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集中和母亲刘任氏
1998年，父子三人合照，左边是我
口述 刘金平 整理 马伯乐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我父亲刘集中作为山东南下干部纵队的一员，5月7日到达杭州，任杭州军管会交通处军代表、军代组长。
回望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与日寇、伪军、汉奸、特务、土匪的惊险斗争，但他嘴巴紧，从不谈论过去。直到2004年，父亲在中风康复过程中，才断断续续向我口述了60多年来的革命生涯。
在父亲的老师中，李春霖的影响最大。他是中共早期党员，除了教父亲功课，还经常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我父亲刘集中是家中四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独子。1918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山东德州东郊时庄村一户贫农家里。
爷爷刘宝山没上过学，但耳目聪明，每天干活路过学校，竟能把学生在教室里念的《百家姓》《三字经》，还有唐诗跟着背下来。教书先生看他好学，让他坐在那里听课，不收学费。爷爷竟也学会了一些字，回来说给儿子听。
但爷爷终究不识字，深深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处，他要让自己的独子念书识字，学文化受教育。
那是北伐战争末期，10岁的父亲终于进了村里的学堂，先后跟刘宝申、张德裕两位先生念书，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唐诗、宋词。后来又念“洋书”，国语、常识、自然从第四册读到第八册。
在父亲的老师中，李春霖的影响最大。他是中共早期党员，除了教父亲功课，还经常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
同一时期，村里来了一个名叫李金科的神秘人物。他从遥远的湖南来，经常给学童们讲南方红区的故事，并要大家注意保密。与李春霖一样，他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
1937年抗战爆发，日寇占领了边临镇，父亲近两年的学医生涯就此结束
15岁，父亲高小毕业了。奶奶劝阻说：“读不起，就别读了。”但父亲不死心。
不久，村里开办春、冬两季夜校。劳动之余，父亲就跟赵凤君先生读书，李白、杜甫 、白居易、苏东坡的诗文，父亲都能背诵一些。
16岁那年，爷爷因痛感三个子女早夭，让父亲去学医，长大当个乡村医生。父亲到了边临镇，是个有400户人家的大镇，在一家私人西医院当了医徒。师傅蔡万祥先生到过德国，懂德文，医术不错。
在那个年代，当学徒可不容易。父亲除了向蔡先生学医学，还要管接方、发药，到各处催讨拖欠的医疗款。其余时间做家务，每天早起晚睡，挑水、做饭、洗菜、扫地搞卫生、抱孩子，什么活都要干，那个辛苦就不言而喻了。
父亲想到学了医，就可以为乡亲们看病，让很多孩子不再早逝，一切艰苦也都忍受了。
然而，1937年抗战爆发，日寇占领了边临镇，蔡先生的医院倒闭了。父亲近两年的学医生涯就此结束。
父亲返乡务农的那会儿，成了家。妻子比他大一岁，姓任，贤惠能干，纺纱织布，浆洗染色，裁剪缝补，编席饲养，家里地里的活儿都会做。
我外公也是干农活的好把式，会放鹰、打猎、养蜂，还会用针灸帮人治牙痛。闲来，就坐在桃树园的窝棚里吹吹箫，哼两句小曲。
可惜，宁静的好日子都被日本强盗的野蛮侵略打破了。
父亲后来总结，人家都说我命大福大，我不信这些。几十年来，我不信神不怕邪，我只是个幸存者
1938年秋季，八路军开辟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时庄村已经是德州的抗日基地。父亲投身抗日，成了一名地下交通员。
1944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县委派父亲送重要文件去城里。父亲挑着自家果园摘的两筐红果，天没亮就出发了，随一早进城的人混进了德州城。
走大街穿胡同，父亲找到德州火车站旁的一间小土屋，和铁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接上了头。父亲从筐底把文件拿出来交给那人，那人把最近德州城里敌人的活动情况、兵力部署向父亲讲了一遍。
送出门时，那人轻声提醒：“近来鬼子巡查很紧，多加小心！”果然，返回的路上，父亲被巡逻的日本宪兵队拦住，带到警备森严的宪兵队总部审问。
鬼子凶狠地问：“你，什么的干活？老实地，说！”父亲赶紧掏出良民证说：“我，良民 ，卖红果的。”
鬼子一脚踢翻了筐，翻了个底朝天，又把良民证上的相片，对照着父亲，看了又看。一个“二鬼子”问：“你真是卖红果的？”父亲说：“咱庄稼人，还会假？！不信就到村里问问。”又说：“这红果，品种好，俺村里有名的，又大又甜带点酸味，俺是这里老卖主哩，一家老少全靠它卖点钱糊口呢。”
父亲极力稳住自己，面不改色，手里却下意识攥紧扁担，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鬼子查不出名堂，便露出强盗面目，拿起红果狼吞虎咽地啃起来。父亲收拾好散乱的筐子和红果，挑起担子，离开鬼子巢穴，急忙往回赶。
出了城，没走多久，三个持枪土匪把父亲拦住。土匪一看父亲没钱，便把他的衣服脱下来蒙住头，臭袜子塞嘴里，捆起来扔到高粱地里。过了好久，父亲才被路人救下来。
父亲还有一次大难不死，是在李家桥任区委书记时。那时父亲长满疥疮，走路都要人扶。一天，大门口的小狗突然狂吠起来，通讯员小马提枪冲出去，拉开枪栓，“呯呯”两枪。
原来敌人想趁父亲生病期间搞暗杀，幸亏小狗提早报警。后来，战事紧张，小狗送到我爷爷家里。我和哥哥都特别喜欢，不仅因为它可爱，更因为它救过我们的父亲。
父亲后来总结，“类似的遇险，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常见的。人家都说我命大福大，我不信这些。几十年来，我不信神不怕邪，我只是个幸存者。 ”
那年春节，别人在欢天喜地过年，我们家却在经历生离死别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布我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全中国。
紧接着，德县就召开了南下动员大会。父亲第一个报名。当时大多数人未离家远行过，有“老不上北，少不南下”的乡土观念。有的认为革命已成功，可以享福了，不愿再到艰苦的地方去。也有的担心家中有老有小，走了咋办？
对父亲来说，这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当时，母亲重病在身，祖父也有大病，我们兄弟俩还幼小，父亲是家里的独子和顶梁柱，他一走，整个家怎么办？
那年春节，别人在欢天喜地过年，我们家却在经历生离死别。父亲愧疚地对母亲说：“你好好养病，保重身体，到了安定下来的那一天，我会来接你的。”病中的母亲没有一句怨言，只说：“不要忘了家，安定下来，回来看看俺！”
6岁的我尚不懂事，只追着父亲要他的匣子枪玩。当我听到父亲要去很远的地方时，我才哭闹起来，拉住父亲的皮带，不让他走。
春节过后，父亲所在的部队就由临邑出发，徒步南下了。下面是2004年父亲口述的南下经过。
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险，占领了国民党老巢南京。捷报传来，部队一片欢腾，立即准备渡江
行军目标大，敌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和扫射，部队改为夜行昼宿。
来到黄河大堤，我头一次领略到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浩大气势。虽是寒冬，黄河水仍浊浪翻滚。为防敌机袭扰，傍晚边，靠几只小船艰难地来回摆渡，总算安然渡河。
到达济南城边一个叫黄台的地方时，很多人脚上磨起了血泡。
这时，山东境内的铁路巳修复开通，部队便改坐火车。我们坐的是运煤车，里头又脏又臭，人叠着人，连个方便的地方都没有。但多数人都是头一次坐火车，兴致很高，大家此起彼伏唱起了战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火车连夜开往一个叫沙沟的小车站，这里前后集结了15000名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正规军编制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全体战士一律换穿新军装（一粗一细两套），佩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男女一样。
这次整训还特别强调要严守群众纪律，尊重当地群众生活风俗习惯，到一地要帮老百姓干活扫院子，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等，大大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
3月底，我们经徐州转陇海线，在一个叫瓦窑的小站下车，开始徒步行军。
一路南进途中，刚经过淮海大战的景象让人触目。村庄断墙残垣，弹痕累累，盐碱化的土地白花花一片，没有柴草，老百姓只能以干牛粪当柴烧。部队吃饭喝水也出现困难，但河沟、池塘的水卫生状况很差，不少人闹肚子，生了病。
有时粮食供应不及，我们就自己弄些豌豆粉，再到河沟、池塘里捉些鱼虾、河蚌煮熟充饥。吃鱼虾不用吐刺，嚼嚼碎就吞下肚了。
这次行军是艰苦的，骡马、小车根本不够用，全靠肩挑背扛。县里的几大箱文件，我接过来挑，一口气走几十里。大家佩服我身体棒，我说：“这是干农活、做交通员磨炼出来的铁脚板和铁臂膀哩！”
再看大运河两岸，全是隆隆驶过的解放军炮车、运输车，还有支前民工推着的装满粮食、被服、柴草的小推车。运河里，是满载支前物资的船队。只听车声、船声、号子声、歌声、人声、马叫声，好一曲人民战争的雄伟乐章！
4月21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险，占领了南京。捷报传来，部队一片欢腾。
4月下旬的某个傍晚，趁着夜幕降临、雨雾蒙蒙，部队开始渡江。敌机从低空钻出来，又打照明弹，又打机关炮，还丢炸弹，一时烟尘四起。幸而岸边同志躲避及时，已登船的人即刻跳下隐蔽，没有造成伤亡。
敌机过后，部队抢渡过江，到达镇江。在丹阳附近的新丰镇，部队再次集训，进一步学习城市接管工作提纲、入城纪律十二条、城市生活常识，着重检查了部队纪律。
刚解放的地方，谣传很多。有些是敌特造谣，把解放军和南下干部说成是一批北方叫花子，杀人放火，抢财产……还有传言说江南热得不得了，能烤死人。还有的说，江南到处是毒蛇猛兽，要害人、吃人。个别意志薄弱者、怕死怕苦的，这时就动摇了，开小差溜走，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是考验，就像大浪淘沙。
杭州解放，接管过程严格按照党的城市管理接收政策进行，每天都要及时向军管会交通处汇报，如在工作中有没有吃“请客”的，有没有接收旧职员赠送礼品的
5月3日，父亲所在部队接到华东局紧急指示，他们原计划接管上海，但这时杭州巳解放。赶赴杭州，越快越好！
5月7日，部队到达杭州城北，驻扎在拱宸桥东，住在一个破旧的礼堂里，铺上稻草打地铺，吃住工作都在里面。两岸到处是桑麻地、水稻田，阴雨不断，地面潮湿，蚊叮虫咬。一到夜幕降临，河对岸的散兵游勇、敌特土匪就出来骚扰，时不时有枪击声。
当天，以谭震林为主任的杭州市军管会成立。5月10日下午，南下干部、地下党、浙东游击队代表欢聚一堂在新华剧院召开会师大会，热烈庆祝杭州解放。
杭州自古就有“天堂”之美称，刚解放的杭州是什么样呢？父亲说，当时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市区潜伏的残留敌特、反动势力和散兵游勇造谣破坏，叫嚣“山东佬滚回去”，扬言3个月把南下干部赶出杭州，甚至暗杀南下干部和革命职工，像二大队政委李代耕的警卫员到卖鱼桥买鱼，就差点被敌特杀害。
奉军管会命令，父亲带队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公路局杭州笫一区公路工程管理局，任军代组长。
接管过程严格按照党的城市管理接收政策进行，每天都要及时向军管会交通处汇报，如在工作中有没有吃“请客”的，有没有接收旧职员赠送礼品的。父亲是背着旱烟管进城的，也爱喝点白酒。为了避嫌，父亲决定戒烟、戒酒，做出榜样。他说到做到，马上就把烟和酒全戒掉了。此后，父亲终生烟酒不沾。
与此同时，父亲深入到工程局的各单位职工中，与他们一起修桥梁，铺筑道路，一块劳动，平等相待。时间一久，旧职员工打消了顾虑，纷纷称赞：“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不一样，解放军与旧军队就是不一样，你们得民心呐。”
经过调查，父亲查出叛徒一名、潜伏特务3人。绝大多数职工和处室负责人都留用和分配了工作。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结束了，父亲和战友们顺利地完成了对杭州的接管任务。
母亲临终也未能见上我爸一面。春节的告别，竟成了他们的生离死别
就在父亲南下当年的秋天，在父亲日夜忙于接管，恢复杭州交通工作的紧张时刻，我的母亲因积劳成疾去世了，只有32岁。
1948年，母亲生了小弟弟。当时天还热，她到河边洗尿布，沙尘暴就铺天盖地来了。回到家，已经淋湿了。暴风雨太猛烈，把窗纸打破，吹到刚出生的小弟弟身上，又是水又是沙，母亲和小弟弟一起受了凉，生了病。
小弟弟病死了，母亲伤心得在坟头哭到很晚。当时，家里粮食都支援前线部队了，家里吃番薯叶、番薯干，有小米就很不错了。母亲在月子里得了病，又没有很好的营养，病就缠绵起来。
母亲去世的那天，我印象很深，外面大豆都成熟了，晚上下着大雨。她喘息的声音听上去不对，正有气无力地叫着我爸的小名：“荣头，你怎么不回来看看俺？”我听着直哭。
母亲死前，又清醒了过来，断断续续、喘息着对我们说：“你爸爸南下了，看来是不能回来了。娘不行了，不要告诉他，不妨碍他。以后，你俩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她想吃油果子（油条），买回来后，她只咬了一口，人就不行了。
母亲临终也未能见上我爸一面。春节的告别，竟成了他们的生离死别。
他们虽然是封建婚姻，但感情很好。我爸从区里回来，两个人经常说说笑笑。济南的姑妈老说：你妈可漂亮了，不但好看，还能干，半夜里织布，纳鞋底，编席子……
当时干部进了城，有人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谭震林在大会上作了严厉批评，中央特地让全国大演《秦香莲》，教育挽救干部。
母亲走后的三年里，父亲都没再婚。
2007年5月，又是一个石榴花盛开的时节，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近60年的第二故乡——杭州。
他先后在省交通厅、公路运输局、市交通局等部门任职，为省市交通运输、公共交通系统服务了终身。上世纪60年代初，汽油紧张。为保证公交运行，父亲带领干部职工到天目山烧炭，以木炭、沼气代替汽油，直到汽油供应正常为止。这种苦干实干的老八路精神，令人感动。
父亲晚年，经常梦到我爷爷。爷爷笑嘻嘻地从县里赶集回来，从怀里掏出荷叶包着的香喷喷的红烧肉，他舍不得吃，特地留给我父亲吃。爷爷52年过世，父亲没能回去送别。晚年父亲一直含泪和我说忠孝两难全。
今年，我到德州寻访祖居地，向我父母亲的纪念碑和祖父母、曾祖父母墓地分别献了花篮。在父母的缅怀联上书“支持革命深明大义，奋勇南下永垂青史”。
来源：杭州日报
发表于 2023-2-1 1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