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江冬秀做伴娘
石佩兰1991年1月，一个星期天，我听说胡适夫人江冬秀的一位健在的伴娘——石佩兰从芜湖回到老家石家村过年，便与同事宋多键前往登门拜访。
石佩兰正在给乡邻做衣服。她给我们泡上茶后，一边继续踏着缝纫机忙活，一边与我们聊着话。缝纫机“达达……”的响声，丝毫没影响到她与我们的谈话。如此耳聪目明，让人根本想不到她已是时年83岁的高龄了。当我们问起她当年给江冬秀当伴娘的经历时，她略一思索，说：“这事过了七十多年了，可在我脑子里好像还是昨日发生的一般。 ”接着，她娓娓谈起当年的情形：
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是在民国七年，也就是公历1918年1月30日。几天前，伯娘（《闲话胡适》的作者石原皋的母亲）来跟我母亲说，要让我去给胡适的新娘当伴娘。那年，我才11岁。为何要让我当伴娘呢？一是因为伴娘必须是本家或亲戚中十岁以上尚未许聘人家的姑娘。石原皋家与胡适家是亲戚，有兄弟四人，却没有姐妹，我家与他家是本家，算得上是胡适家的远亲了。二是，石原皋的祖父石家树，于民国三年（1914）出资在本村开办了集贤初级小学，我们本家女孩子也能进学念书，算得上是个识书认字的姑娘了。虽然，识不识书字跟当伴娘并没有关系，但在当年已经兴起妇女解放运动的情况下，对于胡适这样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自然让识书字的姑娘做他新娘的伴娘更显般配一些。这些只是大人们之间的议论，我还不明白，只是感觉胡适先生是很了不起的人物，能给他的新娘当伴娘，自然十分高兴。另一方面，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当伴娘，什么都不懂，生怕跌古（绩溪方言，指因不懂得待人接物的礼数而出乖露丑，丢人现眼），有些惴惴不安。经过母亲详细地说了伴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后，心里有了底后，则又盼望日子过得快一点。
终于到了那一天，伯娘起早带我去胡适家，先拜见了胡适先生的母亲冯顺娣。按照亲戚辈份，我应跟石原皋兄弟一样喊她为 “舅婆”。舅婆领我到新人房里等候。新人房设在前堂西厢房，原是舅婆的卧室，现在让给儿子做洞房，自己住到后堂只有一半大的西厢房里，可见她爱子之情深。新人房摆设相当规模简单，一张普通的架子床，一只高橱，一张四仙桌，一张梳妆台，几只方凳。床内张挂着的蚊帐不是通常那种青色麻布制的，而是又白又薄的纱布蚊帐，水红床单上，叠放着被面一红一绿两床棉被，既很亮丽也很时髦。
其他三位伴娘都已先到了。其中一位比我大几岁名叫娟的，大名叫曹诚英，是与我们石家相邻的旺川村人，我们认识。她的同父异母姐姐是胡适的三嫂。另外两位跟我同年的姑娘，都是上庄人，一位名叫婉卿，她父亲胡茂光与胡适是姨表兄弟，她是胡适的表侄女，后来嫁给了胡适先生的表弟冯致远；另一位名叫秋菊，是胡适先生的本家。
新人房的门是开着的，贺客一进堂前门，就能一目了然看清房里的摆设，他们走到房门口，有认得我们的，就打个反招呼，但都不会进到房里来。新郎倌胡适原待在后堂他母亲的房里，参加婚礼的贺客陆陆续续来了，他便出来相见。胡适头戴黑呢礼帽，架着金边眼镜，身穿西装礼服，足登黑色皮鞋，全是新装扮，非常时髦。
将近中午时辰，村口传来了爆竹声，人们都拥到大门外去迎接。我们四个伴娘只能在院子里等候。没一会，花轿抬进了院子里。江冬秀下轿时，胡婉卿掀开轿帘，曹诚英搀扶着江冬秀走出轿来，新娘江冬秀没有红盖头，却是戴着一朵绸缎做的大红牡丹花，浑身打扮也非常时尚。她俩一边一个扶着江冬秀，我和秋菊跟在后面，一齐进了新人房。
新人坐在四仙桌的上横头，曹诚英和胡婉卿陪坐两边，我与胡秋菊陪坐在下边。坐定后，吃三道茶：第一道清茶，第二道是甜茶，第三道是茶叶蛋。最后，一人一小碗肉丝面。
接着就开始举行婚礼仪式。胡适的婚礼破除了旧式礼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旧形式，改为一向母亲三鞠躬、二向众乡亲三鞠躬、夫妻相向三鞠躬。然后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互相用印和证婚人用印，双方交换金戒指，证婚人讲话，新郎讲话。也去祠堂上了香，但没有跪拜，也是三鞠躬，以表示对祖先的缅怀和告慰。
据说，上庄原来的胡氏宗祠在“长毛反”（太平军）时被焚毁了。“长毛反”后，族众推举胡适的父亲胡传主持，花了十年时间才重新修建起来。就在胡氏宗祠落成仪式的舞龙舞狮活动中，胡传看中了前来看“热闹”的冯顺娣，成就了一段姻缘佳话。
绩溪岭北一带旧时婚礼的高潮是“行推”（绩溪方言，称走为行，读hái,称梯子为推，读taì,上梯子登高称爬推，梯子横搁当桥板走，称作行推。），就是在新郎新娘去拜祠堂后，在回来的必经路上，用长凳架起一座长长的梯子桥。待拜堂完毕，小伙子们簇踊而上，要新人抱着事先用长枕头做成的婴儿，新郎拿着事先做成的马鞭，双双爬上梯桥，作赶马姿势，一步一步地跨着走。老老少少看热闹，青年顽童，故意制造惊险行声，使新郎新娘受惊踏空“出洋相”……走到梯桥中途，爬山头，就是用两短梯子搭成等腰三角形由新郎、新娘爬过去。当新郎、新娘在梯山一左一右时，青年顽童又耍些花样。胡适先生也把这个程序省却了。
婚礼是新式的，而婚宴则仍然按照我们岭北乡的传统进行。男女客人中餐吃喜面，设专席待新人，就在堂前正中摆一张八仙桌，由我们4个伴娘作陪。首先是8个冷盆吃酒，是家酿的甜水酒。然后吃六大盆，吃一盆上一盆。第一盆是红烧鸡又叫鸡开口，接着上肉馃，焖蛋，方块红烧肉、蔬菜、红烧鱼，又叫鱼扫尾。这样安排称：“鸡头鱼尾”。当第一盆红烧鸡上席时，由曹诚英将鸡头鸡脚捡入新人席边的另一碗内后，这是不能吃的，然后为新娘捡一只鸡翅和一只鸡腿，表示祝愿新娘是一位手脚麻利的勤快新妇。新娘开始吃了后，我们几个才动筷。这时，新娘与我们之间已不再拘束，开始有话讲了。多是她问，我们答，她问了我们各自的姓名和家里的情况。当第四盆红烧鱼上席时，同样将鱼头鱼尾捡入另一碗内。 “鸡头鱼尾”是吃四盆的固定荤菜。
整个下午，都陪在新人房里，江冬秀与曹诚英还有话说，我们几个就搭不上话了，很觉无聊，便各自寻个由头，分别溜出去玩一会儿，也不敢玩得太久，不时地将外面的新鲜事，回到新人房里来说，气氛也就活跃得多了。
晚餐是正式吃喜酒。我们则陪江冬秀在新人房里吃。当红烧肉上桌后，新郎新娘便由冯顺娣领着到各桌上去敬酒认亲。只有曹诚英陪侍着，我们三个小人就没有跟着去。现在认亲，亲戚中的长辈要给新娘见面礼，那时候，酒席上不给，须在新娘登门拜见长辈时才给。
那晚摆了多少桌喜酒，不清楚，只知道除了在胡适先生自己家里前后堂各有四桌，另外借了左邻右舍许多家。足足敬了半个多小时，曹诚英才陪着江冬秀回来。
散席后，没有进行传统的闹洞房，我们也就完成了陪娘的角色。
说到这里，石佩兰笑着说：“也真是奇怪，我小时候当了好多次伴娘，其他的几次都模糊记不清了，只有这一次，直到现在，始终记忆犹新。 ”
我们问她后来见过江冬秀和曹诚英没有？她说：“再没有见过，终究是远亲，平常时也不太往来，只晓得她们回来过，冯顺娣去世，胡适和江冬秀都回来奔丧了，却没有见到过他们。后来听说江冬秀与曹诚英闹翻了，为什么事体闹翻的，也不太清楚。 ”
原载：2013年7月18日安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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