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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1900—1941），出生在浙江嵊县城内东前街的一个石匠家庭，同胞5人，他排行老二。小时聪明好学，7岁入县立二戴小学读书（“二戴”是指东晋时在音乐上很有造诣的戴逵、戴颙二人）。由于受家乡先贤的影响和民间音乐的熏陶，他入嵊县中学读书时，已会拉二胡、吹铜号、弹风琴，有“小音乐家”之称。他的父母虽然不懂音乐，但对他的爱好却给予全力支持。
1917年夏，任光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学。这以后，他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因为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进步思想的启发，特别是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增强了热爱祖国、发奋图强的信心。他决心用音乐为武器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唤醒人民起来争取光明。19岁的任光，决定争取出国学习深造。家里为支持他出国，就以房产作抵押，向当地钱庄借得300块银圆，他才得以出国。
1919年10月1日，任光抵达法国马赛，经过努力，进入里昂大学。他为维持生活，一面学习，一面在一家钢琴厂当学徒。经过不断地刻苦钻研，终于学得整套的钢琴修理技术，还掌握了较高的调音技巧。法国有位资本家看他精明干练，于1924年请他去越南河内的亚佛琴行当了3年工程师兼经理。
1928年，他怀着对祖国的热忱，毅然告别不愿到中国来的法籍妻子，回到上海。不久，进了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部主任。
20世纪30年代初，任光在进步文化界著名人士田汉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中国左翼文化联盟所属的剧联音乐小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和中国新音乐研究会等，与聂耳、冼星海、张曙、吕骥等一起，探索中国新兴音乐的创作道路。1930年，又和聂耳一起进入电影界，并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执委。他通过为百代公司灌制唱片和为电影配乐作曲，积极传播抗日救亡歌曲和开拓左翼电影音乐阵地。
百代公司是外商经营的企业，初期所制的唱片是不受国民党政府检查的，而任光正好是该公司音乐部主任，有权决定录制唱片的曲目。“左联”领导人认为这是一块可以利用的阵地。后经瞿秋白同意，“左联”领导决定让任光将左翼进步歌曲（《渔光曲》《大路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灌制成唱片，进行传播。任光大胆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巧妙地抓住外商只顾营利，不管政治背景的心理，录制了50多张聂耳、冼星海等左翼音乐家的歌曲唱片。这些进步歌曲在国内广为流传，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在海外侨胞中也产生广泛的影响。任光和聂耳还举办过唱片“试听会”，播放各种类型的歌曲，其中包括从颓废腐朽的《毛毛雨》到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邀请文化界、音乐界人士和一般听众鉴赏、批评，用事实来说明这些不同内容和风格的歌曲的优劣。
在这一时期，任光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1933年，他初次和聂耳合作，为影片《母性之光》配乐。聂耳写了插曲《开矿歌》，任光则写了主题歌《母性之光》和插曲《南洋歌》。1934年，他创作了影片《渔光曲》的主题歌《渔光曲》和插曲《渔村之歌》。《渔光曲》以凄怨哀伤的旋律，深情地唱出旧时代东海渔民的艰辛劳动、困顿生活和愁苦心情，绘声绘色地渲染“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的影片主题。随着影片的放映，这支歌很快风靡于世，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名曲，奠定了任光电影音乐创作的基础。1936年，他又完成我国第一部反映流浪儿童生活的影片《迷途的羔羊》的配乐及主题歌《月光光》、插曲《新莲花落》的创作。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共写了12部电影音乐，半数以上都是为左翼进步影片而作的，其中有18首歌曲都是从不同的侧面，真切反映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痛苦的生活、乐观的精神和战斗的意志。此外，他创作的电影《空谷兰》插曲《大地行军曲》《抗敌》，以及《狼山喋血记》中的《狼山谣》和《王老五》中的同名插曲，也都风靡一时。
在创作电影音乐的同时，任光还谱写过救亡歌曲、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和民乐合奏曲。其中以“前发”为笔名发表的《打回老家去》，更是一首一人唱万人和的抗日救亡歌曲。它强烈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意志和决心，在艺术上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是我国救亡歌曲的代表作。1936年，他就是因为创作了抗日歌曲《打回老家去》，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1937年8月再度去法国。
任光在法国巴黎音乐师范学校进修的同时，担任法国左翼组织“民众文化协会”的委员，并与抗日爱国人士密切联系，广泛进行宣传中国抗战的音乐活动：到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办的报纸《救国时报》报社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公演。一次，在有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一些国家代表赞扬说：“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又如在巴黎民众歌唱团为西班牙难童募捐举办的歌咏比赛会上，他登台为自己的新作《中国进行曲》作钢琴伴奏。当时，法国报纸曾赞誉：“这次节目中最成功者，为中国人民作曲家任光先生所作之《中国进行曲》，该曲能充分表现出他对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
1938年10月1日，任光从法国回到祖国，先到汉口，随后又去长沙、贵阳等地。这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创作的歌曲《高粱红了》，以生动活泼的曲调反映了游击队员的战斗生活，表达了他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第二年春，他到重庆，为推动国统区的群众歌咏活动，他热情地介绍法国民众的歌咏活动状况，呼吁报纸应经常刊登歌曲，为抗日战争服务。同年5月，他去新加坡。在那里，他十分关心华侨青年的抗日歌咏活动，举办过民众歌咏训练班，辅导过著名的“铜锣合唱团”。他在新加坡逗留的10个月中，为当地培养了不少音乐人才，使抗日救亡歌曲在新加坡、马尼拉一带的华侨中传唱，激发侨胞们的爱国热忱。
任光于1940年春离开新加坡，经昆明重返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艺术处工作，先后为抗战影片《东亚之光》的主题歌《游击队之女》（沈起予词）、田汉的《不害怕进行曲》等谱曲。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不得已转入重庆乡下，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教音乐。他在该校曾组织过一支教师合唱团，排练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及自己新创作的歌剧《洪波曲》选段。
不久，新四军军长叶挺邀他去皖南。经周恩来同意后，同年10月，任光和一些文化界人士随新四军的几位同志前往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他在军部战地文化处负责音乐工作。
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党本着团结抗战的精神，决定新四军渡江北撤。新四军军部在年底发出《告别皖南书》，任光随即创作了《别了，三年皖南》。这首歌充分体现了他抗战到底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还亲自教唱，有力地鼓舞着指战员和当地群众。接着，他又创作了《新四军东进曲》，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
1941年1月4日，任光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徐韧随军部一起转移。几天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被迫突围。当叶挺军长向全军作战地动员后，任光就站在朔风凛冽的阵地上，指挥战士们高唱《新四军东进曲》，来鼓舞全军的士气。1月13日，在一次战斗中，任光不幸被流弹击中，当时叶挺军长正在附近，立即跑过来，任光倒在叶挺的怀里壮烈牺牲。
任光殉难时只有41岁。尽管他在组织上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一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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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1 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