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胡宏伟 姚似璐
“中国第一商帮”浙商有了首份完整的改革开放40年生存发展的历史性调查报告。
12月21日，在浙商总会指导下，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联合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浙商生存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以1979年1月1日前至2018年1月1日为起止点，以每十年为时间段，用一份主报告和三份市场主体样本近3万字的体量，在详尽的数据、图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企业生存周期、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类型变迁、企业家“人的升级”等方面，首次对浙商群体的历史性生存发展规律和状态作出清晰、全面、权威的总结。
“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更为复杂、更具挑战的深水区，浙江则处在‘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关键时期。”《报告》发布方负责人表示，“浙商是国内当之无愧的第一创富群体。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中坚力量，梳理浙商改革开放40年沉浮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总结浙商40年生存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将为下一个40年中国改革方向及路径的进一步探索和突破提供基础性、可借鉴的样本价值。”
发布会现场
747家市场主体“活过”40年
如果把改革开放40年比作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那么将浙江称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生力量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中国。
作为这片土地上最宝贵的财富，千百万浙商以肯吃苦的“四千精神”和敢拼抢的创新精神，上演了浙江改革开放的精彩大戏。《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月1日，浙江共存续市场主体577.3万家，其中存活40年以上的有747家，近八成集中在制造业与批发零售业领域。
尽管1979年1月1日前成立的市场主体中，至今仍存活的个体户占比仅为个位数，但从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起成立、且至今仍存续的市场主体中，个体户的比重达到了38%；从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开始，个体户占比首次超过50%并持续至今，显现出浙江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微观市场主体的充沛活力。
根据《报告》，相较完整度过改革开放40年的少量市场主体，存活20年以上的明显有所增加，达12万家，占所有存续市场主体的2%；存活10~20年的有82.6万家、5~10年的129.1万家；存活5年以下的数量再度陡然上升，达354万家，占所有存续市场主体的61.2%。
地域分布上，生存40年以上的浙江市场主体主要集中在浙江北部的杭州、宁波地区，分别占比26.8%和22.5%。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浙江中心城市也是所有续存区间段内市场主体最为集中之地，比重累计达46.7%。其中续存30~40年的部分，杭宁温比重合计为57.2%。
从各存续区间段细分看，存续40年以上的市场主体中，杭州以26.8%的占比居首；存续30~40年段，温州的比重最大，达27.8%；宁波则在存续20~30年的市场主体中占比第一，为20.4%。
市场主体平均寿命为3至5年
以197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间注册成立并注吊销的市场主体为分析对象，《报告》同时得出了浙江市场主体死亡率的趋势规律：逐年下降，至第6年开始趋于平稳；5年累计消亡五成以上，仅近三成能存活10年以上。
《报告》披露，所有市场主体在第1年的死亡率为23.1%，在第2年的死亡率下降至9.9%，到第5年降至5.4%，第6年开始低于5%，此后逐年下降并趋于平稳。同时，随着市场主体存活年份的延长，其在下一年死亡的概率总体也呈下降趋势。
具体表现为，市场主体存活1年后在下一年死亡的概率为21.9%；而存活4年后在下一年死亡的概率同比存活期3年后在下一年死亡的反增0.2%；存活5年后在下一年死亡的概率是9.3%；但当存活超过5年时，其在下一年的死亡概率开始快速降低，存活6年后的市场主体下一年死亡概率速降至5.5%，比存活5年后的市场主体在下一年死亡的概率下降3.8个百分点。
在总结40年所有市场主体存活年限的基础上，《报告》测算出浙江注吊销市场主体的平均寿命为3.7年，其中金融业、采矿业和电热燃水供应业的存活期相对较长，平均寿命为6~7年。
生存瓶颈期方面，大多数行业市场主体在6年左右，即死亡率快速下降后，第n年开始死亡率降速在1%以下，但各行业不尽相同。科研技术、信息软件技术等人才密集型行业和房地产业之类资金密集型行业的瓶颈期为第3年；制造业、居民修理服务、住宿餐饮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基础性行业及租赁商务服务业、文娱体业的发展瓶颈期为第6年；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邮政业等抗风险能力较差的行业发展瓶颈期则为第7年。
注册资本越小，死亡率越高
影响企业生命周期变化的要素除了行业性质还有注册资本。
根据《报告》，市场主体寿命相对注册资本规模呈中间高两头低的倒U型关系——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的注吊销市场主体的平均寿命仅3.6年；注册资本50~100万元的平均寿命达4.5年；100~500万元的最高，有5.4年；500~2000万元的降至4.8年；2000万元以上的则为4.7年。
同时，数据显示，市场主体规模越大，其存活5年以上的市场主体总量占比相对更多。具体而言，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以上的注吊销市场主体中有37.5%存活了6年以上，而注册资本100万以下的占比则均低于30%。在不同规模市场主体中，注册资本100~500万元的企业存活时间5年以上和10年以上的比例均最高，分别为21%、16.6%，而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的市场主体的相应占比仅为14.4%和7.3%。
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40年累计的1300万家市场主体中，注册资本为0~50万元的市场主体数量最多，为811万家，占总体的89%，但其死亡率也是不同规模市场主体间最高的。
《报告》显示，50万元以下市场主体的死亡率达到75.2%，是注册资本50~100万元区间（死亡率40.6%）的近2倍，是注册资本2000万元以上（死亡率20.8%）的近4倍。呈现出注册资本规模越小，其死亡率就越高的负相关关系。
浙商40年生存发展报告 | 产权变革激发下的区域经济变迁
文 | 胡宏伟 姚似璐
活跃的商品生产、发达的市场体系、广泛的民营经济，被称作拉动浙江改革前行的“三驾马车”。其中，以民营经济为核心的所有制变革是前两驾马车的先驱，某种意义上可视作左右浙江改革兴衰沉浮的命门。
根据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于12月21日共同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浙商生存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浙江改革开放40年活力勃发的关键正是所有制结构的快速民营化。
该《报告》在对1979年1月1日前至2018年1月1日的市场主体数据系统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经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最明显趋势是，国有经济市场主体占比减少，但质量更优，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压舱石”作用；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占比则迅速上升，从而推动市场经济成熟度与经济活力领跑全国。
而浙江作为产权变革起步最早也最为彻底的沿海省份，在完成所有制结构优化调整这一“关键一跳”的过程中，又以“温州模式”为核心的“南浙江”和杭州为代表的“北浙江”间的你追我赶、彼此辉映最为耀眼。
发布会现场
民营经济是主导力量
与全国各省份类似，改革开放前，浙江的所有制结构相对单一。《报告》显示，以1979年1月1日存活的747家市场主体计，公有制（含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与联营经济）市场主体占比达到94%，其中以集体所有制和国有经济为主，分别占81.4%、12.4%，居明显强势地位；而非公有制民营经济占比仅6%；同期，受对外政策影响，外资经济尚未存在。
但对比全国，彼时浙江改革的“所有制正效应”已呈现“一低一高”的特点：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及集体工业产值分别占77.63%、22.37%，而同期浙江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产值只占61.34%，剩余38.66%为集体工业产值。相比之下，浙江的国有工业占比低于全国16.29个百分点，集体工业高于全国水平亦是16.29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后，借助先发优势，以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为突破口，浙江开始进入多种经济类型并存发展时期。《报告》显示，1979年~1988年，浙江公有制经济份额降至47.3%，其中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分别降到37.8%和9.3%；民营经济的比重则从改革开放前的6%提升至52.7%，第一次超越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同时外资经济开始出现，占比0.1%。
进入20世纪90年代，浙江经济产权变革迎来戏剧化演进的高峰期。以1996年为例，由于大规模的产权改制，浙江乡镇集体企业持股资本比重最大的已是个人股，占资本金总额的59.42%，集体股占18.54%。到90年代末，作为浙江改革的攻坚战，所有制结构优化调整基本完成。
《报告》统计，截至2018年，浙江民营经济主体占比达到97.6%，成为全省市场经济的绝对主导力量。以存续超过40年的747家市场主体为例，与1979年1月1日前占比超过90%相比，截至2018年公有制经济主体占比减至57%，而非公有制民营经济主体占比则提升到42.8%。
南北浙江的“钟摆现象”
由于区位差异、资源禀赋不同等因素，浙江各地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历史上长期处于“北强南弱”的格局。但改革开放后，伴随产权变革的兴起，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南浙江”锐意创新，民营经济异军突起，显现出后发优势强劲的“边区效应”。而近些年，以杭州为主的“北浙江”因诸多生产力要素优势厚积薄发，再度发力，浙江经济花开两朵，南北呼应。
《报告》显示，改革开放40年间，浙江每十年的新设市场主体总量连续翻番式增长，尤其是1998~2018年期间，新设市场主体增量达到1178万家。但在1979前，浙南地区市场主体总量仅1282家，只有浙北地区（5953家）的约五分之一。
差距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延续。
彼时，“北浙江”新设市场主体总量依旧以6.8万家的规模领先，其中宁波、绍兴、杭州位列全省前三，浙南地区以温州、台州为代表，增量紧随杭州排名第四和第五。
到1988~1998年间，南北浙江的新设市场主体总量均增长10倍左右，但浙南地区首次以56.4万家的数量反超浙北，其中浙江南部的台州、金华分别以27万家和14万家的新设增量，超越杭州和温州排名全省第一、三位。
进入改革开放最近20年，以数字经济、互联网信息为核心产业的“北浙江”再度崛起，浙江区域经济呈现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1998~2008年间，浙北地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再次以248.8万家的体量超越浙南的198.1万家，并将领先40多万家的优势持续到下一个十年。
在区域经济你追我赶的同时，南北浙江也呈现出所有制结构起落不同的发展态势。
《报告》表明，改革开放头十年，浙北地区民营经济主体比重已由1978年的3%上升到54.4%，而在横空出世的“温州模式”带动下，浙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更为强劲。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压力，不少民营经济主体挂靠乡村集体企业，戴上了“红帽子”，在统计数据上以48.6%的民营经济主体占比略低于“北浙江”。
但1988年后，浙南地区民营经济与日俱增，截至1998年比重增加到85.3%，反超浙北3.8个百分点。此后，两地民营经济持续保持齐头并进的增长态势，到2018年占比均超过97%。
产业结构差异化凸显
作为观察区域经济变革的重要导向标，以民营化为主脉的产权清晰运动同步带来了产业结构的相应变迁。
“40年间，浙江勾画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浙南地区制造业市场主体大幅上升，近年浙北地区信息经济等新兴产业生机勃勃，产业转型与升级循序渐进的靓丽风景线。”《报告》指出，期间，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作为核心行业40年未变，但其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和浙江南北的不同区域，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比较优势比照之间，显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曲线。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随着市场逐步开放，物质日渐丰富，批发零售业快速增长，由1979年的38.0%提升到1988年的41.2%；市场的开放又带来人口流动，从而助推住宿餐饮业、居民修理服务的市场主体比重快速上升。同期，制造业、建筑业等的比重则呈较大幅度下降，其中制造业由1979年的41.1%下降到1988年的35.6%。
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二十年，浙江全省市场主体数量开始大幅度提速增长，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传统产业趋于稳定，租赁商务服务业、信息软件技术等崭露头角。2008年后，受到新经济崛起的冲击，传统制造业比重加速下滑。
从地区差别看，南北浙江在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也呈现差异化变迁。“南浙江”的核心产业由改革初期的制造业切换到中后期的批发零售业，其在近十年所有行业中的占比近乎一半。“北浙江”则由改革初始的批发零售业兴起，逐步过渡到中期以纺织服装业为主的制造业比重提升。2008年后随着新经济的风起云涌，“北浙江”开始在投资与资产管理、信息经济、物流等领域与浙南地区拉开明显差距。截至今年1月，浙北此类行业比重已是浙南同类行业比重的2倍以上。
| 
发表于 2018-12-27 0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