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报·西湖副刊·城纪】马市街64号， 一百年前的尘埃

jason

马市街64号， 一百年前的尘埃
—— 一位杭州市民的抗日救亡录
2012-07-08  

青年田浩征

广济医院员工合影，摄于抗战时期。前排左二为田浩征，二排左三为苏达立。

1938年8月5日《东南日报》报道

1940年，避入广济医院的田氏一家。

1946年，田浩征去美留学前的全家福，摄于马市街家中。

皮市巷教堂——初次见面的地方。　　（沈弘供图）

田浩征夫妇的最后一次合影，1968年摄于花港牡丹亭前，不久田去世。

  马市街 号， 尘埃

  文/邹滢颖

  马市街64号，一百年前，那儿曾是一栋占地一亩，两层三开间带阁楼的砖木结构洋房，白墙黑瓦，东门临了马市街，西门通往皮市巷。院子里有天井，种了两棵桂花树，另外还有女贞、海桐等四季常青的树木，搭配着一些园林。院子里的孩子到耄耋之年，依然会回想起当年来厨房偷食的狐狸，也会说起老鹰冲下来抓小鸡时的场景。1898年杭州街道开始装电灯，之后不久这个宅院里便也灯火通明；1909年，杭州自来水有限公司成立，他们家便也喝到了与天落水不一样味道的自来水，20世纪30年代杭州开始有了自动电话，这个宅院里也先后有过两个号码：1509和1991。

  这个宅院的主人姓田，祖上田炳照1890年前后从上虞来到杭州，以打制金银首饰发家，造了和周围广济医院院工宿舍风格相近的洋房，这批洋房既有江南传统民居的风格，又留下教会的痕迹，因田氏一族也崇信基督。有了家业，田家自此便要求儿孙好好读书，田炳照三个儿子均毕业于一流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之后两个儿子成为哈佛学生。

  这原本也是杭州城好人家的日常，但是这个宅院竟像一艘大船，无可躲避地驶向辛亥，驶向民国，驶向抗战烽火，同样也驶进1957。大时代给田氏一族带来了风，也带来了雨。

  如今，当年的宅院，早已不存，历史不会拿出温柔的手掌说出三个字，但田氏一族所经历的一切竟可以成为杭城人家穿越大历史的一个标本。无论周转颠沛到怎样的情况，湖山家园终究不忍抛离，读书向善是信念所向。

  抗 战 前

  1925年，田炳照的二儿子田浩征，正当风华，20岁，西装革履，英气逼人，在蕙兰中学毕了业，与意中人葛和英成了亲。他怎么能忘记在皮市巷的教堂看到她的一瞬间——身上是月白色中袖斜襟短袄，黑色百褶及膝裙，脚上穿方口布鞋，齐耳的短发，笑容灿烂，这女孩身上一派沉静明朗，洋溢着活泼泼的生机，不是娇小姐的模样。田浩征一见钟情，他跟在女孩后面，跟着她走啊走，走到了学士路上（现省妇保院区），原来这女孩是杭州有名的私立教会学校弘道女中的学生。此后，他便经常徘徊在浣纱路的树阴下，有时在学校门口等她，知道她比他大四岁，家境清寒，是家中长女，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和英的母亲是司徒雷登母亲的学生，因此和英身上有着有生俱来的坚定诚实。他喜欢她，他的母亲也喜欢她。他们在清泰饭店举行了婚礼。她后来为他生养了七个孩子。

  婚后不久，田浩征去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和英也曾随去同住。毕业后他又转入饮誉海内外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再毕业后，他有了文学士和法学士两个学位。他捧着两张证书回到杭州，开始做律师。事务所就设在马市街64号东边厢的屋子里。他打民事官司，也给厂家单位做法律顾问，同时在之江大学给学生上法律课。

  一直到杭州沦陷之前，田浩征和很多杭州人一样，过着忙碌而写意的日子。他一生嗜书如命，常自诩：一生唯搜集书籍并抚养七个子女为莫大之成就。田浩征所嗜之书大半为西文原版，英语、拉丁语的书，林语堂、赛珍珠全集都有，他一边看一边就可译出。他还喜欢收藏不同的版本，尤其是珍本善本，据说马可·波罗游记便有十数种之多，塞了一个柜子；字典辞书更不下百余部，至于有多少藏书，后人也说不清了，只说40年代时，田浩征花了全部积蓄，买了荷花池头5号、6号、9号，只因荷花池就在里头，正好可以顺势造个藏书楼，可惜最终随着藏书被抄，成为泡影。他的长子至今想起与书有关的事，便是三伏天，父亲喊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帮他搬书晒书，楼上楼下踢踢跶跶，过节般的热闹。

  一般是吃了晚饭，田浩征开始给年幼的孩子们讲故事。他自己看英文版，然后把王尔德的童话、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等中外名著绘声绘色地用杭州话讲给孩子们听。讲到后来，他甚至讲起了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直接把俄罗斯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把宗教和哲学思想在孩子们面前徐徐摊开。而家里的女孩子呢，则请了人来教钢琴。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田浩征给孩子们讲完故事，便上楼把自己关进了书房。他什么书都看，哲学、文艺、法律、语言、医学、生物、科学史，样样涉猎，1968年深秋，已成右派的他，贫病交加，弥留之际，枕头上放的还是一本谈家禽饲养的英文书。田浩征仔细研读的书，书的四边空白处或行距间都有评注，密密的蝇头小楷，写不过来时，还贴上一张张纸条，每晚看书常到深夜。

  田浩征一生痴爱西湖，喜爱运动。周日休息，他常带上四五个小孩爬西湖群山，十里琅当、灵隐、美人峰，到处都去，晨出晚归。他的女儿至今记得父亲带他们到五云山真际寺，住持烧了七八碗最好的香菇面招待他们，“真当好吃，个毛哪里吃得到噶好吃的东西”。田浩征还参加设在松木场的“骑射会”，除了在跑马场练习骑马，他有时还“特特寻芳上翠微”，单人独骑沿山路小径去玉泉附近的青芝坞、灵峰等处探幽。他还喜欢旅游，多次参加中国旅行社组织的游线，到过黄山、天目山、雁荡山、普陀山等名山风景区。

  1936年，田浩征参加了“庚子赔款”留洋考试，以一名之差落选，但是去英国或美国留学的念头从来没有打消过，直到1947年才完成夙愿。三十年代中后期，田浩征已然在杭州的法律界有了小名气，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杭州城的精英，浙大体育主任舒鸿（中国第一批奥运会裁判）、杭州电厂经理蔡竞平、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都锦生、之江大学教授词学大家夏承焘，以及后来一起成为杭州哈佛同学会成员的竺可桢校长等等。当时的马市街窄狭得容不下一辆汽车，田家就自备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装潢过了，很漂亮，车夫养在家里，出门的时候，街坊都知道田律师来了。家里还有两个法务秘书帮着做下手，连信纸、便签都用烫金字体写上“田浩徵律师事务所”字样。

  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放在现在的杭州，还是精英型的，是杭州城家庭的范本。每一拢类似田家灯下的昏黄，都是大中国哀鸿遍野前的定神丸。只是马上，摆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便成了奢望。

  抗 战

  1937年12月22日，很多人记下了这个日子。这时的杭州，设岗的警卫已寥寥无几。市民经十一月中旬及十二月中旬两度大疏散后，杭州原三十万户人家已剩余不到十万，多数为赤贫户，或一部分有企图的人。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在力主避免“焦土杭州”、避免巷战的主张后，挥泪撤出杭州，杭州几乎成为一座没有防御的荒凉城市。

  闸口电厂的总经理，田浩征的好友蔡竞平接到命令，要于22日早上六时前，破坏电厂。蔡竞平知道大势已去，开始给职工发遣散费。自己又进城去家中，一路上只见“打杀汉奸”的大标语刷得夺目惊心。近十点，他带着最后撤离的工作人员，一起坐车过钱塘江大桥，只见义渡码头，火光熊熊，电厂那边浓焰正在往上冲，沿途有三三两两落伍的军人，还有剩余的老百姓正扶老携幼地往大桥以南撤退。这是离开杭州前的最后一瞥了。下午钱塘江大桥和闸口电厂被炸毁，爆裂声巨大到到达绍兴的蔡竞平都听见了。晚上有人点火烧了军队仓库、兵营、机场存留的设施，以及城外对侵略者还有用的建筑，熊熊火光把夜空照得通红。22日是一个烽火连天的白昼，一个胆战心惊的夜晚，是最后沦陷前的绝望。22日的田浩征却没有走，他正在广济医院伤兵分院奋力工作。

  自“八·一四”空战以来，广济医院（现浙二医院）便源源不断地接到伤兵，连空军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高志航受伤后也被送进了广济医院。几个星期内，源源不断的伤兵多达万人，住满了杭州所有的医院、学校、寺庙及其他公共大厦。11月15日，天气阴沉，广济医院院长英国人苏达立突然接到杭州市政府卫生处请求，请求医院接收一千名重伤官兵，以免他们在杭州沦陷后遭受日军危害，同时市政府将附近公立学校的校舍（注：为树范中学，此时学校已经西迁到龙泉县）交拨给医院，并拿出国币五万元以作筹设伤兵分院的资金，广济医院伤兵分院就这样成立了。田浩征因平日言行都显现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国民的素养，又因1934年起便担任广济医院的法律顾问且家就在附近，与苏达立同是基督徒，所以出任伤兵分院的总干事。11月22日，苏达立和助理人员一起慎重选择了重伤官兵共计六百六十人，在冬日的寒风冷雨中，于24小时内将他们转移到了伤兵分院。田浩征包括他的家人，妻子葛和英、妻妹葛惠英全部投入到伤兵分院的护理中。

  12月24日起，日军“像散步一般，三三两两，走入杭州，枪倒挂在背上，没有什么侦察，也没有什么准备，什么都没有。这样街道上便逐渐出现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步兵，精神非常疲乏，来往徘徊，寻觅食物。”可是马上，到26日，随着9万日军进入杭州，全城抢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自日军占领杭州以来，除搜刮全城外（据我所知，恐怕没一家住宅或店铺不遭日军抢掠，并有许多战马拴在住宅或店铺内，美丽的杭州变成脏的丑恶的地方），各方面都有污辱妇女的报告，收容所外每天有许多惊怖的妇女，讲起她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的医院（广济医院）里就有许多受难的妇女，其中两个因为日本兵追逐从楼上的窗口跳下，折断了背骨，一个并且折断了腿骨。抢劫、伤害、屠杀、奸淫、放火，有增无减，整个杭州变成了恐怖的城市，只有外国人的房屋内和收容所内是安全的。”（据英国记者田伯烈写于1938年1月27日的记录）当时，杭州城里已经成立了由中、英、美、法各国人士，共计26名代表组成的国际救济协会及红十字会，苏达立和田浩征都是代表。红十字会首要任务就是设立难民营。据记载，沦陷后的杭州共有五个由基督教传教士们主办的规模较大的难民避难所，它们分别是蕙兰中学、广济医院、仁爱医院、弘道女中和青年会。这些避难所，加上其他的慈善机构，在日军刚占领杭州城，在城里疯狂烧杀掳掠的最危急时刻曾经接纳过两万五千名之多的妇女和儿童；即使在平时，它们所救助的妇孺难民也经常保持在一万名以上，而伤兵和平民受伤者也在红十字会的救助任务中。

  杭州市民兼红十字会董事田浩征此时已经成为伤兵们的重要依赖，伤兵好上一批，他就掩护一批，将他们撤往后方，每一次离别他都伤心落泪。“那时伤兵的断肢都是一篮子一篮子装了，拎出去埋在学校操场的双杠下，不能让日本人看见，所以没法埋远一点。”这是后来也上了树范中学的女儿记忆中父亲讲述的令其惊怖的事。2005年田浩征的孙子田建钧在整理搬家的东西时，发现了一面旧锦旗，右上方写着“惠我”二字，下面还有一段话：“溯自八·一三事变后，省垣亦相继沦陷。吾侪负重伤者二百余人留院待医。当时分院事务繁，赖公主持夙夜匪懈，两年来竟如一日。今者公以积劳，故亟待休养，同人等留恋有心，攀辕无策，抚兹锋镝，余生敢忘盛德！爰赘数语中，藉资不忘。田主任浩征先生惠存时在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三日。杭州广济医院第二分院全体伤兵谨具。”这是两百伤兵的感恩，也是一位杭州市民在抗日救亡中留下的印迹。真的是太忙了，费尽心机的忙，害怕伤兵被日本兵捉走（此前已有过被捉的事例），担心缺医少食，担心经费紧张，担心如何撤退。1939年9月间，伤兵分院关张，但依然有伤兵留驻在广济。1940年10月，田浩征因无暇顾家，幼子碧年因误食阴沟水而夭亡。田浩征自己也是屡屡遭到日伪的侵害，大女儿至今记得父亲带伤回家的样子。院长苏达立觉得他们一家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便将田浩征夫妻和六个小孩一起接进医院居住。为此一家人在医院里合影过一张全家福，相片上田氏夫妻明朗的笑容让人沉着安慰，那样的时局下，这样的笑容比眼泪更珍贵，更重要的一点表明，他们没有离开杭州，一直不忍心抛下身上的责任离开。

  1942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局势越来越紧张，英美两国成为中国的盟友。九月，日本人占领了广济医院，劫持了医院的基金，所有住院病人被迫撤离。院长苏达立和寇蒂斯主教撤出广济后，住进了教会中学校舍，开始在沉静气氛中进行平民医疗工作。十一月十一日，苏达立和寇蒂斯主教被日本宪兵抓走，第二天即押送到上海海防路集中营监禁。苏达立一出事，田浩征就更为困难。在1945年10月，苏达立在北平丰台集中营被解救后重返杭州广济时，他让文书给田浩征写下了一张证明书：“为证明事查文学士法学士田浩征律师自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起即任本院法律顾问职务，察其言行系一爱国高级知识国民。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本院受浙江省政府前主席朱家骅博士之嘱托接收浙江省临时重伤医院主办广济第二分院时由田浩征律师以本院法律顾问资格出任本分院（即伤兵医院）总干事之职，对本院伤兵之贡献具不可泯灭之功绩。本分院为伤兵服务阅十八月之久。在日寇铁蹄之下本院长目睹田总干事曾受各种侮辱，遭遇非常之困难。田总干事均能以国家民族为处事之圭臬，克服各种困难，院务顺利结束，各受伤将士先后退入后方。本院被日寇强行占据，本院长等英籍职员被日寇监禁后，田总干事尤冒最大之危险招待尚未退入后方之受伤将士二十余人，使之安全退入后方，此尤属难能可贵。除伤兵医院总干事职务外，田律师更会同留杭英美法荷诸国侨民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田律师系该会董事之一员，努力为数万难民服务。念其功绩，特出具证书以资证明。”后面是苏达立的签名。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事，苏达立要开这个证明给田浩征，大概是向政府说清楚田浩征抗战留杭时的表现吧。

  苏达立和田浩征经过抗日烽火的洗礼，成为患难之交。1947年初，苏达立夫妇又一次自英国乘轮船来到中国杭州。1952年的一天，是个周末，田浩征的儿子现年80岁的田嘉年，一直无法忘记。这一天，他和父亲、苏达立一起骑着自行车来到钱塘江边。健康状况已经较差的苏医生站在钱塘江大桥上，眼含热泪用英语说：“等我下次再经过这座大桥，我要说再见了，杭州。”真的，再见了，这位善良坚定给予杭州人民巨大帮助的英国人，之后便坐沪粤火车，经过一千多公里的美丽河山，经广州到香港，接着离开了中国，再也没有回来过。

  抗 战 后

  伤兵医院解散后，田浩征除了继续做社会事务，开始可以在家译书挣钱。生活虽然艰难，但他屡次拒绝了敌伪要他去政府任职的动员。他和妻子和英还经常接济比他们更难的街坊邻里。马市街住家大门外有一口公用水井，但附近住家多，一到夏天井水便不够应用，而田家家中有私井，田浩征便欢迎邻里来家里洗衣挑水。一家人生活好转后，他还曾筹划在大门口搭一个洗澡间，供大家洗澡，只是后来因故没有实现。田浩征和妻子一起做的好事，在他们的孙子田建钧第一次回到老宅时，得到了回报。那些老邻居纷纷围上来，端详着小田，不停地说：洋房奶奶的孙子回来了，你奶奶真是好人啊，不知道帮了多少人啊。他们的亲热让初来杭城的小田心生暖意，从此便执意留在了这座父辈们居住的城市。

  1947年初，田浩征年过四十，考得了自费留学名额，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因拉丁文、英文及专业样样出色，不久便获得奖学金，八个月后，他取得了硕士学位，原打算再读博士，但国内大仗开打，他想念杭州，放心不下尚未自立的儿女，毅然于1947年深秋回到杭州。他非常自信，无论是什么政权，他都不会有事。他只是一个不问政治的读书人，一个没有违背良知，有着杭铁头精神的杭州市民，能有什么事，所以他拒绝了苏达立劝他去香港主持养牛场的建议，坚定地留在杭州。

  解放后的三四年，田浩征和家人过着十分舒心的日子。时代是新的，山川大地经过战争洗礼依然美丽，人们的精神那么蓬勃向上，每个人的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田浩征被光荣地抽调到北京去编全国医学院拉丁文教学大纲。那时全国懂拉丁文的没有几个啊。五十年代中期，他被调到南通医学院任教，也在那里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他居然就戴着帽子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杭州。然而马市街的家里一次次被抄，他看着自己一生累积起来的藏书被扔到天井里，被扔得满坑满谷，被一批批地拉走，甚至要点火焚烧时，他连死的心都有了。1968年，他身上的癌症到了晚期，在浙医一院住着，不放心，还是摸爬进自己的家，要看看自己的书。他去世的时候，枕头上放着一本外文书。一直到1979年，他平反了。

  也许是天不假年，也许田浩征只是一名律师，不是文人，不问政治，当年田大律师的名字早成为历史罅隙中遗落的尘埃，但是他所经历的时代，他在这些时代中的杰出表现，是杭城人家的一个范本——崇尚知识、热爱湖山、坚守信义、热血扶助。

  你要看见那团光吗？从历史的深处投射过来，是尘埃的聚拢显现了光芒的道路。

  
  本文感谢田浩征的儿子田嘉年提供丰富素材。


他的故事

2012-07-08  


  | 城垣记事 |

  林 之

  马市街——在闹市的中心，曾经是兴盛的马匹交易市场！可是古杭州是个水乡，城里河道四通八达，交通大多是用船。估摸着，这马市的发达，也是与南宋有关，北人南来，也带来了他们惯用的交通工具——马。

  马市街的出现，似乎是一个转折，杭州从水乡小城变身为大都会。“马市街”三个字，就像是历史盖的一个戳。

  历史是什么？是故事。

  去年，城纪版刊发《马市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作者王群力），讲述马市街上的青春少年故事，引发了许多人对曾经住过的老街的回忆。其实，历史不只是宏大叙事，也是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的细节，个人的故事就是历史的片段，把这些片段串起来，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学家。

  这一篇里，讲述的就是一个人的故事，马市街上的一家杭州人。可是读下来，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普通杭州人的努力，还有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景象，你看到的是历史风云。

  英语里历史一词是his story，直译就是“他的故事”。《马市街64号》是“他”的故事，也是历史，是有体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