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的创作，要听到孩子的各种声音
丰子恺在不离其手的烟嘴上，刻着清代“诗僧”八指头陀的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骂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此诗固然不是童诗，但诗中的“骂”“笑”“打”“嗔”，读之，一幅孩子“纯粹的真”“无邪的憨”的画面迅速在眼前浮现。只有爱孩子爱到崇拜的境地，才能成为孩子们群起拥戴的孩子王，才能寥寥数笔勾画出孩子的童颜、童趣、童味、童道。我以为，画画是如此，儿童诗歌创作也当如此——当一个童诗作家真正进入孩子的世界里，去谛听他们的心声，捕捉他们的心语，才能写出孩子们喜欢的陪伴着他们成长、留在他们记忆深处的作品。关于儿童诗歌的定义几十年来近乎一成不变，即以儿童为主体接受对象，适合于儿童听赏、吟诵、阅读的诗歌。它应符合儿童的心理和审美特点，既包括成人诗人为儿童创作的诗，也包括儿童为抒怀而创作的诗。这个定义当属完整和确切的，它明确提出了儿童诗创作队伍除成人创作群体之外，儿童创作群体也是儿童诗创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现代儿童诗的创作和理论实践，是由成人为主体主导的。也就是说，成人儿童诗歌作家以及学者实际掌握着童诗创作和理论的话语权。一言以蔽之，儿童诗歌创作和研究的格局是成人儿童诗歌的创作和研究的格局。这种有意无意中形成的局面或者境况，一直存在着。与此同时，我们不自觉地进入庄子的“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的童诗定式定理当中，却拒绝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提醒和警示。这是惯性思维的窠臼，也是思维起降的误区。 不在少数的学者近几年陆续呼吁，儿童诗不必在意作品是否关系着儿童审美认知教育的功用。这种看似新颖的观点，绝对不是对童诗症状的诊疗方案，也非对童诗陈旧定式的破题。类似这个观点的最大意义，在于使儿童诗创作空间更广袤，理论驰骋的天地更无垠，但并没有厘清儿童诗的问题本源。笼统地说，儿童诗歌到底是什么，是极其庞大和复杂的学术问题，非本文所及一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儿童诗，涉及作品的审美需要、审美认知、审美能力的传递。这三种关系是相互的，它们彼此存在和影响，不分先后次第，不标新立异。 我之前着意引用庄子和惠子的对话“金句”，是在为引出与“儿童哲学之父”李普曼齐名的儿童哲学开创者及先锋人物马修斯作铺垫。马修斯在《童年哲学》（三联书店）中写道：“儿童是人，完全值得拥有人在道德和智识两方面应当享有的尊重。他们现在是什么，将来会成为什么，均应得到尊重。其实，我们应当向儿童学习，让儿童丰润我们的生命，更显而易见的是，儿童在向我们学习，让我们丰润他们的生命。”这段话，无疑是对童诗创作和理论实践“哲学”般的释放。它侧重而扼要地说明了我们（成人）和儿童的相互依存，强调了相互学习的关系。在我看来，当年丰子恺对孩童的崇拜，是向孩子学习的具体行动，是丰子恺彻底放下成人居高临下的威仪，逾越年龄的沟壑，与孩子们友好地“打成一片”，塑造了零距离交流的“学习态”。 应该说，目前我们对儿童诗的儿童创作群体研究是匮乏的，对这一独特的创作群体的作品研究明显不足，或者说是滞后。就整个创作群体而言，儿童诗的儿童创作群体始终处于弱势，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对等，客观上难以与儿童诗的成人创作群体平起平坐。两者之间的失调、失衡，是儿童诗的胎记。再一个事实，儿童诗的创作和理论的话语权的砝码，左右在我们这些成人的手上。一个毋庸置疑的现状是，儿童诗的创作和理论生态，是孩子们一天天向我们（成人）学习着，而我们少有向孩子学习的胸怀和气度——不可否认，我们确实对孩子的创作给出过许多的指指点点，但这跟向孩子学习无关，准确地说，是在教，非在学。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崭露头角的诗歌童星“浪打浪”，然而，他们中大多数作品都是儿童创作的“成人诗”，是我们教化出来的。 无论是儿童诗歌创作还是理论，我们听不到他们（孩子）的各种声音。不对等的两者关系，使得儿童诗歌创作和理论所获得的成果，是不充分、不完整的。他们（孩子）在童诗的阵营里，没有决定权，更谈不上话语权——即便有，也是个案，也是成人启发下的话语权，是成人逻辑下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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