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城纪】杭州往事（上）（中）

jason

杭州往事（上）
2016-02-05

老墙门

元宝街1号

导弹专家朱正与朱宅界碑

青石板路面

弄堂

弄堂
曹晓波

一个有着一千五百多年城市史与近一百五十年“京城”文化的杭州，有风花雪月、金戈铁马，也有小桥流水、青石坊巷、深宅大墙。老城墙没了，意识还在；地表文化少了，精气神还在。哪怕“挂一漏万”地写，也难以道尽它的秉性与底蕴，说尽它历史文化的好。

墙门1

我常有一个窜墙门的梦境：张皇进去，曲里拐弯、死里逃生，往往以抗战神剧题材为多。我知道，这与我儿时对墙门深深“柳暗花明又一宅”的好奇有关。

小学的祥同学住陆官巷中部一个大墙门，这巷如今已消失。祥同学住一间偏厢房，进出是陆官巷。但他好带我往墙门深处走，那是学校的方向。穿门过户，虚掩或插了拴的门被一一推开，有一种“密室逃脱”的兴奋。老妇劳作的厨房，少妇憩息的偏厢，几乎熟视无睹，另一头的门就是四宜路。老杭州知道，这一个直线距离，将近200米。

“赤卵兄弟”张同学，住四条巷19号。按“东、南为前；西、北为后”的堪舆说，四条巷是正门。走入，大方砖铺地的轿厅，进右侧小门，左手大天井，右是偏厢，中甬道直达第一道厅堂。再后，厢房与高墙交错，约百米深处，又一封火墙，马头墙重叠高翘，正中有石条门框，斑驳门紧闭，隔开了河坊街的一排房屋。1931年前，河坊街还是条窄巷时，墙门更深，应该近150米。

张同学住第一厅堂后的左偏厢房，按旧规，女眷以此为界，不能越厅堂了。张同学结婚，我在壁上糊报纸，板壁极薄。墙门内的夜晚，若隔壁有人起来小解，凭音响是能猜准谁的。那天我上了梁，居然摸出一包，尘灰中露出一本家谱，蓝面，黄纸。记不得家谱何姓，据说，当时这墙门已无此姓。不知他们的断代，何年何月？

大凡老墙门，能说得清原宅主历史，不多。有关狐仙鬼怪，却有不少。

1939年春天，国民党军统局“三毛”之一的毛森，在原清吟巷8号清末宰相王文韶府内设立军统浙江站。毛回忆说，那墙门贯穿四五个“石库门”（即每道封火墙的石框门），他租最深一个。那门内的东侧，原是王文韶书房，有空旷多年的花园，一个“七品”的“老阍包大爷”看守。包说，此有仙狐出没，无人敢住，才廉价出租。

书房一列五间，有二楼三楼。三楼的一间供“狐仙之位”。包说：每月初二、十六，你应在牌位前供奉水果、鸡蛋及清酒二杯。否则，阴雨晦暗之日，狐仙会来骚扰。这一年，毛森被日本人抓走，入狱半年，家也断了来往之人。某日深夜，毛妻忽闻有人下楼梯，“托─托─托”。毛妻也是军统中人，手中应该有枪，她“强作镇定，睁眼向房门外盯视”。当脚步经过房门口，毛妻“原已紧张的心都要蹦出胸腔了”，只见一只两眼绿光，凶焰慑人的矮脚肥壮灰色狸猫，朝她看了一眼，从容走了过去。

毛森在戴笠的营救下出狱后，院内再无怪事发生。他说“岂真狐怪助兴不助败，是我气运转旺？”

墙门2

狐仙之怪若非亲见，被惑的知识之士也有。

元宝街，以前有市文保单位“源丰祥茶号旧址”。按门牌惯例，从东往西，此墙门原为1号。正厅轩敞，范围极大，金钗袋巷79与87号原是东院，西院门在牛羊司巷25号。当北面的望江路尚是一条巷子时，墙门深达百米以上。2007年初春，我对此有了兴趣。

1号正门一整条青石上，突兀一个拳头大的“拴马孔”。雕琢的艰巨，马绳的勒痕，“上马石”的配置，都见出宅主的显赫。西侧胡雪岩故居也有“拴马孔”，只是实心的装饰。1号正门的东侧有“朱界振宜堂”墙碑，但方志查无此人。东、西大院的济济住户，对原宅主也众说纷纭。

苦心不负，这年夏天，我在上海找到了这宅的后裔朱建先生，84岁，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他说，曾祖父朱智，光绪五年（1879）任兵部右侍郎，三年后告病还乡，祖宅就是元宝街1号。朱建自小随父朱应鹏（字“振宜”）生活上海，幼时每年清明、过年回一趟祖宅。他说，朱智的父母，及原配与嫡子，都死于1960年太平军攻入杭城。祭祀那天，画像全都供奉。他又说老宅太大，住有狐仙，曾祖母常年供奉。有一年，读小学的朱建又返祖宅。某晚，二楼有摆弄桌凳声，他大了胆跟家人上楼，只见家具尘封，并无一人。对此，晚年的朱建仍一脸困惑。

朱建的四兄朱正老人回忆，那二楼，原摆放了几箱朱智遗物，有朝廷表彰，有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人来往信笺。后人对此极尊，轻易不上此楼，狐仙长期“占用”。当然，朱氏兄弟并不信神怪，此谜却始终未揭。

有一本《枢垣记略》，是朱智在咸丰五年（1855）任军机处章京时写下的。1981年中华书局再版“序”说：朱智“因在家乡办赈出力，受到嘉奖。”办什么赈？受谁嘉奖？并不清楚。为此，我写《寻找元宝街1号的主人》。

转机来了，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的清史专家孔祥吉教授读到我文，他在2008年第9期《博览群书》撰文《清档中的朱智与杭州六和塔》，说出了“狐仙”所居二楼的文献主人的始末，令人敬叹。

孔文称曹晓波的文章表明，杭州人并没有忘记朱智。他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杭城，江堤毁坏严重，象征镇潮的六和塔被烧剩塔心。疲于战事的清廷无力拨款修复，是抱病在家的朱智独自出资建筑的。孔提供一份朱智给光绪帝的奏折，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当月二十八日，朱智病逝。从奏折中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光绪皇帝曾亲笔题匾，赏赐朱智。

光绪帝的匾写了什么？朱正终于在国家第一档案馆找到了，是“功资筑捍”。朱智去世时，长孙朱应鹏8岁，耗资巨大的后续工程，实际是朱智夫人（朱李氏）耗尽资产在苦苦支撑。这也是朱宅最终将主厅租给了“源丰祥”（一说是“卖与”）的原因。

朱建老人曾说：祖宅有一地下室，朱智遗物在“文革”中或许并未毁尽。他嘱我暂时别张扬。这地下室，在朱宅管家的后人夏培庆老者口中也得到证实，他说幼时下去过，记不得方位了。如今，朱宅已被冠名“朱智故居”，我想，将这墙门的秘密说出来，老人是不会怪我的。地室若能重现，也是杭城历史的幸运。

青石板

说老杭城是个“青石板的时代”，并不为过。城墙、牌坊、埠头、门框、照壁、天井、甬道、走廊是青石板，街、巷的地面，也是。那时，出了清波门城洞往南，从长桥一路上玉皇山道，地名就是“阔石板路”，可见铺地的每一块青石板，是要比城内路面用的石板，宽出许多。或许，那就是南宋皇城边曾经的威严。遥想当年，若是深夜，快马的铁蹄是能迸出火星来的。

城内的青石板四通八达，也有雕出花的，那往往是近了府署与权贵、富商的宅邸。街、巷的两侧，在屋檐下细听，有涓涓水声。当然，这说的不是雨天，晴天也是。在青石板下，大抵有水沟，有窨井。不少老地名，如“水沟巷”、“流福沟”，都显示它们的存在。

1913年杭城扩巷造路以后，主街的青石板没了。1934年的《新杭州导游》上，有了湖滨、延龄路、迎紫路（现解放路）近二十条“柏油马路”，但更多的是碎石路。汽车通了，风过尘起；下雨过后，泥泞泛起，这也是一个大城市开始时的牺牲。

这时的杭城，青石板依然是巷子的主要风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来的穿高跟鞋女人，在城站下了火车，她若不叫三轮车，径直穿金刚寺巷到官驿后，那鞋跟敲击青石板的“啯啯”声，会随之而起。若是夜晚，她走进巷头，巷尾早已知晓。

青石板造就了杭谚，譬如“青石板上掼乌龟——石劈石硬（ang ）”，那是说做人的硬实，靠得住。“石板底下暴出来的！”就是骂人无爹无娘、无法无天，出处是《西游记》，歇后的是“猢狲精”。当然，能如此引典据故的人不多，多少也减轻了这“杭骂”的力度。

有关青石板的语言也有不限于杭州的，“点水石穿”就是。但是，您要是没见过“青石板的时代”，难以想象石板厚达寸许，竟然会被檐瓦的雨水滴出洞来。是的，我没有亲眼见过，但青石板上深凹的滴水坑痕，是见过的，这也是幼时励志的常谚。

“青石板，青又青，青石板上钉连钉，夜里发光亮晶晶”。这是当年小学的语文，也是谜语。那时的夜晚，天如青石板的平和、润泽。说“钉连钉”，是说铁锥在青石板上留下的凿痕，平如砥石，累累点点，能看出一个石匠终生的手足胼胝。

“人享受一日万变的生活，而我更多的无奈是消磨；当我感受到有爱在身上走过，幸福也能把我的坚硬激活”。这是成龙的《青石板的诉说》，也是造就一座城市的生命的象征。

青石板路逐渐消失的年代，充作洗衣板、石桌、石凳、息脚石，以及灶台、煤炉搁板的青石板就多了。息脚的石板往往极厚，一面“毛相”，不平整，陷入泥中，部分要垫上石块。五十多年前，在西河坊街413号与415号间的屋檐下，有过这么一块。

某日，有歇息的，掏了口袋，带出纸条在息脚石间。那时我不足10岁，能清楚记得，也因为这是我一生所有不光彩事情中的一件。我走近，是一张电影票，那人尚未走远，我没叫他，一半也是不清楚是否废票。我蹲下看，是当日下午的票。我说不出当时的心是何等的跳，但至今能说出那《芦笙恋歌》的电影，在新华电影院。后来我迟迟不敢去那座位，怕那人找来，但他始终没有出现。

与青石板有关的不光彩的作为还有偷：风高月黑，几个人不顾死活地抬了石板回来。凿石鼓、凿石锁，说要强身习武。凿，真是个功夫活，有的石板年岁一长，锥子用力过度，往往断裂。幼时常见“大力士”表演的，大冬天，赤膊上身，压块青石板，有人举锤猛击。“哐！哐！哐！”吓死人的几锤，石板断裂，“大力士”一跃而起。这样易碎裂的石板那时极多，一个“大力士”一天要敲裂好几块。

当我们练得肌肉日渐鼓起时，早已把曾经的“大力士”看轻了。这时候，水泥浇件就多了，人行道、路面、桥梁、石雕，还有凳椅，表面都会辅以斧琢的细纹，一种对青石的追思。更多的“追思”是在近十年，路面多了花纹养眼的大理石和色泽黝黑的花岗岩，它们经切割、打磨，油亮、华丽，一如“奶油小生”。这样的地面容易打滑，电石或煤气的喷枪将它烧出爆裂，哔哔啵啵。

青石板给我留下了的最后印痕，是百岁坊巷的拆迁。也就五年前，我走进这一条古老的窄巷。在一个藓迹斑斑的墙门内，见民工挖一块青石板，一米多宽，三米多长。当它的一头被抬上平板车时，另一头断裂了。那一天，来往的平板车堵塞了弯曲小巷，有石板，有井圈，井圈上绳的勒痕，似乎是城市历史。民工说，坐船过江，运去乡下。

弄堂

“弄堂”这名很怪，在一坊（辖）一巷（或一街）的方志中，往往或略了它们。至少，南宋留下的三本方志如此。当然，在巷与巷、巷与街之间的这些狭窄通道，当时是存在的，能行得人的，也有大户之间避火的功能。南宋后期，人口猛增，杭城的“坊”从六十八个增加到了九十六个，这一种通道就更多了，后来的方志称“衖”。

“衖”《唐韵》标音为“胡絳切”，接近“hang”。元朝《大典》中的“火弄”，应该就是前朝的“衖”。元不到百年，后人以南宋文化为宗，因“衖”的功能与“封火墙”一样，“火弄”的说法也被杭人认可。不像北方人，舌头一含糊，“火弄”叫成了“胡同”，有点莫名其妙。“火弄”一说后来淡去，单称了“弄”。但城外人仍有沿袭，譬如“大浒弄”，就有“火弄”的影子。

到了清末，杭城有地名九百四十七处，“街”有四十二条，“巷”有两百六十一条，“弄”有一百四十六条（见《武林坊巷志》）。当然，后者还不包括诸如“毛（茅）坑弄”、“缸甏弄”、“方福弄”“劳工弄”、“劳动弄”等等，这都是民国后的事。

当然，明清遗留的更多，譬如中山中路的“扇子弄”、“木瓜弄”。这一种前朝的尤物，高墙之下，窄得两人并行都得侧身，好在有青石板铺地。莽太阳下，这一种小弄被遮挡得阴阴凉凉，只有尽处，似乎豁然有光。若迎面来一个赤膊的莽夫，胆怯如孩童者，总是会提心吊胆。夜晚，宁可多走几步，去绕太平坊巷，也不会走这两条小弄的。

“勾山弄”也是，在“三衙前”西头，南有高高的“勾山樵舍”大墙，北墙也相对不低，对孩童来说，大抵高可达天。此弄狭可及肩，更要命的，中部还有一个直弯，猛一看，以为“塞死弄堂”。

听出来了么？这样的窄弄，老杭州叫“弄堂”，莫名其妙吧。“堂”宽敞高轩，难道是语法上的“偏正”？这似乎是后人的说法。前朝人嘴里，“弄堂”永远是弄，“巷”永远是巷。哪怕一条曲里拐弯小弄一样的“九曲巷”，也是“巷”，泾渭分明，从不混淆。

这就是地方文化，能称得“巷”的，历来是有人居，有官署。“九曲巷”虽狭如小弄，是有过“轩辕宫”的。估计，当年官轿进出，一条巷全给它了。“文革”前，“轩辕宫”是“杭州千斤顶厂”的发轫地，一辆三轮车，巷就堵了。

那么，弄是不住人的？也不是。人口逐渐多了，大家大户的大墙，也有“开腔破肚”另立门户的。小弄深处，也有“滚地龙”似住了人家的，譬如膺白路（现南山路）中部外来乡人聚居的“新民村”。此时的弄，就不单单是大墙之间的走道或防火道了。

难道有了人居的小弄就不能改名称巷？是的，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地名就是它的标识。“缎局司弄”、“火药局弄”、“翁家弄”、“羊千弄”，以至城外的“江山弄”、“假山弄”、“贾家弄”，哪怕这弄中有了显赫的官署、府邸，地名永远口耳相传。你看“胭脂弄”，现在成路了，还得称“弄”。

特例也有，那必须是众口一词的认同。清波门的东边，曾有“周孝子弄”。八百年前，住了随宋高宗赵构逃难来的周姓人家，世代以孝闻名。到了清乾隆年间，周家出了进士周玉章，有了牌坊，改称了“孝子坊巷”。一座牌坊，改了一个地名，在帝制时，这几乎就是一种文化。

说了半天，杭州人为啥要将“弄”叫成“弄堂”呢？这似乎与杭人好藏瑕彰瑜有关。当一条弄中有了官署，有了府邸，您再叫“弄”，总显得寒碜了一点。这就有了口头上的变通，添一个“堂”的词缀，皆大欢喜。就像如今叫“公寓”，您不往集体宿舍去想，想出了“白马公寓”，多好！

jason

杭州往事（中）
2016-02-19

金鸡岭

祖山寺原址

“胭脂山”原址

榆园方位

曹晓波

一座城市，有它的与众不同，精神的，物质的，历史的，地表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至知”，要了解它的灵气，知晓它的底蕴，只有一巷一路，一宅一物，见微知著，才能见出妙来，才能看出它的岁月与凝重，文化与历史。

三山五岭

在家家烧煤饼的日子，煤饼店常常要断货。断火人家，借饼续火的；买煤屑现做的；破篮儿排队的，都有。煤饼一到，人全齐了。这时，踏三轮车送煤饼的大郎受到责问了：为啥“才兹”送来？是不是金鸡岭的煤饼？

前一句人之常情，后一句费解了。金鸡岭厂的煤饼火头旺？金鸡岭的名声响？估计两者都有。金鸡岭煤饼厂靠近解放路口，“磕头机”日夜不停，“嘭咚嘭咚”。从地势看，金鸡岭离东河不远，一马平川。以前是一条不宽的巷，墙门、浅屋栉次鳞比。

这就是老杭州说的“三山五岭”之一，其他“山”、“岭”，要是多事，较真起来，也都如此似是而非。譬如“三山”，大致指“祖山”（也称“武林山”）、“艮山”、“胭脂（燕支）山”；“五岭”是“灌肺岭”（现高银巷）、“群仙岭”（现“十五家园”附近）、“金鸡岭”、“骆驼岭”、“彩霞岭”（现候潮门南）。

“祖山”，因了“祖山寺”，三十年前仍然存有余名，相比较，它的另一个名字“武林山”，就惨了，“山”已淡化得无影无踪。《康熙仁和志》说：此“山”在“在武林门内一里”，有一座圣寿寺，寺中有一“小阜”（土包），“度（估计）高才八九尺（2米多），顶平，寺僧植桑、菜于其上，筑石砌临道旁，削为狭方，长可三十步，广得十五步耳。”

不过，这话在同一时代的《康熙（杭州）府志》上蔚为壮观：“小土阜，高可三丈”，八九米哦。估计这是文抄公干的，照搬了明朝的说法。好在因了“祖山寺”的存在，“山”名一直没废。此寺原本是南宋高宗为祭祀“太乙神”而建，本名“圣寿寺”，后来几经变化，寺以地名。按方志所说的武林门内“一里”估算，即如今的武林路83号及“群艺馆”方位。

“艮山”的说法大致有三，明朝田汝成说：山是有的，不高，“今已陵夷（被铲平了），莫可指索（谁也说不清方位）”。《乾隆仁和志》的学究气重了：按“易经”，“艮”表明此门的东北方位。《东都事略》以历史说话：高宗的老子在汴梁筑过“艮岳”山，“艮山”的命名，也算是对旧京的痴心。看来，田汝成老汉的可信度较高，毕竟他离南宋不远。

“胭脂（燕支）山”，有点晕，《武林坊巷志》有“燕支山巷”，南北向，曾经与藩司前附近的华光巷平行，“子丑寅卯”，也算与吴山扯上一点边了。不过，城北的“胭脂（燕支）山”似乎更靠谱一点。十五年前，一位八旬俞老伯带我到玄坛弄原电视机厂宿舍的墙边，他说这里曾经有过一块脸盆大的光石头，有石碑，上刻“胭脂山”。燕支（胭脂）桥，得名此“山”。翻阅《武林坊巷志》，在“元坛弄”条目中，有“胭脂山，仅一斗大……”的文字。

“五岭”也是，只有“骆驼岭”多少扯得上边。因为在吴山的东面，宋时还称“小坝头”，《成化（杭州）府志》说：“今废”了。其实，杭城地名中的“三山五岭”，都有被“废”的说法。只有掉书袋，穿越似的觅去，才有“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的故事。

不过，“里老”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如果将武林山、金鸡岭、群仙岭、胭脂山、艮山顺序排列，会看到，在中古以前，老城的北侧，真像有一条时隐时显的宝石山的尽脉。它们和南面的山脉一起，像一把倾斜的太师椅圈，拱卫着这一块曾经的大海冲刷地。如果没有北边的拱卫，杭州恐怕难以形成。

上到江头，下到湖墅

这说法耆老们也各有侧重，指城河，说铁路（江墅线），称老杭城范围、叫跑码头的人，都有。如此的容量，也使得老杭州有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可能。要是就势说开去，几万字都打不住。只能“因陋就简”。

“江头”，城南沿江一带，也称“江干”。湖墅，概念大了，以前指运河的北新关（现大关桥略北）往南，直到左家桥一带，开埠后，往北延伸到了拱宸桥。清时的《勷善征信录》，有“上江浒、下湖墅”之说，这也是杭州“商埠文化”的滥觞。

北新关，不仅关卡一个，也是明、清时赋税机构所在，人称“大关”。杭城的“十门六关”（十座城门，及东新关、打铁关、观音关、八字关等税收关卡），都有北新关署派驻的税役。江干码头的“城南务”（税站），为了防潮汛，允许船只先行起塘（翻塘进入内河），但船家必须拿了税站的“起塘小票”，次日到北新关署上单纳税。税单一式“三连（联）”，一连交关署“船柜”纳税；一连交关卡兵丁核对；另一连作为船家凭证。

关署为啥设在湖墅，而不是广袤的钱塘江边？也许，运河所系的下三府之地，历来富庶，广货、洋货，也顺水北来辗转经此。钱塘江上游再广袤，除了西面的徽商，南去的水系都是穷乡辟地。而徽商为避潮水险恶，大多走杭徽古道一路，赋税远没有湖墅重要。

湖墅有过妈祖庙，在大夫坊，如今仓基新村的马路西面。妈祖庙往往建在大海之沿，神气“罩”着一方“靠水吃水”的人。湖墅的显赫，由此可见。越人孔武，到了这田地，只有乖乖地穿街过巷，“上到江头、下到湖墅”去关署了。阴雨风霜、低头哈腰，跑着跑着，见识多了，“盛世”看扁了，要依仗了，帮会就在“埠”中产生了。

其实，清雍正年间，北方曾有数百犯人来杭“充军”（发配苦役）。这些“好汉”大多派往荒凉的江涂，背纤、扛木排。他们有“某某‘道’”之称，各有“主心骨”，估计也唱“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因为“道”是清初的行政区域，犯人也是以来源地所分的。六十年前的“海月桥山货淘”、“闸口水河淘”，可能就是“道”的误读。湖墅的帮会更早，乾隆年间就有记载。

这么成篇累赘的铺陈，只是为了说明“上到江头、下到湖墅”若仅仅说人事，是不为老杭州看好的，说着说着，如同狗啃骨头，猫偷鱼，泛指了，常用来说那些整日奔波而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儿子啊，你再不好好读书，只有‘上到江头、下到湖墅’跑码头了！”

五十年前的“跑码头”，“阿庆”式的好汉少了，不入流的多。有衣袋上好别一支刻钢板蜡纸的笔杆，“雷锋”似的揽了外地游客的钢笔，潦潦几划，画一个“三潭印月”，再添“留念”字样。然后，伸手，说要几毛钱来。文雅一点的，用竹子、簧片，做出箫似的簧管，苏武牧羊似的在风景区悠悠扬扬吹，卖一支是一支。

那一年我去六和塔江面游泳，一步一步走过宽宽的滩涂，走进浑浊的江水，游到水没头顶处，见有摸黄蚬的。我踩脚一试，全是硌脚的黄蚬啊。憋一口长气，一个猛子下去，就是一大捧。我裤脚扎住，装了十几斤，一辆破旧自行车驼回。记得我老子吃得啧啧有声，最终的意思：“不准再去了”。穷归穷，但“上到江头，下到湖墅”这一条路，我老子还是担心十七岁的我会就此步入。

如今，此说多少带有一点做生意、挣大钱的意思，但在老杭州的口中，依然不是一个褒词。

桥归桥，路归路

老杭城的地名，大致以街、巷、弄、桥、里、营、园、阁、庙、寺、湾、荡、头、署、子、井为“眼”。“桥”的数量九十六，仅次于巷、弄（见《武林坊巷志》）。和巷、弄、街一样，“桥”的条目下有人、有掌故，也有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文字。可见，在地名中，“桥”不仅仅是一座桥，而是一条巷、街的承载。

但在《武林坊巷志》中，“桥”后面紧跟以“桥”命名的“巷”、“街”也有，譬如“李博士桥”与“李博士桥巷”；“通江桥”与“通江桥街”，条目各有区分，也各有上千的文字。这一种时而将桥与通向的巷、街的人事、掌故作为一体表述；时而又“花开两枝”，桥与巷、街“各表一头”的做法，虽不多，但编者的意图，后人难知就里。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武》所收录的城墙内的所有地名，唯独没有“路”，更没有类似天津卫的“道”。尽管城墙外有，譬如“东新路”（并非如今的东新路）、“下菩萨大道”（现机场路）。

“路”，最早出现在1914年6月的旗营废墟上，“井”字，四条。横跨井亭桥、八字桥、龙翔桥上。费解的是，其中的三条，却以被推翻的满清营门为路名：迎紫路（现解放路）、平海路、延龄路（湖滨路例外），而不是以传统的“桥”命名，似乎大违革命的初衷。

两年后出现的十几条次“路”，也无一例外，虽然将曲里拐弯的小巷、泥弄变成了整齐划一的宽路，却依然忽略了横跨浣纱河各条支流上的“桥”名。不少的路名仍带有满清的影子，如兴武路（现开元路）、惠兴路。以致六十多年后，河流填埋，不少桥名淹没，只剩下显赫如“龙翔、众安、井亭”等了。

这就是时人所说的“桥归桥，路归路”，互不搭界的缘故？“东街”一例，尤其有趣，狭窄的石板路拓宽成了碎石路，命名居然是“街”与“路”的简单相加，不尴不尬叫了“东街路”（现建国北路、中路）。如果以此路的“横河桥”为名，也就多一段城市历史的记忆了。当然，路名取得好的也有。1925年，小巷一条的清时“大街”拓宽，各“坊”拆除，改名“中山路”，宜时切义。

“坐不改名，行不更姓”也有，现在的建国南路，比当年叫“板儿巷”时拓宽了好几倍，但147号的正门甬道依然深深，一座气势不凡的二层“洋楼”深藏其中。这就是1917年，安徽籍五大上将之一的“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主浙时的府邸。

当时，杨善德带兵一个团来杭，轻易摆平了时任浙江督军的吕公望与下属警察厅长夏超结下梁子的大乱，接任督军。那时的斗富二桥与一桥、三桥都是小石桥，台阶上下，连接东、西石板小街，桥中有一窄窄陡坡，只能独轮木轱辘车嘎吱咕吱费力上下。朱瑞主浙时，前都督汤寿潜曾“乘舆”（轿子）过此，因“步哨”不认识他，曾被“拖扭下轿”过。

杨善德为带来的轿车行驶，开辟了从板儿巷到梅花碑督府的路面，斗富石桥的台阶全成宽宽的缓坡了，时兴的黄包车，也能无障碍上下了。不过，以“斗富二桥”命名的“斗富二街”，依然没改。难道这是杭州人“东西称‘街’，南北叫‘路’”的惯例？当然不是，法院路、体育场路、健康路等，也是东西向的。看来，“路”与“街”的叫法，并无方向定规。

杭城的道路扩建逐渐多了，共同的特点依然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那就是路中的桥名再怎么显赫，路名不会因此借光。

大姓与大宅

“杭州十大姓”、“杭州八大姓”，耆老的说法各异。当然，说的都是望族。

清末举人钟毓龙《说杭州》例举七家：横河桥许家、头发巷丁家、双陈巷高家、状元弄郑家、岳家巷吴家、木场巷叶家、柴木巷万家。有“大姓”，也有“大宅”。譬如“郑家”、“万家”，富商，只能称得“大宅”。

《三句不离本杭》，是旧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所著，他说“杭城巨室不出十家”，书中例举了四家。其中丁家、高家与钟毓龙所说相同，另有王文韶、胡雪岩。王、胡在杭州只荣耀了一世，也只能称“大宅”。当然，以这么思路，还可例举，如东山弄钟家、元宝街朱家、金洞桥徐家、骆驼桥王家、崔家巷杨家。

钟家的“东山弄”，并非如今杭州植物园边的东山弄，以前在清泰街上，也属于徒有“山”名的一类。钟家在清时出过状元，后来杭城的酱业第一招牌“惟和酱园”，就是钟家后人创办。钟家与元宝街朱家、横河桥许家、崔家巷杨家，我都有文字专说过，不再赘叙。

近来在翻阅《山居杂忆》，作者高诵芬、徐家祯，母子。高诵芬，“双陈巷高家”后人，在《武林坊巷志》中，高家与“横河桥许家”、“头发巷丁家”，都是名副“宅”实的世家。后人也许只知道清河坊的“高义泰”布店，但很少有人知道，高家的祖先是锡箔匠人起的家，但他的后世三房，却个个以知识为重，一度名重江南。徐家桢，是“金洞桥徐家”的后人，曾祖父徐吉生，是被老杭州称作“徐半城”的。

也许徐吉生的知名度要晚于高家，徐家没有像“双陈巷高家”那样为《武林坊巷志》收入。但这位杭州庆成绸厂、缫丝厂以及上海祥纶丝厂、制造厂的创始人徐吉生，确实有杭城丝绸业半壁之说。当年徐吉生的举丧，也号称行走了半座杭城。“徐半城”之名，是否也包含了这两种意思？众说不一。高家与徐家的联姻，也非个例。在老杭城，大姓联姻极多，“强强联手”似一张政治、文化，直至经济的大网，左右杭城。在《山》中，更多的联姻还有如名家张宗祥（与徐家）、清宰相王文韶（与高家）。

《山》第一次发行告罄，准备再版。定居澳大利亚，长我九岁的徐家祯有意我为再版写序。其实，我对徐家，早几年也有过了解，与家桢先生的堂弟徐家圣有交往。不过，对徐家的历史，还是知之不多，譬如，为什么叫“金洞桥徐家”，而不是以徐吉生发迹时的“谢麻子巷”为名？

在《武林坊巷志》的“金洞桥”条目中，有“娱园”，又名“榆园”，描述甚细：庭院深深，亭阁处处、花石累累，晚清的名人文仕，常在此把酒聚会，泼墨吟诗。1918年，徐吉生向许（增）家买下了榆园，子孙三房搬入。此后，尽管有夏承焘、郑晓沧等名士的游历文字；尽管徐家桢的九叔娶了张宗祥的女儿后，张宗祥的晚年也在此居住到去世。但在杭城的记忆中，榆园表述模糊。徐家桢自小在外生活，其回忆虽然细节独到，但对榆园的方位考证，略显繁复。

看清末杭城旧图，当建国中路还是四五米宽的石板“东街”时，此街在横河（现“大河下”至“小河下”）的南北一段，称“金洞桥街”。据1965年离开榆园去宁夏插队的许家圣回忆，榆园位于菜市桥与万安桥之间，在如今的“杭州联合银行”与“万安城市花园”区块。榆园的东正门，朝“金洞桥街”；园内的西庭、楼厅，临了东河。金洞桥，一座东河支流的小桥，早已湮没。据说，就在榆园的正门口，“金洞桥徐家”一说，也在于此。

在榆园的东南，隔了“东街”，有“横河桥许家”（“积厚轩”）与“庾园”，它们的范围：北至华藏寺巷，东到如今的大学路。“积厚轩”、“庾园”的宅门正对横河，园林与榆园相仿。尤其“庾园”，后人在表述上常常与“榆园”混同。这也见出，在得天独厚的老杭城，大姓、大宅的亭阁垒石与花木扶疏，并不逊于苏州的庭院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