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涌·之江楷模︱曹素民：激战南昌，视死如归~~~~~~~~~~~~~~~~~~~~~

桐柏僧人

曹素民（1901—1930），又名子明，乳名昌福，化名一平，字兰芬。1901年10月6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县青坛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全家五口人，没有一分田地，仅有一间破旧的土屋，生活极为贫困。曹素民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母、长兄上山拾柴禾，下地捡野菜，深知受地主豪绅盘剥压榨的痛苦。

曹素民的父亲曹余桂，性格刚强，勤学苦读，虽然没进过一天校门，竟练出一手好字，还能作文吟诗，被乡亲们称为穷山沟里的“土秀才”。母亲董夏英是个性情温良、勤俭朴实的劳动妇女。他们对曹素民的成长有着良好的影响。

1911年，曹余桂托亲友求情，去绍兴马鞍夹浜赵家湾村（现属萧山）担任小学教员。不久，全家都迁到这里，住在一间既阴暗又潮湿的破草屋里，靠父亲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第二年，曹素民被送到哨金的一爿酒店当学徒。1919年初，他来到上海一家酒店当学徒。数月后，又转到严乾生中药房当装药工。年轻的曹素民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接受了革命浪潮的影响。

1924年初，曹素民认识了在上海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王承纬，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在王承纬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为建立上海店员联合会日夜奔波。6月10日，上海店员联合会在工界青年励志会会址宣告成立，曹素民被选为上海店员联合会的7人委员之一。会后，他写了短文《一席话》在《上海店员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上发表，鼓励有血性的青年，团结起来参加联合会，为改造黑暗的社会、治理紊乱的国家而奋斗！还编了这样一首歌谣：“店员个个穷，财东吸血虫；人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平；店员团结紧，革命无不胜！”曹素民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上海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先是胁迫药店老板，加重曹素民的劳动负担；接着就责令老板将曹素民开除出店，并准备密告巡捕予以逮捕。王承纬感到曹素民再留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劝他暂时离开。1924年11月，曹素民回到绍兴，住在马鞍童家塔家里。

1925年春，王承纬写信告诉曹素民，说上海党组织推荐他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他母亲以为是曹素民的女友来信，要他去结婚，就高高兴兴地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70块银圆交给他办喜事。曹素民接过了钱，连声向母亲道谢说：“讨老婆是为自家，干革命是为大家，我要办的事比结婚重要得多。”他又同母亲开玩笑说：“现在我正要东奔西走，有了老婆，像懒母鸡拖草鞋，跟着走不动。”第二天清早，就出发奔赴广州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曹素民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并于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二次东征。

军校结业后，曹素民被分配到以林伯渠为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工作，任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三营教导员。他很关心和爱护战士，亲自为患病的战士煎药送药，把母亲给他结婚的钱送给经济困难的同志；还经常与战士们一起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恶，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曹素民改在贺龙的第二十军当营长。不久，转战江西，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三河坝一带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激战数日失败。曹素民遂奉党组织的指示回浙江，先后到嘉兴、兰溪等地从事农民运动。

1928年10月初，中共浙江省委为了加强绍兴党组织的建设和对革命活动的领导，决定派曹素民回绍兴，赋予他的主要任务是：一、务必在“双十”节前给绍兴反动政府一个回击，以鼓舞群众的斗争信心；二、迅速恢复和发展绍兴地区的党组织，掀起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高潮。曹素民到绍兴后，开始时没有同联络人楼子学接上关系。由于时间紧迫，他就自己赶写“双十”节的标语和告工人农友书；并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棉被送进当铺当掉，买了钢板、铁笔、蜡纸和纸张，到离绍兴城四十多里路的大哥家里缮写、印刷，然后连夜进城散发。夜里，他还机警地在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局和县党部附近的墙上，用红色粉笔写上“打倒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使绍兴反动当局惊惶失措。10月15日，曹素民和楼子学接上关系。经过短时间的串联，于11月7日在禹王庙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中共绍兴县委，由曹素民担任书记，兼管组织、军运等工作。

1928年冬季，敌人更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的交通站和活动中心转移到离城十里的东浦热诚小学。曹素民白天进城，晚上回东浦，披星戴月，迎风斗雪，为革命事业奔波不息。他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并亲自介绍俞祖炎（俞仲武）等人加入共产党。他还利用担任绍兴《国民日报》访事员的公开身份，做调查，写文章，揭露反动派的罪恶，歌颂工人、农民的革命精神，启发群众觉悟。为了解决县委的活动经费问题，他还与搞工运的同志在斗门镇上开设中山医院。

1929年7月，曹素民在富盛小学与担任校长的党员蒋钦慈，以及党员教师王德辉、俞祖炎等办起农民夜校，培养农民骨干，恢复农民协会，设立“农事研究所”，还建立宣传队、梭镖队，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原来农民向地主租田，每亩交租325斤，经过斗争，减到200斤，有的还减到120斤。接着，朱华、下方桥、孙端、东浦、袍谷等地农民也纷纷起来响应，波及周围200余村、20多万群众，在农村形成了一个革命热潮，有力打击了当地封建势力。

在城区、集镇，曹素民与蒋钦慈、楼子学等，积极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当时，绍兴下方桥是丝绸工业集中的地方，有数千工人，工会被国民党县党部督导员操纵，非但不为工人办事，反而欺压工人。曹素民等与工会内的党员一起，一方面发动工人揭发操纵工会的工贼们的罪恶；一方面带领十几名工人代表去县总工会责问“为什么工会不为工人谋福利，却帮资本家整工人？”并发动工人为增加工资连续罢工三天，取得斗争的胜利。曹素民还将绍兴全城的锡箔业工人组织起来，选拔优秀的箔工做工会工作，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使一度被反动当局操纵的“绍兴县总工会”又重新被我党掌握。

1929年11月14日，曹素民派县委成员、交通员张阿才到杭州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不料，设在杭州的上级通讯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张阿才被特务逮捕，他随身所带的《关于绍兴党组织活动情况报告》和工作计划、党员名册，都落入敌人手里。国民党省政府秘书处连夜派大批军警赴绍兴，会同县长、警察局长宣布全城戒严，搜捕共产党人。那时，曹素民正在龙门桥左新庵内与几位党员一起研究发展党员的计划，被反动军警层层包围。曹素民马上把党的文件等点火烧毁，当敌人冲进庵内时，他眼看还有一张党员名单没有烧完，就急忙放进嘴里吞了下去。曹素民等被捕后，绍兴县长汤日新以为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许多机密，就亲自出马，用尽各种酷刑，对曹素民审讯了一夜。结果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句话：“要杀就杀，要情报，你别做梦！”第二天早晨，曹素民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一起，被转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曹素民入狱后，反动派对他百般威胁利诱，酷刑逼供，仍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材料，最后把他判处死刑。曹素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利用上诉的合法斗争手段，使执刑日期延缓，继续与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狱中，曹素民经常鼓励同志们的斗志，他对林云、唐福寿等难友说：“我们是暂时的失败，胜利终究属于我们的，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他还通过为犯人看病的“政治犯”“医役”王屏周（被捕前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与狱中党支部成员徐迈进、裘古怀等秘密联系，积极参加狱中秘密党支部领导难友们进行的对敌斗争。后来，曹素民成为中共浙江陆军监狱特别支部的成员。他积极协助宣传委员裘古怀编辑党内刊物《火花》，又参加编辑群众性的读物《洋铁碗》，分别对“政治犯”和普通犯人进行思想教育。

1930年8月27日凌晨，曹素民等人在狱中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