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全民阅读】施耐庵怎么看都是一个杭州通

jason

杭州湖山、村落、美酒、舞蹈，一一出现在《水浒传》的细节里
研究者马成生——
施耐庵怎么看都是一个杭州通
本报记者 马黎

戴敦邦的水浒人物画

　　虽然老杭州随口就能说出小说里的杭州印记，比如张顺和涌金门，鲁智深和六和塔，还有西泠桥畔的武松墓等等，但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这些只是零零散散的点到为止，《水浒传》里的主要人和事还是出在山东。而且，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有一部分研究者的认定、包括百度百科所“登记”的作者施耐庵的籍贯，都落在江苏。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马成生却认为，如果仔细从小说内部来考察，就必然会发现一个关键性的与《水浒传》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域——“钱塘”，也就是杭州。

　　正因如此，把枇杷，写到北方环境里的情节，在《水浒传》里有“木佬佬”（杭州话，意为很多）。

　　“这说明钱塘施耐庵长期生活在杭州，他没有去过长江以北。”马成生还是文学大家钱钟书的学生，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水浒传》，尤其是跟杭州的关系。

　　把暖冬移植到江北

　　“雪夜上梁山”写成“仲夏夜泛舟”

　　《水浒传》现存完整的刻本，是明嘉靖年间杭州容与堂刊印的百卷本，署名为“钱塘施耐庵的本”。最早录有此书的是嘉靖年间《百川书志》，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说这句话的，也是个杭州人，明代藏书家、著作家郎瑛。

　　不止是他，在明代，田汝成、汪道昆、胡应麟、王圻等，都一致肯定施耐庵是“钱塘人”、“越人”、“武林人”，在明代，没有任何人提出否定的观点。当然，最关键性的“内证”，还是作者在小说中的描写。

　　《水浒传》里写到的地方，有北方，也有南方，但马成生发现，只要一写北方，就乱了章法。

　　比如，从水泊梁山到陕西华州，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竟然几天就到了；武松在河北沧州柴进庄上与宋江分手，回故乡清河县“看望哥哥”，作者居然让武松莫名其妙越过故乡而错下阳谷。在同一回中，阳谷县知县对武松说：“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

　　“清河与阳谷分属两个省，中间相隔好几个县，怎么能说近在咫尺？”马成生说。

　　在朱贵酒店里，林冲问去梁山泊还有多少路。酒保说，虽然没多少路，但全是水路。如果要去，须要坐船。

　　林冲上了梁山，只见“芦苇泊里三五个小喽啰，摇着一只快船过来”，“见那八百里水泊梁山……山排巨浪，水接遥天”。

　　马成生说，当时描写正是严冬季节的北方。大约半个多月前，林冲投奔梁山泊途中，已经“纷纷扬扬下着漫天大雪”，按照北方的实际情况，在这寒凝大地的一年最冷时日，就是“滔滔黄河”也常常要坚冰封锁，可以走人跑车了，梁山泊边居然不会结冰，照样行船，而且还“山排巨浪”。

　　“作者根本不知道北方严冬的特点，至少，他没有亲身的感受。正如马幼垣先生所说，《水浒传》作者把‘林冲雪夜上梁山’写成‘仲夏夜泛舟’，暴露了他寒冷时没有在北方生活过。”马成生说。

　　这样看起来，施耐庵似乎是把江南的暖冬景象，移到了江北。

　　东新桥、定香桥

　　这些位置老杭州都说不出

　　有别于对北方的“生疏”，一写到杭州，尤其是西湖一带，施耐庵就熟稔起来。桃、李、荷花、菊花、梅花，西湖四季的代表性花卉，还有各种亭台楼阁，都描述得相当妥帖、清楚。

　　当然，有人会讲，作者曾在杭州为官数年，这点描写很正常。

　　但是，小说中多次出现了连老杭州都不太知道的桥、村、路。

　　宋江率领主力部队进入杭州东北郊，经临平山来到皋亭山，直近东新桥下寨，然后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杭州城。其中一路从北新桥取古塘，过桃源岭在灵隐寺屯驻。

　　这东新桥，在杭州众多桥梁中，并不显眼。更重要的是，自皋亭山（今半山）西南向到杭州的北关门，这座桥基本位于这一条直线上。“‘下寨’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的，往往需要特殊地势，说明施耐庵对东新桥一带被称为‘关’这一特殊形势非常熟悉。”

　　而这“北新桥”，是杭州西北角一座普通小桥，古塘即今天古荡，翻过桃源岭右转约四里就是灵隐寺了。这么一条小路，估计现在很多杭州人都未必知道。

　　再看西陵桥（西泠桥）。张顺在此看西湖，“远望城郭四座禁门，临着湖岸。”这四门，就是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在西泠桥上看，确实如此。

　　宋江祭奠张顺，把白旗插在西陵桥，“朝着涌金门”、“仰天望东而哭”。为什么“望东”？因为涌金门在西陵桥东边。

　　紧接着，宋军分两路来袭，其中南山一路在“定香桥”遇到李逵他们，军兵大半被杀下湖里去。

　　这座桥，很少有人知道。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里，仅仅提到了一笔：定香寺在艮山门外，宋乾德四年，建于西湖上，成了定香桥。

　　马成山考证，这个方位，在南山路的终点，虎跑路的起点，老杭州都知道的赤山埠，上面有一条水沟，流经太子湾西边，汇入西湖。“定香桥自当架在这条小水沟上。”马成生说，这无疑是杭州数十座桥梁中最小的桥梁之一，但作者却描写得如此精准。，可见，这桥落于“大西湖”的范围，与田汝成所说，也不矛盾。

　　还有范村。 宋江攻陷杭州城后，即经六和塔、五云山、范村，直杀过富阳。范村，就是现在的梵村，位于梅家坞口的钱塘江边，是不过数十户人家的小村。从杭州打到富阳、桐庐，再直捣淳安方腊老窝，正是经过这里。

　　鲍老、兰桥风月

　　《武林旧事》里的“杭州制造”

　　”这样一个明显对地理、路线要求十分精准仔细的人，怎么会容许自己在描写北方环境的时候，错误这么多呢？

　　马成生说，在《水浒传》所描写到的数十座城市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杭州有这样的待遇。

　　所以，施耐庵怎么看都是一个老杭州。

　　只有老杭州，才会熟悉这座城市的市井文化，这不是“到过”、“到此一游”、“听说”可以体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小说里乐此不疲地植入杭州生活。

　　《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写宋江等四人看灯，遇到一伙舞鲍老的。“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

　　这个舞鲍老，是一种戴面具的舞蹈，舞蹈者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逗人发笑。《武林旧事》、《梦粱录》等里面，都提到了这种南宋杭州的娱乐节目。直到上世纪中叶，杭州在一些节日的游行队伍里，还有这样的“遗风”。可见，作者用了进来。

　　《水浒传》第六十六回，北京大名府元宵节，时迁趁机上翠云楼放火之际，“挟着一个篮儿……篮儿上插几朵闹鹅儿”。

　　“篮儿、闹鹅儿的儿尾音，只在大致相当于杭州城区这么个小范围内流行，往往只有老杭州才会使用。”马成生说，更重要的是，这个闹鹅（也写作闹娥），在《武林旧事》卷二《元夕》中有记载，是南宋时杭州妇女元宵节的饰品，多为白色。

　　就算写到酒，他也不放过。宋江上浔阳楼，酒保“托”上一樽兰桥风月。

　　“这就是杭州的酒。”马成生说，《武林旧事》卷六《诸色酒名》、《西湖老人繁胜录》的《酒名》中，都载有“兰桥风月”。

　　本版参考书目

　　《杭州与水浒》

　　作者 马成生

jason

这可不仅是路过那么简单
诸暨可能是又一处《水浒传》的原型地
跟着学者，从浙江湖山与施耐庵的文字里寻访——
江南的水浒
通讯员 楼海霞 蔡嘉 本报记者 马黎


　　上个礼拜，浙江《水浒》研究会第32届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研究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浙江研究《水浒传》的专家们，每年一聚，聊聊各自对这部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最新的研究。今年，萧山、诸暨，成了大家寻找水浒文化的新坐标。

　　为什么？

　　柴大官人和浪子燕青，“自秀州李亭别了宋先锋，行至海盐县前，到海边趁船，使过越州，迤逦来到诸暨县，渡过渔浦，前到睦州界上。”

　　小说里，“诸暨”二字，赫然出现，而渔浦，就是现在的萧山义桥。这段小路，说得明白一些，便是从绍兴漓渚，入诸暨杨梅桥，再到白塔湖斗门，坐船去萧山。水路交接，如何“换乘”，施耐庵显然相当熟络。

　　诸暨与《水浒传》，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在这30多个字的“导航”路线里，诸暨店口，可能是钱塘施耐庵写《水浒》的取材地之一。

　　于是，我们的寻访，从店口白塔湖开始。

　　站在一户农家三楼的阳台上，整个白塔湖，近在眼前。

　　湖水宁静，与天相接。最有意思的，还是湖面上分散着田地、农舍，人们临湖而居，垂钓、闲扯，一天就过去了。

　　湖中有田，人湖共居，渔舟成群，不难让人想到，这里是否也有梁山水泊的影子？

　　村民说，湖边的古村落有三十多个，名字也很有意思：阮家埠、鸡龙石、七里、浒山……店口镇的乡贤们查了村志和家谱，发现这些和《水浒传》有关联的名字，古而有之。

　　那天三更时分，吴用起来洗漱完毕，吃了些早饭，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穿上草鞋，连夜投石碣村。

　　只见四边流水绕孤村，几处疏篁沿小径。此地甚美。他自然认得地方，不用问人，来到石碣村中，直接到了阮小二家门口。到了门前，只见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疏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倚山傍水，约有十数间草房。吴用叫了一声：“二哥在家么？”

　　“您儿子在家么？”我们在一家破落的屋子门口，遇到一位正在剥玉米的老太太，忍不住也问了一句。她不响，金黄的玉米粒一颗颗从手里落下。

　　眼前的白塔湖边，曾有一块鸡龙石，形状独特，有棱有角，如同“碣石”。这块石头所在的村，就叫“石碣村”，今名山下湖镇新长乐村，依山傍水，前临白湖，后枕河港。

　　阮小七回乡后，在梁山泊边沿石碣湖中（七里浒山的高埠上住）打渔并成家。而眼前，湖面开阔，一只渔船，靠在湖边，中央，正巧也晒着一张破渔网。

　　这是“七里”上村。有人说，山东的“梁山”无法找到这样水路相间的湖泊。

　　青州府有座山，叫做二龙山，山上有座寺，唤做宝珠寺。山裹着寺，只有一条路上的去。

　　这宝珠寺被强盗邓龙占山为寨，青州慕容知府派了一万官兵也攻不上去。杨志和曹正紧押着鲁智深上山来，看那三座关时，端的险峻：两下里山环绕将来，包住这座寺；山峰生得雄壮，中间只一条路上关来；三重关上，摆着擂木炮石，硬弩强弓，苦竹枪密密地攒着。

　　好不容易过了三处关闸，来到宝珠寺前看时，三座殿门，一段镜面也似平地，周遭都是木栅为城。

　　山东《青州市志》中，并没有二龙山和宝珠寺的记载。那么，如此奇特的山与寺，会存在吗？

　　我们的车绕着山路，曲折而上。冷雨一直下，抬头看眼前的坑坞山，朦朦胧胧。因为雨势太大，山路湿滑，我们的车最终停在山脚下，无法上山。

　　但是，从小就在坑坞山玩耍，对角角落落早已熟悉的柴海生告诉我们，高584米，用2500档石梯铺就的坑坞山险道，和二龙山地势很相像。沿着坑坞山东麓的长澜坞上山，也要经过三个关口，而山顶上也包着一个寺庙，叫三德寺。

　　只是如今，三个关口的石砌墙已破坏，遗迹还可辨。而寺的三座殿门依然存在，三门前平地边的木栅已换成了水泥柱。

　　好在，青山在，人未老。如今殿后环绕的山包，原封不动。

　　这是巧合吗？

　　回去的路上，回想梁山好汉上二龙山的所见所闻，柴海生提醒我们注意，三道关上放着一样东西：苦竹枪。

　　从地理或是气候物象来看，《水浒传》里描绘的多是北方的风土人情。但苦竹，北方是没有的，诸暨有，白塔湖有。

　　再回过头，刚才提到吴用到阮小二家门前，看到“篁”，就是一丛一丛的小竹子。这东西，北方也没有，萧山有，白塔湖也有。

　　十九回里，林冲推晃盖为首，吴用，公孙为辅，自己坐了第三把交椅。吴用施计，大败官兵，捉拿黄安，得了不少人马船只，获财物金银无数。众头领开庆功会，杀牛宰马，端出了山南树上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

　　枇杷，长江以北怎么会有？诸暨有，杭州有。

　　看上去，施耐庵的笔下有很多“漏洞”。这是无意，还是有意？

　　他很可能是移花接木了。移的“花”里，或许有诸暨店口，当然，一定有杭州。

　　本版参考书目：

　　《水浒传》作者 施耐庵 罗贯中

　　《诸暨可能是名著<水浒传>的重要创作原型地之一》 作者 柴海生

　　（感谢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马成生、会员柴海生，诸暨市作家协会，店口文化艺术中心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jason

阁子、簪花、缠脚、刺字，《水浒传》不少这样的关键词
宋史学家虞云国的讲座可以读出——
好汉传奇背后的南宋杭州风尚
本报记者 马黎

戴敦邦的水浒人物画

　　既然《水浒传》里有这么多江南元素，那么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除了关注英雄好汉的故事之外，如果从有趣的民俗民风入手，或许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昨天，一场主题为“《水浒传》与宋代社会民俗”的讲座，在杭州图书馆举行，由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等主办。

　　主讲人虞云国，宋史专家。在他看来，《水浒传》话本流传时期，是在南宋到元代。正式成书的时间，应该在元末到明初。因此，书中所反映的是宋元之际的社会风俗。“当时社会风俗的变化，不像现在这么快，古代六七十年，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是可以拿来研究宋代的社会民俗。”

　　因此，虞云国提到了四个有趣的宋代民俗，他从历史学、社会史的角度，对《水浒传》里的宋代风俗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那时的杭州酒楼

　　有题字的粉墙

　　“柴进引着燕青，径上一个小小酒楼，临街占个阁子……宋江、柴进也上樊楼（北宋开封最大的酒楼），寻个阁子坐下，取些酒食肴馔……只听隔壁阁子内有人作歌。”

　　阁儿、阁子，是一个概念。《水浒传》里提到这些词，我认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指一般起居的小房间。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另一种“阁子”。这种阁子，就是当时酒楼、茶馆的包房。

　　“宋江起身，出得阁儿，吩咐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发我还茶钱。’”

　　何涛和宋江就是在茶馆的阁子里，商量机密公事。

　　茶馆、酒楼的包房，可以和整个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市民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因为有了城市生活，城市里的人有各种文化消费的需求，所以才出现了阁子。

　　比如，翠云楼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就是有一百多间包房。

　　根据现在流传下来的很多文献、图画材料，大体可以还原宋代阁子的情况。

　　北宋东京的酒楼一般是两层楼，楼上是阁子，楼下是散铺，我们现在的酒楼也是如此。

　　南宋时杭州的情况，也是如此。南宋的酒楼分官营和私营，杭州城里有十几座官办酒楼，每个大酒楼里都有自己的歌妓，作为阁子里的“服务人员”，你能随心所欲“点花牌”。当时的经营者为了提高阁子的档次，会在里面放插花、名人字画。还会留下一堵粉墙，让你专门题字。所以宋江在浔阳楼的包房里题字，是有历史依据的。

　　从朝廷到民间

　　男子爱簪花

　　柴进与燕青，“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幞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

　　如果现在一个男人插花，很怪，但在宋代是很正常的。唐宋两代人头上插花，不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的。

　　宋代每逢重大节庆，皇帝祭天、生日、宫廷宴会、进士中举，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东京梦华录》讲到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骑马，都要戴一个小帽，小帽上面戴朵花。

　　在南宋杭州，也很流行。南宋诗人姜夔写过一首诗，里面写：万数簪花满御街。有一次，从景宁宫祭祀回来，皇帝和群臣戴着花，通过现在的御街，“但见红云冉冉来”。 河坊街一带真是一片花海。

　　宫廷戴花，分为三种情况。真花，最名贵。大部分情况下，是人造花，它又分为三种：绢花、罗帛花和滴粉缕金花。

　　一般官员聚会，也有戴花的风习。苏东坡写过一句：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这是他去参加某个官员的酒席，戴了花后发出的感慨。

　　从官场文化看，簪花很普遍，而且引领整个民间风俗，所以一旦传到民间，更加变本加厉，不论性别年龄贫富，簪花，都成为习惯。而现在，我们结婚时，新郎还要戴花，我估计这是唐宋时期男子戴花的遗存。

　　南宋缠脚之风

　　在民间流行

　　燕青到了李师师的阁子，“但见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里面。”

　　美女李师师是否缠小脚？

　　宋江在梁山闹事的时候，正是宋代政和宣和之际，而这一段时间，恰巧是中国女性缠脚史由宫廷播向社会的重要时期。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可信记载里，最早缠小脚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一个妃嫔。进入宋代后，大概到北宋中期，民间歌妓也开始缠脚。而现存最早的歌颂小脚的诗，出自苏东坡的词《菩萨蛮》。

　　到了宣和年间，缠脚的风俗走向整个东京城。东京城的商店里，出现了两种商品。因为脚分肉感、骨感。肉感的脚，裹起来肥肥的不好看，就要给它减肥，于是出现了一种药方：瘦金莲方，让小脚更骨感一点。第二种，宣和晚年出现了一种鞋样，叫做“错到底”。

　　既然有这两种商品出售，我们可以推断，北宋宣和年间，东京城里女人裹小脚已经很多了。到南宋，在市民中间，裹脚之风开始正式流行。


杭州大街小巷里的水浒故事

　　自南宋开始，杭州街谈巷语与“水浒”的民间故事最早就流传在杭州的街头巷尾。

　　宋末元初，由周密在杭州癸辛街上写的《癸辛杂识续集》中就记载着“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后人把流传在杭州大街小巷的“水浒”民间故事改编成“小说”和“讲史”等，在杭州的瓦子（游艺场）里进行说唱，有人将其加以整理成书面的话本，为后来《水浒传》的成书提供了主要的蓝本。

　　专家考证，“水浒”的主要出生地，是现在的西溪湿地。水泊梁山的山水，与从古荡、蒋村，直至留下、五常等乡镇的溪、荡颇为相似。而且，水泊梁山的芦苇、水荡港汊以及柿子、莲藕之类，也是根据西溪水域的状貌概括出来的。

　　陆勇强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

　　称当年宋江的水军便驻扎在西溪，终日在西溪水域操练。后来，宋江打败了方腊，不少水军看到西溪有山有水，水域宽广，鱼虾成群，又连年征战，不想北上受封，而是找了借口脱离了水兵，躲了起来，从此在西溪一带繁衍了下来。他说西溪一带的人，民风中仍有豪气，当属水军遗风。

　　如果翻一下《水浒传》，征讨方腊成功之后，寄留杭州，后病逝于杭州的英雄不少，“船伙儿”张横、“没遮拦”穆弘、“毛头星”孔明、“旱地忽律”朱贵、“锦豹子”杨林、“白日鼠”白胜、“笑面虎”朱富，“豹子头”林冲，还有战死在杭州的“急先锋”索超、“火眼猊”邓飞、“赤发鬼”刘唐、“丧门神”鲍旭、“通臂猿”侯健、“金毛犬”段景住等等。


虞云国

　　宋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等专著，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等。

蓝瑟翼豪陆神

叔叔文化人

萧然山

4月26日，河上镇召开2014年水浒文化研讨会，20多位来自浙江水浒研究学界的专家们齐聚一堂，实地考察了凤坞村的文昌阁、古银杏、岩将庙、黄泥岗等地，这里很有可能是《水浒》中“祝家庄”的原型。

　　河上镇文卫镇长戴云芳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她向各位专家们介绍了河上镇的基本情况、文化特色和历史沿革，并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

　　柴海生再次在探讨会上抛出了自己的观点。由于凤坞村的地形地貌与风土人情与书中所描写的情节惊人的相似，“祝家庄”原型可能就是凤坞村。他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的热议。来自浙江省水浒研究会的会长马成生曾提出《水浒传》孕育、发展、问世于杭州，他表示，柴海生的观点对水浒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考证。

姜峰

不知道施耐庵有没有到过“草庵”？

yhlyy

《水浒》里，通篇把玩写作“耍子”，这是一个典型的杭州方言词汇。

江江江丶君

半山 很久以前有108好汉墓 现在应该都没了

半山公园

确实，吃酒这个说法好像也是江南的

loganese

正好在看《新水浒》，发现描述北方的气候时，严重有漏洞，还以为古代气候与现在有差异。。。
还有，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居然几天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