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西湖副刊】抗战时期“四库全书”大迁徙

ericma1996

抗战时期“四库全书”大迁徙 2012-11-11

抗战时期“ ”大迁徙 文/许丽虹 《四库全书》（注1）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成书于清乾隆时期，一共七套，存放于“南北七阁”，杭州文澜阁是其中之一。 清末太平军之后，南方三阁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均阁毁书亡，文澜阁亦倒塌，书本散落民间。后经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两兄弟抢救、整理、补抄，又经乙卯补抄（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钱恂主持）、癸亥补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主持），至陈训慈（注2）接手时，已“溢出原数三百余册”（注3）。 陈训慈于1932－1941年间，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1932年，“阁”、“书”已经分离多年，《四库全书》藏于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的红楼。陈训慈是爱书人，“常登临摩挲，感念前贤之劳绩不置”，他本想让《四库全书》“深入社会，以为推动一切事业之主力”，但没想到，日本人打进来，抗战爆发。 陈训慈带着一帮书生，开始了一段匪夷所思的《四库全书》大迁徙…… 这些书，要九年之后才能回来 第一站：富阳石马村 1937年8月5日-1937年11月23日 这些书，要九年之后才能回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上海到杭州一带，时有日机轰炸。7月末，陈训慈看情势日益恶劣，“恐阁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 迁到哪里？浙江图书馆有位富阳人叫夏定域，他建议迁到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坤良（注4）的赵家老宅。 孤山分馆庭院深深，清幽静谧，但8月1日气氛一变。全馆职员开始紧张地点书装箱。36318册书，从94个书橱中搬出，再从孤山红楼楼上三大间搬下来，整整装了228箱，到3日深夜才捆完。 民国书生，长衫，文质彬彬。纤细十指擅长翻书与握毛笔，干体力活则显得笨拙，十分吃力。而正是这些书生，要合力开始一部书的长征。 4日清晨，阁书离馆。此时的杭城，阴云密布。岳坟一带火灾刚过，一片狼藉。而台风带来的暴风雨肆虐这个城市，电话电报线路被吹断，交通受阻。从孤山分馆望出去，清晨的城市沉浸在一团雾霾中，白堤上到处是七倒八歪的树木和逃亡的市民……浙图人员来不及悲哀，钱塘江因台风风浪过大而封江，今早，他们要尽快将阁书运到江干码头，赶在开封时运出去。 最后一箱书离开时，有人回头看一眼庭院了吗？他们谁也没想到吧，他们带离的这些书籍，要九年后才能回来。 5日中午，运书船只到达富阳渔山。 从江边到村子有7.5公里。赵坤良在当地声望很高，“一声令出，数百挑夫立至，故搬运书箱，毫不费力。”赵家人均已入住新屋，阁书入老宅，浙图职工住在老宅，吃饭则到新屋。一切日用供应，赵家莫不周全。 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机时常袭击杭城。10月，轰炸更为激烈，渔山随时能听到爆炸声。杭城市民已四出逃难。陈训慈考虑到一旦杭城失守，富阳不能幸免，决定再次转移。两百多箱书怎么搬？其时，去雇船的人不得而归，陈训慈只能去省政府要车。此时，兄长陈布雷在国民政府中声誉日隆，但这个大靠山似乎没能帮上他的忙。 陈训慈找到时任省政府秘书的沙孟海，并见到了伍时谨秘书长。沙孟海修书一封给公路局徐局长，徐答应派车去富阳。但陈训慈一回来就被告知，答应他们的车辆已经开往武林门，被其他机关先下手为强了。 一夜担忧，次日他又去找沙孟海。“忽闻空袭警报。敌机二架少顷即至。如在省府上盘旋。孟海嘱同避地下室中。”警报尚未解除，伍秘书长与徐局长的通话已毕，那边答应不下来。 陈训慈没有办法，只好由浙图总务主任史美诚出面，向赵坤良和夏定域借了200多块钱，雇工搬运书箱至江边，装船沿富春江上驶，目的地为建德。 竺可桢派车救急 第二站：建德松阳坞 1937年11月25日-1938年1月底 竺可桢派车救急 赵坤良一路随行。他们越桐庐，到达七里泷。七里泷这一段江面，水流湍急，船又重，水手只二人，无法逆流而上。随船押运的浙图职员毛春翔只能下船，只身搭乘军车，去建德找陈训慈想办法。 陈训慈四处碰壁，最后想到了浙大校长竺可桢。竺可桢是陈训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候的老师，两人有师生之谊，竺可桢知《四库全书》的分量。浙大派出大卡车一辆，开往七里泷，分运三天，终于全部运抵建德。阁书搬入绪塘的方丽斋先生家中。但杭城战事越来越吃紧，陈训慈考虑到绪塘离公路太近，又另觅山乡，最终将200多箱书落脚在了建德北乡松阳坞。 事实证明陈训慈的谋略深有远见。浙江的很多藏书楼，比如湖州皕宋楼所藏古籍善本，就被日本人掠走。杭州沦陷后，日寇“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如果当时没有及时转移，恐怕文澜阁《四库全书》现在已经在日本了。 1937年11月25日，日军进一步逼近，浙江省政府迁至金华。 陈训慈对《四库全书》留在建德放心不下，寻思继续搬迁。他赶到金华去见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请示《四库全书》安置问题，许厅长“未有一定主张”。再三登门，才领到三百元。陈训慈在日记中写道：“教育厅所存节余数万金皆扣不发，今急用搬迁书避难之际，何以墨守官家之不肯负责之办法，置重要图书设备之安全不理，真令人感愤极也。” 12月24日，9万日军蜂拥进入杭城，杭州沦陷。搬迁之事火烧眉毛。但搬到哪里呢？ 竺可桢在派卡车时就认为，以当前的险恶形势，藏于建德不妥。因此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汇报浙大情况的同时，建议将库书移往更为安全的内地。其时，教育部的意见是迁往内地贵阳，而浙江省政府不愿将书运出省外，欲迁往丽水。 省政府的顾虑不无道理。这被后来发生的事所证实。辽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在1966年中苏关系紧张时运到甘肃保管，后形势更迭，辽宁方面想运回此书，但甘肃方面不肯。辽宁有阁无书，甘肃有书无阁，“辽甘之争”历时20余载，合璧至今遥遥无期。 但对于当时的陈训慈来说，安全是首要问题。不管迁往哪里，反正经费就是下不来。无经费，只能近距离迁到龙泉。陈训慈除自垫200元外，向张晓峰借了200元，仍无法付清挑工的工钱，只得再向振公仅借了60元。然后，雇了两只船准备出发。可是到了中午，他们的船却被军事机关占用，陈训慈只能望天长叹。 历尽周折，另雇船只，运到金华，再找车，转运龙泉。1938年1月底，阁书终于运抵龙泉，暂存县城中心学校。 一车书翻入溪中 第三站：龙泉县中心学校 1938年1月底-1938年3月初 一车书翻入溪中 龙泉旧属衢州地区。当时的衢州军用机场，是继杭州笕桥机场失陷后，东南战局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是日军的重点目标。所以龙泉也不安全。3月初，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来浙，商量将阁书运往贵阳。理由是西南僻远，战事不至波及，存放那里可高枕无忧。浙江省政府起初不同意，但战局不利，只得如此。 月底，长距离的跋涉开始了。计划是：先公路（龙泉—福建浦城—江山），再铁路（江山—江西—湖南），再公路（湖南长沙—湘北—湘西—贵阳）。全程由教育部领导，李絜非教授一路参与护送工作。 龙泉到贵阳，现在的路程大约1500公里。但在1938年，很多路段并未修建，道路迂回曲折，路程要多一倍。漫长的三千公里行程中，除了短短一程借助于浙赣铁路外，其余的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 第一段公路，从龙泉到浦城再折回江山，就要经过新岭、王坊、峡口、石后、清湖等二十多个镇。就在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差、人疲惫、天气恶劣，有一车书翻到了溪水之中。 这一车书有11箱，约占全部阁书的二十分之一。护送人员虞佩岚急忙赶到附近村庄，雇人打捞书箱。这11箱书若不及时曝晒、晾干，很容易“结饼”或霉烂。因此，大家以最快的速度打捞，并另雇他车连夜运往江山县城。 所幸次日有太阳。一大早，他们借来竹席，准备在江山县城城隍庙的天井里晒书。当时的江山县城在淤头镇，镇上的城隍庙重建于清同治年间，门楼三重飞檐，梁柱斗拱层叠。天井在大堂最内侧，有两处，呈对称分布，各9平方米左右。两个天井里铺满湿漉漉的古籍，太阳虽大，但冬天的太阳毕竟力道不足，晒了两日，仍然有水汩汩而出。 但运输时间紧迫，不容久延，李絜非痛下决心，下令湿书装箱。重新上路。 贵阳晒书，难见太阳 第四站：贵阳张家祠 1938年3月-1939年2月4日 贵阳晒书，难见太阳 阁书于4月14日左右到了长沙，又于4月25日运往贵州。抵达贵阳之后，先藏于西门外张家祠堂。浙江图书馆的夏定域，接到指令前往保管。 11箱湿书在路上耽搁1个月之后，情况比当时更糟糕。3000多册书，15万页，要一页一页仔细揭开，垫上毛纸，再曝、晾。工作要求很高。而贵州的气候，大不同于杭州。俗语云“天无三日晴”，“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阁书到达时尚在春天，老天的脸更是说变就变。夏定域带着临时雇工晒书，见太阳高照，赶紧快手快脚摊开，但往往刚摊几排，雨点就下来了。要以更快的手脚收书。当地雇工，很多不识字，虽以恭敬态度晒书，但天气反复一多，难免会不耐烦。很多时候，会以为老天成心和他们过不去。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苦工作。 原以为贵阳地处万山之中，是个安全地带。不料日机并不放过此地。1939年2月4日，18架日机袭击贵阳，炸毁建筑无数，死人数千。张家祠堂在西郊，这次虽幸免于难，但隐患不可不防。 再者，祠堂的归属闹出了官司。张家祠堂本来由贵州省教育厅以2400元购入，另外花了1600元进行修缮。原厅长在卸任之前报称张家以原价赎还了祠堂，但张家告发该厅长，说被他以1万余元的高价卖给了他人。官司打到了贵州省府与教育部。不管谁是谁非，张家祠堂是待不下去了。 按照贵州省立图书馆一勤工的建议，新的藏书地选在贵阳北郊的地母洞。 藏书山洞 长达五年 第五站：贵阳北郊地母洞 1939年2月4日-1944年12月7日 藏书山洞 长达五年 地母洞（注5），出贵阳城向北，需步行十里，路很难走。洞在高山之巅，高约四五丈，深约七八丈，实在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书库。且附近无居民，荒凉异常，敌机轰炸无目标。 教育部批准建屋三楹，招雇工二名，另请警局派二名警员驻守洞口。浙图的夏定域时住洞口，时住张家祠，以便于接洽保管事务。 1940年2月，浙大从广西宜山迁至贵州遵义。竺可桢心里一直惦记着《四库全书》，此番同在贵州，便安排浙大人员参与库书的具体管理。 山洞潮湿，每年秋季必须曝书一次，每日晒五六箱。启箱装箱，翻书晒书点书捆书，工作非常辛苦。贵州多雨，晴天少，每季曝书都需好几个月。曝书前，浙大派一教授前来指导，已成为定例。曝书后，再购大量石灰，撒播洞中以吸收潮气。1940年秋，夏定域应浙大之聘任国文系教授，柳逸厂继任负责阁书的保管，他改进了管理办法，曝书后，除撒石灰，还每箱放樟脑丸十多颗，以防虫灾；装箱后写下清单，以便检点；还有经费收支方式等。 《四库全书》里的书，绝大多数是贵州没有的。阁书运藏贵阳，机遇难得，贵州方面提出要抄录有关贵州资料。从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抄录的资料编排成八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可惜在后来的战事中被毁。但史料载，1948年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民国)《贵州通志》，得益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匪浅。 1941年秋，柳逸厂因病辞职。由毛春翔接手。毛春翔当时在湖南黔阳，陈训慈亲自写信召他回馆，并寄上旅费300元。催他赶快来上任。毛春翔是浙图人，一路护书到富阳、到建德，亲历江山翻车，对《四库全书》感情很深。自他接手后，除组织秋季晒书外，还在春季加晒一次。因是主动加晒，没有向教育部申请津贴，而是勉强从办公费中挤出一点补助款给雇工。他后来记道：“黔人质朴，得此少许津贴，亦知感奋，汗流浃背，毫无怨言。” 1942年4月19日，竺可桢赴重庆参加教育部第二届学术审议会大会，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再次提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一事。次年春，蒋介石电谕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地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吴主席赶紧派人前往地母洞察看，接连打开几箱书，未见霉坏，就据实报告给蒋介石，请准免迁。 1943年9月，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自重庆回浙江，特意到地母洞视察藏书，随意抽取几箱打开来看，见情况皆好，深表满意。回浙后，汇发奖金三千元，奖励护书员工。 地母洞藏书已有经验，但局势不依人。日军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从广西北直犯贵州。1944年11月，贵州告急。毛春翔赶紧请示重庆方面，马上得到陈训慈的回复，说正与教育部商洽将书迁往重庆。 12月，《四库全书》饱受6年云贵高原的阴雨潮湿之苦后，再迁重庆。 差点不能回到杭州 第六站：重庆青木关 1944年12月23日-1946年5月 差点不能回到杭州 1944年12月4日夜，毛春翔接到国民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张道藩的通知，说已令战区司令部派坚固卡车6辆，尽速运书入川。6日，6辆卡车准时赴张家祠报到。毛春翔雇工数十人，搬运书箱下山，装车。8日清晨，车队出发。23日，《四库全书》完整抵达重庆青木关。 《四库全书》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的瓦房中。四大间屋子在山麓，均朝东，地势高适合藏书。且部长公馆有4名警卫，备有武器，安全亦不成问题。 阁书几经迁徙和翻晒，书箱、夹板破损挤裂甚多。教育部批准添置杉木箱16只。如此一来，每只旧箱匀出一二十册，阁书重新整理了一遍。1945年2月19日，教育部为慎重起见，特设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 终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战事结束。《四库全书》回杭之事被提上议事日程。 据回忆，当时国民政府意欲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往首都南京，有人征求张宗祥意见，张先生回答十分巧妙。他说：“这本是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的处置，我个人有何意见可以发表。不过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私财，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少有一部分是属于浙人公有的，向政府建议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是如何？我个人意见是希望留在杭州。” 《四库全书》最终能回到杭州，除张宗祥、陈训慈、竺可桢等人多方设法筹运外，恐怕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多有浙籍人士有关。否则，像前面提到过的辽宁文溯阁《四库全书》，在1914年时，袁世凯为炫耀文治武功，还不是一个命令就全部运到了北京。十年后，全凭张学良将军亲自出面交涉，才使文溯阁《四库全书》得以回归故里。 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由6辆卡车载运离开青木关，押运员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长、浙省图书馆夏定域等8人，护送警察有12人，路线为重庆——贵州——湖南——江西——浙江。至7月5日抵达杭州，历时五十余日。 毛春翔记道：“途中麻烦之事，困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匪始逸，在邵阳候渡二日夜；在安仁遇一小河，卸书渡河费时一日；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坑，几倾覆；在银坑宿露天茶棚；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卸书，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 文澜阁《四库全书》离开杭州近9年，历尽曲折，终于回来了！ 后记：陕西作家贾平凹曾说：“我去过江浙一带，每到一县，令我瞠目结舌的是那里的博物馆里差不多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中过状元的名单表。19世纪，基本是江浙人的天下，政治、经济、文化、书画，全部都是人家的天下……”如果他知道仅仅是为了一部书，浙江几代人侠肝义胆，冒着生命危险不离不弃，他还会瞠目结舌吗？ 浙江文化种子、读书种子，就是这样得以绵延不绝的。

jason

为了信念而不顾一切，敬佩这些前辈们。

陌生城池

同样让人唏嘘不已的，还有那个年代故宫文物的运命！

半山公园

真的不容易啊，完全不是为了利益考虑。这个时代太缺少这种理想了

ganyilai

我记得中医学院图书馆有一部四库全书，但是不知道出版年代

cnzjhzxhcsc

四库全书现在藏在孤山青白山居，而不是文澜阁，这个没有讲

陌生城池

cnzjhzxhcsc 发表于 2012-11-14 22:33
四库全书现在藏在孤山青白山居，而不是文澜阁，这个没有讲

这个可惜的，硕果仅存的文澜阁没了四库全书，少了灵魂。

燕园里的小葱

陌生城池 发表于 2012-11-14 23:02
这个可惜的，硕果仅存的文澜阁没了四库全书，少了灵魂。

好在离得不远，仍可算作一体。地势高，有利通风，保存条件相对要好一些。

cnzjhzxhcsc

陌生城池 发表于 2012-11-14 23:02
这个可惜的，硕果仅存的文澜阁没了四库全书，少了灵魂。

文澜阁的条件不如青白山居吧

陌生城池

cnzjhzxhcsc 发表于 2012-11-15 20:57
文澜阁的条件不如青白山居吧

是这个因素吧。

buickc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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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1]。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2][3]。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编撰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同时禁、毁图书3100多种。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欧洲人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4]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删改古籍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所谓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另一种说法为2855种）、15万部以上。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鲁迅曾经说过：“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14]

buickc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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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1]。《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目录 [隐藏] 1 修书过程 2 赏析 3 年表 4 馆藏概况 5 参考文献 6 外部链接

　　修书过程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一百四十七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修，这次动用编写人员朝野上下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2]，启用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
　　大典由解缙、太子少傅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监修，组织上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监修：解缙、姚广孝、郑赐；总裁：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都总裁：陈济。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对所收录的书籍没有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的方式，保持了书籍原始的内容。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年间他下令抄写了一部。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对于它的流向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其中被许多人所认同的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目前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1875年时《永乐大典》已经只剩下5000册，1894年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3]:34。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