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界最早的学术沙龙在杭州哪里？
从神农尝百草到现在,中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中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趣闻杂谈，经典古籍。在杭州，有一座专门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博物馆。这便是我们走访的第六站——位于浙江中医药大学的浙江中医药博物馆。沿着校园车道一路开到底，便是学校行政楼，而博物馆就在最西侧，安安静静。
博物馆分三个展区，包括校史陈列馆、浙江医史馆、中药标本馆等，可以看做是浙江中医药发展的缩影。除了浙江有名的道地药材“浙八味”：白术、麦冬、浙贝母、玄参、延胡索、郁金、白芍、杭白菊之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稀有药材矿物标本。
浙江医史馆则保存着从南宋以后至明清时期医学领域重要的书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古籍善本，都被分门别类地陈列在馆内。
屠呦呦就是从古籍中“翻”出了诺贝尔奖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博物馆的古籍中，有一本《肘后备急方》不得不提，此书与杭州也颇有渊源，令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也受益非浅。
博物馆馆长也是学校老校长，省特级专家、省名中医范永升说，“这里面的很多方子，现在都还流行着呢。屠呦呦也是在这里找到提取青蒿素的灵感之源。”
不少老杭州都知道，在宝石山的西侧，有一条绵延的山径，两侧古柏夹道，清泉低流，便是葛岭。
相传，葛岭是因晋代著名道教学者葛洪在此炼丹因而得名，而葛洪的旧址便是现在的抱朴道院。
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他收集了很多民间治疗疾病的偏方，编成一本手册，叫做《肘后备急方》。
公开的资料显示，《肘后备急方》是古代汉医方剂著作，为东晋时期葛洪所著，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书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都属于首创，尤其是倡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
“呐，灵感在这。”范校长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一个泛黄的小册子，指出其中一句，已被他用红线划了出来，旁边还画了一个五角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用白话文翻译过来说是这样：用青蒿一把，用两升水浸后，再捞出来，绞出来的汁水服下。
屠呦呦正是看到了这句，认为高温有可能对青蒿的有效成分造成破坏，影响疗效，于是她就降低了提取温度，由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
结果令人惊喜，乙醚提取法的提取物对于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均达到100%。1972年，该成果得到重视，研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而这也是屠呦呦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
“一句话，就能有这么重要的发现。这些古医书多翻翻，说不定还会有什么重大发现呢。”范校长打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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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今名医处方真迹集珍》
吴山西北脚上的侣山堂算得上是早期的“医学学术沙龙”
“浙江中医药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很大，博物馆里作了各种流派的分类。”刚一坐下，范校长对浙江中医药史上的成就如数家珍。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浙江历史上有1700多位名医，800多部著作。我们把它分成十大流派。怎么分呢？按学术内容分，有伤寒学派、医经学派、针灸学派等等。……”
“比如朱丹溪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养阴，称为丹溪学派，在温州有永嘉学派，在绍兴有绍派伤寒，我们杭州的就是钱塘学派。”
范校长说，钱塘学派在杭州有个“大本营”，就是侣山堂，原本是在吴山西北山脚的粮道山路，可惜的是，建筑毁于清代乾隆年间。2008年的时候，在吴山广场上，杭州为钱塘医派建了“侣山堂”旧址纪念碑亭。
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侣山堂”旧址和纪念碑的模样，一个普通不过的凉亭，不遮风，不挡雨。在明末和清代，上百位名医名家在此集诊疗、讲学与研究，风雨无阻。
“可以说，这应该是中医药界最早的学术沙龙了。”范校长说，这样的思辨和探讨对推动中医学的发展实在是太大了。比如钱塘学派的中坚力量之一张志聪，他写的《侣山堂类辨》，采用问答形式杂论医理，对脏腑功能、病原、病症、病种、证治、方剂等内容分题进行辨析，说理简明扼要，是很珍贵的中医学文献。
每一张处方背后都有酸甜苦辣看书法更看医者心
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除了“学术沙龙会”，还有另一种有趣的载体，那就是中医处方。
“是科学，也是艺术品。”范校长说，中医处方是诊治疾病的真实记录，是总结、整理、研究中医学术思想与经验的宝贵资料。而且，许多中医名家医术精湛，在书画方面造诣也很深厚，这些名家的处方又成了书法医术的珍品。
在浙江中医药博物馆，就有这样的集大成者——《中国古今名医处方真迹集珍》。
这是学校林乾良教授的收集。老先生学艺广博，人称“西泠印社五老”之一，文史、甲骨文、印学、书画、京剧、茶学、鉴藏等，这些传统文化的精粹，样样精通。
“老先生喜爱名医的处方真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收集了近万张。博物馆建立的时候，征得老先生同意，我们精选了152张好方子，然后出版，就有了这本集子。”
范校长说，有两张特别珍贵，也是老先生的心头好，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林老特地将这珍藏数十年的两张名医处方送给学校。
范校长找出了这两张历经沧桑的处方，摩挲了几下，递给我看。
一张方子的右下角写着出处：王江泾兵灾避难迁移新塍镇西栅凤舞桥西首朱家厅内伤科医室。
范校长曾听过老先生讲过这段历史，“是在1940年，日本侵占福州，林老先生的母亲不愿当亡国奴，就带着他和姐姐逃难至南平，住在难民收容所，食物匮乏，医疗设施严重不足。”
另外一张方子是“嵊州第二难民收容所施医存根”、 “画图乡抗日自卫救济委员会印制”。
“嵊州多山，易守难攻，是江浙一带难民的汇聚地。这里热心的人民，为难民办了多个收容所，并免费施医，一切开销，由‘抗日自卫救济委员会’负责。”
范校长说，第二张方子是在抗战后期，那时的医疗条件都好了许多，“当时林老看着这个方子，还有些难受，说要是当时他们居住的收容所有这样的条件，或许，姐姐也就不会这么早走了。”
说起处方，范校长还说每一张处方背后都有一些或苦或酸，或惊或喜的故事。
有些讲究的方子，笔墨浓重不一，症状描述用淡墨，药剂用量说明处则重彩，有意突出，落款处再盖印，精巧极了。这些药方的背后，名家们不知钻研了多久，写过多少方子，挽救了多少患者。修养到了，气息自然灵巧。
范校长说，他的恩师，已故国医大师何任就是如此。
范校长到何老先生身边工作，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医案。他打开这叠厚厚处方后，很是惊奇，按病人分类，每位病人的处方都用一枚大头针别好分开。
有的还在边上注明当时病人诊病的背景，有的附有一张小纸，记录服药后的效果。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例支气管扩张反复咯血病人，处方就写着：“病人以喜悦心情，谓多年不愈咯血，第一次见痰中血净”，充分体现何老做事的严谨、细致、认真。
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都是相通的，比如中医和哲学、文学、科学与艺术等都能结合。“所以才会有‘老中医里有最会写字的，书法家里也有会看病的’这样有趣的现象。”范校长说。
来源： 杭州网-每日商报 作者： 记者 孙蓓蓓 编辑： 王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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