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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小琪教授《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的创新价值 【摘要】赵小琪教授的《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是一部以传播学为主、辅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系统地研究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传播与接受的专著。其特征：一是梳理台港澳小说在内地传播脉络与接受效果；二是从动力机制和改编等方面研究台湾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三是分别从传播者、接受心理和受众影响机制等方面研究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 【关键词】台港澳小说；内地；传播；接受 文学作品从创作到传播再到接受，是一个动态的流程，缺一不可。过去的文学研究多集中在创作这个环节上，且多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面对今天日益复杂的文学现象，这种单一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已捉襟见肘。近年来，从传播学角度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传播与接受的成果日益增多。本人也曾涉猎于此，我与自己的研究生罗洁合作的《<华文文学>杂志对马华文学的传播与研究》和《<华文文学>期刊对新华文学的传播与研究》分别于2009、2010年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和《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刊发，我的两位研究生罗洁和侯荣堂也分别把《<华文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传播与研究》、《<华文文学>对欧美澳华文文学的传播与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相比之下，王列耀教授的高足、惠州学院颜敏博士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更多，也更扎实。其他恕不一一。但就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而言，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以专著的形式问世。赵小琪教授及其高足余坪、张晶合著的《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以下简称《传播与接受》）弥补了这一缺憾。除了绪论和结语，该书按台港澳三个地区自然分为上编《当代台湾小说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中编《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和下编《当代澳门小说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我认为，作为一部十分厚重的学术论著，该书不能不读。 一、高屋建瓴，梳理传播与接受的脉络与效果 当代中国已有60多年的历史，而当代台港澳小说几乎浩如烟海。我以为，《传播与接受》一个很大的亮点在于其绪论与结语部分高屋建瓴，分别梳理了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传播与接受的脉络与效果。 1、绪论：梳理传播与接受脉络。当代中国文学大致可以改革开放前后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台港澳地区与内地在政治上处于对立或隔膜状态，其小说在内地几乎没有传播和接受可言。改革开放后其传播与接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为开始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为发展期，90年代初至今为深化期。 在第一阶段，由于思想解放运动逐步深入，内地开始传播与接受台港澳小说。但这时内地媒体普遍持文化中心主义的传播理念，认为台港澳地区属于文化沙漠；同时由于较为狭隘的政治观念，台港澳乡土小说因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表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其纯文学小说由于暗合了内地主流意识形态而被提倡，移居海外的作家因对内地向有好感被青睐，而其现代主义小说被指责为西方化，通俗小说由于其注重娱乐消遣性被轻视，仍居住在台港澳的作家则受冷落。同时，在文学生产主体、传播主体与消费主体中，“他们往往将文学传播主体看成凌驾于其他二者之上的绝对权威。这种对文学传播特性的简单认识导致这一时期的当代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呈现出来的路径只能是单向的。”【1】我们知道，传播学最初的理论为“魔弹论”，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传播作用，而不是把生产、传播与接受三者视为一个互动的流程，认为只要有传播，就必然会起到某种效果。“魔弹理论认为，一条讯息是以相同的方式传给每一只眼睛或耳朵，产生基本相同的反应。至于这是谁的眼睛或耳朵，那就无关紧要了。”【2】无疑，内地传媒最初就是持这种观点来传播的。这种观点的简单、武断一方面属于文革遗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媒界对于传播学的认识还很粗浅。 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出现以下特点：一是受众对该小说的大量需求使内地传媒文化中心主义风光不再，巨大的经济效益促使其和而不同的传播理念代之而起，肯定差异，同时也肯定所使用的共同母语和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二是由重点传播其乡土小说及海外作家创作的小说发展为系统化、纵深化传播，表现在：第一，不再拘泥于使用何种创作方法和题材，只要受众欢迎就行，特别是对言情、武侠和历史小说的传播经久不衰；第二，传播活动组织化和自觉化，许多出版社推出丛书形式的系列作品，另外，台港澳文学研讨会频繁，光是大型会议就两年一次达16届；第三，传播机构多样化，表现在高校和科研部门设立的当代台港澳文学研究机构日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广东、福建、江苏、上海等沿海省市；三是传播路径由单向到多向，即文学生产主体与传播主体，传播主体与消费主体对传播对象的双向传播日趋强化。 2、结语：探索传播与接受效果。主要有三： 一是作家身份的变革。改革开放前，作家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其创作体现的必然是官方意志。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播与接受促使作家身份由体制化、政治化向娱乐化和商业化转变。作家的上帝不再是官方意志，而是媒体和受众。把媒体和受众置于首位，他在创作上必须煞费苦心地琢磨与其有关的媒体风格和读者心理需求。假如其作品受欢迎，他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法炮制，直到读者厌倦为止，倘若相反，他必须改弦更辙。由此看来，作家身份的变革决不是一个单纯符号的改变，而是关系到其整个创作思路和艺术生命的巨大转折。 二是媒体功能的改变。它对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都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首先是强化文学命名权。命名权本是作家所为，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却被转移到媒体。后者对文学的命名突出产品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尤其是直接打通人的生理本能，即主要把作品与性结合起来。这样，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领略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情趣，而是实现与女作家意淫的欲望。媒体还将文学命名与受众联系起来，使受众与命名产生认同感，真正把作品视为“我们的”，以达到宣泄与倾诉的心理渴求。这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把媒体心目中的隐形读者变为现实读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并使受众数量最大化，媒体挖空心思，以致于受众在没有阅读之前就对作品充满期待。其次是制造文学事件与新闻事件，进行商业炒作。不管是褒是贬，都能起到宣传作用，作家最怕的不是被批评，而是被冷落，无人问津则意味着被市场淘汰。甚至被列为禁书也成为宣传手段之一，因为能够满足受众的好奇心和窥视欲。 三是受众心理的改变。它“主要表现为，由追求精神到追求物质，由追求理想到追求肉欲满足”。【3】客观地说，追求物质与肉欲满足一是对改革开放前一味追求政治单向度与精神乌托邦的反动，也是迎合了人的生理本 能需要，因为金钱能够使个体生命得到物质享受和安全感，肉欲是使个体生命得以延续的本能形式。文学既然是人学，就不能无视人的这种本 能需求，但它毕竟属于低层次的生理需要。所以，作者在褒扬台港澳小说解构改革开放前内地文学漠视人性的虚伪性的同时，也冷静地指出：“个体生命只有在既拥抱欲望世界，同时也拥抱精神世界时，他才能沿着自爱的途径进入一个广阔的博爱之境，并获得最高的肯定和最大的满足，由此，他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由此，我们才能在人类生存的最大时空范围内，获得人的全面自由和发展，进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4】否则，文学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不前。 二、当代中国台湾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 在上中下三编中，上编无疑颇多创新。我认为，其最具特色处有二： 1、当代台湾小说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分为： 一是补偿机制，分为生理补偿与功名补偿两类。众所周知，性是人类最重要的生理现象之一，而在改革开放前，文学是不能谈“性”的，即使是表现爱情的作品也会受到批判，被指责为“爱情至上”或“小资情调”甚至等同于黄色作品。在政治高压制度下，公民的私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人们谈性色变。当20世纪80年代台港澳小说席卷内地时，人们被压抑多年的性终于在此得到一定的补偿，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忽略，而那些性爱情节却被不厌其烦地阅读。功名补偿属于自我实现的形式之一。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其《社会学》一书中把人的社会心理需求分为财富、荣誉和权力三种，功名相当于荣誉和权力。可是在改革开放前，主流意识形态希望每个公民都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不想当将军的战士不是好兵”则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而受到贬低和批判。久而久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自卑感取代了成就感，整个社会缺少了进取心和竞争意识。而在台港澳小说里，人们生平未能实现的功名需求通过人物形象得到补偿。 二是同情机制。同情心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之一。实验表明，一些高级动物也有这种心理。大象在迁移过程中，为了避免幼象不受肉食动物侵害，总是让它走在象群中间，而成年大象则走在外围。一旦猎食动物来袭，大象则奋不顾身地与之拼搏。为了使生命得以延续，动物的本能总是驱使自己尽力保护后代免遭不测。在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本 能逐渐发展为人对同类同种的同情心，即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许多台湾作家在大陆出生，即使其后代也对大陆有着深深的认同感，视大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传播与接受》认为传播方与接受方之间存在着相同文化、同一乡土和一国同胞这三种关系，它们“在促成文本情感信息的主体化和接受方情感模式客体化的同时，达到了二者心理上的二级对应和契合。”【5】诚哉斯言。当然，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在阅读小说时也会产生强烈共鸣，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但乡情和民族情感更容易引发同情感则毋庸置疑。 三是过滤机制，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视角和民族审美心理来实现。就前者而言，从“文以载道”到“文艺从属于政治”，中华民族这一文学批评模式上千年一脉相承，内地在传播与接受台湾小说时自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它。该书强调意识形态视角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于，内地传媒和读者接受台湾小说最大的政治是过滤台独小说、汉奸小说和皇民小说，因为其共同点是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它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一般内地传媒和读者是坚决反对的。至于符合本民族审美心理的作品，每一个民族都会欣然接受的，因为审美心理是一个民族上千年文化积淀的产物，它已经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学接受中体现出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三种机制作为一个动态系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当接受主体发现某些当代台湾小说能满足自己生理、功名需要时，补偿机制开始发生作用。而这种需要意识又总是能引发和促进接受主体对当代台湾小说情感上的认同。换个角度看，当大陆接受方对影响方产生了情感认同时，同时机制又会推动和强化补偿机制和过滤机制的功能。再换个角度看，当代台湾小说在生理需要、功名需要以至情感认同上出现偏差时，过滤机制又会发生调控作用。当代台湾小说正是在这三种动力机制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中在大陆获得日趋深广的传播和接受的。”【6】 2、当代台湾小说在大陆的改编。首先是改编对象的选择。在改编成戏剧和影视的台湾小说中，那些表现怀旧、求新和自由欲的作品最多，因为怀旧、求新和自由欲属于人类的普遍心理。先说怀旧。随着时光流逝，甚至伤心的往事都会给人以距离之美。人们面对当前种种不如人意的事，总是拿过去美好的东西与现在做比。而且，历史的发展总是以牺牲一些美好的东西如美德为代价的，一些伟大的哲人还据此形成自己的理论，孔子认为西周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老子希望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社会去，西方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再说求新，“求新欲是接受主体与生俱来的一种固有的心理欲望，也是当代台湾小说被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的一种主要的内在动力。”【7】人们喜欢回首往事，却不愿意重复过去的生活，因为那会使生命索然无味，失去活力。就自由欲来说，人类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因为那会张扬生命，焕发激情，实现自我，勿需赘言。 其次是运作方式，即对被选择的小说进行叙述意义、叙述人物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创造性转换。不光台湾小说，其实任何一部作品的改编几乎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改编是一种再创造，是改编者将自己的艺术思想和人生理念借助于被改编的对象表达出来，倘若一切忠于原作，改编也就没有必要了。叙述意义、叙述人物和叙述方式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因为其中每一种转换都会带来另外二者的相应转换。譬如影视的叙述方式是通过声响、画面等叙述语言以及镜头的快慢、角度转换与剪辑组合表现出来，人物心理不可能像在小说中进行细致刻画，而只能以短暂的画外音或某种可以表现心理节奏的声音来突显。叙述方式的改变也必然会使作品意义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原作属于第一文本，改编后的作品则属于第二文本。第二文本一经出现，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观众没有必要指责改编背叛了原作，而对第二文本的任何阐释都会使其意义增值。 三、当代中国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 香港不同于台湾，它是国际大都市，发达的经济带动了消费文化的繁荣，创作自由度也更大；澳门相对狭小，也有其特殊性；港澳地区既对祖国有着深深的认同感又与内地主流意识形态有较大隔膜，这些都决定其小说在内地传播与接受方面与台湾小说具有相异性。同时，鉴于该书中下编体例颇多相似之处，本文就其创新之处合并讨论： 1、“当代香港小说在内地传播的传播者分析”。该章开宗明义：“当代香港小说的传播者主要由香港小说家组成，但不是一个单纯由小说家组成的写作群体，而是一个混杂着各种文艺人士与传播机构的异质群体。”【8】就小说家而言，按照出生地，可分为南来小说家与本土小说家两大类（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早有专著问世，此处不赘）；按写作目的与立场，又可分为作为“他者”出现的传统小说家和作为“同盟者”出现的产业小说家（书中称之为“产业工人”）。从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虽然产业小说家大红大紫，传统小说家“被边缘化”，但后者并非思维僵化或观点陈旧，而是他们不愿为之，因此，被消费文化边缘化的小说家并非都默默无闻，有些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先锋派或学院派小说家，如刘以鬯、西西，他们不需要通过小说创作谋生，而且也不屑于把自己的作品纳入消费文化之中。除此之外，传播者还包括“新型媒介文化人”，即“那些在媒体、设计、广告等‘准知识分子’职业中的文化媒介人群”，他们从事符号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工作。由于小说从创作到进入受众圈子，中间每一环节的“新型媒介文化人”都会把自己的理念、创意加之于作品生产过程中，因而，小说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属于作者个人，而是作者与“新型媒介文化人”合作的产物。 2、“当代香港小说内地受众的接受心理分析”。过去，我们把受众接受心理仅仅粗略划分为求真、向善、爱美和消遣娱乐几个方面，难以深入探析。该章则联系内地受众接受心理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譬如把求知心理分为重新发现生命主体意识、试图提前理解成人世界以及对香港或内地社会的了解等，再如寻求社会认知分为整合社会成员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小说对内地受众的女权启蒙作用两个方面。这些应该是准确地把握了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受众接受心理的具体特征。寻求娱乐是另一个重要的接受心理，这也是内地批评界多年前一向忽视的。该书以武侠小说为例，把寻求娱乐分为向往自由、惩恶扬善、英雄崇拜以及解构政治和历史几个方面。但我以为，把这些方面完全归入娱乐心理似乎有点牵强：向往自由与审美本身相交融，惩恶扬善分明属于伦理道德即向善的一面，至于解构政治和历史，应属于接受效果而非接受心理。所以，娱乐消遣主要表现为某些创作技巧并以阅读快感体现出来，而非小说所要传达的上述内容。事实上，纯文学作品也有上述内容，却很少满足受众的娱乐心理。 3、“受众对当代澳门小说在内地传播的影响机制”。该章分为两部分。一是“内地受众的构成机制”，从年龄、性别、地域和知识层次等几个方面的构成进行探讨。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运用文学社会学和社会统计学等知识进行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如此，作者就已经掌握的许多资料展开论证实属不易。其二“内地受众的心理机制”分为认同心理、需求心理和遵从性心理三类。认同心理即对华夏文化的心理认同。需求心理主要分为认知需求和娱乐需求两种。澳门被葡萄牙统治四百年，与内地有一定隔膜，内地受众需要通过对澳门小说的接受来了解澳门的历史与现实，所以认知需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至于娱乐需求，它与台港小说又有很大差异。澳门没有产生金庸、琼瑶这样风靡华语世界的武侠、言情小说作家，作品很少专注于调动人的爱欲与进攻本能，甚至也少有刻意插科打诨、制造笑料或噱头。但澳门小说有其独特的手法迎合受众的这种娱乐需求。“当代澳门小说擅长写实，浓郁的都市平民色调和典型的市民文化风俗让当代澳门小说本身就极具通俗性。再加之许多当代澳门小说最初都是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澳门本地报纸的副刊之上，因此澳门本土作家对于通俗小说的创作技巧、写作套路，甚至是大众的阅读心理都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9】所以，中下编虽然都论述受众的认知需求与娱乐需求，但由于各自论述的对象不同，论述的思路与得出的结论也就判然有别。遵从性心理是澳门小说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独特方面，它所产生的效应分为威信效应和从众效应两类。威信效应指传播者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在受众心中产生的心理效应。书中以澳门土生作家飞力奇长篇小说《大辫子的诱惑》为例，指出官方机构、精英机构和大众传媒的联手共同产生了威信效应。又如为迎接澳门回归十周年，《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就推出一组“回归十年的澳门文学”专栏文章。从众心理属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之一。大多数受众不属于专业人士，没有独立见解，其观点往往受制于他人或舆论，当着媒介大力宣传某种观点时，他们也就随声附和。澳门小说何以不像台港小说在内地那样广为传播？除了小说本身的原因外，“有不少内地接受者正是在这种‘沉默的螺旋’心理影响下，趋同于在舆论中占优势的意见，对知名度与流行度都不及港台小说的当代澳门小说视而不见或关注较少，从而遗憾地错过了当代澳门小说这番奇特的风景。”【10】读到此，我不能不钦佩作者驾驭各种理论和穷究研究对象的能力。 注释： 【1】【3】【4】【5】【6】【7】【8】【9】【10】赵小琪、张晶、余坪《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第21页，第370页，第376—377页，第61页，第67-68页，第97页，第160页，第351页，第354-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2】美国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第30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2月版。 作者简介：燕世超：男，1954年生，汉族，安徽省涡阳县人，中共党员；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分配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6年12月晋升为副研究员，1998年8月调入汕头大学文学院工作至今。现为中文系副研究员、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 
发表于 2012-10-27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