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键是人的因素”。“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凡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占主体的地区,其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就强,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其贫富差距就缩小,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凡私有制(包括个体、私营、三资)为主体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就慢,地区经济总体实力就弱,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缓慢,且贫富差距悬殊就大,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 关键词:小岗大包干 南街村 集体经济 改革 天下第一村,江苏省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志,早在2000年5月乡村发展论坛(全国24个先进集体村研会)闭幕式讲话中,针对当时社会上许多人认为“搞私有最光荣,搞集体是保守”的说法指出:“真金不怕炼,真理不怕辩。我们坚信,邪压不了正。只要我们坚持的是真理,是正义,就不要怕。”【1】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人们的认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一般来说,如果人们运用从实践中获得的思想、理论,再通过实践的验证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可以认为这种思想、理论是真理;反之,就是错误的。那么,对于发展农村经济而言,究竟怎样的模式相对较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从代表分户大包干的小岗村和代表集体经济的南街村的发展轨迹中寻找答案吧。 一、 两种发展模式的结果不同 1、 物质财富、收入多寡不同。曾经因“大包干”有功而载入史册的小岗村,在过去的30年中并没有富起来。1998年7月23日,姜波发表在《经济日报》的文章中披露这样一个顺口溜:“小岗想致富,愁得是没门路,盼的是服务,想的是政府。”凤阳县政府的回应则是:“跳出小岗抓小岗,替身演员演小岗,优惠政策扶小岗,精包细装美小岗,科技教育育小岗,各行各业帮小岗。”可见小岗的援助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然而,20年过去了,小岗是个啥样呢?82户,不足400口人,1000多亩耕地的小岗村,没有办起一个企业,村内当街唯一的一条水泥路还是由县委介绍,张家港市长江村资助85万元给其修好的。直到1997年全村人均收入才2350元。正像社科院专家党国英所讲:“小岗村在大包干以前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大包干当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小岗村发展了26年,还只有一条泥土路通向外界,自来水还没有入户,由村委会负责运送。”【2】据报道直到2006年,小岗村在上级帮助下,将村里1800亩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将其中的1400亩土地以集体的名义租给上海一家畜禽养殖公司,村民参加分红,剩下的400亩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方式种植葡萄,靠非农业收入村民的生活水平才有了飞跃。他们有人均土地5亩左右的优势救了大家,假如他们也只有全国人均1.3亩土地的话,又该怎么办呢? 闻名世界的共产主义小社区,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在80年代初日工值不足两毛钱,同样穷得响叮当。所不同的是,一旦发现分亩单干不可取,果断决定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从未接受国家一分钱的资助,就靠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全体村民艰苦奋斗,其结果就令世人瞩目。早在1996年3月30日,徐世文在《扬子晚报》发表《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报道中就讲:“南街村的今天,740余户,3100余村民人口,2300亩地,全村有企业26个。------11年前,村集体连一桶7分钱一斤的平价柴油都买不起,11年后的1995年,村办企业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总产值12个亿。深圳的发展速度是10年增长70倍,南街村是10年增长1100倍。”人民日报1997年8月15日记者又讲:“去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15亿元,创税利7800万元。集体资产达10亿元以上,人均收入4200元。------南街村不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他们连续多年无刑事案件发生;连续七年无计划外生育;连续四年被命名为省级‘文明村’。另刊报道,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南街人早以过上了令城市人艳羡的生活。 “村民们免费享受14项公共福利:吃水、供电、用气、住房、学生上学、村民就医等。村里建起了自己的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卫生所,村里有文工团与戏曲学校、电影放映队、篮球、门球队、图书室、阅览室。职工经常开展讲故事活动,南街人讲南街事,让大家学有先进,赶有标兵,弘扬正气”。【3】正气从何而来?他们从1984年开始,就在村里掀起了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和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这三大活动对南街人确实产生了不竭动力的巨大作用。光明日报2002年7月7日又讲:南街村一步一个台阶,2001年人均纯收入已达6700元。而全国农村人均收入1995年为1578元,2005年为3255元。这里应提到的是,截止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仍存活下来的人民公社——河北省周家庄乡,2005年人均纯收入已达5000元,比全国人均收入高54%。周家庄社员早已享受免费用水等十项农民福利。社员们都觉得集体经济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周家庄的集体体制能否延长?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增玉认为从目前现状看是可以的。关键是人的因素。【4】 如果说上述情况属特例的话,那么还有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河北的半壁店、山东的沈泉庄等24个农村先进集体代表集会交流的事实应该肯定吧。上海社会科学院许明教授,早在1997年写的《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一书中曾有这样的阐述:“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12个县(市)自1992年起其乡镇工业总产值超过了上海市,成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发展区;其经济总体实力超过了广东省78个县(市)经济总和的0.5倍以上(是广东省的1.53倍);是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地区9个县(市)的9.8倍。其中苏南模式的锡山市(人口为98万),199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4.5亿元,是深圳特区3个县、市386万多人创造的工农业总产值的近2倍。锡山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400元,超过了上海、广州、深圳等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全国平均数的4.5倍。”据此,许明教授坦率下了这样的结论:“凡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占主体的地区,其地区总体实力就强,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且贫富差距就缩小,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凡私有制(包括个体、私营、三资等)为主体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就慢,地区经济总体实力就弱,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缓慢,且贫富差距就悬殊(实质是产生了严重的两级分化),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5】其实,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就有过与许明教授同样的结论。他说:“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凡是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们增产就十分显著,而单干的就相差很远。”当时的河南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江苏西宿乡的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河北省的王国藩“穷棒子”农业合作社等等,其生产实践都证明了像苏南模式那样的真实效果。所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中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6】毛泽东主席正是居于这样的观点,才百折不挠地克服诸多阻力,坚决反对单干,领导发展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2、 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秩序变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建国前30年,随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团结友爱、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等逐渐形成社会风尚,人们和谐相处,心情舒畅。然而从70年代末农村体制改变,私人经济大量覆盖之后,情况发生很大的不同。农民思想千奇百怪,不仅封建迷信一片混乱,耍钱赌博,偷鸡摸狗、投机买码、地下六合院盛行泛滥,还有欺哄诈骗、公开抢劫、刑事案件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80年代末乡村治理问题凸显;农民负担过重持续得不到解决;乡村债务越来越多,集体资产越来越少,基础设施薄弱,供求矛盾增多;乡村干部腐败越来越严重,干部关系日益紧张,终于在90年代后期演变成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免农税后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化解了干群关系。但同时进行的乡村体制改革,将国家行政性力量撤出农村基层,可九亿农民仍生活在其中,农民似乎成了无人管的群体。传统文化被边缘化,强烈的消费主义、严重的个人主义等消极文化都腐蚀他们颇深,农民们普遍的有种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尤其是失地农民有种恐慌感。【7】农民真切地感受到将土地碎片化(有的地方一分好地和一分坏地都要四个户主平分)的情况下,一家一户小农根本不可能完成生产事务,急需有基层组织帮助解决时,基层组织却远离他们。九亿农民何去何从,其命运怎能不令人忧心呢? 二、 究竟是体制问题还是思想问题? 小岗村在1978年大包干前一直是有名的“三靠”村,而大包干仅一年,认识原来的人,地是原来的地,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当年产粮食6.6万斤,是1955——1970年15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一年增长20倍,又卖了余粮,还了贷款。这究竟是体制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体制问题,是搞集体束缚了人的生产积极性。许多人都这么看,连某些决策人也不例外。所以就大会小会大唱赞歌:“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了面貌。”持这种观点的领导人怎么就不想想:如果全国都搞大包干,耕地极端碎片化,那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如何实现呢?大型水利工程等基础建设又怎么进行呢?大包干后农民思想将有什么变化?是否会导致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其后果如何?难道真的就认为“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只有干自家的活才舍得出力,干集体的就没有了积极性?”“大包干”如果只用作权宜之计还可以理解,但一搞几十年不变,就不担心这种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的做法会遭受实用主义之害的惩罚吗?三农问题的出现,九亿农民对命运的担忧,本来应该是能避免的事情。小岗人均土地5亩左右,20多年间获得国家大量资助和优惠却没有多大起色。当年带头分田的老书记彦峻昌也曾想搞企业,有的设备都买下了,但就是没人愿意与他合作,只好作罢。他的儿子严德友当了书记后,想丢掉小岗“大包干”的牌子自己干些事,其父就是不同意,说什么“抱着这块金字牌至少能争到不少有利的政策。”长江村给85万为他们修路,一些村民则嘀咕着想把钱分掉。修路需要他们自己先准备好垫底的沙石,包括老书记在内的许多村民却不愿意了,意说:“小岗还得吃这份苦?”当有人鼓励他们自强致富时,村民关有林则说:“咋能跟别的地方比?我们这里宅基不好,经济条件不好,上面投的少了------”【8】这些言论和行为说明了什么问题?严德友说:“小刚人自身素质不行。”我看是说到了点上。但人的素质是可以通过学习教育来提高的。当年毛泽东主席正是看清了农民主要问题的所在,所以才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应当说明的是,当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不是像有人讲的都不高,恰恰相反,大部分人的劳动热情是高昂的。当时农村人的生活水平不高是事实,但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多底子差;建国不久,百费待兴;建设工业和国防没有其他资源,都需农村作更多的付出;既想对国际友人给予更多援助,又不想借内外债务,想得是长远看得是全球,那就只能是节俭生活,清苦自己了。但人们却没有怨言,大部分人都积极肯干。当然,农村工作不是没有缺陷,所以才需要不断地调整或者叫改革。 改革是共产党人的天职。所谓的两种改革观,不存在改与不改的问题,焦点在改革什么和坚持什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改革的性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重要原则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改革的政治方向。我非常同意周新城同志的观点:“无论怎样改,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无论在任何领域,以任何形式搞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民都要坚决反对的。改革不是为改而改,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像邓小平曾经讲过的:“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9】为此,就应该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明确什么东西是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毛泽东同志指出:同其他社会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状态已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矛盾的。必须按具体情况克服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发展。这是改革的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而且是基本适应,局部不适应的状态。【10】据此,我们应做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方面(即基本的方面)必须坚持;而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局部方面)必须改革。及改革的对象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其中与生产力不适应的方面非基本的部分。因此,就制度角度看,有的需要改革,有的就必须坚持。故所谓的“改革是全方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方面各个领域的改革”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样做意味着说以往所存在的一切都与社会主义生产力不相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任其这样的改革左右一切,中国就有被带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危险,其后果不堪设想,绝对不能允许。 农村改革导致九亿农民命运堪忧,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作为政府,特别是高层决策机关,能否准确估量宏观形势,作出正确判断,拿出正确对策至关重要。正像医生给患者诊病一样,本来患者是感冒头疼,只许简单给药即可好转。可庸医却说是长了脑瘤,必须开颅手术,其给患者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所以误诊,抛去责任心如何不讲,起码是学习不到位,医技不精细,致使患者倒霉。作为政府官员,尤其是高层决策人物,如果是懒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就不仅是信仰不坚定、方向不明确、决策易失误、伤害众百姓,甚至自身也要摔跟头,陈希同、陈克杰、陈良宇的结局就是明证。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非常英明的。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央政治局就一直坚持定期学习革命理论,给全体党员和干部树立了好的榜样。马克思讲:“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武装,江泽民、胡锦涛同样如此。这就是我党战无不胜的秘诀所在!只要全党上下养成浓厚的理论兴趣,努力学习,深入钻研,结合实际,认真思考,学以致用,中国共产党就不仅能将自身建设进一步搞好,而且也一定能探索出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坚持真理,珍爱集体,成功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让我们学习、学习、在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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