华，楼内珍宝“转移上海（寄存于租界内某银行保管箱中）……嗣后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部分历代名人画观音像不知所终，今日沈楼两壁所悬十数幅观音像，为晚近据影印本摹绘而制，有唐吴道子、原赵孟頫等人之作”

300多幅只剩下十数幅，且是拓品，不是真迹。

6/ 寻找辨利院遗址

辨利院到底在哪？艮山门外约三里的春草塘？我曾数次从笕桥出发，沿途打听，可惜没一人知晓。后来在范家社区老年活动室，与正在喝茶的丁桂法、李营勇老人交谈，等说到井亭庵，两老马上起身带我往南走，一边和我说，井亭庵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才拆掉。整个庵面积有七八亩大，庵前一口井、一间亭子；庵北一围长长的、高约四米的泥墙；庵东庵南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庵西面都是香樟树，其中最大一棵要六个小孩才能围住。整幢建筑除了北面，其他三面都有门，正门在东面。庵里很空旷，经常放电影。小时候他们常躲在菩萨后面睡觉。“大跃进”时庵改为大队仓库，后相继为玻璃纤维厂、服装厂等……走到临近运河边的公交305路濮家车站，两老人指着车站旁的“华润万家”超市说，井亭庵遗址就坐落在这里。

八颗牙的微笑

走到临近运河边的公交305路濮家车站，两老人指着车站旁的“华润万家”超市说，井亭庵遗址就坐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