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这将载入史册——上海“3.24”铁路事故圆满解决记实 200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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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广州文艺--月期刊>>广州文艺--1990年 >>广州文艺--1990年第三期 ）


1988年3月24日，举世瞩目。
    上海匡巷，发生一起特大列车相撞事故。日本旅客死亡27人，受伤101人。此乃建国以来，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涉外恶性事故。   
    惨祸，无法逆料。   
    但，人为的事故处理，牵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
    花开花落又千年。风风雨雨已一年。   
    1989年3月11日，上午10时许。在“3.24”事故周年忌日即将来临之际。日本高知市举行了隆重的上海铁路事故赔偿协议书签字仪式。出席仪式的有：高知县知事、中国驻日公使、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长等官员，以及死难者和受伤者的家属。
    赔偿是事故处理的关键。当中日双方代表在赔偿文本上签字时，两位团长的手都颤抖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据日本报纸透露：最初，日方要求赔偿每个死难者5000万日元(约合40万美元)，中方则根据中国铁路的强制保险及有关规定，提出赔偿约110万日元(约合8800美元)。两者相距甚远，如同天壤之别。   
    也许，世界上任何一位高明的谈判专家，对于如此悬殊的数字都会一筹莫展。
    天壤之别，是怎么样天地合一的？
    虎视眈眈的谈判对手，是怎么样握手言欢的？
    横亘在事故处理中的巨大的障碍，又是怎么样消除的？
    死难者家属心头的重创，又是怎么样缝合的？
    传统的中日友谊，又是怎么样安然度过这次突发性灾难的？
    我采访了这一重大事故的全过程，此刻，当我提笔疾书时，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使命感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弥漫在事故处理中那中日友好的动人情绪，令我激动不已。我不想用“动天地，泣鬼神”这一类过滥的颂词，来形容我所目睹的感人情景；也不想轻飘飘地说一句“这是中日友谊的又一曲凯歌”；一切现存的豪言壮语，都显得黯然失色。我唯有将事实如实地禀告广大读者。
    揭心灵的伤疤，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痛定思痛，疼痛难忍。无奈本文是纪实，权且重新掀开那不忍卒睹的一幕。
　　让时光倒流吧。日历，从1988年3月24日翻起……
　　
少年遥旅意愈扬
    火车奔驶在春天的原野，车厢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这是一列由南京开往杭州的311次列车。车上坐着179名日本高一学生，他们正值青春年华，热情奔放，加之第一次登上中国的国土，第一次出远门，欣喜欲狂，欢声笑语不断，车厢内洋溢着天真少年特有的欢快气氛。
    是年，日本高知学艺学校建校30周年，日本最大的旅行社交通公社特意安排了该校师生来华修学旅行。他们旅行的路线为苏州——杭州——上海。
    第1站苏州。春风又绿江南岸。姑苏城内，迎春花已经盛开，一片春意盎然。同学们尽情游玩拙政园、虎丘，到达了神往已久的寒山寺。寒山寺在日本颇具知名度，每年除夕，日本有许多人专程赶来，只为撞一下寒山寺的大钟，祈求幸福。同学们亦然，一到寒山寺，大钟前就排起了长龙，谁都想体验这一幸福的撞击。
    他们是何等的虔诚，撞钟前每每两手合十，低声祈祷，随后扬臂一击。
    有同学说：“祝愿我顺利地考上大学！”
    有同学说：“祝父母长命百岁！”   
    也有同学，尽管不会说几句中文，却结结巴巴地能用中文背诵着：“日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大钟倘若有知，想必会对这位异国崇拜者颌首称道。
    也有女同学，一言不发，心里却默默地念道：“愿大钟赐给我一个如意郎君！”
    ……   
    钟声悠悠，祝福声声。此时此刻，这么多同学似乎无一人想到说：“祝这次旅行一路平安！”是的，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上了去杭州的列车，他们的心仍留在苏州，纷纷回想着苏州的一景一物。中国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他们到过了人间天堂，走马看花的感受，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掠过村庄，穿过田野，火车铿锵的节奏也仿佛是那么的明快。同学们将几位年轻的中国导游团团围住，象一群出笼的鸟，叽叽喳喳，问这问那。有的还想抓紧旅途的片刻，多学几句中国话。但碰到导游小赵偏爱开玩笑，有同学问他：“吹牛皮”是什么意思？        
    小赵扮个鬼脸，笑笑说：“‘牛皮’这个词，在中国形容漂亮。”
    恰巧，漂亮的导游小姐小王款款而来。学生们鼓着嗓门，冲着她喊道：“牛皮，牛皮！”小王好生纳闷，又很尴尬。当她弄清原委并重新解释这个词语后，这下子可热闹了，学生们立即分成两派，一派喊小赵是“牛皮”，另一派继续喊小王“牛皮”，直闹得不可开交。   
    或许为了平息一场“牛皮”风波，小王提议玩牌。也没想到，“捉乌龟”、“争上游”等纸牌玩法，日本竟和上海一个样，且如此普及。有同学解释说：日本文字是从汉字演化过来的，但玩纸牌，却是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于是又是一场争议，谁也说服不了谁，只有留待专家去考证了。
    “争上游”争得难解难分，小王有点倦意了，无意之中看看手表，14时15分，她想靠在椅背上休息一会，至少安静片刻。   
    几分钟后，“轰”一声巨响，把小王惊呆了
    一瞬间，欢乐变成了惊悸……
一瞬蓬魔时遽到
    “时20分左右，上海市郊沪杭外环线匡巷站附近，突然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距离发声处 100多米远的铁路东车辆段车间的工人们，起先以为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待稍一定神，举目望去，空旷的农田中，两列相撞的列车呈桥状，一列客车的行李车厢高高地冲上了另一列客车的机车顶。
    “不好，出事啦！”
    数百名工人几乎同时朝出事点奔去。出事现场一片混乱。哭叫声、呼救声和列车遭受剧烈冲撞造成的铁皮断裂声夹杂一起。工人们立即投入抢救，他们是最先赶到出事地点的救援者。
    当时，匡巷村农民赵海根正在离出事地点10多米远的葡萄棚里，他被巨大的轰鸣声惊呆了。他初疑为发生地震了，旋即又被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他飞快地朝村民委员会奔去，向干部报告。
    彭浜乡的救援人员到达了出事地点；几乎同时，嘉定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也赶到了。他们立即抢救，并通过电话通知有关部门。
    嘉定县公安局接到险情报告，不到40分钟内，动员了100多名干警火速赶到现场。县交通队27名干警分布在出事地点的周围路口，指挥救护车辆通行。
    县武装部50多名机关干部闻讯赶来时，车子已不能直达现场，他们跑步去维护秩序。此时，细雨绵绵，道路越来越泥泞，从附近几个乡赶来的民兵突击队，运来了草包、竹排、黄沙，抢修道路。
    嘉定县医务人员兵贵神速。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是封浜乡卫生院7名医务人员，第一辆到达现场救运的是县中心医院的救护车，第一例伤员手术在县属南翔医院里进行。
    县供销社职工把蛋糕、饮料及时送到现场，他们又送去300只手电筒，700多节电池，供夜间值班人员使用。
    14点51分。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指挥室总台向各区、县交通队发出紧急呼叫：
    “各台注意，嘉定县境内出事……”
    顷刻间，警报声四起，公安警车、救护车、消防车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曹安公路，朝出事地点疾驶。
    正在营房训练的驻沪三军千余名指战员赶来了。武警上海总队摩托中队60多人在总队长率领下急驶到场。
    事故现场，千军万马。
    造成这次列车相撞的原因是：按规定，311次列车驶进匡巷车站应减速、停车，等待208次列车进站。但311次列车仍以40公里时速进站，并冲过规定的停车点153米。列车司机采取紧急刹车又挤坏了道岔进入正线，就和迎面驶来的208次列车正面相撞。311次客车机头严重破损。第一节软座车厢肢轨歪在路基旁，从后面窜冲上的第2节车厢，有五分之四窜进了第1节车厢，死死地被套裹住。车厢内的保温层、各种管道、铝合金车顶装饰板等和整整一车厢的座椅及日本师生全部挤压在五分之一空间。这两节车厢内乘坐的都是日本学生，他们平均年龄只有16岁。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见人就救，闻声就上。几名率先赶到的消防队员从废墟中扒出遇难者的尸体后，又架起云梯登上了摇摇欲坠的车顶。
    当时，最急人的是被套裹在第2节车厢中的第 1节车厢，里面的呻吟声隐约可闻，可就是无法进去救援。
    登顶气割，掀顶救人！
    工人们手持气割枪爬过云梯，登上高高的车顶。厚厚的顶板在蓝色火焰的喷射下，被割开了。救援人员钻进车厢，将被挤压在里面的伤员小心翼翼地拽出来，再举过头顶，从割开的车顶中传出，然后由站在车顶上的人员轻轻地放上担架。为了不让伤员增加痛苦，从车顶上接下担架的“二传手”，从落差4米高的位置走下云梯时，也尽可能地使担架保持平衡状态。
    现场灯火通明。只要有一副担架出现，四周会伸出无数只如林的手臂去接；只要车厢内尚存一人，就有千万人在扼腕……
    14点40分。上海市卫生局王道民局长接到市政府电话，当即用无线电直拨电话通知市医疗救护中心派车，并告知各大医院派医生到现场。同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局长带队赴现场指挥抢救；一路由副局长调度、组织伤员的收治工作，指定12家医院腾出床位。
    王道民局长到现场后，发现现场很乱很惨，活的死的都被挤在一块了，到底被挤压着多少人？看不清，只听见呼喊声。
    一名日本女学生的身体全被压住了，只有右手留在缝隙中，她活动着手指，顽强地表示着强烈的求生欲望。王局长当即决定：选择离出事点最近的南翔医院为伤员急救处理点；对死亡的尸体速送有较好保藏条件的医院；指令市中心血站保障抢救用血供应；并调派日语翻译协助医务人员，尽快搞清日方伤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伤情。
    日本伤员被急送到上海一些大医院后，各医院都由—批最有经验的医师组成的医疗小组进行救治。日本女学生永野绫子被送到市一医院时，血压已多时为零，两肢严重挤压伤，伤势极为严重。外科主任、骨科主任、麻醉科主任等专家寸步不离地站在手术台前，采取各种急救措施。抢救需要的AB型血，医院库存不多。一个电话，上海中心血站迅速送来了急需的新鲜血液。经过这些第一流专家的奋力救治，永野绫子的病情出现了好转。  
    日本学生平田博稔，是被挤压9小时后才从现场挖掘出来的最后一名伤员，血压零，左下肢严重挤压伤，急性肾功能衰竭，左肺炎症，肺间质水肿，病情凶恶，生命垂危。中山医院林副院长亲自组织抢救，单从平田博稔身上割除的坏死肌肉就近10斤。医生们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终于挽救了重伤者的生命。
    一个又一个生命，在白衣天使手中保住了。日本医疗专家对上海医务界的急救能力表示赞赏。有人说，亏得迭起事故发生在上海附近，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上海卫生系统计有13个医院、6个医疗救护站和市血液中心等单位的1467名医务人员、 25辆救护车参加了抢救工作，曾收治伤员72名，门诊处理29名，接收尸体27具。        
　　3月24日，上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闪烁的警车、军车、救护车和抢救车的灯光，划破了上海的黎明。
　　
江南落日断吾肠
    “快！我是国际长途，要接上海‘新苑’……”
    一根根电话热线从日本外务省和北京外交部、铁道部等迅速通此间一新苑宾馆。曾被喜来顿集团誉为“管理系统水平最高”的这家宾馆，现在成了处理事故善后工作的临时“接待中心”。从日本飞抵上海的百余名死难、伤之学生家属住进新苑后，均按“VIP”（非常重要的宾客）规格、接待。每个房间随时可打出国际电话，房间打扫得—尘不染，还送上了水果和总经理的名片，以便询问。   
    24日晚，幸存的日本学生在这里休息过夜，宾馆全体经理、餐厅客房，包括医生全部紧急动员起来。受惊的日本学生一度沉浸在悲哀之中，餐厅厨师、服务员一次又一次送上面条、粥和蛋糕，并保证按时供应各种包饭和点菜。
    25日早晨，经过一夜安睡后的日本学生集中在餐厅时，脸上已无惊恐状。如果没有昨天的那场灾难，他们此刻应是在杭州最好的黄龙饭店集中，然后去西湖碧波荡舟。带队的老师按惯例点名，他明知已有26名学生和一名教员遇难，但还是按原名单点名：“片岗吉法”、“中田惠子”、当他点到死难者名字时，回答的是一片抽泣声。  
    日本国外务省政务次官滨田卓二郎，一下飞机就赶到新苑宾馆，对日本家属沉痛地表示了自己的哀悼之情，并用日语一再说：“我们对中国政府在事故后的真诚合作和妥善处理，表示感谢和满意。”
    中国铁道部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鹏总理对“3.24”事故处理的三点批示：一、要妥善处理善后，不论是中国伤员还是日本伤员都要全力抢救；二、事故现场要取证，以便对事故原因作出正确分析；三、认真接受教训，通报全路，提高警惕，搞好当前运输，不得有丝毫松懈和麻痹。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表示，“3.24”事故是一次惨重的血的教训，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部领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中央和国务院给以处分。
    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飞抵上海，去医院慰问正，在治疗的日本学生。他亲切地对日本伤员说：“我专程从北京来，心里很难过，我向你们表示慰问，你们在上海一定会得到很好治疗的！”华东医院 712房的鸿池彻志已经安睡、朱部长对旁人摇摇手：“别惊动他，让他好好睡。”说完就悄悄退出。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本中国导游图，在病床上继续着旅行。她指着苏州对朱部长说：“昨天我就在这里。可惜，杭州去不成了。可我伤好了还要去的。”
   3月25日下午5时许，一辆接一辆的救护车，载着27位日本遇难者的遗体，驶向龙华殡仪馆。殡仪馆60余位已下班的职工，闻讯后纷纷留下来工作。
    63岁的化妆技师徐荣根，从事遗体整容已40年。他不顾年老体弱，执意亲自动手整容。他说：“对这些不幸的孩子，我们得尽一份心意。”他轻轻地梳理死者的头发，剔除死者衣服上的脏物，细致地缝合伤口，尽量恢复死者的本来面貌。
    与此同时，殡仪馆的同志到花木公司和附近的烈士陵园采摘了27束鲜花。由黄色的菊花、绿色的苍兰和散发着幽香的康乃馨组成的一束束鲜花，安放在遇难者的胸前。
    专程来沪的日本和尚在龙华殡仪馆主持了遇难日本学生祭悼之灵仪式。李鹏、江泽民、陈俊生和日本总理大臣竹下登等分别送了花圈。日本和尚八百谷靖匡身穿黑和服，背着黄香袋，为死难者合掌祈祷。路透社、读卖新闻、日本放送株式会社等几十名中外记者争分夺秒地将实况向世界各地作了报道。   
    来自日本高知县的恒石能秀的家属在向死者致哀后，对我方陪同人员感激地说：“我原以为在事故中孩子已面目全非了，今天看到还能保持完整，心里宽慰多了。”   
    3月27日上午。上海虹桥机场。
    134位在事故中受伤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属将离开上海了，在这不寻常的离别之际，彼此的话语都不多，但从你我低沉的道别声中，从互相间深深的鞠躬礼中，大家都感受到我们互相间是理解的，感情是相融的。
    一些伤员有的躺在担架上，医务人员在一旁为他们输液；有的腿上敷着石膏，坐在轮椅上。伤员的身上放着一束束鲜花。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还亲自抬着担架，将伤员护送到飞机入口处，再三叮嘱，请他们多多保重。   
    一位双脚骨折、头缠绷带的小女孩坐在轮椅上被推了过来。她一眼就看见青旅社导游小赵和小王，笑咪咪地喊了起来：“牛皮，牛皮！”小赵、小王眼睛顿时红了，她却象大人一样安慰他们：
    “别难过，没什么。我不是挺好吗？”
    日本学生吉门也在寻找小王，他以为看不到她了，曾想托人把家里的地址转交给她。没想到带伤的小王还是来了机场。吉门喜出望外大声说：“我很幸运。可惜照相机掉了，那里面有你的照片。我回日本后，一定从同学处找几张来寄给你。”过了一会儿，他又羞怯地对小王说：“你真象是我的好姐姐。”临上飞机时，小王便认了这位日本弟弟。
    人们目送着日本学生一个个登上飞机，道别声此起彼伏。   
    “沙哟喔娜拉——”“再见”  
    “再见”“沙哟喔娜拉——”
    空旷的机场上，彼此的声音都有点嘶哑，但听得出，一场巨大的灾难并没有淹没那股真挚的人情味。   
    就在同一时刻，24辆载有“3.24”事故中日本遇难灵柩的白色救护车，组成数里长的车队，从龙华殡仪馆向虹桥机场徐徐进发。沿路的行人不约而同地驻足伫立，带着同情、惋惜的目光默默地向死难者致哀。
    机场候机大厅里，气氛凝重。遇难者的家属悲痛而有克制，流泪却又无声，强烈地感染着到场送行的人们。遇难者小野千津子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抱着女儿的骨灰盒，沮丧地对人说：我的心情很难过，想尽快把这事料理了，将女儿带回日本安葬，使她早日得到安息。
    也有一些学生父母捧着骨灰盒，在相互安慰着；“别难过，让我们的孩子在天国里仍然成为好朋友。”
    天低云垂。24位死难者的灵柩用绕上白色素花的纱布包裹着，安放进8只航空集装箱里。日航波音767专机满载着哀思，呼啸离去。
    木已成舟，死者长逝。
    但这给中日双方都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圆满地解决死难者家属的赔偿问题。
    中日双方成立了赔偿谈判团。中方团长为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孔令然，日方团长为全日本律师协会副会长冈村勋。   
　　艰难的中日赔偿谈判，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江风引雨双泪扬
    日本高知县(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在我国的知名度还不及东京、大阪、横滨，但在日本却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高知县地处山区，青黛色的群山连绵起伏，面临浩瀚辽阔的蔚蓝色大海，山之奇丽，海之壮观，勾勒出高知的无限风光。
    1988年5月13日，一批衣冠楚楚、步履沉重的中国人来到高知市。他们不是游客，而是上海列车事故慰问团。   
    当时，日本刚发生一系列反华事件：周总理“游岚山题词”石碑被毁，中国驻日领事馆遭到右翼激进分子的袭击……日本当局为确保慰问团的安全，出动警车开道，一路保驾，以防不测。慰问团甫抵高知，下车伊始，即兵分三路，分别由团长、上海铁路局局长韩抒滨、副团长、上海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俞彭华、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带队，怀着歉疚之心，前去死难者家中慰问。
    慰问团成员手捧鲜花，神色悲哀，逐一登门造访。真诚的态度，由衷的致歉，得到的是家属们一片片真切的宽慰。   
    “辛苦了，你们远道而来，多谢了！”
    死难者的父母跪在家门口，子女肃立两旁，见到慰问团的人第一句话就这么说。   
    家家都设立了灵堂，正中是一张已故孩子加黑框的照片，镜框上飘着两根白色的绸带，并系着一条素色的小花。遗像下摆着孩子的生活照，有的在打羽毛球；有的在大海中游泳嬉玩；有的在埋头读书；有的在对着镜头扮鬼脸。哦，他们都还只有十六七岁，年轻可爱，天真活泼，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祭台前还放着孩子们生前喜爱的东西：录音机、磁带、书籍、布娃娃、小木偶，也有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一些纪念品。用家长的话说，孩子原来也要买些中国礼品带回来的，但他们永远带不回来了，这些礼品都是家长去上海时精心选购的。
    有一家的灵堂，供着两张遗像，一老一少，爷爷和孙子。这里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孙子在上海铁路事故中遇难后，全家人都瞒着年老体衰的爷爷，担心他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爷爷最疼爱孙子，孙子从小由他一手带大，可谓形影不离。这次孙子出远门，他几乎日日都在牵肠挂肚地想着。屈指算来已到孙子回家的日子，却不见人影，爷爷发急了。家人搪塞说孙子已到了东京，准备再玩一段日子。爷爷信了，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爷爷有些不安了，每天郝去路口等候，有时翘首张望着日落西山，才肯回家。邻居见之，当面都安慰他，但背后无不为之动容。于是，在一脉悠悠的斜阳下，一位垂垂老者，手拄拐杖，在默默地等候着他永远也等不回来的孙子，这是一幅多么伤感的图画。   
    那些日子里，电视台每隔半小时就播放日本学生在上海遇难的实况，且伴之凄切的哀乐，全日本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口独有这户人家不敢打开电视机，不敢让老人得到一丝风声。一日下午，当老人午睡醒来，百无聊赖之中打开了电视机，想看看春季大相扑决赛的节目时，他愕然了：他看到听到骇人听闻的消息，看到听到了他孙子的名字在死难者的行列……蓦地，紧随一阵心绞痛，他昏死了过去。不几日，老人溘然长逝。他怎么经得住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凄惨的一幕啊！
    死难者中也有独子。日本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在一户人家，男孩至今被看作是传宗接代的命根子，是家中的“小太阳”。这点比起我们中国的独生子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一家人失去唯一的爱子，犹如一根支撑大厦的顶梁柱倒了，其悲痛欲绝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
    火烛高照，烛光摇曳。慰问人员向每张遗像献上鲜花，并致以三鞠躬。当他们想安慰家属时，家属反过来安慰起他们：“我们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故。但事情既已发生了，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要重视铁路交通安全，类似惨祸再也不要发生了！”
    有位女学生的父亲，清晰地记得大女儿在3月 21日出家门时的情景。
    这个女孩子天资聪慧，7岁开始学钢琴和书法，且很懂事，体谅父亲经营服装超级市场的辛苦。她在课余，经常帮助父亲分担家务，并辅导弟妹的功课。她学了一手做蛋糕的技术，全家人常常围在一起品尝她做的蛋糕。出门那一天，也许是太兴奋了，天没亮她就起床，动手做了蛋糕，安排了早餐。待家人起来后，她不要一个人插手，把一份份早点端到父母弟妹面前，还说：“我回来后，还要学做几样中式早点让你们尝尝！”临出门前，她把弟妹拉到身边，嘱咐他们要听父母的话，要好好学习，谁表现好，她回来就发奖。她背起了行李袋，拎起了箱子，活蹦乱跳，兴高采烈地向父母道别：“爸爸妈妈，多多保重，我去了就回来！”末了还扮了个淘气的鬼脸。   
    就在出事的前一天，父亲还收到女儿寄自中国的风景明信片，上面写着：“中国真不愧为地大物博，我玩得好开心，好开心！”父亲动情地叙说着这一切，有声有色，一切恍如昨日，音容笑貌宛在。面对幽幽的灵堂，这位父亲平静地对慰问人员说：“我女儿是为中日友好去的，那就让她去吧。”
    慰问团所到之处，没有一家责难，没有一家埋怨，只是互相倾吐对孩子的缅怀之情。家属们认为赔偿问题应由律师出面。倘若要对中方提什么要求，也是有组织的，他们成立了补偿问题对策会、遗族会等。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要表示的是谢意，特别要感谢上海方面在抢救伤员、善后工作中所作的尽心努力。
    慰问团来到了高知学艺学校。多雨的山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细雨，不紧不慢，纷纷扬扬。团长韩抒滨对全校师生作慰问讲话，黑压压近千名学生，在雨中自始自终站着听，毕恭毕敬，全场鸦雀无声，也没有一人提问，更没有一丝骚乱。
    直到慰问团活动结束，同学们亲热地将慰问团人员围住了。没有愁眉苦脸地诉苦，只有对在中国度过的那段非常愉快的日子的追忆，即使扯到出事的那一天，似乎也流露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欣慰。
    同学们不会忘记：当惨祸发生后，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闻讯赶来，他们用锄头铁铲砸碎了玻璃窗，让车内人员爬出来。窗框上，尖利的玻璃成了一道屏障，王导游果断地把自己新买的呢大衣蒙在上面。吉门同学看见后，赶紧把大衣拿下来，扯下桌布、窗帘遮在窗框上。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拣去大衣上的玻璃碎片，把大衣还给王导游。脱险的同学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和导游一起商量如何抢救被挤压住的同学。他们经历了一场灾难了，他们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许多。
    在慰问人员面前，遇难者家属悲痛且有克制，泪不断且细无声，哀悼亲人且又强作欢颜……这是一种强烈的友谊之情，震撼人心！
    在一家灵堂中，当一位痛失爱子的母亲禁不住要哭出声时，站在一旁的丈夫急忙拉她的衣袖暗示，她忙低下了头，双嘴紧闭，牙齿死死咬住嘴唇，鲜血从嘴角慢慢地流出，两行泪水，顺着鼻梁往下淌，血和泪汇在一起了，她又赶紧用手绢捂住脸，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一动人的细节，被慰问团中一位细心的女医生察觉了。她也是位母亲，母亲的心是相通的。此时此刻，她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嚎啕大哭。泪如泉涌，洒落衣衫。   
    在场的一位日本记者，抢拍了这一感人肺腑的瞬间。第2天，在当地报纸的头版上，赫然刊出了这一张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的大幅照片，并配上醒目的文字说明：
    “死难者母亲咬破嘴唇，慰问团女士声泪俱下。”
    两情一线牵。慰问团和死难者家属的感情，彼此都很沉重，又非常亲近，可谓“江风引雨双泪扬。”   
    慰问团的高知之行，为打破艰难的中日赔偿谈判铸造了坚实的友谊的基础。
    一场角逐结良友
    西方人常把一场外交谈判，比喻为双方智慧和力量的角逐，颇有攻势凌厉、“寸土必争”的火药味。
    中日有关“3.24”事故的赔偿谈判，双方各持的“尺寸”相差悬殊，不是各自退让一步二步，或是三步的问题。如此天壤之别，几乎难以寻找出一个可以弥合的共同点！有位日本外交谈判专家评论说：“这场谈判，无疑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个‘烫手的烘山芋’。”
    无需讳言。
    谈判伊始，也曾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根据国际惯例，第一轮谈判放在事故发生地上海进行。
    日方最初怀有戒意是可以理解的：3月25日，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忌日，这一天中国千万民众将重温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声讨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注意！偏偏在这前一天，发生了列车相撞的重大事故，而且死者大都是日本人。      
    据说，当年日军侵华的部队是以地方组团的。在匡巷地区，当时日本侵略军偏偏是高知兵团，日军在那一带曾残杀了许多无辜的中国老百姓。黄土之下，冤魂不灭。迷信的老年人说，这是一种报应，抑或是冤魂作祟。
    再如，日本游客乘坐的三节车厢原先挂在列车的尾部，当列车从苏州驶往杭州方向，由于调换了车头，三节车厢又换到列车的首部，致使受损最惨。不幸的偶然之中，且又有如此的巧合。
    种种猜测不一定都能摊到谈判的桌面，但无意之中却给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前两轮中日双方的集体谈判，由于在事故赔偿的法律适用等问题上各抒己见，毫无进展，陷入了僵局。
    经中日双方协商，谈判改由团长间的单独交涉，各方只能带一名翻译。中方团长孔令然又匆匆飞抵东京。日本社会和舆论界对新的一轮谈判抱有希望。孔令然成了日本的新闻人物，从机场到下榻的宾馆，日本记者一直追踪着他，尽管有警车随从保驾，但那些记者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时出现在孔令然面前，问这问那。警方出于安全考虑，在孔令然一行住宿的宾馆，包下了一层楼面，且在电梯口、房门前都由警察把守，颇似壁垒森严。与外界隔绝，老躲着新闻界终非上策，孔令然想，应该通过传播媒介，把中方本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态度，公诸于众。他在宾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话不多，但反复强调了二点：   
    “一、这起事故完全是我们中国铁路的责任；二、这些死难的日本学生，是促进中日友好的第二代，我们对此万分痛惜，我坚信：只要双方互致诚意，开诚布公，相互信赖，这是谈判取得成功的第一步。我对谈判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
    孔令然虽然以积极的姿态进行谈判，但，新一轮的团长间交涉，仍无实质性的进展。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了，两国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律条款也大相径庭，一旦落实到具体巨大的赔偿金额，一切就如一个难解的“死结”。   
    孔令然向日方反复宣传中国的国情，同时也宣传中国人民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提请对方谅解。  如果双方各自搬出法律条文，那么谈判非砸了不可。
    上海——东京，东京——上海，谈判已进入了第5轮，孔令然和日方团长冈村勋都已精疲力尽。随着时间的拖延，双方更加忧心重重，眼看谈判又将陷入一个“泥泞的沼泽地”，进退两难。尽管双方都不愿如此，但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个东京的黄昏，孔令然和冈村勋已谈判了一整天，大脑发胀且有些昏昏然。孔令然提议休会片刻。他推开落地钢窗，一阵滑风扑面而来，只身步入阳台，居高临下，极目远眺。      
    他到东京已好几回了，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暇领略东京的风光。他除了谈判，几乎是足不出门，常常通宵达旦，翻阅资料和研究日本的法律。此刻，他惊奇地发现，夕阳余辉下的东京城景色是多么多姿迷人：摩天大楼鳞次栉比，无数块耀眼的建筑玻璃，与五彩缤纷的晚霞争辉；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上，车辆仿佛是爬着的无数只色彩斑斓的蚂蚁，煞是好看；性急的霓虹灯不等夜幕降临，就大放异彩，使夕阳黯然失色。东京迎来了黄金时光，弥漫着东京上空的是一片金璧辉煌的氛围。
    孔令然揉揉太阳穴，松弛一下绷紧的神经，再度思索，回观这场谈判，他顿时若有所悟。与其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不妨跳出“误区”，网开一面，“短兵相接”地寻求最佳共同点。
    这位上海铁路局副局长，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参加外交谈判尚属平生第一回。但他头脑清醒，处事认真，且不无开拓精神，在谈判中表现出个人的气质和才华。他经过深思熟虑，主意已定，又轻松地返回谈判室。冈村勋半倚在沙发上，似睡非睡，也在沉思。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谈谈吧！”
    孔令然已一扫愁眉，微笑地走到冈村勋跟前说：“冈村先生，谈判至今进展甚缓，其中症结你我心里都明白。我想，倒不如让我们先理清一下各自的谈判宗旨，开诚布公，不知阁下意下如何？”   
    冈村勋欣然应诺。孔令然请翻译拿来两张纸，一张给对方，并言明“宗旨”只能以四字概括之。顷刻，两位团长背靠背疾书，应该说，宗旨已熟稔心中。须臾，隔着一张长长的谈判桌，两位团长郑重地交换纸条。
    冈村勋展开一看，孔令然写的是：
   “真诚，理解。”   
    孔令然展开一看，冈村勋写的是：
    “友好，信赖。”
    两位团长都报以会心地一笑，随之鼓掌。虽说寥寥几人，却发出潮水般的长时间的掌鸣。谈判尚未成功，但双方都祝贺寻求到了可贵的共同点，两位团长的心相通了。国与国，人与人，都需要理解，只有理解，才能让世界充满爱，才能加快赔偿谈判的进程。  
    当时，日本有些报纸载文说：日军侵华曾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多少中国人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但在日本战败后，中国人民并没有向日本索取赔款。“3.24”事故纯属意外，中国已多次致歉，但日方却要求高额赔款……
    对此，孔令然视而不问，在谈判桌上只字不提。他当然清楚，在谈判桌上打这张“牌”，肯定对中方有利。他不是对日军侵华没有切肤之痛，他年届 60，经历过那段生活，也曾亲眼目睹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无作非为。他只字不提，作何解？表现理解使然。   
    孔令然与日本一些舆论相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事故处理就是事故处理。中方的气度和明智，赢得了日方的高度赞赏，也使一部分日本人大惑不解。        
    直到谈判成功后，NHK台(日本广播协会)的一位记者，在采访孔令然时，仍作为一个谜提出来请教孔令然：   
    “孔先生，我们注意到，您在谈判的自始自终，为什么不提日本侵华的历史？为什么不提中国曾经不向日本战败国提出赔款。”
    孔令然潇洒地回答：“我不需要提。这个问题很简单。日本侵略中国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而现在死去的学生，是来中国修学旅行的，是为增进中日友好而来，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回答得很中肯，却又恰到好处。NHK台马上把这档采访节目，通过空中卫星，向全世界播放。
    在紧张的7轮谈判过程中，孔令然和冈村勋由对手结为好友，还引出了一段佳话。  
    冈村先生年近花甲，患有气管炎，在上海——东京频繁的穿梭中，他病倒了，且住进了医院。无奈公务缠身，作为一方的首席代表，他不得不疲于奔命。有一次谈判，冈村勋在夫人陪同下，拖着虚弱的病体一到上海就发烧。   
    孔令然闻知，甚为关切，即请著名的老中医前去宾馆。日本人不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兴趣，对中医也颇为信服，所以日本人到中国留学的学中医居多。躺在宾馆床上的冈村勋，一见孔令然欲起身。照例，他们要商讨第2天谈判的内容。孔令然见状，一把按住他，关心地说：“今天主要是讨论你的病情，不谈其他事。”
    老中医为冈村勋搭脉，望舌，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此乃积劳成疾。老中医用毛笔开了帖药方，冈村勋服后顿有疗效。冈村勋精神不济，孔令然和他打趣说：“中国现代俗语中有‘妻管严’一词，你可不能随便患了气管炎，否则夫人可要提抗议罗！”
    一席话，逗得冈村勋眉头舒展，乐不可支。冈村勋心想：真看不出来！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唇枪舌战的孔先生，令人生畏；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好好先生。   
    孔令然下一次去东京，又特地为冈村勋捎去了中药，处方针对他体虚的弱点，配制了一些强身壮体的补药。孔令然体贴入微，冈村勋大为感动，逢人便说孔令然是孔夫子的后代。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孔夫子学说当初随汉语流入日本，并被日本人接受，被尊为精神食粮。
    孔令然和孔夫子倒确也有点瓜葛，他的老祖宗和孔府沾亲带故，他又算孔子家族中的“令”字辈。也许是由于“血缘”的关系，孔令然比较注重于中国的传统礼节，在东洋人眼里不失为来自泱泱大国的礼仪之邦。孔令然的仪表风度，赢得了冈村勋的尊重和钦佩。
    孔子曰：言而无信非君子。确实，孔令然在和冈村勋的交涉中，只要在谈判桌上取得一致意见的事，坚决做到，决不食言。冈村勋知晓孔令然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孔令然也很敬佩冈村勋的工作干劲和办事效率。冈村勋制定的活动时间表，简直是卡着分分秒秒兑现的。几点几分到哪里，几点几分办什么事，从来没有延误。孔令然到东京，冈村勋为他的活动安排，从谈判包括来回路程，总共就是3天，能解决的就定下来，不能解决的就留待下一轮，每轮谈判都事先明确中心议题，杜绝空谈。孔令然从冈村勋身上看到，日本国经济的迅速腾飞，是完全靠实干出来的。   
    两位团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孔令然到东京，冈村勋都要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到机场迎候。其实，他完全可以不来，孔令然有中国驻日使馆的车，冈村勋却认为这是诚意的表现。冈村勋爱好中国诗词，还写诗请孔令然唱和，一唱一和，谐然成趣。两人书写的八个大字：“真诚、理解”、“友好、信赖”，已被镶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亦为友谊的见证，永志纪念。        
    日本一位老外交家、原日驻华大使、现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伴正一先生大为感慨地说：“我曾参加过。无数次谈判，但象孔团长和冈村团长这样结成好朋友的，几乎没有遇见过。”  
　　一场角逐结良友，并非不“打”不相识。孔令然在给冈村勋的诗中，道出了“结良友”的缘由：“扶桑中土史悠扬，曲水流酶情谊长。”
　　
请君再就话衷肠
    事故赔偿的谈判，悄悄而又紧张地进行着；两国民间的情感，湍湍而又温暖地交流着。这里仅仅撷取几朵来自中日民间的情感的浪花，再话衷肠，以飨读者。
    200多封中国中学生写的充满细腻情感的慰问信，从神州飞向东瀛，来到一个个在上海列车事故中失去儿女的父母手中。这批信件是南京《春笋报》，通过共同社驻上海支局转寄给日本高知县的。学生们在信中还附有书签，照片、小手帕，自己作的诗歌、国画等小礼物。日本《每日新闻》和《高知新闻》分别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消息和信件的照片。这些十四五岁中学生的信写得非常有人情味。河南省有一学生这样写道：
    “如果眼泪能使日本同学起死回生，我们愿意流尽所有的眼泪……请父母亲们想开些，就当你们的孩子出了远门。”
    长沙有一小学生陈智明，对日本学生所遭不幸深表同情。他将自己积蓄的30元，寄至日本学生下榻的新苑宾馆，要求转交给遇难学生家属。他在汇款单上写道：   
    “沉痛哀悼死难的日本朋友，微不足道的捐款是我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请收下！”   
    后来，日本交通会社专务董事加贺山先生来中国，转达了遇难学生家长对陈智明小学生的敬意。
    一位苏州的园林导游，曾在虎丘塔下和一日本学生合影留念，他当时答应日后把照片寄到日本。殊不料，正当他在冲洗照片时，电台里传出日本学生遇难的噩耗，他多么希望照片中的小朋友不在其中呵。数日后，死难者名单见报，他怔住了，照片中那个生龙活虎的小朋友已经作古。为了排遣心头的哀思，他一如既往，将一张放大的照片和小礼物寄去，依然写了一封给那位小朋友的信：
    “你爱苏州，这张姑苏风景刺绣画可以伴你再度神游；你爱听寒山寺的钟声，这盒磁带可以使你夜夜入梦，岁岁平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小礼物凝聚着一片姑苏情，愿它与你常依偎，和你常相随。我等待着，欢迎你再来苏州，我相信，你会来的……”
    在抢救日本学生时，上海铁道学院一批大学生赶到医院，纷纷捋袖要求献血。他们说道：
    “中国铁道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故，死伤了这么多日本学生，我们非常痛心，尤感寝食不安。我们是学铁路专业的，肩负着建设中国铁路的重任，日本学生蒙难，我们也有责任。献血，仅仅是向日本学生表示我们的一份歉疚之心。”   
    日本学生的体内，流入了中国学生的血；中国的铁路大动脉，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27名死难者中，有一位教师川添哲夫。这位剑道的好手生前曾多次荣获全日本冠军。他的夫人也曾获得女子剑道冠军。当丈夫去世后，川添夫人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实为可歌可泣，堪称女中豪杰。
    川添哲夫教师身材高大，是日本人中少见的伟男子，他静卧在上海龙华殡仪馆，日本带来的棺材太短，他的腿伸不直。川添夫人对着静穆的丈夫遗容，啜泣低语：“川添君，您这样躺着，很不舒服吧，暂时委屈你了，请原谅。”此话被殡仪馆人员听到了，上海方面连夜赶制了一具价值4000元的雕花棺材。
    人说川添哲夫死得最冤枉。本来这次旅行没他的份，临行时一位教师有事脱不开身，川添自告奋勇，来不及把家事安排好，就匆匆上路了，他是顶替的，不意却一“替”不归了。
    孔令然一行到高知，特意去慰问川添夫人。在学校办公室，窗外下着欲断魂的麻花雨，川添夫人打着黑色雨伞，带着两位女儿来了。母女三人神色凝重，一见中方人员就屈膝弯腰，深深致以三鞠躬，继而缩到屋子一角，默默而立。孔令然真诚地对她说：“川添夫人，是我们的责任，造成了您的家庭的不幸。”   
    蓦地，她猛抬起头，打断慰问，当即干脆地说：“不！他应该去死。”
    举座失惊。
    “我丈夫是教师，他自愿去中国，这么多学生死了，他不死不行！他死得一点不冤。”   
    沉默。死一般的沉默。人们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学生在阴间，也需要有个老师。在阴间里只有我丈夫一个是老师，同学们多么需要他啊！”
    川添夫人和丈夫是一对模范夫妻，结婚数年从没红过脸。川添也是妻子学剑道的教练，两人志同道合，相爱甚笃，在学校教师中有口皆碑。川添夫人能说出此等大丈夫的壮语，她内心忍受的巨痛，她心中蕴藏的涵量，恐非一般常人所能想象。   
    又是一片沉默。唯有雨点打在盛开的樱花树上，发出寂寞的“沙沙”声。满地落英缤纷，此景正应了一首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富有个性的川添夫人，唯恐旁人误解其意，又一字一句地说：“从我知道丈夫去世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教女儿学剑道，我要女儿继承爸爸的遗愿，长大以后再去中国，去走完爸爸没有走完的路。”   
    川添夫人言毕，顿时，在场的人都吭声了，不过，此声却是一片呜咽。也许，大家只有以哭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可见这位普通妇女的精神感人至深。
    事后，孔令然每每谈及此事，总会情不自禁地说：“我活了一把年纪，曾目睹过多少亲人的生死离别，但是，我从记事起还没有这样哭过。”
    有日本记者采访一位死者的母亲，问道：“您作为一个母亲，请谈谈您对这起事故的看法？”
　　这位母亲不假思索地作答：“女儿生前曾对我说过，当别人认识到自己有了过失，或许当别人已对你致歉时，就再也不要去指责了，否则他心里会更难受的。女儿遇难后，我的耳畔常会响起这句话。这就是我的看法。”
　　……
　　
吴越三春多际会
    赔偿有限，友谊无价。
    中日双方经过谈判加深了友谊，这是无法以金钱来估量的。
    在上海铁路事故赔偿协议书的签字仪式上，当全体静立向死难者献花时，场内发出了一片此起彼伏的啜泣声；当孔令然团长和冈村勋团长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时，又响起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当孔令然在致辞中，正式宣布邀请死难者家属到上海参加“慰灵祭”活动时，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此情此景，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痛定思痛，喜得是赔偿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也许，在整个这起意外事故的解决过程中，使中日人民的友谊经受了一次足可载人史册的考验。
    中午，高知县知事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会，以示庆贺。西装毕挺、仪表堂堂的孔令然团长成了酒会的中心人物。许多家属将他团团围住，互诉衷肠。
    一位家属激动地对孔团长说：“你们中国人已尽到了情义，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你邀请我们去上海参加‘慰灵祭’，这说明你们非常照顾我们日本民族的风俗，你把我们当成知心的朋友，无疑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许多家属争着和孔令然碰杯，许多家属争着要孔令然签名留念，许多家属争着和孔令然合影，许多家属道出感人肺腑的话语……
    二小时冷餐会，孔令然没吃一口东西，一面动情地说话，一面两行泪水直淌。
    春城雨色动微寒。
    1989年4月2日，上海匡巷。
    又是一个细雨迷蒙的伤感日子。天空灰沉沉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日本死难者家属在举行慰灵祭仪式之前，沿着一条专为这次活动建造的水泥小路，步履沉重，缓缓而行，去凭吊出事的地点。
    路两边的庄稼，被碎雨星罩着，翠绿翠绿。一条铁路横卧前方，被雨水冲刷着，锃亮锃亮。“呜”，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声，直刺苍穹，揪人心肺。
    去年春雨时，景与物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位日本妇女，伫立雨中，穿一身素色的丧服，捧一束鲜艳的鲜花。她唤一声儿子的奶名，将一朵鲜花抛向路基。呆滞的目光，机械的举止，直到鲜花撒尽，泪早已干。
    她双目微闭，两手合掌，昂首苍天，喃喃地自言自语：“天哪，请记住这一天吧！儿子死在这里，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圆满解决事故的这件事，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春雨无声，轻柔地滋润着大地和人心，它正给未来的中日友好孕育着怎样的景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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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cum

匡巷事故
话说本世纪还知道这个特大事故的，除了车迷以外，也就看过《白夜行》的人可能会有点印象。。。

jason

我还非常有印象，非常震惊的一起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