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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得钊（1905—1936），又名德昭，字伯明，化名林子明，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岩头区港头村。
父亲李立勋，是一位贫困的农村鞋匠。李得钊6岁时，母亲在贫病中不幸去世。叔父因生活贫困，终身未娶，与得钊父亲共养这个侄子，三口之家，还是难得温饱。李得钊幼时因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但天资聪颖，记性极好；艰苦的生活磨炼，使他从小就知情懂礼，邻里交口称赞，并力劝其父让他从师入塾。私塾先生体谅他家境贫寒，愿意免费招收，他才得就读。
1917年春，李得钊考入永嘉县立岩头高等小学。他和金贯真等同学一起，深受主办岩头高小的谢文锦的进步思想熏陶。
1920年春，李得钊以优等成绩考入英国人办的艺文中学，并获准减免学费。为了锻炼提高英语表达能力，他常同英语教师及其亲属们以英语会话。有一次，他同英人校长蔡博敏的幼女隔栅交谈，被蔡博敏知道，这个以“优等民族”自居的“洋大人”，竟动手打了李得钊一巴掌，激起了李得钊的极大愤怒。
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得钊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当地进步学生的组织——“溪山学友会”的活动，并和金贯真等学友一起，在寒暑假里组织宣传队，到楠溪山乡进行宣传演出，向群众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他迫切地向往光明，写下许多谴责邪恶势力、追求真理、歌颂光明的诗文。在《灯蛾》一诗中，他写道：“灯蛾扑火似无成，是是非非评不清，我说灯蛾死可贵，粉身碎骨向光明”。在《萤火虫》一诗中，他写道：“莫道流萤小小虫，抗暴大胆算英雄，风风雨雨无所惧，长此发光黑暗中”。这些诗，都表达了他为真理而奋斗、为光明而献身的宏伟志向。
1924年，李得钊中学毕业后，受聘在母校附属小学任教。这年秋天，中共早期党员谢文锦从上海来到永嘉，在永嘉县城（温州）和楠溪山乡传播革命，筹建党团组织。李得钊和金贯真等8人，被首批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怒潮。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领导下，温州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李得钊在温州积极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同年7月，在谢文锦的资助下，他和金贯真一起离温赴沪，进入上海大学学习，真好像雄鹰从樊笼里飞到了广阔的天空。
1925年冬，党组织派遣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由于他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学起俄语来进度也很快，只学了3个月，就能一边学习、一边担负俄语翻译工作。
1927年2月，李得钊离苏回国，担任第三国际代表的翻译，并受党的委派，从上海到广州、武汉、南昌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为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了一批学员。1928年，他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社担任编辑，还兼做团中央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在《红旗》《列宁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深刻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和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对革命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
1930年，李得钊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成为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同年5月20日，他的亲密战友、党中央派往浙南的巡视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政委金贯真在温州壮烈牺牲。5月30日，他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写了一篇悼文，刊登在《红旗日报》上。他在悼文中写道：贯真同志死了，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未死的我们在他被支解了的、血淋淋的尸身之前没有悲哀，而只有愤恨；没有流泪的叹息，而只有复仇的决心！当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替贯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死难的同志复仇雪恨的日子！我们发誓：血债要血还！我们深信：要他们还债的日子不会在遥远的将来！
1933年，党中央从上海撤到中央苏区以后，在上海建立临时中央局。它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党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全国各地党组织和苏区党中央联系，接待全国各地到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同志，还担负着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间联系的任务。李得钊是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五位负责人之一和秘书长，他的爱人周惠莲是临时中央局交通员。
1934年6月26日晚上7时左右，李得钊和李竹声等在中央局机关被捕。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李得钊的爱人周惠莲也在家里被捕。在组织的营救下，周惠莲被关了一个星期后，获释回家。李得钊被捕后化名林志明，坚不吐实，不久被移送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而李竹声等人却跪倒在敌人面前，成了可耻的叛徒。
这年9月间，周惠莲分娩后才只20天，又被捕了。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被她认为婆母的夏娘娘（夏之栩的母亲，是赵世炎烈士的岳母）。李得钊的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刚出生）也一起入狱。周惠莲在敌人严刑拷打下，还是坚持6月间被捕时的口供，说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问她什么事，都说不知道。但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对她抓住不放，11月间，她也被作为“政治犯”而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那天下午，周惠莲带着两个孩子和夏娘娘一起被送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号子时，李得钊正被囚禁在隔壁的号子里，他一听到周惠莲的声音，就说：“你也来了！”周惠莲说：“我和孩子们都来了。”他俩隔着墙壁，互相勉励要坚持革命气节。这样讲了几句之后，当天晚上，李得钊就被调到别的号子去了。
李得钊在狱中，经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其身份虽已被叛徒指认，但是他仍然坚不吐实。从被捕时起，他就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机密。他视死如归，对法官说：“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梳好头发，准备着就义。他还设法搞到纸笔，给父亲寄了绝命书，诉说自己的志向和被捕后宁死不屈的决心；感谢父亲辛勤抚养之恩；安慰父亲切莫过度悲伤，说光明的来临已为期不远！他还向同监的难友、同志说他爱人周惠莲的境况，请他们在自己牺牲后对她和孩子们的生活多加照料。
由于李得钊始终坚不招供，敌法官也无可奈何，只得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下，于1935年8月将李得钊判了15年徒刑。判刑后，把他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移押到南京军人监狱里。周惠莲和夏娘娘一起，则被移送到苏州反省院。
李得钊被判刑后，在狱中天天坚持学习，准备着将来出狱后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在囚室里，他写了一首题为《烦闷》的诗。这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表达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同象征黑暗势力的“烦闷”“铁索”“利刃”斗争到底的决心：
利刃哟，铁索呀！ 几时我有了能力， 定要把你们捉住， 然后一起投在洪炉里， 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号称“天牢”，在这里被监禁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认为罪重的所谓“军事犯”和“政治犯”。囚禁在这座“天牢”里的人，拥挤得无法睡眠，有时难友们只得轮流睡一会儿；吃的是“三层饭”（烂米、稗子、砂子）和烂菜汤。李得钊刑伤累累，且又患肺结核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关在隔壁号子的难友刘顺元看他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很为他担忧，就掏钱买了八磅澳大利亚进口的“代乳粉”送给他，但也不能挽救他的生命。李得钊身体发烧，草菅人命的狱医只是给他服奎宁。1936年9月，终因剂量过重和连续服用，中毒死亡，时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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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9 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