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城纪】从前有座山 山下有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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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座山 山下有座庙

2016-12-02  



横卧在西湖之北的宝石山，像一条头西尾东的巨鲸，巨石为头，保俶塔是其喷出的水柱，后半段身子向东北方沉入地下，尾巴在昭庆寺以北翘起，形成一座小山，古名霍山，宝石山系西端到此为止。

霍山，是临湖诸山中最小的。南宋《咸淳临安志》云：“宝石之北为霍山，于湖北诸山最小，山形多骨，石笋鳞起，濒湖诸山至此为断壤矣。”这座小小的，精致像盆景的小山，另有三个别名：棋盘山、石经山、弥陀山。身板虽小，但绝对是有典故的“老炮儿”山。

北宋康定五年，霍山建广惠庙，供祀广德王张渤。张渤是远古大禹时期的一位治水英雄，在今浙江长兴至安徽广德一带疏通江河，征服洪水，化害为利，发展农耕，造福百姓。念其功德，自唐至清先后有18位帝王对张渤进行了封禅，五代十国后晋南汉皇帝刘晨又册封其为广德王。

传说中张渤身具法力，在开通河道时，化身为一头大猪拱土开渠，又驱使阴兵运土筑坝。后来张渤在横山修炼成道，被道教神谱封为“灵佑普济真君”。

霍山靠近松木场，而松木场当时是水道纵横、河网密布之地，在此建张渤庙是有道理的。南宋时，霍山上还有一著名景点“涌泉”。《西湖志》说，该泉水从石缝中涌出，在广惠庙前流过并折入黄山桥小河，味极清甘，亢旱不竭。绍兴年间，宋高宗每天派人取此泉水来泡茶喝。庙里的工作人员也很讲政治，特地为赵构同志挖了水潭，盖了小亭，围了朱栏。

清末以前，民间很长一段时间叫霍山为棋盘山，因为其山顶有一大石棋盘，上刻三十一颗棋子，少了一“卒”。据翟灏(清)《湖山便览》考证，此棋盘乃古庆忌塔的塔基，塔早毁而塔基存，纵横交错石头铺就的塔基，颇似象棋棋盘，有闲得没事干的人就在上面刻了棋子，为何少刻一卒？城管来了。

俞思冲（明）在《西湖志类钞》中列举了西湖边最有名的四座塔：庆忌塔、宝所塔（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能与后三座赫赫有名的宝塔相提并论，可见庆忌塔是当时霍山上的标志性建筑。其实与三塔相比，庆忌塔的身材只能算袖珍型，高只有一丈多，形状也最特别，呈壶瓶形，也称壶瓶塔，与三潭有些相似。

明朝的西湖史志中，庆忌塔是埋葬春秋战国时吴国公子庆忌的墓塔。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 春秋时，吴国国王阖闾靠刺杀前王僚而上位，僚的儿子庆忌逃到了卫国。庆忌是当时吴国有名的勇士，《吴越春秋》称“庆忌之勇，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阖闾一直把庆忌当作心腹之患，后来就有了传说中的要离刺庆忌的故事。庆忌死后葬于霍山，上建庆忌塔。我想，塔圮后塔基上那三十一石刻棋子，少一卒，会不会是要离呢？

《西湖游览志》还称该地在宋代为丰储仓，前有石池，深不可测。宋咸淳六年七月间，池水突然如墙壁一般立起，水草浮萍均浮于顶上摇荡，传说池中有数百年的老龟，在此兴妖作怪。又称时有像铁棺似的怪物会浮出水面。

到了清朝，霍山庆忌塔为吴公子庆忌墓塔之说，基本被推翻了，因为清康熙三年庆忌塔因大风或雷电之故突然倒了，塔里露出千余个小塔，每个小塔与大塔形似且都刻有梵文。陆次云（清）《湖壖杂记》首先提出质疑。乾隆十六年，沈德潜奉旨修著《西湖志纂》时，翻遍了旧志，同样看到了有关庆忌塔来历的多种说法，孰真孰假，也一样吃不准，想到乾隆爷要求严厉、做事顶真的性格，头皮一阵发麻，索性将各种说法及出处一并写在按语中，皇上您自己分辨吧！乾隆的批复也很大气，三个字“知道了”。

此后，许承祖《雪庄西湖渔唱》、翟灏《湖山便览》等史志中关于庆忌塔的记载，均倾向于元西僧所建。

到了民国，聪明人出现了。有位名叫陈志良的考古学者，综合了“吴公子说”和“水怪说”，写了一篇长文《庆忌塔墓辩》，详细叙述了庆忌，这位战国版哈姆雷特的身世及被要离刺杀的经过，得出庆忌不可能葬于杭州的结论，但“吴公子庆忌有勇力又迅疾，且惨死于江中，有死而为怪为神之可能，《白泽图》之庆忌亦甚迅疾，黄衣黄帽亦为王者或王子之象征，故水怪庆忌，当系公子庆忌演化而成的。”

那庆忌塔下到底有没有池呢？还真有。（明）张岱《西湖寻梦》说：“棋盘山上，昭庆寺后，有石池深不可测，峭壁横空，方圆可三四亩，空谷相传，声唤声应，如小儿啼焉。上有棋盘石，耸立山顶。”这池，确切说这池上的峭壁，有一个很萌的名字，叫哇哇宕。这名字其实是元朝时，一个名叫哇哇的杭州总管，将霍山上的石头开凿了三大片下来，运去造城墙了，痛得棋盘山哇哇大哭，日久天长，积水成池。

明代文学家屠隆曾作诗《哇哇宕》，赞叹此处的音响效果：昭庆庄严尽佛图，如何空谷有呱呱。千儿乳坠成贤劫，五觉声闻报给孤。流出桃花缘古宕，飞来怪石入冰壶。隐身岩下传消息，任尔临崖动地呼。

如今弥陀山东面山腰有一石池，池壁应为人工开凿，不过远没有像《西湖寻梦》中描述得那么高广，不知是否三池之一，回音功能也早已消失。民国时，夏承焘先生曾来此游览，他在《无风阁学词日记》中写道：“午饭后至西湖昭庆寺后弥陀山觅哇哇石（《西湖寻梦》称之为哇哇石），并无回声，怏怏出。”回声虽无，但幽寂的意境犹存。夏日午后，当你站在这古池旁，耳边会响起松尾芭蕉的一首俳句：“寂寞古池塘，青蛙跳入水中央，扑通一声响。”

与弥陀山东面山腰那寂静古池的意境相反，其西面山腰似有金戈铁马之声，因为这里竖有一尊武将雕像，是南宋一位抗金英雄。《咸淳临安志》有关“显功庙”一节写道：“（显功庙）在钱唐门外，保叔塔下，神姓岳名仲琚，家于霍山，为临安府吏。建炎初，金人犯境，神输家财，募勇士三百人，推钱唐尉曹十将金、祝二人为首领，迎敌死战，阖境以安。里人怀其功，即四圣延祥观祀事之，号保稷山王，嘉定初更建庙今处。咸淳四年耆老以神未有褒表告于，太傅平章、魏国贾公乃为奏闻，旨赐庙‘显功’，侯以‘忠翊’。”

抗金？姓岳？和岳飞有关系吗？一般人都会这样联想，然而这位姓岳的英雄与岳飞应该没啥关系，只是同姓而已。岳仲琚抗金殉国发生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末，这年，完颜宗弼（金兀术）率金兵一路南下，追得赵构到处逃，而岳飞也追在金兀术后面，伺机给予痛击。钟毓龙在《说杭州》中提到，这次金兵侵犯杭州，纵火三日夜，又大肆抢掠，是历史上杭州城遭受的最大兵祸之一。而杭城赖有岳仲琚、朱跸、金胜、祝威诸小吏奋勇杀敌，至死不屈，保卫杭城，足以成为杭人之骄傲，因此，杭州百姓建庙以祀之。岳仲琚庙建在宝石山以东，霍山以西，百姓尊其为宝稷山王，一百多年后，获“官方认证”，追封忠翊侯，赐庙额“显功”，庙上有楹联曰：“南渡创奇勋，军声开武穆之先，同德同功同一姓；西湖崇特祀，庙貌并显功不朽，各行各志各千秋。”朱跸、金胜、祝威庙在松木场附近，名金祝庙，也称朱金祝庙，后宋理宗分别封金胜、祝威为忠佐、忠佑侯，宋度宗封朱跸为显忠侯，赐庙额“灵卫”。

斗转星移，白云苍狗，到了清末，宝石山之尾，霍山这座老山的名称，又要从棋盘山换成弥陀山和石经山了。

棋盘山顶有一座形如倒钟的巨岩，清光绪二年，有位名叫俞棠重的钱塘佛门弟子，在该巨岩的西面，由上至下刻了“南无阿弥佗佛”几个大字，其中“阿弥陀佛”四字每字宽高各90厘米左右，深5厘米，字体遒劲。这恐怕是杭州最大的“阿弥陀佛”刻字了。旁有“大清光绪二年岁次丙子孟秋月谷旦”、“钱唐弟子俞棠重沐敬书”及四大天王名号题刻。在巨岩的北面，直接将岩石凿进，雕成一尊高4米左右的阿弥陀佛塑像。棋盘山上的佛教净土道场由此开启，名称也改为今天的弥陀山了。

没过多久，专修净业的妙然法师也来到了弥陀山，发现这座小山石岩高峻，石性坚致，萌发了将《弥陀经》镌刻于山石之上，以垂永久的想法。他募资买下弥陀山北面一片垂直山岩，据说这就是以前哇哇宕的三宕之一。为保证镌刻的石经庄严清净，光绪四年，妙然法师邀请既善书法又笃信净业的沈善登居士（浙江桐乡人，同治进士）书写《佛说阿弥陀经》，版本采用东晋时期高僧鸠摩罗什的译本。

据黄公元教授的《杭州净土文化》记载，沈居士接此重任后，栖居于苏州邓尉山圣恩寺，先请僧人昼夜念佛，以为加持，自己斋沐敬书。凡书一字，必先礼佛三拜，念佛号一百零八声，金刚咒七遍，然后跪而书之。写经之外，息心念佛，不提余事。如此五十三天，全经正文加附记共2194字终于书毕，每字大六寸，铁画银钩，遒劲圆润。

妙然法师获此墨宝，满心欢喜，马上雇人将哇哇宕岩壁凿削、磨平，根据字的大小排列、结构布局，用透明拷版纸覆盖在书写原件上，墨线双钩，反面过朱色、上样，再用木榔头垫着羊毛毡，敲击钩本字样，双钩朱线便印在石块上，然后，根据朱线进行镌刻。在刻经过程中，每日宣念佛号，以为加持。可惜经刻尚未完成，妙然法师西逝了，余下的工程由辅助他的古昆（字玉峰）和成方两法师继续完成。有人说弥陀山上的石刻《阿弥陀经》缘起于古昆法师，是不正确的，应是妙然法师，之后筹建弥陀寺的，才是古昆法师。

光绪七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巨型摩崖石经终于刻成，该石经岩壁高510厘米，宽2280厘米，从右至左竖刻106列，横20行，共1900字，字径20厘米，字深1.5厘米。石壁上还设两个方形佛龛，内设佛像。当年这是佛教界一大盛事，也是中国净土宗以及清末佛教的重要史事之一。由此，弥陀山又有了另一称呼——石经山。

当初妙然法师打算在弥陀山上刻经之前，也许并没想到还要建一座庙，在石经镌刻过程中，与古昆、成方法师组成协作团队后，脑筋激荡，擦出火花，古昆法师提出以石经为依托，创建一座专修净土宗的弥陀寺。石经圆满竣工后，众信徒悉皆欢喜，争相布施，于是背依弥陀山经壁的佛殿、僧寮等建筑一一落成，还在三门之外开挖了一个放生池（现浙江省审计厅地段）。到光绪十七年，弥陀寺终于全部建成。当年弥陀寺规模宏大，从弥陀山北麓一直到如今的老体育场路，西到今省府加油站，东至张寿镛藏书楼约园，基本上皆属寺院所有。

弥陀寺落成的时机选得相当好，当时，杭州的大小寺庙几乎都毁于太平天国之乱，包括与弥陀寺一山之隔的老大哥——昭庆律寺，也毁损严重，而且这些老寺庙大都属于禅宗或律宗，净土宗当时在杭州的道场并不多，因此，弥陀寺初创之时香火相当旺盛。

弥陀寺经历了最初的几年风光后，在十九世纪末，遭受了第一次打击。当时正值“戊戌维新”之际，清廷洋务派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决定以寺庙财产来兴办学校。僧人们惶恐之余，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即投靠日本佛教寺院以求得保护。1899年弥陀寺率先与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签订了《杭州弥陀寺共住规约》。此后，浙江接连发生了四十余所寺院共同归属日本“东本愿寺”的事件。其间，正赶上1904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各地办学之风大兴。江南各省官员因经费没着落，正式下令驱僧占庙。在杭州发生寺院集体投靠日本真宗事件，引起了市民的强烈不满，各界舆论亦加以强烈谴责。此事引起清政府高度重视，便下令取缔中国寺院与日本佛教机构之间的所有契约，弥陀寺从此元气大伤。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智慧法师任住持以后，弥陀寺曾有过短暂的回光返照。尤其在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的关心下，殿宇悉皆焕然，寺众各事真修。由于印光大师的道德声望和巨大影响力，信众踊跃布施，积极响应，使弥陀寺成为当时仅次于苏州灵岩寺的专修净土名刹，也是杭州最大的净土宗道场。

可好景不长，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智慧法师的去世，加上战乱频繁、时局动荡，弥陀寺再次受到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僧人逐渐离去，庙宇也逐步被占为他用。至此，从光绪四年（1878年）妙然法师在弥陀山上镌刻石经至1930年，弥陀寺作为佛教净土道场，其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只有五十多年时间，与杭州众多古老寺庙相比，只能算是小弟弟了。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弥陀寺里先后办过各类学校，兵荒马乱时，还驻过军队，有时僧人、学生与当兵的甚至同住一幢僧舍。这期间，弥陀寺还发生过一件非常离奇的“假鲁迅”事件。事件的主人公是在一个设在松木场祠堂里的小学教书的，这个“松木场祠堂”据说就是弥陀寺。

据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记载：

“我是周作人，”假鲁迅认真地重复说：“我就是鲁迅！我的《彷徨》已卖了八万本，但我自己不满意！”可见他这样的话并不是第一次说，可能对许多青年早就这样炫耀过了。

当时鲁迅先生往往把他自己的著译用他兄弟的名字发表、出版，许多人只知道周作人，还不知道有周树人，“鲁迅就是周作人”，这样的误会不少，所以假鲁迅会说“我叫周作人，就是鲁迅！”许钦文把见到假鲁迅的情况写信给上海的真鲁迅，没想到鲁迅先生还是很大度的，只是请许钦文通过松木场小学的管理机关，让那个假鲁迅以后不要再假装下去就算了。

弥陀寺虽有过假名人，但也有很多真名人与弥陀寺结缘过，如徐大悲、吴壁华就在弥陀寺皈依净土，还有黄元秀、陈敬贤（陈嘉庚弟弟）以及弘一法师等都曾到访或修行过。

弥陀寺遭受最后的打击是在文革时，一群红卫兵小将将弥陀寺里最后一批佛像全部烧毁。他们把寺里的大小佛像全部抬到前面空地上，大的有一人多高，小的手掌大小，很大一堆，周围用毛竹围成篱笆，然后放火烧，烧了整整一天一夜。只剩下空空的天王殿、藏经阁、厢房等主要建筑，而弥陀寺的镇寺之宝阿弥陀经摩崖石刻则得以幸存。

其后，弥陀寺残存的破败建筑又成为向阳中学校办工厂及民居，直到2016年，杭州市政府将其修葺整治后，作为历史文化景点“弥陀寺公园”，供市民参观游览，尤其对那块巨型摩崖石刻“佛说阿弥陀经”进行了清理维护，并重修了护檐，加装了围栏。

弥陀寺的“靠山”弥陀山，这座“宝石山之尾”也早已被围入省政府大院（省政府于1956年从将军路迁来弥陀寺南），虽然一般人要上这座老山的机会少了，但从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一座山，一座庙，岁月变迁，时空转换，张渤、庆忌、元西僧、哇哇、岳仲琚、妙然法师、沈善登、古昆法师、印光大师、假鲁迅等等，这些或神或妖，或官或民、或佛或僧都在这里或多或少留下了痕迹，称之为故事也好，文化也好，这山，这庙，一直就在那里，默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